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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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老年，总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往事，尽管那早已是数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但记忆却是分外清晰，而且这种回忆往往能够温暖怀抱。童年时期，那无疑是苦难的岁月，它毕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经历了几十年岁月风沙淘洗之后，饥饿和贫困的苦涩生命体验，似乎都已沉淀，仅仅剩下对于流逝的往昔岁月的深情眷恋。
童年，在我的心中，三位兄长都是令我仰慕的英雄好汉。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令我羡慕的本领，个个身怀绝技，膂力过人，体魄强壮，吃苦耐劳，那是让我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哥哥们就是我心中的偶像，我热切期盼着快快长高，等自己长大后，像他们那样强壮有力，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冀中农村，乡亲们正处于极度贫困的生存状态。是的，极度贫困，无论男女老少，人人挣扎在温饱线以下，终年劳作不息，唯一的愿望就是得到温饱，尤其是获得足够的粮食填饱肚子，不再终年忍饥挨饿。如今，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衣食无忧，但在那时，想要每天每顿饭都能吃饱了，谈何容易！“家有余粮，顿顿有肉”，这句流传在冀中平原乡村中的顺口溜，曾经是乡亲们心目中瞩望的共产主义新农村美好愿景。人民公社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实行集体劳动，个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共同贫困，束缚手脚，无可奈何。麦秋两季，乡亲们终日在田间劳作，挥汗如雨，衣衫尽湿，疲惫不堪。尽管人人使尽了浑身的力气，勤奋劳动，却没能换得温饱，挣扎在温饱线下，为求一饱而不得，一日三餐吃饱饭，竟然成为每个农民心中的奢望。麦收过后，打下的麦子，首先要按照公社下达的公粮征收指标，足额上交到县粮食局的粮库，剩余的麦子才能按照各家各户的人口数分配，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上交公粮之后剩余的粮食，根本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口粮需求量，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一日三餐，也不能得到保障。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只能依靠野菜充饥，四处找人借贷，勉强度日，不至于饿死人。终于又盼来了丰产的秋季，五谷杂粮的秋粮，产量远远高于麦子，此外还有棉花等富有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但同样需要上交比麦收季节更多的公粮，所剩仍不能满足乡亲们的基本口粮需求。按照中央领导人的说法，政府连续几年“征了过头粮”，公粮征购过头了，只是满足了城镇商品粮的需求，忽视或者说是忘记了农民的基本口粮，导致种粮食的农民反而没有粮食吃，忍饥挨饿过日子。征过头的粮食，不会再退还给乡亲们，还是既往不咎吧，已经翻过去的历史旧账，就让历史老人承担罪责吧！几十年间，农民们承受的是长期的饥饿和贫困，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把他们牢牢捆绑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终究是难以脱身。
这一状况的改变，要等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大包干”，开启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之后，生产队解散，包产到户，分地单干，解放生产力，粮食大丰收，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亿万农民才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我家也跟白池村五百多户人家的生存状态基本一致，置身在饥饿与贫困之中，备受煎熬，艰难度日，生活异常窘迫。况且我家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家庭，十几口人一起过活，父母亲整日忙碌，长年操劳，仍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不能让十几张嘴吃饱。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白面制作的面食，平时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粗粮，还要掺和着红薯干、野菜等混杂食用，勉强维持生计。家中像样一点值钱的家具，陆续都变卖了，用这笔钱还债，而在春夏之交“度春荒”的时节，父亲到集市上用这点儿钱买来几十斤杂粮，才使得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不至于失去屋顶上的袅袅炊烟。
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时候，中午管饭，通常都是烙大饼和煮一锅小米稀饭。为了这顿饭，也为了节省家中的粮食，三位哥哥几乎一天也不落，天天出工，一顿午饭管饱肚子，晚上回家就不再吃饭了。因此，我急切地盼着快快长大了，长得跟哥哥们一样身强体壮，好去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吃上那顿免费的田间午餐。
