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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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我每次回到故乡，总想去白池村小学里去看看，站在校门外，深情注视着校园里的境况，尽管校园已非从前的景象，但是，对于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的童年时光留在了这里。
在我离开小学到邻村的思吉村读中学的时候，在村南的打谷场旁边，曾经建起了新校舍，但不知何故，后来又搬回了村街中心的学校旧址。只是，拆掉了我上学时的平房，建起了二层楼的新教室。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新校舍早已变得陈旧了。
我六岁的时候，三姐上学了。我也要去，跟在姐姐身后跑到教室里，但毕竟顽童的天性难改，哪里有耐心安静地坐稳听课，所以没有几天就不去了。次年，正式入白池村小学读书，母亲为我缝制了花布书包。教室里空空荡荡，没有课桌和椅子，墙上只有一块用水泥抹成的黑板。因此，每日上学和下课的时候，身上除了背着花书包，肩上还扛着凳子，手中提着小板凳。凳子就当课桌用，每天在学校与家之间搬来搬去。
语文教师路香果，算术教师刘金榜。“毛主席万岁”五字为人生识字之始。路香果是村庄西头的人，后来被邻居青年威逼成婚，婚后便不再任教。刘金榜是我家的西邻，算来还是我的远方表哥。他负责为我理发，每当头发长了的时候，我便到他家里去，待他吃过了午饭，便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理发。他也几乎每天放学后，都要到我家里来，他喜欢跟我母亲拉家常。当然，这无疑对我很不利。有时他会向我的母亲通报我在学校里的顽皮表现，让我吃饭的时候面对母亲，心中感到忐忑不安。但似乎母亲并没有因为我顽皮而责备我。母亲的宽容，却使我心中总是怀揣着一份惴惴。
一个炎热的盛夏午后，我带领几位小同学到村头的水塘里游泳，在水中打逗嬉闹，竟然忘记了下午还要上学这件事。这时，刘老师找来了，从池塘边歪斜的柳树上拿走了我们的短裤和背心，送到了我的家中。这回，我可是清楚地记得受到了母亲严厉的批评。要知道，夏日暴雨如注，水塘中的水有五六米深，倘若游泳出现意外，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小学二年级，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南泥湾》歌舞排练。头扎白毛巾，双手挥动木棍，在悠扬的歌声伴奏下，模拟掘地垦荒动作，准备到思吉村中学参加城关公社组织的中小学文艺汇演。我很认真地参加排练，没想到临近去汇演的时候，却被刷下场。为这件事，我对刘老师抱怨了好几天。
教室的东西墙壁上有两块黑板，西面的一块，老师用来授课，东面墙上的那块就用来写大标语。我喜爱写美术字，黄昏放学后，在教室后墙的黑板上写大标语。模拟报纸作品，又作民歌短诗数首，类似顺口溜。
小学时期，遇到麦收秋收均放假，我们小学生也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力所能及帮助家长干一些轻微的农活。夏日麦收最苦，汗流浃背，弯腰在麦地里捡麦穗，双手常常被麦芒刺疼，而脚难免又要被麦茬扎破。腰酸腿疼，很累，更渴，见到凉水就要喝个没完没了。有时趴在水渠边，就像小牛犊一般畅饮起来，待到站起身来，就感到了水在肚子里晃荡。更饿，好像天天都在忍饥挨饿，饭量极大。那的确是一个贫困而又饥饿的年代，农业生产落后，粮食自给不足，反而先要交足了公粮，生产队留足种子与储备粮，才能轮到乡亲们分配剩余的粮食。种粮食的人反而吃不饱饭，一年四季倒有三季食不果腹，无奈只得以瓜菜代粮，春天的野菜也能派上大用场，填饱我们辘辘的饥肠。
秋收劳动最有意思。收获高粱和玉米的时候，我们嚼着青秸秆，像甘蔗一样甜。拔花生的时候，随手可以剥花生吃。我们几位顽童还曾蹲在干涸的河沟里，用玉米秸烧花生，烤玉米，吃得香甜可口，吃得肚子滚圆，吃得嘴巴黑成一片，吃得人人喜笑颜开。再用秸秆的草木灰烘烤蚂蚱，我们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天赐的美味佳肴。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到河套的树林里，从地柳丛上擗树条，扛回学校，坐在院子里，双手捋去柳条的外皮儿。那时学校后面有一座地窖子，生产队组织制作手工柳编工艺品，据说产品供应出口，而柳条正是柳编工艺品的生产原材料。柳条上有一种毛毛虫，体积很小，身上长满了白色的细毛绒，有毒，只要粘到皮肤上，活像针扎火燎一般，感到火辣辣的疼痛。因此，在擗树条和捋皮儿的时候要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被它蛰伤。
冬天教室里要生火炉，每个学生都有任务，秋后拾柴火，主要是挖豆根，用作生火炉的引火柴。我们捡来的豆根堆在教室窗外的墙根下，足够使用一个冬天。
小学的院子是村庄的一个公共场所，村里的集体聚会就在校园里进行。老支书经常在校园里召集村民开大会，开会记公分，乡亲们难得歇上小半天，所以来的人很多，几乎挤满了整座校园。男人们坐在地上抽烟聊天，妇女们交头接耳谈话，手中不停地做着针线活，谁也没有心思听老支书做的形势报告，什么苏修美帝，什么抓革命促生产，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跟白池村有鸟蛋的关系？不管人们听不听，老支书讲起来十分认真，当然，桌子上的那一壶开水喝完了之后，会议也就宣告结束。最后的总结讲话，无一例外，要忆苦思甜，讲一讲白池村旧社会的苦，让大伙牢记新社会的甜。无奈大家的肚子都是空空的，食不果腹，真还没有尝到社会主义的甜头，所以老支书的讲话就像热开水浇在石头上，无论如何石头上是长不出嫩苗苗的。
在我读完五年级离开白池村小学的时候，老支书高中毕业的儿子担任了小学的教师。
