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中学的那首歌

雪花、桃园、古镇，从来是流淌诗的字眼，是飘落歌的场景。1971年冬日里的那一天，我们就是披着雪花，穿过桃园，踏着古镇老街的青石条，赶着去参加了东风中学的一场大会操。说是会操而不说上课，是因为到场的近200名准高中新生，尚未正式报到注册，且操练的内容是文化课考试；说会操而不说考试，是因为考试与录取无关而只是一次摸底，我们的录取自然是毫不例外交给了之前的推荐加审批。

一点也不错，东风中学就是那所于1960年被定名的四甲中学。她是一所公认的名校，以名师云集、治校有方闻名遐迩，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苗子。她的“名”，无可否认还包括其不同寻常的渊源。清朝同治七年（1868年），两江总督李鸿章等捐资在此创办东渐书院，清末杰出文学家、桐城派后期作家范当世曾受邀出任书院山长；民国二年（1913年），著名实业家张謇将其改为南通第三高等小学；1951年创办为通东地区最早的一所中学。

学校的名字因为年代的火红变得战鼓擂捶，可学校还是这所学校；学校的前世今生可以书写卷藏，我们学习的生活以及生活的学习，却要一页页真实地翻过。学校校区紧靠一条不十分宽阔的马路，大门两侧就是数排挨着的学生寝室，凡住家距离学校较远的学生，都可寄宿。这减少了许多日复日奔波之辛苦，可也让寄宿者更多地品尝了生活的艰难。那个物资匮乏、供应短缺的年代，每一两饭票每一分菜金，都得抠了再抠算了再算。如果回家居住，总能东抓一点西摸一星，一人寄宿在校，就容不得丝毫的超额花销。现如今，都要专门想办法让孩子接受困苦磨练，我们那阵不想磨练都不成，真正是两眼一睁，磨练到熄灯。似乎总觉得吃什么也吃不饱，吃哪样也一会儿就饿。假若困窘是财富，那我们没毕业就已成富翁了。食堂提供最多的青腌荠烧豆腐、干腌荠烧茨菇，2分钱一碗的是汤多菜少，5分钱一碗的是菜多汤少，大多是以2分钱对付一顿。一定是从学生们的营养角度考虑，学校有时会提供每人一整大块的红烧肉，因为稍带一点强制的意味，所以凡在校用餐的通常都会买着吃。主食都是由食堂师傅用竹箍木桶盛好送到各班级，尤其是到了中午头的大米饭，那喷香顺着廊檐直扑教室，我们的肠胃立马吹起了哨子，思绪更是随绕梁的香气起舞。此时，深深爱怜自己学生的老师们，总会稍作停顿，待教室的气氛安静下来。接着，也就以各种适当的方式等着下课铃声响起，而不再展开新的课程讲解。

那时候，学校还没通自来水，在学生寝室区中部有一口水井，砖砌的井台如同一地标物，其周边是寄宿生们除教室、寝室之外，活动最多的场所，或谈天说地，或嬉笑打闹。水井之于我们是生活的必需，我们之于水井，应该是生存之乐趣，彼此就成了难舍难分的伙伴。水井吊梁用的是一根长长的竹竿而不是绳子。多少年后才晓得，水井汲水本就分“竹竿派”和“绳子派”，但我们之所以用竹竿，全然与“派”无关，不过是怕有的同学不会用绳子，还可能担心不慎将水桶掉入井中。课余空闲洗衣物的时候，水井处要么围着一大片男生，要么聚着一大片女生，就看哪一方占得先机。时而“男团”，时而“女团”，从未见有男女队混合出场。

大家同处一个年代，境况大差不差，谁也没有特别的抱怨和委屈，反倒觉得，紧紧巴巴的日子同样过得开开心心的。教学安排上，学校从不偷工减料；学业长进上，同学们谁也不甘落后。前后无法比，左右可以看，就依记忆中那多少次的教学观摩交流，东风中学也一定是硬梆梆、响当当。走出教室，学工进工厂车间，细心观察师傅们一招一式，勤快快给师傅们打个下手；学农去田间地头，接受伯伯婶婶们热心帮教，中规中矩地翻耕梨耙。除了学农，还会有一些助农活动。那次，是教英语的胡老师带领去的附近一家农场，好像是给蚕豆、小青豆间苗打杈之类。因为我是英语课代表，可能是协助老师做了一些活动的组织事务，所以印象较深。大约10年后，我在军校上学时，居然再一次做了英语课代表。莫非中学英语课代表还有档案记载？莫非自己的南方口音在老师看来更接近外语？其实，就是个巧合。