大哥和二哥，只在村小学读书一二年，略微识得几个字，十来岁上便放弃学业，扛起锄头走向田野，参加田间劳动，长年劳累，加之缺乏营养，故而影响了身体发育，二人身材皆又矮又瘦。
秋收过后，播种冬小麦，地里的农活基本上就结束了。家中从生产队分得的秋粮并不多，显然不够一家人越冬，所以全家人在这个时节都出村去，每人身后背着一个大大的柴草筐，捡拾庄稼地里遗落的粮食，诸如玉米棒、高粱穗等，再就是在收获之后的田地里，用铁锹翻挖，寻找遗落的红薯、胡萝卜、花生等等。有时跑到水渠边，砍伐杂树，或者跑到滹沱河畔的树林子里，捡拾枯枝败叶，储备冬季的柴火，用于烧火做饭，或是生火炉子。
这时，大哥和二哥就要骑上自行车远行了。他俩在车后座装上几百斤重的麻袋包，包里装满了花生米和红薯，骑车赶到几十里地外的邻县，换取花生油和粉条。临行前，母亲烙出十几张白面大饼，装进布口袋里，这就是大哥二哥外出期间的路途干粮。
母亲通常也要在入冬前腌制两大缸酱菜，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芥菜疙瘩头等秋菜，连同它们的樱子也一同腌制，五颜六色，满满当当，摆放在门外。连同父亲在家中储存的粮食和果蔬，足够全家十几口人一个冬天的吃食。冬储至关重要，关系到全家人整个冬天的一日三餐，假若哪一项没有准备齐全，届时就要惹麻烦。囤里有粮，心中不慌。秋后趁着好时光赶紧储备，等到冬天落下第一场大雪，那时物价可就贵了，谁家有钱去集市上买现成的东西吃呢！
隆冬时节，大哥骑车赶到滹沱河冰面上，用炸药包炸开一个冰窟窿，水中的鱼就被炸死了，纷纷翻上来，露出白花花的鱼肚，密密麻麻拥挤在冰窟窿里，有小银鱼，也有许多面条鱼。大哥用带来的铁网子捞鱼，收获满满，大鱼小鱼，甚至还有几只通体透亮的小虾米，很快就装满了柳条筐，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满载而归。
母亲把一条条小鱼收拾干净，再用盐水浸渍，很快就能去除土腥味，从水盆中捞出来，控干水分，裹上面粉，入锅油炸，满屋子飘散着炸鱼的清香。玉米面饼夹上炸酥鱼，香甜可口，让我饱餐一顿。
放炮是过年的时候最热闹的一项内容，吃饺子放炮过大年，哪一项都不能少。冀中风俗，除夕、初一、初五、上元、二十五，每天都要放炮，并且有许多讲究。除夕和初一，辞旧迎新，炮仗声夜以继日，此起彼伏，火光冲天，呈现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景象。人们就沉浸在这浓郁的过年气氛当中，包饺子，炖大肉，拜年，喝酒，串亲戚，相互祝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大哥和二哥联手，自制炮仗。他们在东屋草厦子里，悄无声息地制作“二踢脚”炮仗。一根粗木桩悬挂在屋梁上，垂直下悬，木桩底端安装了一块弧形木板，地上放置一条木头长凳，设置好弧形板与凳子的间隙，一套制作炮仗的机械装置就安装成功了。他们用旧书报，裁剪成纸条，放入弧形板下面，推动悬挂屋梁的木桩，弧形木板推过去，一个纸炮筒就卷成型了，再用胶水粘牢，放到窗台上晾置。卷炮筒是制作炮仗的第一道工序，接下来就要炒制炸药，这是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危险的一个环节。
炸药配制比例不同，分为竖炸药和横炸药，竖炸药的功能是将炮仗垂直发射到天空中，横炸药能够瞬间引爆。通常炸药的配比口诀是“一两硫磺二两硝，三两木炭一起拌”，硫磺需要到集市购买，盐硝可以去村外的盐碱地里收集盐土，经过蒸馏，提取硝粉。木炭来自水塘里的苘麻杆，其他植物秸秆都不如它效果好。炸药按照比例调配之后，要放入铁锅中，文火翻炒，必须慎之又慎，如果控制不好火候，最易引爆炸药。村中赵四清的大哥，正是在调制炸药的时候发生意外，引爆炸药，不幸罹难。
将乌黑的炸药轻轻装入纸筒中，“二踢脚”的上半截是横炸药，下半截是竖炸药，装满之后，再用胶泥封堵严实，装上引信，一枚炮仗就做好了。
瑞雪兆丰年，久久盼望的春节终于到来了！对于村里的男孩子们来说，春节不但可以随心所欲地吃到各种美食，而且整日沉浸在鞭炮燃放后弥漫天地的硝烟气息之中，令人心魂沉醉，兴奋不已。
除夕之夜，母亲忙碌在堂屋灶台前煮饺子。
大哥拿出一把“二踢脚”燃放，他一只手拿起炮仗，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悬空垂直竖立，再用另一只手中的香烟点燃引信，只听“嘭”的一声巨响，“二踢脚”钻云破雾冲上云霄，在夜空中隐隐传来一声炸响，冒出一朵火花。二哥把“二踢脚”扎入院子里的雪堆，蹲在地上，用香烟点燃引信，炮仗从雪堆中腾空而起，炸得雪块四溅，吓得枣树上栖息的鸡群惊慌飞鸣，纷纷坠落在雪地上。
大哥二哥放完了“二踢脚”，母亲这时恰好煮熟了一锅饺子，于是全家人团团围坐在坑头饭桌前，其乐融融，喜笑颜开，端起碗筷，人人吃上了热腾腾香喷喷的肉饺子。
滹沱河从白池村北面流过，泥沙淤积，河床抬升，致使河堤不断修筑加高，每当盛夏暴雨，村民巡视防护，严防溃堤决口。一旦南大堤溃决，不但村庄被淹，白池村四千亩良田也将淹没，导致庄稼颗粒无收。而且，白池村东南方向毗邻县城，洪水亦将危机城池。
记得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夏夜，暴雨如注，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夜半，村街上的大铁钟敲响了，“当当当，当当当”，钟声在雨夜里回荡，大哥二哥急忙起床，头上顶着一块装化肥的空袋子，扛起铁锹，直奔村北大河堤，加固堤埝，排除隐患，日夜在河堤上值守巡视。
白池村在滹沱河南岸，尽管乡亲们没有直接利用河水灌溉庄稼，得滹沱河水利之利，但紧挨着一条大河，地下的水脉连通，井水连着河水，滹沱河给村庄带来丰富的水资源，隐形受益。
滹沱河是一条季节河，春天播种时节，正直天气干旱，这时河水也断流，仅仅剩下像细麻绳似的小河沟，那点可怜兮兮的水被河套里的人家淘得干净。白池村与滹沱河隔着一条一丈高的大河堤，河滩足有七八里地，望水莫及，徒然兴叹。而到了夏秋时节，汛期来临，满河污泥浊水，浊浪滔天，汹涌奔腾，水多为患。
千秋功过，任人评说，但滹沱河无疑是冀中平原的母亲河，她即带来水利，也带给人们水灾，但她养育了这片沃土，我们都是喝着滹沱河的乳汁长大成人。
