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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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子
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正值青年，也太年轻。
那个年月，山沟野凹里最有人气的地方算是那座建在半山腰上的完小了。完小里有六个老师和一百多个小学生，他们的家就安在完小周边的垴头、坡边和沟岔里。这里不乏严肃活泼、清净热闹和难以预料。
校园不大，最醒目又阔气且排场的地方要数两排教室当中的空地上新修着一个椭圆形的大花坛，红砖绣筑成的镂空造型使其增色不少，其间的红土地上栽种着几株白牡丹和带刺的月季花，还有几簇四季青。
三十年过去了，哪座完小早已被撤并搬迁至别处，随之改建成了村委会驻地。不知为何？我常常想起甚至梦见那个红砖水泥勾勒成的大花坛，只因那个女孩儿。
女孩儿上六年级，一个长像很丑的农村丫头，打眼一看就特别邋遢：毛头罩脑下一张无知的黑瘦脸庞，清晰记得她经常性有两道浓黄的鼻涕挂在上嘴唇的人中两边。也许为此，班上的同学都不爱和她一块儿玩耍或者课间一起做游戏，他们的目光里常流露着一种嫌弃。其实，这个班只有十六个学生，可班上无论在哪一样评比中她总是排倒数第一。
那是个比往年更热的炎夏，离毕业不到一个月的时光了。那天午后的太阳如一轮大火球，炙烤着山腰每一个旮旯拐角，天上没有半缕云，空中毫无一丝风，操场边一排大白杨树的绿叶嫩枝上，平日里叽叽喳喳的麻雀们竟也躲藏着无影无踪，校园四下里一片寂静。
恰逢又一次模拟考试结束，心急如焚的老师曾在考前立规：谁考倒数第一且不及格就自觉胸挂卷子在午睡时段绕那个大花坛转圈圈儿。其实老师也就那么随口一说而已。
烈日下，午睡时，花坛旁：一个女孩儿极力低着头且胸前挂着卷子独自绕着花坛默默地转着圈圈儿，毛头罩脑的影子比其自身放大了许多倍，一刻不离地投在她面前的地上，四下里很寂静。偶尔从正对着花坛的宿舍窗户里悄然闪过几个看热闹又调皮的“鬼脸”来。仔细端详——女孩儿竟很细心地用两个小夹子夹紧卷子两端，认真地用一节暗红色的毛线连接起来，小心翼翼而平展地挂在胸前。透过窗户分明也能看见卷子上一些大大的叉号和右上端鲜红的得分。女孩儿宛若一匹拉磨的“驴”，只顾抱着大花坛不停转圈儿。不到半个时辰，女孩儿胸前的卷子上显现一片沾湿的图案，花坛犹如一口沸腾的大鼎，烤的女孩儿汗流满面，其间也一定和着她满眼的泪水……
毕业后，全班十六个学生全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一个也没落下。
新学期，在新校园里却再也没有了那女孩儿的身影。后来一打听，才知女孩儿已经去了遥远的他乡，从此杳无音讯。
一句随口的惩戒却深深伤害了一个天真无邪的灵魂。那时太得年轻，现在想起来肠子都悔青了。
老 碗
同样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安贫乐道的一段记忆。
有缘回到母校教书。母校在大山深处，说白了就是穷乡僻壤里一所不起眼的初中，二十九位教师和三个年级六个班共计三百多学生，寄宿制学校，一周放一次。那时校舍简陋，生活条件差。
记忆犹新的是师生们吃饭的场面：学生灶和教师灶并排紧邻，灶房前的空地上一侧是学生等待打饭而排着“长龙”，教师在另一侧两棵老柳树底下席地围成三四个圆圈儿，虽没有如今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大餐厅，但依旧有条不紊、热闹非凡……
那时的学生生活比较艰苦，在校一日只有两餐且都是玉米糊汤，学生每周得往学校交玉米面和柴禾才能换取一些粮票。学生灶只有一位炊事员，每到吃饭时间学生们自带碗筷排队凭票定量打饭，他们都是在周末到校时从家里用各种各样的菜罐子带够一周咽糊汤的菜，且要学会计划着吃，否则到了放学的前一两天只能吃着白糊汤，碗里连一星星儿调味的菜都没了。灶上的糊汤时稠时稀，打饭时，师傅全凭心情衡量。
教师灶另请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炊事员，脾气好又贤良能干，教师灶全由她一个人张罗着，每顿饭菜做得确实香甜可口，无可挑剔。也许是为了公平定量吧！也许是条件有限吧！那时教师们在灶上吃饭都端着一个个大老碗。老碗是陶瓷的，烧制粗糙，土里土气的：土褐色碗底，乳白色碗面，全上过一层釉子。碗口直径一尺多，碗深半尺有余。这老碗厚重，碗底有一筷子厚实，碗沿也有半筷子那么厚吧！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师傅每次无论做什么饭食，总能精确保证每人吃到一大老碗。
