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岗的黄土地

云岗的黄土地

———唐云岗长篇小说《大孔》之我见

杭盖

尧山似乎成了这片土地的精神象征——父亲之山。

云岗仿佛成了这座圣山的守望者。在尧山之上出现一部宏大叙事类文学作品《大孔》，也是预科之中的。我以为在渭北诞这部雄浑悲壮而凝重的作品，挤身于黄土派文学的行列是毫不逊色的。不能因为有《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保卫延安》这些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恢鸿巨制，而忽视当代《大孔》这些中生代作家的作品。

是的，人们最容易沉浸在黄土地文学昔日的辉煌中，忘却了关注眼前涌现出的新的文学经典作品的呈现，在柳青、陈忠实、路遥之后走在黄土地文学之路上的和谷、唐栋、高建群、孙皓晖、党益民、陈彦、白描与唐云岗这个作家群的闪耀登场。

作家是以自己的作品为文学标高来获得话语权的，作家的文学成就只能依靠自己的作品来获取相应的标高。一个作家若没有坚实过硬的文学作品来支撑自己的身驱，历史将会无情地将其淹没在时代的泡沫之中。

云岗是从黄土地走出来的

认识云岗是从他的中篇小说《饲养室》开始的，因为《饲养室》让我读出了艾特玛托夫的味道，云岗的作品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文学风格，在黄土地作家群中，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小说确实也具有艾特玛托夫式的强烈的诗性，人物形象饱满，且善恶分明，具有浓烈的渭北高原人赖以传承和延续的精神伦理，它的强烈的道义感和人道主义气息都表达的强烈而具有金属的质感，云岗则是在他的《大孔》开始了这种肃穆、庄严、悲怆到沉重、惨烈、悲壮风格的宏大叙事。翻阅《大孔》的每一页承载的文字信息，犹如搬动尧山上的青石板般的沉重。也只有生活在渭北和皇天后土之上的高原人才能解读、感悟到它的文字中所承载的沉重的文学意义。可以骄傲的说，云岗凭借这部充满悲怆、雄烈、厚重的《大孔》，可以傲然地走在当代作家群的前列。

作家对文学的理解角度和高度与理论家们是有区别的，它们不属同一个文化族群。作家是直接融入到现实存在的社会生活之中的，所处的生活感受与角度和理论家们都是存在千差万别的，这些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也是的作家眼中文学生态与文化的物候生存环境，都不出处在同一个文化参照坐标系内，因为作家和理论家们不属同一个文化物种。

《大孔》是一部描写民国十八年连续的三年大旱，渭北高原上经历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旱灾袭击、肆虐、蹂躏下的悲壮、雄烈、凝重、浑厚、肃穆的宏大叙事。著名作家、海南作协主席张浩文的《绝秦书》写的也是这个题材，不同之处是《绝秦书》重点侧重于叙述那场大饥荒的惨绝人寰。而《大孔》则重点倾注在渭北一代的百姓群体在这场人间地狱般的灾难中对自己命运抗争的不同抉择。

在文学的宏大叙事方面，俄罗斯民族一直走在引领世界文学潮流的前列，比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红轮》，而在西方鼓吹的文艺复兴中，能挤进前列仅有英语世界的莎士比亚尚可勉强一些，在德语世界、意大利语族及法语族群，就难以找出可以与之比肩的文学巨制来。

当代中国文学与之相比，与俄罗斯稍逊色一些，但宏大叙事的水平还是远在欧美文学之上的。当然，文学诺贝尔奖的话语权控制在西方人的手中，人家肯定会将这些奖项的荣誉较多的颁发给同属自己价值观并得到认可的同一个文化物种内的作家。

在今时这个充满生机的伟大时代，我们需要一系列充满醒世意义的宏大叙事的文学巨制与这个时代相呼应，否则我们对不起这个时代。

黄土文学的基因密码

黄土派文学有擅长驾驭宏大叙事文学的特长，显然是受惠于黄土地的文化生态环境，不同自然环境与物候条件，必然滋生孕育不同的文化种群。

古老的华夏史前文明的智慧结晶——易学思想是经历三万年～七千年这样漫长的历史衍进才形成的。

大禹借助这种史前智慧凝集起来的文明认知模式，用骨头制作的叉子和用树杈制作的耒耜实现了治水；秦王嬴政则用这种思想模型，实现了华夏民族的大统一。同样，俄罗斯民族在经历了蒙古人长达240多年的殖民统治，也学得了一些东方文明智慧的皮毛，建起了世界版图最大的沙俄帝国。