麦收过后，割完了麦子，田垄中鲜嫩的玉米苗就暴露出来了，舒展叶子，迎风飞舞。每当下起小雨的时候，大哥二哥就会端起洗脸盆，跑到玉米地里，用洗脸盆装上化肥，走进田垄里挥洒，让化肥趁着雨势浸入庄稼根部，促进玉米苗快速生长。夏秋时节，一场暴雨过后，沟满壕平，雨刚刚停下来，他们又会扛起铁锹奔向田野，排涝，排出田垄里的积水，否则庄稼苗很快就会淹死了。
哥哥们常年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年复一日，风雨无阻，十分劳累。家中存粮不足，常有断炊之虞。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是整天吃的都是粗粮，也不能保障吃饱。我记得，只有中秋节和春节，家里才能吃上肉菜。长期的劳累和饥饿，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父亲在房前屋后栽种了许多柳树，精心护理，用心修剪，大概二三年就能长成形。砍下柳杆子，去除枝叶，出售，用于搞柳编或者盖房子搭屋顶。这是我家的一项经济收入。
此外，饲养鸡、羊、兔子，养肥了却舍不得自家吃掉，而是送到县城集市出售。养鸡的效益好，让人直接受益。没有肉吃，鸡蛋富有营养，吃起来也香。母亲还用一只瓷坛子，装满卤水，腌制鸡蛋，味道十分可口。当然，大部分鸡蛋都卖掉了，以便用这笔钱去购买急需的粮食。
冀中风俗，谁家添丁了，左邻右舍都要提着一篮子鸡蛋去贺喜。所以，家家养鸡，一是自家食用，二是变卖换来几个零花钱，三是当做生孩子的贺礼。大嫂子坐月子的时候，亲戚们送来许多鸡蛋，让我跟着蹭吃了几十个，一饱口福。
母亲在家中指挥嫂子和姐姐们做饭，早晚是蒸窝头、贴玉米面饼、烙大饼，午饭一律是煮面汤，夏天无非是凉面，而冬季则是热面汤。菜有两样，一热一凉，热的是炒白菜，凉的是腌咸菜。偶尔炒几个鸡蛋，吃饭的时候，不够分摊，母亲用筷子夹起来，只给了父亲和我，一老一小，其他人轮不到吃。母亲自己不吃，谁也不敢吭声。有一次，二姐低声唠叨了一句，啧有烦言，母亲听到后，立马训斥了她几句。
我在县城读高二的时候，清明时节，黑色星期一，母亲到县城赶集，午间回家途中，突患脑淤血，遽然逝去。
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平时大小事项都是母亲掌控，父亲只知每日劳作不止。母亲突然离世，父亲没有能力主持家务，无所适从，听之任之。当时，三位兄长都已经结婚，三哥在部队服役，大哥二哥婚后仍旧跟父母弟妹们一起生活，其实哥嫂心中早就想分家各自过活，只是母亲把持着家务，都没敢表达分家的想法。
分家的时机到来了。大哥正担任村干部，曾经协调处理过别人家的许多纠缠不清的家务事。如今轮到自己家了，反倒是不知如何处置？分家的事儿，也许并不需要征得父亲同意，大哥叫来了族中年长的滨哥，请他主持分家。其实，这个贫困的家庭有什么值钱的家产可分的呢？没有。两座房子，各为三间，都很陈旧，内墙为土坯，外墙贴砖块。家中的几件家具早已变卖一空，换成粮食吃掉了。其他都是七零八碎的破烂货，除了父亲仍在使用的几件农具保养的挺好，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后院的房子为几十年的老宅，前院房子修建时间不长，是在大哥二哥结婚前才建成的，他俩各占一间，大哥在东屋，二哥在西屋，堂屋为共用厨房。
分家，其实就是分这两座房子。抓阄，公平合理的好办法。四个纸团，兄弟四人依次抓取一个。大哥和三哥分得后院房子，二哥和我分得前院，作价一千元，每人分得一间半。几年后，三哥给大哥五百元，后院归他所有。二哥也给了我五百元，前院就全部属于他了。
那时自建这样的三间房子，大概费用为两千元。现在呢，据说需要三十万元，仅施工费一项支出就要三万元。此一时，彼一时，时隔四十五年，时移世易，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我家的位置在白池村最南端，村口就是生产队的打麦场。外婆家在村东，中间隔着两个水塘和一个菜园子，相距千米。
兄弟们分家之前，大哥已经搬到了村东居住，他占用外婆的宅基地后院，自建了一排四间的新房子。
我那时还在中学读书，大哥每天清早跑到村南来，唤醒我起床，跟着他到村东的池塘中取土。每人推着一辆独轮车，用铁锹挖土，一锹一锹，装满了车筐，推起车子，用力爬坡，运到宅基地上填土。每家盖房子都要垫高了宅基地，于是都来池塘中取土，池塘越挖越深，单单留下一条窄窄的小路，推着独轮车沿路爬坡，非常吃力。这项活计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把宅基地垫平了，夯实，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盖房子。
我和大哥在池塘里取土的时候，大嫂便在家中做早饭，烙大饼、炒鸡蛋、熬粥。收工后，我吃饱了饭，赶紧跑到县城去上学。
在全民皆兵的年代里，大哥担任着村里的民兵连长，那是多么神气的差事啊！民兵连的重武器，以及从县武装部领取的弹药，都存放在我家里。一盒一盒子弹，一箱一箱手榴弹，还有一挺重机枪，以及十几个射击靶标，整整齐齐摆放在我家东屋的北墙根，望一眼，就会让人肃然起敬。
天气晴朗的日子，大哥把屋里存放的弹药搬出来，摆放在我家院子里晾晒。保养重机枪，为它擦拭润滑油，将长长的子弹带挂在枣树枝上。大哥把一块红砖摆放到前院房子的墙根下，间隔二十米，他站在枣树下，掏出手枪，装入子弹，瞄准射击。五六发子弹射出去，响起“啪啪啪”的枪声，墙根下的那块转头早已被打碎了。大哥不愧是民兵连长啊，枪法还挺准的！
冬天，农闲时节，全村的民兵，男女数十人，集合在村头空旷的打麦场上，搞军事训练。在大哥的指挥下，开展刺杀、射击、投弹等训练活动，动作整齐，气氛热烈。尤其是十几位女民兵，飒爽英姿，朝气蓬勃，一招一式不输男子汉。村民们围观，鼓掌喝彩，为之叫好。民兵们在干涸的水塘底部进行实弹射击，大坑绝壁下树立起一排靶标，十人一组，卧倒射击，枪声响起的时刻，顿时硝烟弥漫。
男孩子们天生地喜好舞枪弄棒，日常游戏也是打打杀杀，遇到民兵连组织打靶，纷纷跑来围观，赶也赶不走，躲在远处观望。只等射击结束的那一刻，飞身而出，跑到射击位置，争抢子弹壳。捡干净了子弹壳，又奔跑到靶标的位置，在靶台下面的土堆中挖子弹头，挖出一枚子弹头，尚有余温，擦掉泥土，紧紧攥在手中，喜形于色，乐不可支，就像是获得了一件珍宝一样，欢喜雀跃，兴奋良久。
