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营,人称“老营营”,在白池村以做豆腐出名,手艺好,人勤快,他做的豆腐又白又嫩,清香可口,散发着醇厚的豆香味。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豆腐就是一种美食,吃起来比五花肉炖菜还香呢!
他是村子里第一个起床的人,也是第一个走出家门的人。做豆腐很辛苦,尤其是在寒冬腊月。每天睡前要择拣豆子,在瓦缸里泡发,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开始忙碌起来。磨豆子、熬豆浆、点卤水、打豆包,然后将麻包放置在木架上控水,让热豆腐冷却定型,经过这样一套完整复杂的工序,一包豆腐才算做好了。此时天色已是蒙蒙亮了,他把一包豆腐,连同垫在豆腐麻包下面的竹篦子,一起放置在独轮平板手推车上,走出家门,走上村街叫卖。
营营卖豆腐并不高声吆喝,他的手推车上除了放着一麻包豆腐,还有一把刀和一个木梆子,刀用来切豆腐块,敲打木梆子等于给乡亲们传递卖豆腐的信号,这比他张口费劲叫卖还奏效,听到清脆的木梆子声,人人纷纷走出家门换豆腐。沿着冷冷清清的村街走上一段路,停下车,等候,他便举起木梆子敲打几声,悠扬的旋律在空寂的村街上空飘荡,准时唤醒沉睡的人们。每家母亲就会赶紧起身准备一家人的早餐,转身呼唤赖在床上睡懒觉的孩子们:“营营来了,天都亮了,快起床吧!”
家里的大孩子就会从灶台上拿起一个大瓷碗,从粮食袋中舀出来半碗黄豆或者黑豆,跑到营营跟前,换取满满的一大碗豆腐块。
在村子里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惯例,豆腐不是用钱买,而是用豆子交换,一斤豆子能够制作成三斤左右的豆腐。通常都是一斤豆子交换两大块豆腐,大约二斤的分量,从一斤豆子中赚取一斤豆腐,便是营营的收益。
在饶阳,你要知道所有人的早餐都是要喝豆腐脑的,一清二白的小葱拌豆腐,看起来悦目娱心,吃起来更是有滋有味。
每天清晨,营营叔用木梆子敲打出来的悠扬韵律,就是白池村的一支晨曲。
我家的人口多,鲜嫩的豆腐是吃不起的,只能换一些豆腐渣,用来炒菜。父亲一只手抓着一把豆子,另一手攥着一个空碗,走到营营的豆腐摊前,换取满满一碗豆腐渣,他每次都给盛得冒尖。母亲用白菜疙瘩头炒豆腐渣,出锅的时候再放入四五个红辣椒,对于常年忍饥挨饿的胃口来说,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味道挺好。
那时,村中也只有营营一家做豆腐,改革开放之后,白池村陆续有七八家开始做这个营生,效益很好,赚了一笔钱,都卖到了县城的大街小巷,白池豆腐随之也出名了,大受县城居民追捧。
每当进入腊月,营营的生意就格外忙碌起来。每户人家都要提前预定,最少要一大麻包,人口多的庄户就要二三包。人们制作冻豆腐,那可是年节里炖肉烩菜必不可少的食材。把三寸见方的豆腐块切成豆丁块,用细线穿成串,挂在墙外,风干之后就成了冻豆腐,炖肉菜的时候,它最容易吸汤入味。一大锅由肥猪肉片、大白菜、萝卜、粉条、鸡腿蘑菇和冻豆腐炖熟的烩肉菜,注定要让人吃得满嘴流油、满头大汗、满心欢喜。你说,除夕的这道大菜里要是缺少了冻豆腐哪行啊!
每当到了年根底下,营营就更忙了。除了白天黑夜加班做豆腐,他还有一项活计,就是杀猪,他又当上了屠夫。他家空旷的院子里,支起了那口直径四尺半的铸铁大黑锅,旁边堆积的烧水劈柴也有七尺多高,站在村街上,远远就能望见。全村的猪都怕他,在街上四处觅食的群猪,都要胆怯地躲避他家的院子绕道走。如果哪头猪不小心在街上撞到了营营的脚下,似乎一下子就嗅到了那股刺鼻的血腥味道,掉头撒腿就跑远了。猪本来是懒散的家伙,遇到屠夫却狂奔而去,真是一件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
庄稼人辛苦劳作了一年,到了年终,怎么也得犒劳一下家人们。欢欢喜喜过大年,家家都要宰杀一头猪。那时的乡村生活还很贫困,多数人家杀了猪,就把猪肉扛到县城集市上出售,卖得一笔钱过日子,只留下三五斤肥肉,以及猪头、猪蹄、猪下水,这就足够年节里自家人食用与待客了。
牲畜被人宰杀是它们的宿命,这也正是人们喂养它们的目的。俗言“人怕出名猪怕壮”,营营在白池村杀猪是小有名气的,他倒是不怕出名,反正不管谁家的猪养大了,都要送到他那里屠宰。一只小猪仔只有四五斤的重量,一二年工夫,经过妇女们精心饲养,都会长到三四百斤。一头大肥猪,可是家中的宝贝啊,全靠宰了它卖出个好价钱,这甚至是每家每户在生产队集体经济时代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供给全家人吃穿用度。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不足糊口,就要用这笔钱到农贸市场上买粮食。
猪没有其它选择了,又无路可逃,只得乖乖受戮。猪被人用木棍驱赶着,慢吞吞走向营营家,一路哼哼唧唧,真是不情愿,似乎是怨声载道,听起来分明是声声哀叹。
营营的院子里早已站满了人,除了几位帮忙的小伙子,大多数都是来围观看热闹的,有大人,也有孩子,杀猪总是一年中人人盼望着的一场重头戏。
营营稳稳当当地坐在板凳上,手中握着那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慢条斯理地在磨刀石上打磨,不紧不慢地推过去又拉过来,让刀子变得更加锋利。一群村童围拢在他四周观看,他赶着孩子们离开:“去去去,有什么好看的!”
