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邵阳

农历新年前半个月，我在上海是一个快乐而平静的人。每天早上我喜欢喝星巴克的浓郁拿铁咖啡，配上一个培根芝士蛋堡，这是我最喜欢的早餐，但如果那天我站上体重秤发现体重有往上增长的趋势，我可能就会换成美式咖啡，再配上一小块鸡蛋吞拿三明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慢慢忘了家乡的样子，即使有时候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欢乐时光，但大部分时候我开始撇撇嘴嫌弃那时候没有见识也没有钱的自己。大概过年要回老家总是带给我很多压力，这种压力来自我在家乡度过的波折和痛苦的青春期。我心中的妈妈，是那个微信上总是啰嗦我控制我的妈妈，因此我烦恼，我忘记了她曾经对我的爱，触摸不到她的心，于是我会在想起她时眼泪涌出来，提出一些假设性问题，比如，如果爸爸还在世我们会不会是更幸福的家庭？我会因为过年要回老家而和老公抱怨，若是他表现出不能理解的样子，我必然是要发怒的。

我不知道“邵阳”这两个字是否还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虽然我还是那么喜欢吃邵阳米粉，可是想到的时候却也不那么急切地想回去。但我还是回去了，在一个下雨冰冻的夜晚。

一下火车，这座四五线小城市的车站就已经让我有点看不上眼了，心里默默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车站还是这么小。出车站的大门是一个铁栅栏，我簇拥在一大堆人群中，有防疫人员一个一个检查了防疫码，终于出了车站，颇有点刑满释放的感觉，可惜今天铁栅栏外没有人等待“出狱”的我，因为我早就通知了妈妈我自己打车回去。

此时已经晚上九点了，天空一直在下着冻雨，地上是我熟悉的湿漉漉，小时候我最讨厌这种湿漉漉，会打湿我的鞋子，上课的时候脚也冰冰凉，不过现在我脚上穿的是一双Rogervivier运动鞋，搭配一条新买的白色羊毛阔腿裤，鞋是不会进水了，但是白色的裤子上已经开始溅上了黑色的泥点，我撇撇嘴，虽然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被熟悉的环境包围，但是我并不想承认和融入。

我在等出租的地方排队，邵阳的出租没有那么多等待规则，大部分是顺路的人就拼成一辆车，我还在出神，就听到一个司机用邵阳话在大声问：“你去哪？”我说：“我去海洋明珠”“哦，那正好顺路，我去肿瘤医院呢！”车里有一个男子毫不生疏地搭嘴到，我才发现这辆出租车里已经一前一后坐了两位乘客，只缺最后一位顺路的乘客。为了早点到家，我赶紧上了车，对司机说：“你帮我把行李弄一下嘛。”

和我并排坐在车后座的一个男子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留着寸头，嘴里嚼着槟榔，黑暗中依然能看到他的脸圆而红润，一笑起来右眼角的皱纹就挤在一起，这是一张我熟悉的家乡人的脸。我在上海拼车几乎从来不闲聊，我一直认为那种社交的界限感是一个文明人的标志，可是这一刻我突然发觉我不想闲聊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普通话，一说起家乡话来，似乎这就是一门闲聊的语言，和陌生人说话也感觉那么自然而亲切。不知怎么的，我就放松下来。这时那个男人又说：”听说今天有阳性，在南正街那一坨，那条街被封了，我屋里牙和娘（邵阳话里的爹妈）六七十岁的人了，被封在里面了。” 司机说：“是啰，听说是有个人自驾回来了，去复查出来的，这也没得办法啰。”我问道：“那宝隆和也封了吗？”小时候，家乡唯一的一家宝隆和位于南正街，离我家不到一千米的距离，是我最喜欢的一家米粉店，那里的米粉简直让人欲罢不能，白色的粗粉配上红油酸辣猪肠的哨子，撒上葱花香菜，老邵阳人一定还要加上邵阳白醋和山胡椒油，就这么一搅和，塞进嘴里，是让人不能拒绝的美食。“宝隆和吗？你说的是老宝隆和吧？”男子说，车里的四个人都安静了一下，但是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大家都理解了我说的是哪个宝隆和，突然有一种被鉴定为自己人的认同感，“那匝（个）店肯定是被封了的。”司机说，“哦，这样啊。”我若有所思地看向窗外，突然觉得，回到邵阳，我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我，一个擅于表达的我，我突然忘记了回乡前的那些烦恼，其实，回家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