张粟山
网站用户
每次来到小崔村，我心里都会格外高兴，因为大姐的家就在这座滹沱河畔的小村庄里。
今年暮秋时节，大姐生病了，我从外甥女颖华的电话中得知，大姐近来失眠、头晕、浑身无力，血压也高了上去，长时间不能降下来。大姐很难受，全家人很着急。因为舍不得花钱，没有去县人民医院治疗，而是选择到县医院附近的一家私人诊所看病，据说那是一位退役军医开设的，收费较低，村民们都认为那位医生的医术挺好，尤其是对患者的态度特别好，所以前往诊所看病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大姐在诊所住了一个星期，做理疗，按摩头部，中药材泡脚，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专业的治疗，但大姐觉得自己的病情得到了好转，便出院回家，没有去县医院治疗。我总是感觉不放心，给姐夫打电话，劝说大姐去石家庄的大医院诊断治疗。我原本预定好了去饶阳的火车票，得知大姐要去省城医院看病，于是便退了车票，回到甘肃工作。
颖华的女儿在石家庄工作，正好她回乡，于是颖华和她的女儿一起陪伴大姐去省城看病。
我打电话询问情况，大姐说“没事，挺好的”，她是怕我不放心，所以从来不说自己的病情。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衰老是必然趋势，生病总是难免的，没有百病缠身就算不错了。人到老年，不生大病就算幸运了。
时令已过了冬至，北方的天气已是很冷了。正好有机会返回北京办事，我便抽空急急回到饶阳，从火车站坐上出租车赶往小崔村。提前给大姐夫打了电话，我说中午到家，等我到达村里的时候，大姐夫已在村口等候，看来是等候了一段时间，他身穿棉大衣，脸面被寒风吹得僵硬。我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大姐夫的脸上露出了笑模样。他的听力不好，总是发出“啊啊”的声音，我只好提高调门，大声地跟他讲话。
时隔二年时间，大姐夫显得更加苍老了，形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位老人。
大姐正在堂屋里忙碌着准备午饭，外甥女银红坐在灶膛前烧火，银红六岁的小儿子是一位顽童，在屋子里跳窜奔跑，增添着热闹的气氛。
大姐讲话仍是高声朗调，只是行动变得缓慢了，满头华发更加稀疏，仿佛枯草在风中飘拂。大概是生病的缘故吧，仅仅两年时间没见，大姐竟然变得这样衰老了。我心里想，即使工作再忙碌，自己也应当争取多回来几趟看看大姐，珍惜这份真挚的姐弟之情。
大姐家仍住着从前的老房子，五十多年了，房子更加陈旧破败，他们仅仅靠着几亩地种庄稼，养几只鸡几头羊几头牛，不过是够维持日常生活开销，肯定攒不够翻盖新房的钱。好在儿子早已结婚，两个女儿也已出嫁，除了看病，家中再无大笔支出，生活温饱有余，富裕不足。大姐和姐夫特别勤快，一年四季劳作不辍，况且又是乐天知命，知足常乐，日子倒是过得挺安宁。
堂屋并不是客厅，而是厨房，迎门北墙下支着案板和橱柜，进门两旁是两个灶台，联通两旁厢房的土炕和烟囱，烧秸秆做饭产生的热气可供冬季取暖。灶台旁放置一个大水翁，翁口盖着高粱杆编织的帘子。院子里通上了自来水，但没有引进堂屋，所以用水桶接水倒进水翁，供做饭洗漱之用。
大姐和姐夫曾经住在西厢房，公公婆婆住在东厢房，后来公婆相继离世，他们便搬到了东厢房，西屋当作仓库，储存粮食和喂牲口的饲料，春天则在屋里养育鸡雏。
东厢房里生着火炉，烟囱从屋顶通向窗外。室外已是零下八九度，屋子里却感到很暖和。只是因为生着炉子，到处飘着烟尘。柜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屏幕上落满浮尘，估计是很长时间没有看电视了。土墙上挂着两个相框，里面插着我的几张戎装照。
火炉上的水壶发出“滋滋”的舒缓节奏，壶嘴冒出一缕轻柔的白烟，水烧开来，大姐给我倒开水。她说，喝点儿吧，这水是矿泉水。
村里已经接通了天然气，做饭取暖十分方便，干净卫生。但接气需要每户缴纳三千元开户费，政府补贴一半，个人只需出一半的钱。老人们都觉得出一笔钱不划算，燃气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还是烧煤烧秸秆省钱，所以大都没有接通气源。近年县政府严厉整治农村空气污染，严禁烧煤烧秸秆，甚至都不让卖煤块。但很难根治，私下仍有人走村串户卖煤，再说庄稼秸秆不用花钱，老人们自然不愿使用天然气。年轻人都乐意使用，天然气使用方便，杜绝了烧煤烧秸秆的污染，彻底告别了从前的烟熏火燎。
大姐家生火炉用煤球，做饭仍用秸秆和树枝。
银红的小儿子钻到衣柜下面，从柜子底下找出一把橡皮圈，放在炕上玩耍，玩得挺开心，自得乐趣。
大姐和银红做好了午饭，已是晌午吃饭的时候了，外甥颖超还没有回家，银红便给哥哥打电话，不一会儿他就独自回来了，媳妇还留在那里干活。