小伙伴们都喜好空弹壳和子弹头，想方设法收集起来，凑在一起的时候，相互攀比，夸耀自己的藏品比别人多。缘于大哥担任民兵连长，当然是数我收藏的数量多，而且品类齐全，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重机枪等各种弹壳，应有尽有，令小伙伴们羡慕不已。手枪和重机枪的弹壳是黄铜材质，通常射击完毕后要上交县武装部，因而很难搞到手。奇怪的是，那些精心收藏的子弹壳，待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不知何时竟然一个也没有保存下来。它们似乎跟随我的童年一起，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庄严的军事训练，操弄真枪实弹，接近于正规军。可想而知，那时担任民兵连长的大哥，在村民心目中，该是多么神气啊！
大嫂曾是生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时常参加表演“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忠字舞”，夸张的动作类似于现在公园里跳的健身操。她跟大哥自由恋爱，曾遭到家人阻扰，几经波折，但终于成婚。大哥结婚的那天，恰逢我的生日，正当麦收过后，家中分得了几百斤白面，保证了婚礼上宴请亲朋有足够的粮食。
大嫂牢牢记住了我的生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临近那个日子，她都会说：“快到咱家小弟的生日了。”
在那些贫困的日子里，过生日也好，结婚纪念日也罢，无非是吃一碗面条，其实跟平时吃的热面汤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面汤里多煮了一个鸡蛋。
盛夏酷热，男孩子们偷偷在村头池塘中游泳嬉戏，抓青蛙，挖泥鳅，无所不为，尽情撒欢。湖水为雨水流入后聚集而成，浑浊不堪，我的耳朵被污水感染，发炎，耳朵里面“嗡嗡”响，几乎失去了听觉。大嫂正在家中坐月子，给我两个耳朵里挤进去乳汁，转天耳朵就消炎了，恢复了正常听觉。这是一个偏方，治疗效果很灵验。
县武装部的军人们经常到村子里来，指导检查民兵军事训练。大哥担任民兵连长，自然是跟他们打交道多，都很熟悉。武装部的人到村里来，村干部轮流派饭接待，理所当然每次都是在我家吃午饭。
那年秋后，武装部一名浙江籍现役士兵退伍，他却没有按照规定返回原籍，而是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我家，吃住了几个月。他回乡探亲的时候，父母亲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见面之后，他感觉不满意，打算解除婚约。岂料遇到了一位痴情女子，一心要嫁给他，每天到战士的家中帮助做家务，她竟然把自己当成了新媳妇。当女子得知这位战士要解除婚约，心理难于承受，情绪崩溃，寻死觅活，言语错乱，竟成了精神分裂症。无奈之下，战士父母只好来信将女子情况如实告知儿子，吓得他不敢再回原籍。他也不知如何处置这种意外情况，又逢退伍之际，办理完退役手续，就不能再待下去了，只得离开武装部，暂时投奔我大哥，来到我家寄身，另寻脱身之计。
那时我二哥已经订婚，尚未定下婚期，婚房也没有装饰，我和浙江退伍兵就住在那间房子里。他仍旧穿着军装，只是摘掉了红领章和帽徽。他拿出自己的相册，给我翻看，都是戎装照，大多是彩照，脸庞清秀，目光炯炯有神。有一张黑白照片，是他跟两位哥哥的合影头像。他送给我一个彩色塑料皮的笔记本，里面的几张插图是颐和园风景照片，最美的是那张沐浴着晨光的十七孔桥，风光旖旎，诱人心魂。这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十几年后，当我来到北京西山上军校，星期日迫不及待地奔向颐和园，直奔十七孔桥，凭栏眺望湖光山色，流连桥上，思绪万千，令我顿时又想起了那位退役浙江兵，以及他送给我的日记本中的彩色风景画面。他离开我家，后来又去了哪里呢？是否解除了婚约？那位失魂落魄的家乡姑娘后来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近年我曾多次前往颐和园游览，徜徉在昆明湖畔绿杨阴里，望见婀娜多姿的十七孔桥，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曾经在我家避难的退役浙江兵。
大哥多年担任村干部，对于田间农活似乎有些生疏。卸任之后，正好赶上了农村改革春潮涌动，大哥便开始主动寻找商机，期望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农民企业家，经商致富，出人头地。
他购置了一台面粉加工机械，又将大队部的一间房子买下来，找到同村的两位合伙人，一起经营面粉加工生意。侄子小康初中辍学，来到面粉加工车间，浑身落满粉尘，站在磨面机旁劳作。后来大队部翻盖房子，大哥将磨面机搬运到外婆的厨房里，继续经营面粉加工生意。
大哥家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大相框，摆满了家人的照片。其中一张大幅照片，正是大哥站在磨面机旁的侧身像，他身上穿着白大褂工作服，头上依旧顶着半新不旧的单帽，双目有神，面带微笑，活脱脱一副事业有成的农民企业家形象。
外婆已是八十高龄，独自一人过活，最喜清静，怎奈大哥的磨面机占据了厨房，机器轰鸣，日夜喧嚣，不得安宁。
大哥占用了外婆的宅基地，盖起了新房子，又占据了外婆的厨房，加工面粉。但大哥对于外婆的日常生活起居不管不问，视而不见。那时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吃水都要到村街中心的水塔汲水，用水桶自行挑水回家。家家都置备了大水缸，用于储水。二哥和我，轮流给外婆挑水，老人家舍不得用水，洗菜的水还留着，用来洗漱。大哥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面粉加工生意中，一心要当发家致富的农民企业家，故而对于外婆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他从前担任村干部，现在是农民企业家，都有重任在肩，所以顾不得私情，情有可原。但对于八十岁的外婆，不仅占用了老人家的宅基地，还占据了她的厨房，难道关照一下老人的饮食起居都没有考虑过吗？难道是在当官和经商之后，竟然使人变得如此绝情吗？