空空荡荡的校园里立着两根木头杆子，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每个月总有一两个夜晚，乡亲们就会聚拢在校园里，天黑下来的时候，那两根木头杆子扯起了一大张黑边的白布，这就是银幕，公社的放映员来村里放电影。发电机在院子门口突突响起来了，听到机器的声音，人们匆匆吃过晚饭，手中拎着小板凳，纷纷跑来占座位，只等电影播放。许多老人不愿在人堆里跟年轻人挤在一块，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银幕的背后，从反面观看，同样看得津津有味。对于老人们来讲，看什么无所谓，老哥儿们聚在一起说说话，劳累了一天，坐在这里好好歇一歇，这比什么都强。我的父亲，看电影最积极，每次都是坐在银幕的反面观看，每次都要坚持看完，但待到放映结束的时候，他早已缩成一团睡着了，被邻人唤醒，懵懵懂懂回家睡觉。
每次播放故事片之前，老支书还要拿起话筒讲几句话，布置近日的农业生产任务，捎带着再讲讲当前的革命形势，总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他讲话结束后，首先播放新闻纪录片，大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威尔霍查以及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小男孩喜爱的影片，无疑是《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奇袭白虎团》之类的战争片，百看不厌，一边仰头观看，一边打逗起来，到处乱跑，把个电影看得热闹非凡，兴奋不已。隔了一夜，次日上学，还在激动地谈论电影中的精彩情节，绘声绘色地模仿《渡江侦察记》中的那段经典对白。
要数最热闹的，还要算过年的时候在校园里舞狮子。白池村的狮子舞，在县城周围的四乡八村里算是响当当的了。正月初一，锣鼓敲响了高亢的节奏，渲染出年节的浓郁气氛，锣鼓的声音迷惑着村童们的心，纷纷跑来，聚拢在小学院子里观看舞狮子。校园中央用几张八仙桌架起了台子，在锣鼓的旋律伴奏下，舞狮子的引领员手擎红绣球，一步步将两只狮子逗引上高台，腾挪跳跃表演一番，然后腾空跃下，博得场内一片喝彩声。
大约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村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白池村历史上的第一台电视。在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专门制作了一个铁架子，把电视放在架子上。在放电影用的一棵木杆子顶上，绑架着电视天线。在此之前，要想看电视，那可是要跑到县城的机关或者工厂里去看，而人家总是不乐意让村民们观看，守门人把守得非常严实。像我们这群顽童，常常是悄悄翻越架设了笼形铁丝网的围墙，钻到县机关的会议室里偷看电视，忠于职守的守门人拿我们没办法，他管得住大门，管不了围墙。
好啊，白池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了！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再也不用瞧人家县城里的公家人的脸色了！
每天晚上，乡亲们吃过晚饭，就到小学里来看电视。毕竟人太多，屋子就要显得小了，晚来的人们不得不站在门窗外面，伸长了脖子观看。我的父亲又成了电视迷，不管白天劳作多么累，每晚都要去看电视，拎着一个小板凳，早早地占据了前面的最佳位置，一直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再见”两个醒目的大字，接着就是满屏的雪花和沙沙的响声，那时他才会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
从一台小小的电视机，乡亲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大家都说比老支书讲的国际国内形势还要出彩，很有看头。
想到白池村小学，最难忘的，还是各位老师。同学张亚宁的父母都在学校任教，他们讲普通话，同学们私下里嘲笑他们平时讲话的腔调，对他们彬彬有礼的言行并不买账。张亚宁和父母住在学校的一间房子里，我经常跑进去玩。他家里有一台唱片机，张亚宁就会动手播放密纹胶质大唱片，让我感觉十分神奇。他还会拉二胡，能够拉出许多首乐曲，也会吹口琴，我非常佩服他的才华，简直是五体投地。从小学到高中，我俩一直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张亚宁分配在县城的印染厂担任会计。数年前，我回乡探亲，特意打听张亚宁的生活状况。一位同学告诉我，印染厂早已停工，不知张亚宁现在做什么。
白池村小学里还有一位算术老师，邵村人，但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里。年纪大概四五十岁吧，现在却是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冬天他穿着一身的黑棉袄，形单影只，颇有一些寂寞的意味。他喜爱书法，几乎一有空就坐在自己的宿舍里练字。桌子上堆满了报纸，每张报纸上都写得漆黑一片，我是看不清的，但他却是一边跟我说话，一边不停地挥舞笔墨，从中自得其乐。
四十余年过去了，我的老师们，你们还好吧？
今年清明时节回到白池村，清早漫步在村街上，无意中就走到了小学门口，门柱的牌匾却换成了村委会。一位乡亲告诉我，村里在村西环城路旁新建了学校，一座四层大楼，还有足球场。近年来，乡村小学撤点并校，周围村庄的学童都来白池村小学读书，然而本村的许多孩子却送到了县城的学校里上学。年轻的父母们更有头脑，他们认为县城里的教育质量总要比乡下的小学好得多，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多花钱也值得。
我想，下次回乡，一定到村西新建的白池村小学里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