颖超在村北承包地建设了两座温室大棚，种过蔬菜和甜瓜，今年栽种了葡萄，每天钻在大棚里施肥、浇水、除虫、修剪枝叶。忙的时候，还要花钱雇人帮忙。姐夫帮儿子算了算细账，雇工一天一百块钱，管一顿午饭要十来块钱，通常是叫外卖送到大棚里。每天两瓶矿泉水，夏天炎热的时候一天要喝五六瓶水，一块钱一瓶水。这样算下来，一个月雇一个工起码要支出三千五百元。物价在上涨，水涨船高，雇工的价码也在随着提高。
一个大棚的年收入有三四万，除去投入物资成本，不算人工，纯收入约占一半。
颖超有几年外出打工，基本是在北京、天津的建筑工地干活，劳动强度大，收入不多，还常常遭遇欠薪而拿不到工钱。倒是回家创业，在家门口做事，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
大姐夫在炕前支起饭桌，一家人围拢在一起午餐，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面对一桌子丰盛的美食，银红的小儿子却不感兴趣，吃了两口菜便溜下桌去，跑到院子里玩耍。对于这位顽童来说，玩，比什么都好。大人们都在说邻里村里县里的事情，没人跟他玩。
一大盆红烧炖鸡块摆放在我的面前，热气腾腾，散发着诱人馋涎的香气，鸡汤上面漂着一层油花。大姐昨天宰杀了自家的一只三斤重的母鸡，今天上午铁锅劈柴炖熟，滋味醇美。大姐一直在劝我多吃鸡块，她自己却一块也没有吃，巴不得我一个人这顿饭吃掉这只肥美的老母鸡。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是银红带来的，她家也有两座大棚，栽种西红柿和黄瓜。还有一盆蒸红薯，剥开土褐色的外皮，露出金黄的色泽，热气夹着香气，扑面而来，诱惑食欲。蒸熟的红薯异常绵软香甜，显然不能用手拿起来吃，只能用筷子夹起一块，放进口中慢慢咀嚼，比蜂蜜还要甜呢！
我终于吃到了童年的滋味。
迎门橱下有一个塑料筐，大姐夫把筐拽出来，里面装着半筐红薯。饭后，银红将红薯倒出来，一块块精心挑选，捡出来十几块，装进一只塑料袋，让我带走。
又到了孩子们下午上课的时间，银红的大儿子骑车送弟弟去自家居住的屯里村小学，这位顽童正在学前班，等到秋天就该上一年级了。
颖华骑着自行车回到娘家，她给父亲捎来了自家的电动车充电器。姐夫说，他的充电器充不进电了，用小华的试一试。颖华婆家影林村的妯娌那边亲戚办喜事，她上午帮助做饭招待妯娌家的亲朋好友，直到吃过午饭，帮助收拾完了才来小崔村。
颖华曾在小崔村小学担任多年的民办教师，一直没有机会转为正式的，后来便辞去这份收入不高的差事，到县城的工厂里打工。她的女儿高中毕业后考入安徽工业大学，应当算是晚辈孩子们中最有出息的，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毕业后在石家庄一家公司工作。
颖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读完初中就外出打工了，目前在北京郊外的一座工厂里上班，包吃包住，但女儿嫌工厂食堂的伙食不好吃，常常跟工友们结伴到街上饭馆用餐，工资收入不够日常开销，颖超还要给她寄钱。他的小女儿在邻村圣水村读小学。
银红的大儿子十七八岁，早已离开了学校，加入打工者的行列。这里村中的青少年基本上都是读到初中就辍学了，只有少数人到县城继续读高中，参加高考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像颖华的女儿读了四年大学，家中供应学费和生活费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她学的专业是铁路勘测设计，毕业后也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收入仅够维持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费。女儿很孝顺父母，懂得感恩，参加工作后领到工资，便给家里买了两台空调。近年来我国大学不断扩招，高考录取率大幅提高，想上大学不再是难事，但大学生毕业容易就业难，许多农村家长不再像过去那样笃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上大学最好的结局无非是离开了农村，过上了城市生活，但他们在城市里仍然属于低收入人群。
大姐曾经是很健谈的，并且嗓门高，话音敞亮。这几年衰老了，近来又在生病，所以说话不多，气色也大不如从前了。只是今天我回来了，大姐心情愉快，脸上的神色也因之安详。吃罢午餐，大家坐在屋里闲谈，姐妹两人提醒母亲喝药。大姐从橱柜里提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花花绿绿装着五六个药盒，她掏出一个药瓶，数了几粒，端起水杯喝下药去。
