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马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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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野河在煤海里流过（1）
陕北：贫瘠而又富饶
陕北的土地，贫瘠而又富饶。
陕北的人，众多而又“匮乏”。
李焕政同志，早在1952年，十七岁的李焕政从西北团校毕业后就到榆林，直到1988年在榆林行署专员岗位上卸任，他在榆林工作了36年。刚出校门的李焕政血气方刚，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老区的经济建设奉献自己的知识才学，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那是一个蓬勃向上、百废待兴的年代，那是一个一首诗、一支歌能使亿万人热血沸腾的年代，党的号召使一大批优秀儿女义无反顾地奔向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李焕政和时任地委书记的霍世仁同志，曾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千方百计地留住人才，因为榆林当时聚集了一批外地的知识分子，李焕政和地区的领导同志尽可能地解决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一些有才能的，就大胆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一批知识型的领导干部在这个潮头上脱颖而出。
李焕政曾在榆林工作、生活了三十六年，他为开发神府煤田立下了汗马功劳。煤田开发之前的陕北，穷困，像幽灵一样困扰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急切，焦虑，爬满了李焕政同志的额头，于是，他在大会小会上呼吁：“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再不能心安理得当要钱专员、要钱县长了！”在主政榆林期间，他走了两步棋：第一步，北煤南气中轻纺；第二步，粮林草木遍山乡。他虽然离开榆林二十多年了，但榆林人民仍然在惦记着李焕政这个名字。
在李焕政的记忆中，《荷马史诗》曾描述过一场战争，几十万大军在攻打卡夫丁峡谷时，全军覆没。马克思曾把卡夫丁峡谷比喻为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障碍。
李焕政在榆林最初上任时，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卡夫丁峡谷”——缺乏人才。
到神木去下乡，有个村办小煤窑，在煤田开发后，村办小煤窑的工人被招到附近的一个大矿上去了。他问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是哪一年出生的。你猜那个小伙子怎么回答，他说：“我爸知道”。再问得急了，他就说：“好像是下大雪那年”。在场的县、公社、村领导很着急，也很尴尬，一个嘴快的，可能是村上的领导，不是支书就是大队长，批评那个小伙子说，你回答的叫个啥，咱们陕北年年都下大雪，到底是哪一年，跑步回去问你爸去。
听起来是个笑话，但随行的人们很快就品味出一种苦涩。
还有一个真实而又悲酸的故事，比任何作家的虚构都要催人泪下。
1975年12月，陕北子洲县农村。
一队送葬队伍在村口出现。棺材旁边，一个披麻戴孝的妇女涕泪滂沱，哭得死去活来，在场的人受其感染，眼泪唰唰地往下落。
她是在哭自己的丈夫吗？不，她的丈夫还活着。晓得真相的人知道这是一口空棺。她是为苦难的日月哭，为自己不幸的命运哭。
悲哀的哭声混杂在咆哮的寒风和悲凉的唢呐声中，越发显得凄厉。
这个女人名叫张秀英，勤劳而善良，她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拼死拼活劳作，还是填不饱肚皮。万般无奈之下，她与丈夫在被窝里一合计，下了决心，出外去谋生。从此以后，张秀英家的光景竟也活泛了许多，她在镇上给老人抓药时，给孩子买了几颗水果糖。不久，生产队发现了这个秘密，勒令她让盲流丈夫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可家里的一切需要钱呀，卧床的老人治病需要钱，柴米油盐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呢？于是，张秀英——这个要强的陕北女人决定铤而走险，也是生活所逼，万般无奈呀！
勒令的期限到了，还不见张秀英的“战俘”归队劳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让张秀英尝到了厉害。今天是全体社员大会，明天是青年会，后天是党团员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张秀英，批判盲流分子的黑婆姨张秀英，火药味太浓，张秀英实在受不了了，她摸黑跌跌撞撞跑到邻村一个亲戚家与盲流在外的丈夫接头，想到连日来的屈辱，她披散着头发在丈夫宽厚的胸膛上，悲恸地哭。发泄完了，眼前的困境还要应付，于是，两口子就悄声细语，商量对策。
第二天，她便回去导演了前面的一幕，用一口空棺，将活着的丈夫送进了墓穴。直到打倒了“四人帮”，张秀英这个不识字的普通农村妇女，才在村头响响亮亮放了一串鞭炮，而后，扑到幽灵一样归来的丈夫怀里，放声痛哭。
听说了张秀英的故事后，李焕政当时落了泪，心如刀绞，万般难受。
拨去了人为的阴霾，并没有拨去这块土地本身的贫瘠，谁也没有这个回天之力。贫穷，依然像一个幽灵，困扰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据统计数字表明，自1949年至1979年，榆林地区吃国家财政补贴12个亿还要多。年年吃补贴，年年伸手向上面要钱，地区向省上要，打报告要，到主管领导家里求情要，以至出现了不少要钱专员、要钱县长。以至于老百姓评价自己的父母官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你能要来多少钱。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李焕政和地委行署的班子成员深刻地认识到，既然榆林有煤，要彻底改变贫困局面，还得靠煤！榆林二百四十多万人民要靠煤炭致富，靠丰厚的资源致富。因而，在开发煤田的事情上，地区和县上的领导就得特别卖力，当然，这也是使命所为，否则，无颜面对老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