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房

大洋房曾是梅家堰坝最漂亮的房子。

它是由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组成的一个院落。正房和厢房皆有三层，但正房的屋基比厢房高出一米多，且正房架空高，厢房架空小，看起来正房高大，厢房矮小，比较合谐。大洋房的立柱、横梁、楼梯、楼板、走廊、护栏全是木头所做；里面隔墙主要材料为青砖；外墙则用青石垒砌，再以优质石灰勾缝抹面；屋顶四面倒水，盖以灰瓦。看上去美观大方。

但我对大洋房的第一印象不是它高大的气势，也不是在村里与众不同的美。我第一次对大洋有印象时，才四五岁，还没有机会走进大洋房，也尚无能力去体会它的气势，欣赏他的美丽。每次远远的看到它，心里只感觉害怕；每次迫不得已，从它门口经过，简直就是惶恐……

解放前，大洋房的主人叫梅德光，字正华，民国十八年贵阳医专毕业，曾任普定建国中学教员、粮仓主任、区长、县党部宣传科长、社会服务处主任等职。按辈分他是我的远房伯父，但我们不处同一时代，关于他的一切只是听说。

解放后大洋房被政府没收，两边厢房被分给我喊二太爷的人家居住，正房给梅家堰坝村和临近的播咱村作为公产。

我开始懂事时，大洋房的正房里住着两个人，男的叫邓洪顺，大家都称他老邓，女的叫辛国珍，是老邓的老婆。他俩曾经是村里的领导。

其实，老邓两口子并不是梅家堰坝人。梅家堰坝，自梅建公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从江南泗州任上辞官归隐，扩建寨院以来，三百来年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邓姓人家，更没有听说姓辛的人。

 老邓两口子是外来的，传说从纳雍上边下来，可具体从哪儿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还没解放他俩就来了。

又传说他们一起本来是三个人，辛国珍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婆娘，和老邓勾搭上后，老邓设计把那男人骗到一个偏僻的深不见底的大坑边，趁其不备，一脚将他踹了下去，从此霸占辛国珍做了自己老婆。

起初老邓和辛国珍在村里帮人家干活，混生活过日子。解放初期，搞土改时，他们两人，一穷二白，非常积极地参加土改运动。他们在村里无亲无故，做起事来无牵无挂，无所顾忌，下得狠手。不但分到了好田好地，上面领导还很喜欢他们的积极表现。经过一段时间培养，老邓当上村农会主席，辛国珍当了妇女代表。

从此，大家对他俩另眼相看。人们尤其害怕老邓，害怕听到他那不属于梅家堰坝本地人的重而低的口音。谁要是被他盯上，不是被罚干重活，就是无中生有给你戴上一顶破坏分子的帽子，开大会批斗！

每次听到老邓两个字，人们仿佛听到一声闷雷。我们小孩尤其害怕。慢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现象：谁家小孩子哭闹不听话，大人们就会说，你再哭，你再闹，老邓马上就来了！一听说老邓来了，孩子立马不哭不闹，悄无声息。

成立人民公社后，村改为了大队，老邓农会主席的职位自然没有了。新选了大队支书，作为村里的领导。但老邓仍然住在大洋房里，他和辛国珍无儿无女，成了农村五保户，需要特殊照顾。

梅家堰坝坐落在一个半坡上，大洋房在村寨最低处的村口边，大家进出必须经过这里——要么从大洋房左侧牌楼门囗经过，要么从大洋房院坝前面的保坎下通过。这两个地方都在老邓的视线范围内。

老邓中等身材，黑胖黑胖的，他基本不下地干活，每天搬条板凳往大洋房正房门口的台阶上一坐，手拿一根乌木烟杆，脚边放一杯茶，翘起二郎腿，日子非常惬意。

可苦了我们这些小孩子。谁要是单独从大洋房门口经过，老邓就肿声重肿气地喊：过来，过来，你是哪家的娃崽！

你若逃跑他就骂：狗日的……。后面嘟噜嘟噜一大堆，听不清楚说什么。

如果你听话走到他跟前，他就伸出粗黑的大手，捏捏你的鼻子或者耳朵，嘴里也嘟噜嘟噜一通。有时他不高兴，会把手伸到男孩子的裤裆里，捏得小孩子叫嘶呐喊。他却哈哈大笑………

通常我都会和父母一起通过大洋房门口。偶尔父母不在身边，而又需要经过，我就先在转角的地方猫起来，等看到有别的大人走近了，才窜出来，紧跟在他们身后一起走过去。

有一次，我从村外回来，等了半天，没有遇见一个大人回村。我鼓足勇气，蹑手蹑脚走到离大洋房门口最近的一个墙角，伸头一看，见老邓一手扶着乌木烟杆，烟嘴衔在嘴里，巴哒巴哒吸着，嘴角不停地往外冒烟。巴哒巴哒吸几口，啪的一声吐出一滩口水，又巴哒巴哒吸几口，再啪的一声……如此几次后，他把烟杆轻轻靠墙放下，端起地上的茶缸咕嘟咕嘟喝几口……我瞅准了，当他弯腰去地上端茶缸的时候，也急忙弯腰低头，小猫一样从大洋房院坝前面的保坎下迅速通过，绕远从围墙脚爬小石门回家。