根据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的研究，他们从人类学、语言学的视觉，准确地划分出汉藏语系的分化是从5900年前开始的。表明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融合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发生的。因此，可以说黄土地是诞生华夏文明的摇篮，没有之一。黄帝部落所属的族群是地处绥德一带的北狄——鲜虞部落，这就是说：华夏族群进入文明时代的坐标原点是在5900年前开始的。这种诞生于史前文明时代的思想是无神论的，哲学的实质是原始性的、从整体出发的、系统性的认知体系，它的核心是“集中意识”。因此，在这种文化物候环境中滋生的个体必然带有这种先天的文化潜意识。对于文学而言，黄土地作家具有先天的进行宏大叙事的文化因子——基因传承。

横向审视世界文学，走在文明世界第一梯队的应该是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紧随其后的是法国文学。这是各自所处的文学创作环境制约造就的。凭什么这样说？就凭各自国家作家的文学表述能力上区分，俄罗斯民族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等等，华夏民族凭《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大秦帝国》等等，法兰西民族只能推出《罗曼罗兰》……是不是有点勉强了？换句话说：在欧罗巴人生存在支离破碎的一个个小版块土地上，是缺乏这种先天的文化基因的。

然而，西方世界一度将北欧文学捧上了天，说道显得有点滑稽，小国寡民式的生存环境，是难以走向具有世界性的大视界的作家的。比如，被西方世界吹奉的北欧作家群，以写阴暗、穿越、荒诞、乱伦、同性恋等非主流题材，竟然会被欧美世界广泛推崇，并当成时尚风靡世界，这才是文学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悲哀。

中国的理论家们却普遍并不认同孙皓晖的《大秦帝国》，这部宏大叙事性作品在眼下受到冷落恰恰表明了它的伟大作在。若是被在西方文化入侵浸泡中成长起来的理论家们认可，那才是《大秦帝国》的悲哀。

认同普世价值思想的所谓学者们抨击《大秦帝国》，唯一理由是这部恢宏的文学巨制在鼓吹“文化专制意识”，无意中将东方文明的“集中意识”与西方世界喧嚣的“自由民主”意识刻意对立起来，这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文化黑洞——盎格鲁•萨可逊人设置的一个认知陷阱，特意为那些智商有待提高发展的人群布置的一个认知障碍而已，仅此而已。

那些追随普世价值的“文化脑残”没有弄清楚一个关健问题——“集中意识”是华夏史前文明在经历近三万的漫长时间衍进才萌生出的东方式的人类早期智慧，这是一种朦胧的整体性系统认知。若否定了这种珍贵而古老的智慧，那依据科学逻辑去推论，将会得出什么结论？

生活在东方的中国人，多数过着稳定的群居生活，它属于农耕文化的范畴，而西方人则较多过着流动的、独立的游牧生活方式，使之形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习惯。从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的出现。

在三万年前的史前人类，各自观察感悟、认知事物和大自然的视觉是不同的。身处稳定生活空间的史前中国先民，观察、思考问题的方式比较从容。这种思维多从整体出发，多从问题的各个方面去综合地认识某一处事物。所以，东方思维多强调“悟性”。这是“易理”甚至“易经”诞生的物候学基础，西方人则不然，他们的思维多从局部的已知因素出发，去认识问题（事物）。故，西方思维讲求“分析”。

因此，万年前的华夏史前文明的结晶是具有整体思维认知的“易理”意识的萌生，这是一种具有东方独立智慧的思想，在这种思维认知的启发下，大禹获得了治水的巨大成功，这实则是华夏史前文明在灾难中萌生升华的一种思想意识，也是对具有整体认知思维的史前文明“易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反观西方世界的史前文明，面对同样的大洪水灾难，只能制造一个逃亡式的“诺亚方舟”神话。

面对战国时代的七雄纷争，始皇帝赢政又借用古老的“易学”思想认知工具，实现了华夏文明的大一统！这些，凡此种种都是有着严谨的科学逻辑，西方世界否定这种东方的古老智慧的目的在于否定东方的文明体系！因此，面对东方的文明体系，西方世界带有极大的欺骗性——设计出来了一种名为“专制主义”的思维黑洞，借机来恶意抨击东方文明。对此，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已经讲的非常清楚。（1）