记得当初，年轻的我手里掂着这大老碗饭时，总是不好意思挤进柳树底下的“圆圈儿”里，于是总悄然地端着老碗溜回到自己的半间狭小安静的房子里（这房子既为办公室也是宿舍）。其实那圈儿中有我当年在这里读书时的校长、班主任和恩师，他们端着那瓷实的大老碗一端就是几十年了，甚至端到退休。回想起当年读书时，每当我站在一侧的“长龙”里，时不时眼巴巴地张望着青翠柳树下的“圆圈儿”。“圆圈儿”里偶尔泛起惬意地笑声，招来“长龙”里一道道羡慕不已的目光。那一个个冒着香气的老碗，犹如讲台上一个个神采飞扬的面孔。肯定比白糊汤美味无比。心中便暗自发誓有朝一日也要挤进“圆圈儿”中，于是愈加刻苦勤奋。
半年后，每到饭点儿，端着老碗的我早已不再害羞地躲进寒舍，而是乐观坦然地融入了老柳树下的“圆圈儿”中，我爱上这圈中的谈笑风生：天文地理、报刊趣闻以及幽默笑话“变戏法”般在碗边荡漾，大家纷纷端着老碗，圪蹴在地上一番乐此不疲地辩论，或是一番津津乐道地谈笑。更吸引着一侧“长龙”里渴望而追寻的目光，甚至“垂涎三尺”而暗自发愤图强。
为此，大山里这所条件并不优越的学校，却走出了很多不胜枚举的“寒门才子”，其良好的教风和校风在当地是有口皆碑。
如今“老碗”已逝，校园变得美丽如画，可那段“老碗文化”的记忆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头。
“学堂梁”
依然是三十年前了，我曾最羡慕的人是五叔，犹如当年崇拜“明星”。
其实缘于五叔是山村野岭里唯一拥有过“大哥大”的农民。
记得一天放学，我在回家的羊肠小道上碰见了院里的五叔。五叔满面红光，酒气熏天。最令人注目的是五叔右手高举着一部醒目的“黑转头”——大哥大，五叔越发精神抖擞，连走路也带风。
那时通讯不发达，有线电话都很难保证畅通，更何况无线电话呢？“大哥大”彰显着一种时尚或时髦。记得我那时候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够买一部崭新的“大哥大”，就算是买得起还“养”不起呢！双向收费——话费昂贵。
五叔一直在邻县的金矿山上给一个私人老板带工，他为人厚道，肯吃苦能背亏，博得老板信赖。短短两年，连“大哥大”老板都给配上了。
自此，隔三差五就有去五叔家喝酒的人，发了财的五叔整日红光满面，醉意迷蒙。但是无论酒醉到啥地步五叔的“大哥大”从不离手。而且喝醉后常会神气十足地绕着村子中央最高处的“学堂梁”来来回回蹒跚地搜索“大哥大”的无线信号。山高沟深，无线信号很差，若有若无。
“学堂梁”当年是有一所“学堂”高高在上的，如今夷为平地，了无踪影。记得学堂是标准的坐北向南矗立着土木结构的一排青灰大瓦房加一大操场构成。大瓦房西头是一间老师办公兼休息的房子，中间紧连着一通间是教室，大约有三间房的面积，东头是一间储放杂物的房子，靠北边有个土灶台，其外面镶嵌着一个吊楼式厕所，学堂的屋檐下矗立着一排粗壮黝黑的木柱，见证着悠久的历史。听闻村里年岁最高的老人讲：学堂大约始建于解放前，起初是一所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学堂几经修缮，曾既是孩子们上初小的学校，也是村里集会办公的地点。于是学堂的操场常常也成了全村的露天大会场，是村子的中心点也是热闹繁华地带，这儿发生过许多故事：批斗会，“赛诗场”；选举会，“闹社火”……成为村中一代代山里人丰富的阅历和难忘的纪念。
“学堂梁”是我的童年乐园，在那个“小孩儿盼过年”的年龄，每到大年三十晚上，一粱两边的孩子们急匆匆地吃罢团圆饭，穿着盼望了一年到头的新衣服，急急忙忙提着心仪的花灯笼成群结队飞一般赶往“学堂梁”的大操场上。别小看那些花灯笼，都是孩子们腊月里就早早缠着大人给准备的材料，有孩子为了这些称心的材料年年哭鼻子。院里手巧的孩子便亲自动手编做心仪的灯笼骨架，形状各异。然后用攒下的各色彩纸剪出各种喜爱的图案，又亲自一椭儿一椭儿地贴糊在称心的灯笼架上晾干才算大功告成。然后期待着年三十晚上，吃过年夜饭后，大人才郑重其事得发给一支崭新的红蜡烛，小心翼翼地点燃安稳地放在花灯笼里。想想年三十晚上，伙伴们兴高采烈地汇聚在学堂梁上，别提有多激动，个个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花灯笼，闪闪灯光映着一个个稚嫩的笑脸，在花花绿绿的衣服间窜来窜去，年长的招呼着年幼的，同院子的互相吆喝着，大呼小叫着，来来回回在学堂梁宽展的操场上疯跑着、嬉戏着，相互指指点点攀比着谁的衣服最漂亮？谁的灯笼最好看？谁的灯笼最亮堂？学堂梁上时而夹杂着被逗哭了的争论声，时而又传来一起欢唱的儿歌声，欢声笑语回荡在满山遍野中，响彻在学堂梁的记忆里……
那时候，大山里还没普及电灯、电话和电视，但常会伴有泥捏中的天真和童趣——朴实无华。
如今的月薪即可买到好几部华丽的智能手机，5G网络遍布着山沟野凹，平坦的水泥公路通村到户。小康生活越过越好，可令我羡慕的五叔突发脑溢血而离开了这个多彩的世界。
“学堂梁”在我的记忆里日益模糊寂寥起来：没了“学堂”，没了“童趣”，唯余魂牵梦绕的故土。
时过境迁，不再童年。岁月不饶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