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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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军 阳历十二月初，时令已是初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是，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还没有生炉火。没有生火的屋里比屋外难受，阴冷阴冷的，好像一个大冰窖。所以，吃过早饭后，人们都陆陆续续地走出屋子，找一个向阳的墙根，凑在一块儿，晒太阳。此时，冬阳正好，不急不徐，不冷不热，熨帖地照在身上，像给身上又加了一件衣服，暖暖和和，舒服极了。高太爷上了年岁，腰腿不好，不能长时间站着，便坐在墙根的一截木墩上，背靠着墙，双手揣在袖筒里，眯缝着眼冲盹儿；梁叔和宋叔是村里出了名的臭棋篓子，棋下的不怎么样，瘾挺大。平时农忙时节，收工后都要杀上几盘，现在，没事了，有的是时间，更是成天泡在棋盘上，杀来杀去，自娱自乐。还有几个人没事干，站着，抽着旱烟，聊着闲篇，借以打发这百无聊赖的冬日闲散时光。
我家也没有生火。对于注定要在泥土地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父母来说，深谙勤俭持家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老话说得好，“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地是有数的，收成也是有数的，丁是丁，卯是卯，再没有其它的进项了，可花钱的道道却有千万条，不省吃俭用能行吗？少吃一顿饭（一到冬天，基本上都改成一天两顿饭了），饿不坏；晚生一天火，也冻不坏，可家里没钱了，那将寸步难行，徒剩下唉声叹气，抓瞎转磨了。没听说，一分钱都能把堂堂的英雄汉难倒吗。
其实，家里早已拉好了煤，就堆在东厢房的房角处，上面还盖了一块破旧的塑料布。冬天风多，风也大，这要是被蛮不讲理的西北风吹跑了，哪怕一点点，那还不把人心疼坏了；冬天雪也大，也多，这煤再被鹅毛大雪给濡湿了，火力将大为减弱，不知道到时候要多烧多少煤啊。
一座建好的房子，矗立在院中。其实，那只是一个简单的外壳，它里面还有深奥的内容，那就是土炕和地炉。会不会盘炕，能不能垒炉，是衡量一个瓦工手艺是否全面的标准。会盘炕，盘出的炕烟道顺；能垒炉，垒好的炉炉火旺，这才得配人们尊敬的称呼一声“瓦匠师傅”，否则的话，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瓦工。
地炉，顾名思义，是垒在屋地下的炉子，它不同于铁炉和垒在屋地上的砖炉，那两种炉子只负责取暖、烧水和做饭，而地炉还兼具烧炕的功能。地炉由四部分组成：炕洞、炉洞、炉坑和煤槽。它们在一条直线上。地炉与土炕相连，在土炕的正前方，从外面看不见烧炕的通道，能看见的只是炕洞。炕洞是炕墙上凹进去的一块，上面呈三角形，边边还是一起一伏的波浪状，这是瓦匠师傅特意设计的，为了增加视觉上的美感；下面两边的两块砖是立着的，看上去像长方形。炕洞底部正中那块砖是活的，能拉能推，好像抽屉一样，故名“抽屉砖”。这块砖是控制热气走向的，拉出来，大部分热气都进了土炕里，就可以把炕烘得暖暖的；推进去，热气就全从炉口冒出来，屋子里很快就暖意洋洋。入冬前，家家户户都要把自家的炉子整饬一番，我们这里叫“搪炉子”。搪炉子就是搪炉洞，用稀泥修补。经过一冬的烟熏火燎，炉洞壁上的泥难免会脱落几处，只有补上，炉子才好烧。父亲是瓦匠，配得上“师傅”的尊称，家里的炉子就是父亲亲自垒的。父亲把手从炉口伸进去，四下里随便摸一摸，就知道哪里要搪。