我那时就感到难以理喻，如今仍旧是百思不得其解。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座浩渺的宇宙，那里不但有璀璨的星空，也有正在吞噬塌陷的黑洞。
人性的复杂性，并不会因为渲染了亲情的色泽而变得纯净。这是在我经历了数十年人世沧桑之后，才悟得的一点哲思。
记得父亲曾经推着独轮车，将自家收获的麦子，送到大哥设在大队部院内的面粉加工间。大哥照旧给麦子称重，收取加工费。父亲大概以为能免费加工，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儿子还向老子收费。此后，父亲便将麦子送到县城去加工面粉，再也不嫌多走了几里地。
静而思之，大哥做生意实属不易，若不能精打细算，弄不好还要赔钱呢！如果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亲情友情，经商所获利润还不都贴补到了人情之中？
传言是三个合伙人合作不愉快，那两个人接连退出，只剩下大哥独自经营，面粉加工利润微薄，不出半年工夫就停业了。大哥变卖处理掉面粉机，另寻出路。
大哥在石家庄遇到了一位乡镇企业家，自称是深县人，二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于是当即决定合作经商。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后，许多人家购置了拖拉机，然而买不到政府指标供应的柴油，而议价油的价格贵，利用这种差价，倒卖柴油，可以获利丰厚。
村里有车的人，听说我大哥能买到价格便宜的柴油，都自动找上门来，交了几百元不等的预售款，很快筹集了三万多元，大哥约上深县商人，一同赴北京采购油料。岂知这位自称是深县人的家伙，竟然是一名骗子！他将三万块钱骗到手后，便失去了联系，人间蒸发，杳无踪迹。大哥赶紧向公安局报警，深县警方查无此人，拖延二年，竟然拖成了一桩无头案，不了了之。但对于大哥而言，当年工人的月收入仅为几十元，三万元可是一笔巨款，他没有任何能力偿还这笔沉重的债务。村中的债主不断上门讨债，大哥只得好言安抚，想方设法偿还债款。他到火车站当装卸工，每天背着一百多斤重量的麻袋，上下火车，装卸货物。货场没有活儿干的时候，就扛着大锤，砸碎废弃的水泥墩，从中捡拾钢筋，变卖废品，获得微薄的收入。即使这样拼命劳作，仍是杯水车薪，挣到的钱，还是远远不能偿还三万多元的债务。
不知最后是哪一根稻草，终于压在了大哥的身上。时当秋收过后，大哥才五十多岁，心力交瘁，猝然病逝。
我和三哥从各自部队赶回家乡，参加大哥的葬礼。葬礼结束后，亲朋们回到大哥家中，还是那位主持分家的族兄滨哥，把我和三哥叫到一起，让我们二人分担丧葬费，各出五百元。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一百多元，五百元相当于三四个月的工资。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毕竟我们是亲兄弟，当面将一千元钞票交到了大嫂的手上，大嫂感动落泪。
大哥去世后，债务尚未还清，村干部逐一找到借款人，声言“人亡账销”，孤儿寡母也没有能力偿债，毕竟是乡里乡亲，只能自己认倒霉。此后，这笔购置柴油的债务也就不了了之。
我参军后，常常给大哥写信，汇报自己在军中的生活情况，倾诉思乡之情。大哥很少回信，偶尔回信一封，字大行稀，一篇信纸，不过就写了那么几句话。尽管那时大哥不再担任村干部，但他在回信中，仍是鼓励我“听党话、跟党走”“干好革命工作”之类流行政治术语，从未言及兄弟之情。这就是一位乡村基层干部的思维定势，难于改变。
我在城市结婚后，深秋时节偕妻归乡探亲，就住在大哥家中。大嫂热情接待，一日三餐，竭尽所能，饭菜可口。次日早餐，大哥在饭桌前拿出五十元，这是给我们的新婚贺礼。其实，那时大哥债务压身，五十元虽然不算多，但我拿在手上感到沉甸甸的，因为那已经是他仅能拿出来的钱数了。
大哥曾来信，告知侄女小玉到邻村读初中，需要骑车上学，索要一辆女式自行车。那时买自行车是凭票供应，我便四处找寻自行车票，坤车更难搞，终于搞到了一张凭条，赶紧跑到自行车商店，选购了一辆女式弯梁自行车，告知同在一城工作的大嫂弟弟，将自行车带回了白池村。
记得有一次，大哥外出招揽业务，顺便来到我所在的部队。他背着一个人造革旅行包，给我带来了几只鲜桃。他说，这是在长途汽车站广场购买的桃，人家说是深州蜜桃，长的有点像，但肯定不是。
大哥在我的办公室里吃了午饭，那是通信员从连队食堂打来的饭菜，我俩就坐在办公桌前，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谈论村中的一些事情。大哥吃过饭就起身告辞，他说晚上住在内弟单位的宿舍，后来也不知他又去了哪里跑业务。
父亲去世的时候，大哥正在外地揽生意，那时也没有手机，无法取得联系，故而没能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侄子小康作为长孙，代父举幡摔瓦行葬仪，替父行孝道。
蔓菁，又叫诸葛菜，大概属于萝卜之类的蔬菜。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农作物了，很少有人栽种，也没人喜欢吃它。
大哥却分外喜食蔓菁。村里没有几个人栽种蔓菁，通常也不会单独连片栽种，而是在玉米地的空隙，因为出苗不齐，出现了小片空地，大哥见缝插针，用来补栽蔓菁。这种农作物成活率高，但产量较低，类似于红薯、胡萝卜等根茎植物，叶子不能食用，仅只是留下根块，一般用于添加煮粥。
有一年，我秋后返乡，早晨跟着大哥去庄稼地里收获蔓菁。我用铁锹挖出来，大哥蹲在地上，一棵一棵捡出来，甩掉附着在根系上的新鲜泥土，装上车，整齐摆放。全部挖出来了，我推着独轮车，大哥肩扛铁锹，我们一起并肩回家。我们把收回来的蔓菁摊开在院子里，大哥说要晾晒几天，去掉土腥味，减掉一些水分，便于冬天保存。吃蔓菁的时候，切掉茎叶，剪除根须，只保留根块，切成肉丁一般大小，加入玉米渣中一起熬粥。
大哥嗜食蔓菁，我却闻不得蔓菁煮熟之后散发出的那股浓郁刺鼻的中药材味道。