能够创作宏大叙事类文学巨制，依靠个人的一点点小聪明是无济于事的。它需要作者具有极高的文学天赋，丰富的生活阅历，驾驭把控重大素材的能力，洞蔡处理重大历史背景中复杂的社会变迁、动荡、颠簸的生存状态下，不同人物命运的发展逻辑，它往往会涉及上百个人物，用错宗复杂的人物关系来反映社会矛盾的发展与走势。

许多作家对此因智力局限是根本无力应付把控的，因而才会制造出“以小见大”的谎言来掩饰自己的这种窘迫。对宏大题材的创作而言，“以小见大”是一种文学叙事能力欠缺、黔驴技穷式的借口，仅此而已。

中国在近四十年来的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社会思潮的激烈变化，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反思，人们亲历了西方文明社会处在不断衰退，也开始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符合中国发展的理论模型。

云岗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积极跟进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自己的文学反思，他用浓墨重彩描述解读了发生在民国十八年在渭北地区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民国真实发生过的大灾荒——人狗相食，人人相食的惨绝人寰的历史瞬间。而时至今日，若我们的社会制度仍然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恐怕此次新冠疫情面临的就不是惨绝人寰了，而将可能导致华夏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绝境。

《大孔》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的作品，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民国十八年大饥荒状态下，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民间发生的无目的地的大规模逃荒潮，自发性的向民国政府交农事件，军阀田葫芦屠杀革命党人，疯狂的土地兼并，五四运动思潮影响下的学潮，共产党诞生前夜的社会生态环境等等。

从而，确定了《大孔》这部作品的基调——雄烈、悲壮、惨烈、凝重、肃穆的宏大叙事风格来描述表达，也让《大孔》一举跃上现实主义的崇山峻岭之巅，走在了当代中国文学队伍的前列，这不是吹棒，而是《大孔》所呈现的文学事实。只要每个理论家愿意站在哲学的高度，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云岗是伴随着共和国发展成长起来的作家，特别是面对近四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让这位在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生代作家，身上更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他们在思考着自己民族命运的思想意识的建立起来的认知观念。

云岗最令人尊重的就是对自己文学信仰的坚守。

他的坚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黄土派文学是代表中国精神的脊柱。因此，对黄土地的坚守，就是对华夏民族精神的坚守。

五千年来，华夏文明处在上升阶段一直是边塞文学占着主流，在繁荣强盛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雄强的文化思想意识，每个凡夫俗子都有一颗建功立业的精神支撑，造就了周文王及姜尚、秦王赢政及王剪、汉武帝与卫青、霍去病，甚至苏武英雄豪杰的不断涌现，延续发展到李世民与李靖、苏定方与裴行俭诸等旷世奇才的出现——比如，一人可灭国的王玄策这般牛人的问世，因而才会诞生《诗经》中的颂，魏晋时期的建安七子、隋唐时代的隋帝杨广、大唐盛世的王勃、李白、高适、孟浩然……这般光照日月的文学巨星的诞生。也就是说：唯有昂扬、强盛的文明阶段，才能孕育诞生出具有史诗般的波澜壮阔、鸿篇巨制的宏大叙事这样的作品来。

在新中国诞生后，处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时期的黄土派文学脱颖而出，对处在建设时期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宣扬黄土派文学所弘扬这种精神，也应该理直气壮的宣染黄土派作家，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学沃土上，终于孕育诞生出《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等，但相比于《静静的顿河》这般世界顶尖作品，还尚存在距离，当孙皓晖的呈现出《大秦帝国》之时，才让当代中国文学不再处于尴尬的境地。

我们应该认知到：自古代中国的哲学理念是有着诞生波澜壮阔、鸿篇巨制的宏大叙事文学的沃土条件的，这也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优势。理性地剖析中国现代文学，毕竟是构建在俄苏文学基础上的稼接产物，必然会带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烙印，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某种尖锐的怀疑精神和偏激地批判激情。更何况相比于华夏民族而言，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尚处在形成阶段，并没有华夏民族这般理性的成熟。