父亲搪好的炉子，就是好烧，火旺时，火苗高过了炕沿，一窜一窜，想窜上顶棚，吓得母亲赶快用湿煤把火压上。炉坑是盛炉灰用的。数九寒冬里，外面冷冷呵呵，谁愿意出去倒炉灰，全在炉坑里放着。所以，炉坑要建的大，挖的深。每次掏炉灰时，母亲头上都会包上一块头巾，跪在炉坑边，弯下身子，手里拿着铁火棍，伸进炉灰口，左右搅动。炉灰是下去了，可细细轻轻的炉灰粉也从炉坑里飘了出来，在屋里飘飘荡荡。所以，地炉子治懒人。屋子要天天打扫，一天不扫，满屋子都是，落满炉灰的桌子像黑板，上面能写字。煤槽是和煤用的，它不与炉坑连着，相隔有一拃远。煤是散的，不容易抱团，所以，和煤时，要添加煤土。煤土是从村南大河堤拉回来的，那里的土都能禁得住河水的冲刷，土质自然好，而且粘性大。煤和土的比例要合适，大约是三铁锨煤加一铁锨土，这种比例和出的煤又好烧，又拿时候。
那时的冬天，冷得邪乎。白毛风在屋外拼命地横冲直撞，还发出“呜呜”的尖叫声，撞得光秃秃的树枝像鞭子似的来回乱抽。街上很干净，能吹动的，像枯叶、荒草、纸屑，甚至小石头都被吹到了墙角，使劲撞击着墙，上下翻飞。路上只有几堆冻僵了的牛粪，像铆在了地上，硬梆梆，还挂着白霜，看上去，像白纸上的一串黑色省略号。院内的大水缸虽然早就裹上了厚厚的草帘，但还是被冻裂了一道口子，心疼的主人直打唉声：唉，明年开春还得“锯大缸”。
屋外寒风吹彻，屋内却暖意融融。母亲早把炉子拾掇得利利落落，炉火也随人愿，旺旺的，把炉口都烧红了。母亲坐在炉子旁，开始剥花生。谁说冬天没事干，庄稼人有的是活儿，只是赶紧不赶紧的事。母亲常常这样说。也的确，母亲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如果把农事比喻成一场战争，那春天是正式开战，夏天是向胜利冲击，秋天是取得胜利果实，而冬天则是继续准备第二年的“子弹”。战场呢，也从庄稼地转移到了自己家。粮食种子要未雨绸缪，提前准备，才能踏踏实实地过个安稳年。否则的话，冬天只顾猫冬，临时抱佛脚，那不是庄稼主，那是破烂户。
母亲剥花生，我则守着炉子熥花生。对于我这不知道盐咸米贵的顽性，母亲从不斥责。我在炉口的砖上，熥了一圈花生，并不住地翻动。火太旺，如果不动，一会儿就冒烟了。每每这时，父亲就对我说：多熥点儿。我知道，父亲这是让我给他准备中午的下酒菜。现在是冬天，不忙，喝点儿小酒，暖暖身子，的确是一件惬意的事。父亲自诩知道的很多，但他一定不知道，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老先生，曾经为冬日饮酒写过一首雅致的小诗。虽然现在不是“晚来”的时间，也没有“欲雪”的迹象，但有风听，有火伴，有酒喝，何尝不悠哉美哉呢？那真是：家乡寻常酒，红泥小火炉。任尔西北风，仰脖一口无。地炉除了能熥花生，还可以熥红薯。红薯要选块儿小的，顺溜的，用一个破旧不用的铁盆盖上，这样容易熟。不一会儿，香甜的烤红薯味就从盆缝钻了出来，飘满整个屋子。
冬天里，太阳似乎也忌惮寒冷，匆匆溜一圈，赶紧躲到了西山后；夜幕随即拉开，村子瞬间陷入了漆黑的夜的海洋。村子里很静，仿佛所有的声音也被冻住了，偶尔一条狗站起来，仰天狂吠两声，似乎想把寒冷的夜撕开一个口子，看看枉然，又老实地封了口，蜷缩回窝里。屋里的温度开始下降。白天的风太大了，当时就听到了窗户纸“呼啦呼啦”的响声，没想到真吹破了一个窟窿，冷气正从那个窟窿钻进来，一点点蚕食着屋里的热量。吃完饭后，母亲总是很快封了火，催促我们上炕睡觉。这也是母亲精打细算的一部分。没事没物，点灯熬油，着火废煤，这不是一个正经庄稼主应该做的。封了火的屋，温度更低了，和白天真是冰火两重天。我躺在被窝里，睡不着。太早了。夏天这时候正在外面玩，秋天还在外面干活呢。还有一点，就是我比较胆小，怕黑。其实，我多虑了。熄了灯的屋里并不黑，而是模模糊糊的，甚至头顶上的那块顶棚还很亮，就像手电筒照上去的一样，屋里的桌子、凳子、水缸等都能分得清。原来，那是封了火后，火眼照上去的光。亮光并不大，却温暖着我，我的心慢慢松弛下来，很快睡着了。