我长大上学读书后，老邓仍住在大洋房右边正房比较阴暗的后半间，但他已经行动不便，很少出屋。

大洋房左间正房开设了一个小卖部，售卖煤油、盐巴、火柴等几种常用的生活物品，偶尔有点块状的红糖、水果糖、香烟之类供应。但不常开门。

大洋房右间正房前半部分住了一个姓江的女老师，她教我们算术，于是我们就有了进入大洋房的机会，了解到它内部的结构，还发现许多美好。

江老师是四川人，说话声音很好听，人也长得漂亮。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笔挺而又有点鹰钩的鼻子，和一双明亮而又微笑的大眼睛。每次遇见，她先不说话，明亮的眼睛微笑地看着你，两边嘴角还各出现一个小小的酒窝，让人心里特别舒服。

江老师教我们算术，课堂上他总爱轮流提问我和其他两个同学。有一天另外两同学因事没有上学，可把我搞惨了。平时课堂回答问题，我们三个可以互补。那天上课江老师总是提问我，我的神经就绷得很紧，怕出了错没有人给补救。越这样想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出错，十分难堪。

学校离大洋房只有三四十米远，我们时不时就会去大洋房里找江老师问问题，没有问题也会借故去找她，说上几句话。

江老师的房间是大洋房正房右间的前半部分，房间不大，安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剩下进门到床前不大的空间了。但江老师的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清清爽爽的，看起来很舒服，谁去了都想多呆一会。

从江老师房间出来，我们穿过宽敞的堂屋，然后轻脚轻手从后面的转拐楼梯悄悄爬上二楼和三楼去看希奇。

二楼左边房门是开着的，可以随便进去。我们在里面看到一张黑漆漆的桌子，桌上有一台同样黑漆漆的的电话机，手摇的那种，听筒横放在上面，但是已经没有外延的电线。每次我们都装模作样地摇几下手柄，拿起听筒放在耳朵边听，什么声音也没有，才又很小心地放回去。第二个人又照样子来一遍……

二楼右边的门是锁死的，进不去。本想绕从前面走廊窗户往里窥探，但窗户门板，也被从里面顶死，推不开。

二楼走廊前面有雕琢过的木头栏杆，非常漂亮。走廊两头可以通向两边的厢房，可门都被锁死。透过走廊栏杆可以清楚看到对面土包包上学校的教室，清楚地听到同学们在教室里的读书声……

三楼是开放式的，没有像二楼那样隔成三间，隔墙处只有支撑屋顶的几根粗大的立柱。整个楼面用厚木板铺就，又平整又宽敞，我们可以在上面玩耍。从走廊和窗户，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欣赏不同的风景。从左边窗户看出去是东流的河水，以及与梅家堰坝名称相关的两道大条石铺砌的河堰，河水从河堰上面流过，泛起白色的水花；从三楼走廊视线可以越过学校所在的小土包，看到对门坡青绿的杉树和茂盛的庄稼；从右侧窗户则看到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在田坝中间穿行，如蛇一般，漂亮得很！

这些景象，平时我们在外面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回，可以说司空见惯。但是从大洋房的窗口和走廊栏杆缝隙看出去，总觉得别有风味。所以乐此不疲！

后来我们经常到三楼上去，但更多的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开展文体活动。有时体育课遇到下雨，老师会带我们上去做室内活动；遇上公社组织文艺会演，学校要排练节目参加，下午放学后或者晚上，老师就带着挑选出来的部分同学到三楼去排练。

记得组织我们排练节目的是一个姓张的男老师。主要排演两个节目，一个独舞《小扁担》，由低年级的一位同学表演；另一个是群舞《虎头山下铁姑娘》，我们有八个同学一起表演。

《小扁担》表现的是一个小学生，用一根小扁担挑水送饭到田间地头，给干活的人们。表演者肩上横放一根棍子，走起路来一起一伏左右轻轻摇摆，在场中转了两圈，弯腰轻轻把棍子放下，假装双手捧起什么东西，向前伸送出去，给劳动的人们。停一两秒种，横向移动两步，又向前伸送……如此四五次，然后拾起棍子，放肩上，起步离开，但又不是很快离开，边走边回头，并向场边摇晃手掌，表示再见……这个舞蹈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富有情趣。尤其表演者郭运举同学身材矮胖，脑袋圆圆的，眼睛鼓鼓的，一招一式特别投入特别认真，每次排练，大家边看都忍不住笑出声。