假如大哥活到现在，那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二哥身材矮小，但浑身有劲，干起活来就不会停下来，他长年累月都在不停地劳作。二哥为人憨厚，在村中人缘最好，从来不跟人计较你多我少，故而深得村民敬重。在我们兄弟四人当中，二哥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最出色的一个庄稼人。种菜、种瓜、种庄稼，他样样精通，任何一项农活都做得出类拔萃，许多人至今仍向他讨教种植技术，可谓白池村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权威人物。
第四生产小队直选小队长，无记名投票，最终计票结果，二哥得票遥遥领先。二哥死活不同意，他怕当队长得罪人，都是乡亲当块的，哪又何必呢？无法，谁也拗不过他，最后挂名当了一名副队长。
二哥在田间劳动的时候，不但肯于吃苦，而且做活又特别地道，谁都愿意跟他在一个小组里干活。老乡们劳作的时候，常常苦中作乐，开玩笑，说笑话，耍贫嘴，互相逗弄，以此自找乐趣。二哥不善言谈，别人逗他的时候，他只是“呵呵”一笑。
生产队在村西水渠旁划出了二百亩良田，搞农业生产技术科技试验站，人们都叫它“试验田”。我家西邻的刘鹤鹏，出任试验站的负责人。二哥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首选进入了试验田，参与栽培适宜冀中平原黄沙壤土质的农作物，优选粮食新品种，在这里实验栽培，栽种成功后，再大面积推广种植，提高粮食单产的产量，增加粮食收成。
试验田栽培了麦子新品种，麦穗上没有麦芒，秸秆为墨绿色，密植，耐旱，抗倒伏，产量很高，但不知何故，却没有大面积播种。
他们还培植了矮杆高粱，秸秆只有一米高，杆粗，穗大，产量高。秋后，一大片红高粱耀眼通红，硕大的高粱穗随风摇曳，长势喜人，喜获丰收。转年，扩种了九百亩。但是，这种高粱的秸秆含糖量高，还没有等到高粱穗的籽粒成熟，乡亲们下地劳动路过试验田的时候，纷纷跑进高粱地，用镰刀削下秸秆，当做甘蔗吃起来。我也曾跑去砍下一根青高粱秸，美滋滋地咀嚼起来，真如甘蔗一般甜美！
试验站的人也曾出面制止砍伐，但都是乡里乡亲，碍于情面，不能完全杜绝，青高粱还是被人们砍倒了一大片。当然，砍倒的高粱秸也不会浪费掉，因为试验站里喂养着马和猪，青高粱可以用来做牲畜的饲料，而且这是牲畜爱吃的上好精饲料呢！
二哥他们还试种了几畦水稻，乡亲们纷纷前往观赏这种南方农作物，啧啧称奇。我也感到十分好奇，约上小伙伴，欣然前往，一睹为快，终于见识了水稻的真容。那时正在流传着毛润芝词句“喜看稻菽千重浪”，稻子来到了我们身边，人人喜笑颜开。
种水稻毕竟需要水，而白池村十年九旱，水资源稀缺，不宜栽培水稻，此后便再也没有种植。
试验田里还栽种了一片胡萝卜，紫红色，吃起来特别甜。在一个秋后的黄昏，我们几个顽童直奔那片胡萝卜，放下柴筐和镰刀，弯腰拔胡萝卜，扭掉樱子，撩起衣襟，擦拭泥土，大口嚼着清脆甘甜的胡萝卜。正当我们得意忘形之际，试验站的鹤鹏和齐昌两人跑来了，大声呵斥。我们扔掉手中的胡萝卜，捡起自己的柴筐和镰刀，如鸟兽散，惊慌逃窜。我们几个人一路狂奔，夺路而逃，气喘吁吁，终于跑进了邻村田庄茂密的树林子，甩掉了追捕者，才得以脱身。有人慌乱中跑丢了挖野菜的镰刀，有人的鞋子跑坏了，也有人累得喘不过气来，瘫倒在沙土地上，依靠着一棵东倒西歪的小柳树，大口喘气。黄昏来临，夜幕降临，辽阔的田野升腾起阵阵白雾，我们心魂甫定，离开救命的树林子，虽说没有当俘虏，但却像一伙打了败仗的逃兵，懒洋洋回到村庄，各自回家吃晚饭。
有一段时间，我父亲也在试验站做活，不知是邻居刘鹤鹏，还是二哥让他来的。父亲负责给试验站喂养牲畜，有几匹马和一群猪。一天中午，我赶到试验站，给父亲送午饭。父亲吃过饭，因事要回村一趟，就让我留下来看守，等他回来，再让我离开这里。父亲刚走，那群牲畜就开始造反了。先是几匹高头大马“闹槽”，互相碰撞、尥蹶子，鼻孔里喷发着气团，喧闹不已。群猪遥相呼应，猪圈里也闹腾起来了。猪群在圈舍里奔窜，一个个晃动着肥头大耳，嘴巴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哼唧之声。一匹大黑猪侧身在泥墙上擦痒痒，另一匹黑白花斑的老母猪，后腿着地直立起来，窜起肥胖的身体，前肢和头搭在猪舍的铁栏杆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对我这位小男孩完全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
我疑心这群牲畜就是童话里的妖怪，心中十分恐慌，不敢直视马和猪的目光，顿时感到了害怕。我跑出试验站的院子，站在通向村庄的大路上，向着村庄的方向瞭望，急切盼望父亲回来。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父亲才回到试验站，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见父亲从库房里拿出青饲料，倒入马槽，又拎出一桶猪食，依次倒进每个猪圈的食槽中， 马和猪都安静下来了，目不转睛，低头在食槽里抢食，一个个狼吞虎咽，很快就吃饱了。老母猪仰起头，捯饬嘴里的食物，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得意之声。那匹枣红色的老马，吃饱之后，歪着头，扬起大嘴巴，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看来，它们不是蓄谋造反，而是肚子饿了。
这时，我倒是感觉肚子饿瘪了，于是迅速离开试验站，一路小跑回到家中吃午饭。
不久，二哥调到了城关公社农业科技推广站，当上了一名农科技术员。二哥在科技站工作期间，仍是参与培育粮食新品种。他跟同事们站在试验田里，头戴白草帽，拍摄了几张黑白照片。二哥总是站在众人身后，本来他就身体不高，于是照片中只能看到挤在两个脑袋之间的半个人头，若是不仔细查看，真是看不出那半个人头的影像就是我二哥。
二哥一向就是这么低调的一个人。
他在公社科技站工作时间不太长，便又回到白池村参加生产劳动。