有人说“俄罗斯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世界”，俄罗斯人是一个复杂纠结的民族。辽阔的生存空间造就了俄罗斯人粗犷豪迈的民族气质；而严寒的气候又总是让他们忧心忡忡。他们既善良又残忍、既懒散又吃苦耐劳、既热爱自由又爱欺负人、既大公无私又贪小便宜、既讲究实用又注重理想、既自卑又自大……这是一个敢爱敢恨、做事不计后果的民族中，绝少看到喜怒不形于色的含蓄。但，俄罗斯始终是一个不断进取、永不认输的民族。（2）

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必须理性客观地认知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位置，还要意识到自己站立的历史位置。是的，面对时代的发展进步，黄土地文学将向何处去？今天我们的乡村在后工业时代，不断走向消亡，让我们感受颇深的是砖木结构的土坯房在渐渐消失，这代表的是黄土地依存环境的消亡，这种文明变迁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乡村文化的消亡代表着黄土地文学的变迁与转型，这才是当代黄土派作家应该坦诚面对和直视的。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一致抱怨：若没有蒙古人的入侵，俄罗斯民族可能就会参与到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等划时代的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因而，他们认为蒙古对罗斯诸公国的入侵与统治使这个国家的发展停滞了大约150或200年。是蒙古人的统治殖民切断了俄罗斯民族与欧洲文明的一切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欧洲人文学界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的历史认知是客观公正的，他们通常将观点集中于蒙古人的政治作用上，将莫斯科的沙皇和莫斯科公国看作是蒙古大汗和金帐汗国的继承者，并且强调在从软弱的和四分五裂的罗斯诸公国到一个强大、自律和统一的专制政权的发展过程中是深受蒙古的影响的。

在西方世界，被他们固执的认为：莫斯科公国的制度、法律规范以及心理状态都被描述为蒙古成吉思汗的遗产。

显然，从金帐汗国统治下的罗斯诸公国开始，俄罗斯贵族及精英族群在近千年来，一直摇摆在究竟是融入西方还是保持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独立的沟壑之间。在文学领域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索尔仁尼琴这个具有极大叛逆性人格的经典人物的现实存在，他一生都纠结并奔走在探索在寻找融入西方还是保持俄罗斯的民族独立精神的徬徨与徘徊的痛苦之中。在这种痛苦的徬徨中，他创作出《古拉格群岛》《红轮》等不朽之作。

晚年重新回到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目睹了曾经被他攻击批判了一生的专制国家——苏联已经崩溃走进了历史，索尔仁尼琴终于意识到他们这一群文化精英不但埋藏了苏联，也让俄罗斯民族五百年在浴血奋战的苦难中崛起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

俄罗斯民族精英们推崇的普世价值思想，给俄罗斯民族带来的只是国家崩溃和如今被西方列强的围殴和羞耻。他们至今都无人反思：正是蒙古人在占领期间，切割了俄罗斯民族与欧洲的联系，才是他们在蒙古人的奴役中，领悟了二百多年的东方文明智慧——所谓的专制主义，从而使俄罗斯民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疆域，对土地的贪婪与扩张使其丧失了理性的边界意识，大大超出了他们对拥有土地拥有的承载能力界线。一战和二战造成的巨大的人口损失，导致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重建一直处在失血状态，历史没有给俄罗斯民族提供一个休养生息、闭关疗伤的机会。换句话说，苏联崩溃的实质就是俄罗斯民族在战争中造成的内伤，迟迟没有得到修复而导致的。——俄乌冲突，将会使俄罗斯民族进一步陷入长期衰退的沼泽地。这表明俄罗斯民族在蒙古人那里只领悟了一些东方文明智慧的皮毛。因此，严重缺乏东方文明特有的边界意识与认知，也就缺失了文明边界的伦理意识和认知智慧。

在中国，特别是在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下，西方反华势力与国内信奉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想的文化精英互相支持和配合，公开打着学术探讨的幌子，质疑、剖析及批判拥有数千年传承的华夏文明。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社会经济转型，促使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明开始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孙皓晖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文明正源新论》明确地阐释了自己的思考成果，这也是他创作出超越《静静的顿河》这部伟大作品的《大秦帝国》的心理基础。

