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追述——《毕沅评传》后记

历史的追述

——《毕沅评传》后记

陕西马萌

初次晓得毕沅的名字，是在少年时代，父亲告诉我一个名叫毕沅的文化人对陕西文物古迹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题碑汉唐诸皇陵，家乡蒲城就有唐陵墓葬5座，分别是桥、泰、光、景、惠陵，还有历史上的古贾国所在地——贾曲的贾大夫墓，都是毕沅题碑。于是，我就对这个名叫毕沅的人有了几分神秘感、亲近感；后来参加工作到了黄河之滨的历史文化名城韩城，才晓得那里的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引证十大悲剧之一《赵氏孤儿》发生地的“三义墓”，也留下了毕沅的墨宝。这给嗜好文史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毕沅这个人了不起。

《毕沅评传》这本书从2013年前构思动笔到2020年终稿印制，前后历时八个多年头。初稿在2013年夏已经完成。在二○二○庚子新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宅家期间，全身心的投入精力于市政协文史资料的编纂，为了改变几十年来的文史创作习惯思维模式，我听了好几本书，其中有厚夫（梁向阳）编著的《路遥传》，王立群读《史记》，被誉为“史学界福尔摩斯”李开元教授的《秦迷：重新发现秦始皇》《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等等。开元先生首创将侦探学应用于历史考古，他认为刑警侦探，破解的是现在的疑案；破解古代疑案的历史学家，是历史侦探。历史侦探破解的历史疑案，同刑警侦探破案一样，充满了惊险、刺激，还有乐趣。他的“从推理中享受历史的乐趣”的史学研究新思维，让我眼前一亮，采用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或像几何证明题的反证法，从而破解了编纂过程中的由于史料匮乏所带来的一些困惑。其实，我与李开元教授是有一面之缘的，在2012年10月间，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城国际酒店召开，在会议闭幕离开酒店时，策划这次会议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薛引生先生告诉我，开元先生是从日本来的。自此，开元先生的温文儒雅、博学多才的学者风范就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此前与日本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学者青木五郎、竹内和喜等谋面座谈交流。阅读过日本学者池田英雄的研究专著《中日史记学五十年》。

我对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痴迷几乎达到了疯狂。在1966年八十三岁高龄辞世的祖父就毕生痴迷文史，生前参与编纂过《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我在少年时代就辨识秦砖汉瓦、碑石鼎簋等历史文物。就像开元先生在《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一书《后记》所述，历史是我们的宗教，古典就是经书。在佛教没有传来之前，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诸子百家关注生而回避死，追求生命的延续，逃避生命的终结，古老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以至到当下“怕死”还是年长者的“三样病”之一。有天而没有神，古代的皇帝老儿往往自称为“天子”；有哲学而没有宗教，核心内容为“黄老之学”的道教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成为“泊来品”的缘由；国人有追求而没有信仰，关注兴盛的延续而忽视衰亡的新生，其实世间万物有产生必定有灭亡，就像人类等一切生物有生老病死一般，就像国家、阶级、政党，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自然就消亡了……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世之史家，对其心领神会，铸为心中的模范丰碑，奉为其治学之最高境界。司马迁的人格风格，特立独行坚韧高洁，起伏曲折而独领风骚。他体察生死而有不同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相信生的价值要到死后才能确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伟大的司马迁将生命注入历史，在著书立言中求得永生，历史是他的宗教，他是历史的祭司。因此，我坦言，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齐名，被后世誉为中华史圣，早在1956年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的史学太祖司马迁，是后世文史学者的精神教父，是一切炎黄子孙的精神教父。

作为江苏太仓三状元之一的督抚学者毕沅，是司马迁的虔诚追随者，终生奉其为神灵。他早韩城王杰一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夺魁，他是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其一生钟情古迹并专于著述，且造诣非浅。两个状元，两种不同的人身轨迹，王杰以清正廉洁见长，智斗和珅，青史留名；毕沅钟情文化，长于著述，文物保护功不可没。

毕沅,清代太仓州镇洋（今属太仓）人，曾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河南、山东巡抚，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不仅是为政一方的行政军事长官，而且还是历史文化名家，其墨宝遍及陕西、河南、山东、荆楚等地，对这些地方的文物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単就为陕西陵墓立碑的数量上来说，为历代之最，达110座之多，立碑之墓的时代自上古至元代。在立碑的110座陵墓中，汉墓36座，唐墓34座，周墓19座，恰好对应在陕西建都时间最长的几个王朝。其从政之暇，辛勤耕耘，“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终成学问大家，以“高山仰止”为喻，也不以为过。其学问，经史、文字、金石、地理、历史无所不通。他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撰了很多对后世有价值的著作，如《关中胜迹图志》《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等。他治学严谨，极为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地理志新补正》《山海经新校注》等，都是重要著述。在金石学方面，他的《关中金石记》《中洲金石记》《山左金石记》《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著述，至今还是高等院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科书。

毕沅一生学问，最得意者莫过于《续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编年史杰作。宋代以后，所续者甚众，其中南宋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明代有薛应旗、王宗沐各自所著《宋元资治通鉴》，清代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等等。以上所续，虽称厚重，但不乏瑕疵。乾隆中期，毕沅着手这项浩瀚的伟大工程。他积20余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其各家说部（古代小说﹑笔记﹑杂著一类书籍）、文集约百数十种，终成记述详明、文字简要的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411年，220卷，200余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其本身史实严谨，而又文采斐然，其中的《岳飞》一篇，更是被选进了中学语文教材，作为典范教授。《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纠正了以往“详北宋略南宋”专著的偏颇，又增加了少数民族资料。梁启超对之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在陕期间，毕沅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到任之初，陕西遭遇春季大旱和夏季黄河、渭河、洛河泛滥，他实事求是报告朝廷，开仓放粮，使老百姓渡过难关；二是开垦荒地，搞好水利建设，使“关中八水”发挥最大效益。经济一经好转，毕沅立即着手文化建设，提出陕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奉祀西周文、武、成、康四王，整修华山西岳庙、韩城司马迁墓和祠、杜甫祠、苏轼祠，重建西安灞桥，修葺西安城墙。他又花费巨资，收集散落民间的汉唐碑碣，汇集于西安圣庙，这就是今天的“西安碑林”。治理甘、陕两省，他政绩斐然。以致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赞曰“毕沅在陕西境内，闻甘肃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

金无足赤，人无至善。史籍记述，毕沅仕宦，功名不终，死后没有谥号，被抄家，革世职。但在学问上，却是流芳百世的。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文人，毕沅不可避免沾有不良习气，从而导致名毁伶官。以至卷入“和珅案”、“贪碑案”，而在逝后追产入官。但客观地说，功归功，过归过，功过分明，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清史稿》也客观地评述了毕沅的历史功过，“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去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毕沅评传》这部书稿，按照我最初的打算，是要写成历史人物传记或长篇历史小说的，也许是毕沅学术造诣卓著的缘故吧，不想写着写着，竟成为人物评传。我想，人物评传就人物评传吧，就算为这位先贤树碑立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