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远赴九河下梢的天津，参加根治海河的水利工程施工。也曾到唐山，冒着余震的风险，参加大地震后的抢险救灾及灾后重建，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这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荣光。共和国将永远牢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但二哥的姓名不会出现在光荣榜上，他只属于海河水利工程建设和唐山灾后重建援建中千千万万个民工中的一份子。
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二哥一样的普通劳动者，挺起坚强的民族脊梁，让人民共和国度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历经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众志成城，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终于走到了如今的繁荣富强。
二哥年近而立才结婚，是他的干爹做媒。干爹家在滹沱河套里的罗屯，从罗屯到县城赶集办事，我家门前的一条大道就是必经之路。有一次适逢大雨，二哥的干爹路过，急忙跑进我家避雨，由此结缘，二哥认作干爹，时相往来，情同亲戚。因我家中生活条件困难，二哥婚事难寻着落，最后还是干爹出面，在罗屯说定了一位媳妇。
姨妈从贵州给寄来了二百元钱，开始筹备婚礼。布置洞房，那时最时髦的婚礼时尚，就是在墙上张贴马恩列斯毛的大幅画像，满满一面墙，颇为壮观。亲戚们赠送的礼物，大都是热水瓶、搪瓷茶缸、洗脸盆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新郎新娘如果在县城工作，所在单位通常要送给一套四册的《毛泽东选集》，尤其是装入红色塑料布书皮的，显得极为珍贵。政治性，是那个年代的显著标志，它已经渗入婚姻家庭等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二哥抽香烟，一直是烟不离嘴，但从不去县城买盒装的烟卷，而是吸自己亲手卷的烟棒。他每年都会在自家菜地里栽种几十棵旱烟，摘下来宽大的烟叶，晾晒干透，再用铁锅炒成碎末，这样就制成了烟丝，足够他抽上一年的烟。他用废旧书本，裁成纸条，放入烟丝，卷成纸烟棒。自制的旱烟，烟劲大，冲劲足，犹如古巴雪茄，一般人降服不住它，一口吸下去，鼻涕眼泪都要流出来。
我回乡的时候递给他一盒红塔山，他说：“我不抽那玩意儿，没劲。”再拿出一盒白沙，他麻利地拆开烟盒，点燃一根，使劲抽了一口，吐出浓浓的烟雾。
“有点儿意思。”他轻声说道。
二哥不吃猪肉，尽人皆知。据说是他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吃大锅饭，抢食白肉片，吃顶了，从此再也不吃肉，后来以致于就连肉馅饺子包子也不吃。但他爱吃酱猪肝，人家吃猪肝是当做下酒菜，可是二哥却滴酒不沾，他把酱猪肝当零食吃，吃得津津有味。
冬闲时节，二哥钻进自家院子中的地窨子，蹲在地上，精心制作柳编。他的产品有柳条筐、簸箩和簸箕，细长柔韧的柳条在他的手中灵活挥舞，一根根紧密编织，一个筐篮的雏形就在他的手下逐渐显露出来了。他将柳编浸水，压上石块定型，待到固定成型后，给它安装边沿，将一根挺直的柳杆子一分为二劈开，放置在簸箩的边沿上，再用细铁丝捆扎牢固，一件柳编产品就完成了。
二哥的手艺好，美观又结实，送到县城集市上出售，很快就被人们买走了。有几位熟识的人，经常跑到家里来，请他定做。
前几天，我到农贸市场买水果，忽然看到一位脸面挂着浓密鬓须的壮汉，蹲在市场进出口，身旁放着几个柳编簸箕，跟二哥从前编制的一模一样，心中窃喜。询价，答曰八十元。我在网店搜寻，有许多店家出售柳编，形制多样，大小不一，价格便宜，于是付款36元买到了一只大号红柳簸箕，拿在手上，当做艺术品，细细观赏一番。
二哥用出售柳编得到的钱，购买了一台收音机，他喜爱河北梆子，一边干活，一边听戏，两全其美。尤其是在麦秋大忙季节，在田地里劳累一天，回到家中，坐下来慢慢抽一支烟，静静地听一出戏，那真是比神仙过的日子还自在呢！
我其时正在家中闭门不出，高考复习，把二哥的收音机借来，收听英语广播，偶尔也会听一听新闻或文艺节目。我收听了广播剧《李白出长安》，还有一个是徐悲鸿与蒋碧薇私奔去法国巴黎的故事，一个诗人大笑出长安，一位画家为了爱情远走天涯，引人遐想万端，情思缱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到邯郸的深山中当兵，二哥曾经只身到军营探望。我陪着二哥在邯郸市区游玩，登览赵武灵王丛台，一览古城旧貌新颜。我跟随二哥去汉光机械厂探访一位同村老乡，在低矮拥挤的工厂宿舍区，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同乡。二哥古道热肠，看重乡情，其实置身于都市的滚滚红尘之中，人情淡漠，即使是同乡，也会相忘于江湖，老死不相往来。
我在天津安家定居后，二哥也曾来过一次，但那次却是陪同嫂子的外甥来的，这位外甥推销锅炉，无奈这种大型设备跟我的工作不沾边，没能帮他推销一下。我邀请二哥到市区逛一逛，他不想去，就坐在家中闲谈了一天，晚上在部队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清早离去。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二哥突然打来电话，他说“遭憋子”了，我懂得这是他遇到什么困难了。果然，他正在给儿子建新房，儿子准备娶媳妇，可是手头的钱很紧张，于是向我借几千块钱。那时我刚分到一套新房子，正在进行装修，上交的集资款也是借的钱，手上没有一点儿富余。次日，还是给二哥汇款一千元，我告诉他，这是送给他的钱，不用还了。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二哥家里看门守夜的老狗死掉了，拴在榆树下的毛驴被贼偷走了。二哥不怿良久，怅恨不已，在他这位本分的庄稼人心中，一匹毛驴的价值无异于富人名下的一辆豪车。
父亲的晚年，大部分时间都跟随二哥一家人过活。二哥即使是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清早，照旧是走到父亲跟前，双膝跪地行礼，庄重地给父亲拜年。兄弟分家的时候，商定由大哥二哥每家半年轮流赡养老人，但父亲见到大儿子就心里发怵，死活不愿去大儿子那里吃饭，只好留在二哥家中，一住就是几年。父亲也没闲着，每天协助二哥二嫂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后来，三哥接走父亲，在燕山军营里度过了两年安适的好日子。