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大批具有理性认知的作家，自觉不自觉的走到这个行列。可以这样讲：在路遥、陈忠实等第二代黄土派领军人物相续辞世，孙皓晖、和谷、唐栋、莫伸、叶广芩、冯积岐等相对进入创作的衰退期，将是陈彦、党益民、唐云岗这些第三代文学陕军的领袖式的中坚力量。

还是文学理论家李建军说的很有力量：“作品的伟大最终决定于作家的精神境界，——决定于他对人物和读者的情感态度，决定于他是否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决定于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上他是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大小，境界的高低，根本上讲，决定于它在精神追求上达到怎样的高度，或者，决定于它在整体上看是否充满正气和正义感。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是那种热情地赞美爱、宽容、同情、仁慈等伟大价值的文学，是那种对一切邪恶的力量和消极的精神现象持批判态度的文学。充满正气的文学，从来不赞美金钱，不崇拜权力，不渲染性和暴力，不歆羡那种外在的成功。

充满正气的文学，它不讨好读者，也不把满足读者消极的需要当做自己的目的。它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灵魂，是精神的救赎和人格的升华，而不是欲望的宣泄、肉体的狂欢。以正义的态度对待生活，以充满正气的精神对待写作，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为目的，这是伟大文学共同的精神原则，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有伟大文学共同的特点。”（3）

作为一个充值文学情怀的正直文学评论家坚守的理性原则与作家的创作理念形成共鸣，是这个时代的最丰厚的收获。

《大孔》的文学价值

《大孔》既是一部作品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大孔”作为地名，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漫长历史，它的存在竟然比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的历史还要悠久。比如俄罗斯、英国、美国及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等。

在中国，拥有百年、数百年，甚至千余年的古村落比比皆是，这没有什么感到丝毫的惊呀，对中国人而言，这些似乎都是习以为常的，因而，生活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古村落发生的故事会被口口相传，一些大户人家还会用族谱或石碑将其纪录下来。

《大孔》叙述的故事背景并不很久远，是民国十八年大旱所发生的真实事件。“大孔”是蒲城县北即“罕井”西约十多里地的村落，依此可看出“大孔”“罕井”都是地名。在这片有故事的土地上，孕育诞生宏大叙事类作品，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也就是说，具有宏大叙事意义的作品，是必须有历史大背景支撑的。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是如此，这似乎还存在着某种生活逻辑。

陈忠实竟然和唐云岗有着忘年之交的深厚友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他们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任何事情的关联都是有“因果”的，它不是萍水相逢式的，一定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凝聚作用——这就是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黄土地精神。

当读完《大孔》的那一刻，我由衷的感叹了一句“忠实老爷子，眼里有水！”这是一句渭北方言，意思是陈忠实老先生确实有眼力劲，发现了云岗这个具有创作宏大叙事类作品的天赋或潜质。只能说：这是相同的文化基因所产生的强大凝聚作用。但“大孔寨”与“白鹿原”不同之处，在于“大孔寨”这个古村落的生活环境和物候条件，远比“白鹿原”更为艰苦恶劣的多。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还处在少年时期的我，经常能看到东北方向从大孔寨一路南下富平美原一带的人力平板车——架子车，这是一种沉重的小型人力运载工具，在那个物资短缺的艰苦年代，看到大孔人用这种近乎原始的运载工具拉着数百上千斤的“柿子”“瓮”“青石板”之类的水果或物品，到美原镇一带换取粮食。

美原镇隶属号称富庶太平之地——富平辖制，这片有千之野的肥原沃土，是盛产小麦、谷物的丰获之地，而青石板在这一带也很有市场。当地人喜欢用一种粗瓷烧的大瓮盛装粮食，它既可防潮又可防鼠，瓮口一般都用青石板做盖。大孔人就专门制作这类用大苦力才能获取的生活资料。从这些生存环境中就在感受领悟到大孔寨人的生存条件的艰辛程度。处在八百里秦川边沿地带的渭北大孔寨，在残酷的旱灾袭击时，其生态灾难肯定更加惨烈。

云岗讲述的就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涉及到的场景和人物，大多都是真实存在的。我有句口头禅——“生活远比虚构生动的多”，特别是对具有宏阔背景的重大叙事而言，作家若能够将其叙述清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其重大历史背景，绝大多数作家的智力修为是没有能力把握架构的。进一步延伸，在华夏史前文明的数万年的沉淀才诞生出一部《易经》，五千年的历史衍进，才呈现出兵学著作《武经七书》，特别是藏族的经典史诗《格萨尔》、卫拉特蒙古的《江格尔》无不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诞生的，这就是说：一种文明的文化沉积过程是及其缓慢的。