因为东风中学与一个部队紧邻，所以每年都会选送一些同学参加报务员和司号员的训练。之外，很多同学自选口琴、笛子什么的，作为一种爱好，学校和老师无不支持和鼓励。寄宿的同学，还可以自愿跟着体育老师练习游泳，正因此，我在参军后的第一次海上武装泅渡时，就被排在了“有蛙泳基础”的第一方阵。学校还有一个小个子体育老师，精干又特别风趣。那次学校组织野营拉练，需要大家背记军号号谱，当中的休息号有“哒-哒-登，哒-哒-登”的音节，这个体育老师就幽默地提示大家说，这个最好记，是“当当等，当当等”。“当当等”在家乡方言里是歇一下的意思。

每逢晚间安排自由活动，我们就会结伴去附近工厂蹭电视看，一会儿节目一会儿雪花，谁也不会吭声。等到一直雪花飞舞再无信号，只能干看电视机了，才悻悻散去。手画电影票、戏票的事，自己就真的做过，而且还不止一次。凡是遇到和作业簿封面相同纸张的，总能画上几张，夹在正宗的票中间蒙混过关。之所以从未失手，我至今都认为，就是人家好心的检票员不和一帮穷学生较真，故意放过一马而已，根本不是因为自己的书画技艺足以乱真。

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兼教物理课的赵老师，那副得体文气的宽边眼镜；教语文课的姚老师，那条长长的浅褐色围巾；教数学课的翟老师，那从早到晚一丝不苟的边幅。在任何一个艺术作品中，这些都是知识分子造型的亮眼元素。我要说的是，这三位备受尊敬的名师，被我们班级非常幸福地一齐拥有了。一天，赵老师为大家讲解物体的相对运动。赵老师说，宇宙中没有静止的物体，一切物体都在不停运动，而且运动的物体之间，都存在一个相对关系。然后举例说，比如乘坐渡船，船向岸靠近，也可以看成是岸向船靠近，因为两者的相对关系是一样的。赵老师加重了语气又说：“但是，我们能说船在向岸边走，却不能说岸朝船走过来了。”整个教室顿时笑成一片。赵老师面朝黑板，也笑得好一会没转过身来。

我们无法知道，当年姚老师按指令跟形势，在给出“批读书无用论”之后，又给出“批读书做官论”的作文题目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滋味。但我们永远记得，是姚老师带领着进工厂、下田间搞社会调查，回校后，用那俊秀无比的板书，写下“运河两岸谱新歌”的作文题。当简述一个梗概，让同学们扩写成完整故事，之后估计写出的内容会大同小异时，姚老师又出人意料地点评起每个同学的书写水平和工整程度。见到眼前一亮令人满意的，姚老师就会用夹带着上海口音的当地方言说一句：“弄得来还真不错。”

翟老师有一个超级本领，他随手挥舞粉笔能在黑板上把一个圆画得很圆。那次，翟老师就是在这很圆的圆圈中画了个五角星。突然间，翟老师好似不经意地问了句，哪位同学回答一下五角星内角和是多少度？全班鸦雀无声。一向和善的翟老师显然激动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中生，竟然不知道五角星的内角和！”老师是在责怪我们吗？不是的。因为全班无一人能回答，说明并不是该学的没学会，而是该学会的压根没学到。今天再看，翟老师难道不是给了那个年代一个惊叹号吗？

和蔼又不失严格，亲切又紧把法度。可以肯定地讲，有像赵老师、姚老师、翟老师这样的恩师执鞭，每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都一定会学有所成，都一定能长足进步。

由于招生季节的连续变更，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过初中的两年半经历后，又在东风中学来了个两年半的高中阶段，终于在1974年盛夏毕业离校，加冕“回乡知青”。在生产大队、小队里，与“下乡知青”们肩并肩战天斗地。殊不知，“下”只是过程，不是重点；“回”却是归属，才是关键。于是，“下乡”的陆续回城，“回乡”的依然回乡。庆幸的是，恢复高考给了每一个学子相同的机缘，改革开放照亮了所有人的前方。做工、务农、经商、升学、参军，都可以放飞梦想，都能做得风生水起、万紫千红。

五十年沧海桑田，五十年风雨兼程，尽管每一个人的脚下烙印了各自的诗行，胸中弹拨着不同的歌谣，但有一首曲目，却为大家曾经并长久拥有：东风中学的那首歌。

202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