大姐夫完全变成了一位老农，头发花白，满嘴的牙齿几乎都快掉光了。家中养着一头牛，还有几只羊和一群鸡，当然还有猫狗。最多的时候养了五头牛，其中有三只母牛，每天喂食，定时挤奶，一年到头忙碌不停。正是因为喂牛，大姐夫在使用铡草机加工饲料的时候，一时疏忽，切掉了三根手指，但几年下来，他一直用残损的手劳作不辍。大姐夫是一位勤劳、正直、朴实、善良的农夫，具备传统农民一切优良的品德。对于他而言，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种庄稼、养牲畜，依靠劳动获取粮食，生活温饱，衣食无忧，就是最大的心愿，他感到心满意足。
大姐和姐夫这一代人饱尝艰辛，在他们的童年、少年、青年甚至是中年时期，经历过饥饿的折磨，常年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要忍饥挨饿，种粮食的农民却不得一饱。生活温饱成了他们心中最迫切的愿望，但在饥饿的年代里却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奢望。现在衣食无忧了，尽管没有养老金，但他们终于过上了舒心顺心的日子。
我喜爱欣赏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播种者》《拾穗者》《晚祷》《出工》《喂食》等作品，那两位勤奋劳作的农夫农妇，我从中看到了大姐和姐夫的身影。我长久地凝视着宁静的画面，朴实的田野就像是故乡的景象，我看到了自己思念的亲人。
小崔村也得益于国家扶贫政策，村街修成了笔直平坦的水泥路，从滹沱河大堤下来，有两条路进村，我乘坐的出租车直接开到了大姐家门口。墙上钉上了路牌，就叫“扶贫路”。村内的旧房子已经很少，大多数人家都翻盖了新房，村北则全部是新建的住宅，大稍门洞，大铁门，整齐的院落显得富丽气派，自家的汽车可以开进院子里。
滹沱河大堤，顶上原来是土路，雨后泥泞不堪，坎坷难行，现在铺上了水泥路，笔直、平坦、宽阔。
从白池村到小崔村有七公里的距离，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从白池村穿过县城，经过菜园村、段君道、故城，到达小崔村。二是从县城经君香村、杨君道、圣水村，东行到达。三是从段君道东去，再沿着滹沱河大堤，一直向南到达。
我去小崔村探望大姐，四十多年间，记不清走过了多少趟。这三条路都走过，路况熟记于心。骑着自行车悠悠而行，观赏沿途田野与村镇的风光，中午到达小崔村，吃过午饭再原路返回白池村。
姨妈住在段君道，家就在村头大路旁，几乎每次都要在那里停留一下，或者留下吃过晚饭再回白池村。姨妈去世后，就不再去段君道了，但每次路过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深情望一眼姨妈曾经居住的那座旧房子，此时眼泪就会模糊了我的双眼。
大姐出嫁到小崔村后，每次回娘家白池村，都是姐夫赶着毛驴车送她，后来是开着拖拉机或电动三轮车。而平时到附近的屯里乡、留楚乡及县城赶集，只好步行。为了不耽误干农活的时间，大姐下决心学骑自行车，在大女儿的帮助下，她很快便学会了，外出办事方便多了。
我高中毕业后，独自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高考，那时心中是非常迷茫的，生活单调而寂寥。大姐骑车到县城赶集，总是给我买许多食物送来。柿饼子、炸油条、炸馓子、鸡蛋灌饼、熏肠、新蒸的包子等等，她总是变着花样买，填饱我饥饿的肚子。当年我只是一位十七岁的懵懂少年，那时不过是当作家乡的美食吃下肚去，只知道吃饱了不饿。然而等时间流逝了四十年后，再想到大姐给我送来的那些食物，才懂得了每一样每一份美食都饱含着浓浓的姐弟情。
参军三年半之后，我回到了故乡。颖华、颖超和银红一起到白池村来看我，我们一同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摄了一幅合影。我身穿军官服端坐在前，三个孩子环绕左右站立。那时颖华不过十二三岁，银红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时光流逝得太快了，三十五年转瞬即逝，再翻出这张珍藏在影册里的黑白照片仔细端详，顿生今昔之叹，感慨万千。
下午四点，到了约定的时间，司机爽约，出租车没有来小崔村。颖超和银红赶紧在各自的手机里查找其他司机的联系电话，终于联系上了一辆出租车，颖超陪着我到大河堤路口等车，黄昏赶到县城西边的火车站，乘坐夜车返回远方的城市。
火车急速奔向远方，沿途在几个小站停留，都会有几个乘客上下车。尽管离开了小崔村，但我心中仍在回味着这一天在大姐家的情形，甚至是一个个细节。我想，再有一个半月就要过年了，是否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事情，春节回到小崔村吧，跟大姐一起过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