暗夜中，屋里虽然有点冷，但并不沁骨，因为炉子上的那一点点暖。而且，在我熟睡时，屋内屋外还在合力创造一种美的神秘的礼物。
冬天里的一种“花”，不是雪花，却常常被人误惊呼为雪；它没有开在花枝上，而是“开”在了窗玻璃上。对，是霜花。这就是冬天里的神秘礼物。我家的窗子上只有一块玻璃，为的是能观察外面的动静。就是这唯一的一块玻璃，让我有幸能够欣赏到美丽的霜花。霜花真是太美了，美轮美奂，姿态万千；霜花也太神奇了，你想要什么，上面就有什么。亭亭玉立的芹菜，纤细高挑的韭菜，紧紧拥抱的菜花，拳头似的土豆，手指样的辣椒，全都“长”在上面。哦，原来菜园里的菜并没有拔掉，而是全都偷偷地搬到了窗玻璃上。而且，那上面的“菜”每天早晨都变换着花样，好像我们每天都能吃到不同的蔬菜。这真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
真的下雪了。雪好大，鹅毛似的，洋洋洒洒，无声无息。不一会儿，屋顶白了，墙头白了，院子也白了，都像盖上了一条白被子；又过了一会儿，树枝也白了，像围上了一条白围脖。村外的麦田、荒草、羊肠小道、坡坡岭岭、沟沟岔岔全都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巨大的白色“毛毯”，无边无际。雪下着，稳稳当当，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样子。下雪的日子，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我们可不管雪下的大不大，早跑出家门，玩雪去了。我们把雪攒成团，你投我，我掷你；我们推来雪，堆成一个大大的雪人；我们搞恶作剧，偷偷地摇动一棵树，雪簌簌地落下来，没成想落了自己一身。我们在雪地里，玩的兴高采烈，玩的不亦乐乎，玩的忘乎所以，全然不顾小手小脸被冻得通红，棉鞋棉裤被雪浸得湿踏踏的。直到母亲呼唤我们，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回到家，我赶紧在炉子上烤手，可是越烤手指越疼，而且那种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母亲说：那是血冻住了，应该先捂一捂，不能直接上火烤。母亲把我拖下来的棉裤搭在凳子上，把棉鞋放到炕洞里，不一会儿，棉裤上就升起了丝丝的热气，棉鞋里冒出了股股的臭味。母亲站在旁边不住地摇头，我则趴在被窝里吃吃地笑。
冬天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过年，而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在过年前。那段时间，炉火从白天一直旺到后半夜，好像从来没有歇息过。白天，母亲蒸馒头蒸年糕，晚上，父亲煮肉食炸年货。而我则围着父母，吃了这个吃那个，吃了那个吃这个。那时我就想：过年真好，这要是总是过年多好啊。殊不知，每过一年，父母就会老上一岁。现在想来，颇为当时的懵懂无知懊悔不已。真想时间倒流，回到从前；真想让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后来，地炉消失了；再后来，烧煤的炉子全都消失了。从此，烟火生活里再没有它的名字，寻常日子里再不会出现它的身影。
简朴笨拙的地炉，陪伴了我们一年又一年，温暖了我们一冬又一冬，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清寒的日子。它的消失，是必然的，但它留给我们的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还有一声难以找回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