当看到云岗发来的《大孔》电子稿，悬着的心终于落在胸腔之中，开始解读剖析这部作品时，抛开一切能左右我认知的世俗因素，仔细品摩作品中的每个重要线索，甚至拿出笔墨纸砚，边读边排列作品的人物谱系，寻找主要人物之间的世俗关系及命运发展逻辑，不得不承认：人文背景的作家与理工背景的作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物种，《大孔》三个重要人物间的命运联系竟然是非线性的，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在民国乱世，诞生出冯引才式的人物才是最普遍且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发生逻辑，这是中国式文化中最具可能性的游侠——刀客式的故事诞生的最珍贵的原生力量，冯得富则是中国式的传统农耕文化最典型的代表族群，而冯得显无疑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经典文化族群，在这种士大夫沃土中脱颖而出的是冯和才这类新生的具有革命性的力量。

在交农事件、大饥荒事件发生的背后，则是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在北方的诞生与呈势兴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在暴发这些大事件的过程中，渭华农民爆动已经发生并随之失败，而渭华暴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随同刘志丹一起闹暴动的蒲城人许尚志，他为了枪支弹药的筹储，奉刘志丹之命，回到了蒲城及渭北，还没有来得及返回渭华暴动的中心——华县高塘镇，渭华起义已经在军阀宋哲元所部的围剿反扑中失败溃散。

《大孔》中冯得荣之子俭才在大饥荒中逃得一命，流落到潼关火车站扛麻袋，这里曾是渭华暴动的主要力量许权中旅的驻扎前线，冯俭才的命运发展轨迹究竟是参加革命运动，还是投靠栖身于某支军阀之中，就只能在《大孔》后部中去寻找其命运归宿了。

在《大孔》中，对共产党在蒲城县革命的领导者曹仁杰的刻画塑造是比较成熟而理性的，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带着革命的无比热情，却难以摆拖其幼稚与天真，对革命的残酷性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对强大的反动势力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和武装力量的积累，当革命的失败命运突然降临时，其惊慌失措，信念动摇，精神崩溃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

这个决定华夏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阶段，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还处在艰难痛苦的探索阶段，伟大的毛泽东还在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中，思考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与道路的探索。

因此，《大孔》在对曹仁杰诸位革命者的描述和塑造，在思想价值和艺术塑造上，这都是有着它值得肯定的地方。

◎《大孔》的民族性

最早了解云岗的文学作品是从中短篇小说集《罕井》开始的，其中的《饲养室》让我非常认可，是一个令人欣赏的篇目，其作品带着渭北黄土高原浓郁的特有民风世情。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艾特玛托夫的经典名篇《骆驼眼》，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多以农村为背景，在艺术手法上吸取了俄罗斯文学和东方民间创作的某些特点，以描写儿童、妇女和老人形象见长。人物刻画细腻，语言委婉流畅。而云岗的作品也是以农村题材见长的，他的文学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具有很浓郁的渭北地方色彩，常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在《大孔》中有这样的情景描写——

“莲莲合上门，见德才慢条斯理地穿衣服，脸红着埋怨说：我说早点起来，你却又要……乏了，睡着了，手还不老实，害得人家也犯了迷糊。伯眼窝毒着呢，啥看不出？”（4）

从中篇小说《饲养室》到长篇小说《大孔》的叙事形式及语言特色，都能体会到云岗对农村题材的熟悉和把控能力，仅语言方面就能感受到他的灵魂重来离开过自己的故乡，一切人物和场景都活灵活现，富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它的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允满了生命的张力，都呈现着喷涌而出的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生命状态。仅从对人物形象及场景描写手法而言，就可看出以云岗为代表的第三代黄土派作家，在作品的文学叙事技巧和语言描述上，都要比第一二代作家更为娴熟，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就其作品所呈现的民族性而言，它的描述是遵守自己民族的伦理边界的，没有欧美作家和国内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所呈现的那么缺乏伦理尊严的文字。