唯有二哥，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脾气秉性，安安稳稳地当一位农民，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一年四季伺候庄稼上面，种菜种瓜种庄稼，样样精通，风雨无阻，不误农时，他是故乡大地上的一位勤劳的耕作者。
每当我翻看法国画家米勒描绘的法兰斯大地上农夫劳作的场景，播种、收获、放羊、割草、拾麦穗等劳动者的形象，欣然入目，幡然欣喜，我总会想到正在故乡大地上勤奋劳动的二哥。
如今，二哥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华发苍颜，颓然老矣。数年前，罹患脑血栓，幸好没有被拴住手脚，仍是照旧种菜。不想骑着自行车去县城办事，却意外摔倒在昏暗的铁路涵洞之中，大腿摔断了，从此坐上轮椅，早晚走出家门，坐在村口，跟几位七老八十的老哥们闲话桑麻。
二哥离开轮椅便不能行动，但他依旧守候着我们的故园。
三哥参军，我们家就成了军属，全家人都引以为荣。每逢春节，村干部慰问军属，每家派一名代表参加新春座谈会，每次都是我去参加，领取一包礼物，里面有水果糖、炒瓜子、炒花生等零食。
三哥在部队当上了军官，全家人个个笑逐颜开。他送给我一套军装，还有军帽，我立刻穿戴起来，顿时感到精神焕发。那个年代，军装就是男子汉最时髦的装束。我在县城上高中，学校里没有校服，三年期间都是穿着这套军装上学，我把它当成了校服。
三哥在部队举办婚礼，母亲在二哥陪同下，前往燕山军营，参加婚礼。这是母亲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离开家乡去外地出远门，况且她又是去参加儿子的婚礼，母亲十分喜兴。回到家中，母亲还时常提起在部队里的见闻，面露喜色。
我参军两年后，离开部队，从邯郸赴京上军校。三哥在北京火车站前的地铁站入口等着我。我背着绿背包和许多生活用品，第一次到北京，又是第一次坐地铁，心中恍恍然，急忙追赶同行的几名同学，跟三哥打个招呼，赶紧登上地铁离去，匆匆而别。三哥的部队在延庆，我们军校在香山，相距并不太远，但我在军校里学习紧张，也没有到三哥家中去探望。
我在军中喜好文学，训练执勤之余，唯有阅读文学杂志和经典著作。我在太行山中的军营给三哥写信求助，请他在北京购买几本文学书籍，并在信中开列了书单。不久，三哥给我寄来了一本《外国文学史》。
1987年春节，我到达燕山军营，父亲也在那里，我们就在三哥家中一起过年。转年夏天，父亲已经回到家乡，我从外地参加军事演习，回到部队后，休假，又到燕山军营待了十几天。每天带着小侄子到营区内的山坡上游玩，远眺长城，山峦起伏，风景秀美。
1998年五一节，时隔十年，我偕妻携孺再次来到燕山军营，三嫂陪同游览八达岭长城，乘坐军用吉普车翻越八达岭关隘，车多路险，游客拥挤在长城上，如同熙攘杂乱的闹市。三哥被部队安排转业，此时正只身在石家庄，四处奔走，多方联络，寻找接收单位。转业办安排他去发电厂，厂址在平山县，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后来选择了炼油厂，在石家庄东郊，接近藁城，略微显得偏远，但随着城区发展扩大，现如今靠近东三环和石家庄东站，交通更加便利了。
我在天津结婚的时候，自行操办婚事。三嫂为我们亲手缝制了两床棉被子，托人从燕山军营捎到天津驻军八分部，我去那里取回来。
当父母离开人世之后，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故园老宅，自从父亲去世后，逐渐荒废，仅剩下半堵颓垣，摇摇欲倒，一片凄清景象。好在二哥在故园的院子里栽种蔬菜，青翠悦目，焕发出勃然生机。我每次回到故乡，总要抽出时间到故园转转看看，站在半堵矮墙前沉思默想，回忆往昔童年旧梦，顿生麦秀之悲，不禁心魂沉醉，抑郁低回，徘徊良久。
二哥退休后，打算回到故乡养老，于是拆除了故居的半堵颓墙，在原址上修建了新房子，明三暗五，宽敞明亮，故园风貌焕然一新。
房子刚刚建好，还没有全部完工，适逢清明节，舅舅阔别多年后回乡访旧。三哥赶紧收拾，准备床铺，安放桌椅，让舅舅在新房里住了几天，并陪同舅舅走访了几家亲戚，都已是舅舅的晚辈们。
我跟舅舅同居一城，舅舅每次见到我，都要夸赞我三哥的新房太好了。舅舅心中何尝不是期望叶落归根，回到老家去养老，那是比在异乡的城市里要舒心啊！但舅舅已界耄耋之年，只能徒然羡慕能够回到故乡定居的游子，不得不深深埋藏自己未了的心愿。
三哥退休后不久，全家人国庆节期间来天津游玩，我陪同探望了舅舅，游览了古文化街、狮子林桥、塘沽航母公园，参观了我们学校的校园。我因公务在身，假日也不得休闲，原计划跟他们一起进京，最终未能一同前往。
三哥建好了故园的新房子，也无暇回去居住，仍是留在城市里，帮助照看新出生的小孙子，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等到孙子上幼儿园，他又生病了，多次到北京的医院治病。我在甘肃工作期间，曾经专程赴京到医院探视，手术让三哥精气神大减，好在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渐渐恢复健康。
我曾将自行编辑的文集《乡愁醉心魂》，送给三哥一册，书中有多篇散文回忆故乡往事，记述父母兄弟姐妹的浓厚亲情，不知三哥是否翻阅了一遍。
去年清明节和国庆节，我两次回到白池村，兄弟三人相聚在故园。我住在故居新房中，夜里躺在床上，月光入窗，虫吟唧唧，忆及童年旧事，感激父母养育之恩，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感慨万千。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
一场大雪在梦境里降临，把我埋没在流逝的漫长岁月中。
如今，大哥离世已三十年，二哥年近八旬，三哥奔向古稀之年，我这位小弟弟，也已年过六旬了。
时光如梭，日月轮回，儿孙辈悄然长大了，岁月催人老。我深情怀念那些消逝的深长岁月，那份真情永远温暖心怀，愈久弥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