《虎头山下铁姑娘》是群舞，由四个男生和四个女生配合表演，男生作为辅助，主要突出女生。有一个场景是开凿炮眼。实际生活中这种重活皆由男人负责，尤其是抡锤砸钎，从来未见女人干过。但为表现铁姑娘的精神，表演时一男一女分四组，我们四个男生都蹲下身子，作出手扶钢钎状，四个女生精神抖擞，双手配合，一高一低扬起，然后扭动身体作出使劲砸锤的动作。砸下来，稍停一下，又扬起，再砸下，如此反复几次。然后再扬起，再砸下，多停一会，假装扯下肩头的毛巾擦擦汗水，再继续……

为了表演好这两个节目，我们上大洋房三楼排练了十多次，最后才到公社场坝中间的舞台上参加表演，郭运举同学表演的《小扁担》还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

我小学毕业那年，公社初中招生一个班，共四十多人，我们班竟然有八个同学在列。这在全公社十多个大队小学中是名列前茅的。

我上初中后，江老师离开了我们村小学，据说去了省城郊区一个叫艳山红公社的地方，距离梅家堰坝有一百多公里远。现在开车一百公里不算什么距离，那时只有县城才有公路通班车，一百多公里路程对一个乡里人来说非常非常遥远。从此，我再没有见过江老师。

三十多年后我买房住到省城贵阳市观山湖区，偶然发现旁边有一个叫艳山红镇的地方，但已经属于比较热闹的城区。我心里一惊，突想起江老师来，心想如果再见，我们是否还能认出对方。我每次从那一带经过，无论开车还是坐车，见到五六十岁的女士，我都会留心察看，希望其中一位是我们的江老师。但是一直没有遇到。现在我远离梅家堰坝，远离了贵州，到了北方，再很难见到大洋房，想见到江老师的希望更其渺茫！

其实，上初中后，我就很少再去大洋房，连远远看两眼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读初二那年，村里小学还办了一届带帽初中，教室就安排在大洋房正房二楼。有一天从公社中学放学回来比较早，我爬上去看过一次，教室里有七八张高低长短都不统一的课桌，一块黑木板挂在墙上当黑板，比较简陋。我堂弟梅世怀就在这个班上，他是从这里考上区高中的。

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爬到大洋房的楼上去。

初中毕业后，我考到区里上高中，住校，见到大洋房的机会就更少了。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每年回梅家堰坝的次数屈指可数，见到大洋房的机会少之又少。

后来大洋房里还住过另外两位代课教师。老邓和他的婆娘，先后死在了大洋房里，乡亲们把他们抬出去埋在马厂坝坝……这是都是后来听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社改乡，大队改村，大洋房的正房卖给了私人。右边住户是我一个堂叔，左边是我一个堂哥。

属于私人财产的大洋房，旁人再不能随便进入，更甭说爬上楼去。

既然属于私人财产，主人就可以根据需要修整。从外面看去，房屋除了比较老旧，看不出大的变化。但听说内部结构已作了调整。

参加工作之后，我偶尔回去，每次都会抽点时间走到寨门前的土包包上，围绕学校转一圈，先看看下边的小河水，以及相距不远的两道河堰；再看看远处的马鞍山，石阶路，对门坡；最后绕回来，背对学校，面向大洋房，看它四角倒水的屋顶，屋顶上越来越少的黑瓦和越来越多的灰石板，以及开始脱落的墙皮和歪斜的走廊栏杆……

每次回去，都感觉大洋房又陈旧了一点，又破败了一点……我的心情也就沉重一点。

最近几年再回去，大洋房的破败让人触目惊心。

住在厢房里的二太爷一家变化很大。早些年二太爷去世后，几个叔叔有的砌了新房住出去，有的外出打工长年不回来，有的干脆到外地结婚成家，屋里只剩二奶奶一个老人。等二奶奶也去世，厢房里基本再没有人居住。房屋一天比一天破败，没有人来修补，日晒风吹雨淋，房顶塌了，横梁断了，山墙垮了……

住左边正房的堂哥，自搬进大洋房后，从侧面山墙开门，很少从大门进出。他的几个女儿出嫁了，儿子外出打工也已在外面成家，家里常年就他一人。能住且住，很少关心房屋的破败。几年前他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这左边屋子基本上又没人居住，也无人打理了。

右边正房的堂叔是煤矿工人退休，儿子在县城工作，并安家在县城，自然很少回来。堂叔和婶婶经常是村里住几天，又到县城住几天。就他家这边多少有点人气，房屋看上去较为坚固。

但是，堂叔堂婶已经七十多岁了……

大洋房到底还能挺立多久？

真的，我不知道现实中的大洋房还能挺立多久，但在我的乡愁中，它永立不倒！

2024.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