此时,四个虎背熊腰的壮汉合力摁倒了一头黑猪,一个人伸手利索地用麻绳捆住四只猪蹄,四蹄朝天的肥猪顿时泄了劲,然后大家松开手,任凭它躺在地上呻吟不止。待到营营磨好了杀猪刀,站起身,众人用力抬起那头肥猪,放置在木凳上,使劲摁住拼尽浑身力气挣扎的家伙。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营营一只手扭住宽大的猪耳,另一只手挥起锋利的刀子,用力插进猪的脖颈,稳、准、狠,一刀致命!一股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哗哗哗”淌进猪头下面早已预备好的大铝盆,里面放好了几斤白面粉,猪血混合进了面粉,凝结之后就变成了十几斤的血豆腐,这就是制作杀猪菜的最佳食材了。
那只直径四尺半的大锅里,水早已烧得滚开,大家把咽气的肥猪抬起放入铁锅的沸水里,营营趁热用刀子刮毛,刮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把猪架子肉挂起来,开膛、摘下水、分割骨肉,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围观的乡亲们为营营鼓掌叫好。
割下不超过三斤的肥肉,留下大盆里的十几斤血豆腐,这就是营营为人杀猪得到的报酬。
营营还有一个弟弟,我按照村中辈分叫他“良舅”,人们都喊他“傻良”。良舅是一个单身汉,担任生产队饲养员,就住在饲养室里,他不回家,也不参与哥哥家的事情。
营营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帮手,其昌和其臣兄弟俩平时跟父亲一起做豆腐,过年的时候就跟着杀猪宰羊。
乡亲们都喊弟弟其臣为“美国臣”,不知何人何时给他起的这么一个绰号,就连七八岁的顽童们也高声叫喊着,久而久之,无论谁喊这个绰号,他都会笑眯眯地爽快地答应下来,谁还记得他的真名实姓呢?在冀中平原腹地的这座小村庄里,一个人的绰号怎么跟遥远的过度挂上钩呢?真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其臣的年龄大概比我大十余岁吧,每次遇到我的时候,他总会跟我开玩笑,但我还是毕恭毕敬地喊他一声“臣哥”。
其昌的媳妇素儿,身材娇小,相貌平平,脸上有一些雀斑,只能算是一般的农村妇女,但不知她具有什么魔力,村中三四位大龄青年常常聚集在她家中打牌喝酒娱乐,当然是男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某夜,那几个小伙子偷窃了邻居家的一只老母鸡,不知是为了取悦于素儿,还是奉妇人之命而胡作非为,鲁莽地干了一桩偷鸡摸狗的不光彩事情,夜半宰杀,炖熟后给吃掉了。邻居告到了村干部那里,生产队在村小学的院子里召开批斗会,素儿和几个小伙子并排站在空场地上,低着头,挨了一顿批。
前年春天回乡,某日早上,我在二哥家遇到了其臣,三十多年没见面,他已变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他脸庞红扑扑,眼睛红肿,目光迷离,面目怔忪,似乎是宿酒未醒的样子。二哥却说,一天三顿酒,这是起床刚喝美了。几块钱一斤的酒,越喝越上瘾。
“臣哥,你这是顿顿有酒喝、天天是过年,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我主动跟他打招呼。
“老弟,你还在部队上当官享福啊?”
他还没有忘了打趣我,仍像是三十年前那样,见面就要逗一逗。
原来,他的儿子在村西开发区工厂当保安,跟我二哥在一起看守工厂的大门。这天,他的儿子临时有事不能上岗,他便来告知我二哥去替班。二哥赶紧吃早餐,放下碗筷,骑上自行车就出了家门,急速奔向村外的工厂。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过上了好日子,其臣无忧无虑,也不用再去打工挣钱了,手头的那点儿积蓄足够他吃喝不愁,平时往县城的超市里,花上几块钱就能买到一瓶烧酒,回到家独酌慢饮,可以美美地喝上几天了。
如今,白池村已经没有人做豆腐了,并且也不再养猪,因为县城里有河南人出售机器制作的豆腐,价格便宜,本地土法制作的豆腐尽管好吃,但却失去了价格优势,渐渐失去了消费者。猪饲料价格连年上涨,猪肉售价忽高忽低,自家养猪太不划算了,抵不过资本化运作、规模化经营、机械化养殖、市场化销售的养猪场,再说大家都忙着外出打工,也没有闲工夫喂猪。
假若营营还健在的话,不能再做豆腐,又没有猪可杀,他又该从事什么营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