在德才寻母一段的描写，它的伦理边界把控的极好，令人赞不绝口——

德才看见了明慧的眼色，却没有说什么。

明慧用手掠了一下被山风吹乱的头发说：“敢问施主来小庙是烧香还是求签？”

“找人。”

“找人？”

德才叹了一声说：“是啊，我妈大清早出了大孔西门，现在还没有回来，请师傅为我指点迷津，以免全家人担惊受怕，寝食不安。”

明慧念了一声无量天尊说：“不见就是见，见就是不见，一切皆有分定，施主大可不必大动干戈，大海捞针，一切随缘吧。”

德才奇怪地看了一眼明慧，明慧却一脸的安谧。德才低头想了想，抬脚往庙里走去。明慧、勤才赶紧跟在了后面。庙里还是原来的样子，但一踏进门，德才却嗅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他的心“嗵嗵嗵”地跳了起来。为了掩饰紧张心情，他赶忙从供桌上拿了三支香。

烧过香，磕了头，德才的眼睛在庙里扫了一遍。见娘娘塑像左边墙上挂了一道门帘，他径直走了过去。明慧一见，忙从“娘娘”旁边跨过来，拦住德才说：“贫道寝室，施主就不必进去了。”德才眯着眼睛看明慧。明慧双手合十，低眉耷目，泥塑般地一动不动。德才的脸一下一下变白了，又一下一下变红了……最后一下一下恢复了平静。他从明慧身上移开目光，回头对勤才冷冷地说：“回！”（5）

“无量天尊”是道教的习惯用语，而“见与不见，不见就是见”则充满了佛教式的禅意，反映出在渭北一带道教与佛教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片段可看出这是《大孔》中的一个重要场景，描述的是那个大饥荒年代不同人物的命运发展逻辑，这里需要人们关注的是云岗对自己民族伦理边界的尊重，再深究一步，更是对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尊重宗教信仰的边界。

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德才而言，他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挡在面前的明慧推开，然而他没有这么做，从习俗伦理上是给自己的母亲留了一份尊严，从对宗教的信仰上也是给自己民族的精神守护留了应有的尊重，更是对本民族的那份虔诚与敬畏之心。

伦理的边界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发展水平的原始性文化参照的坐标性标尺，每个民族或者文化族群，都有自己文化所尊崇的伦理边界，就所谓的西方世界的几个主要文化族群而言，法兰西人的伦理意识边界就要比盎格鲁—萨克逊人清楚地多，相比更差些的则是犹太人。尽管，盎萨人及犹太人一直控制着西方社会的话语权，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他们在殖民扩张时，对待美洲、澳洲及非洲大陆的缺乏文明底线的种族灭绝。

这是《大孔》在不经意间最出彩的地方——自然状态下留露出的对民族精神的展示，情节描述安排的不露声色，没有刻意地进行多余的渲染，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反观欧美等国家的作家或者传媒从业者，总是恶意地在敏感的宗教信仰上挑衅穆斯林国家，让心怀善念、正直而负有良知的人们深恶痛绝。

这些表明黄土派作家群在创作认知与哲学认知水平上，整体上是处在不断进步的上升发展阶段，陈彦能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扛回来就是最有力的注释。但是，第三代黄土派作家与第一二代相比，其社会阅历是其最大的软勒。显然，第一二代作家都经历过民国，甚至晚清的悲惨年代，社会动荡、外敌入侵的战乱、大饥荒，绝不是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毒害的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所谓“自由民主的民国年代是诞生大师的最美好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令华夏民族付出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的悲惨时期，却被一些人赞美，这究竟要脑残到什么程度，才能说出这般荒诞的混仗话来？

显然，第一二代黄土派作家在洞察社会、叙事的宏观认知上其身上独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学领悟，都远比第三四代占有社会优势。在这个方面云岗的《大孔》与陈忠实的《白鹿原》相比，就要弱一些。然而，近十几年来，黄土派作家的作品确实涌现出很多，但具有份量的代表性作品，似乎仅有党益民《喧嚣荒原》和唐云岗《大孔》这样的作品，才能与《白鹿原》摆在一起探讨了。

◎《大孔》的性伦理价值

性在人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内容，在秦汉及先秦，特别是《诗经•风》的大量篇幅都有对男女性爱的场景描写。那个时代，性爱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来讴歌赞美的，它表达的文化密码是吉祥、如意、美好、神圣的一种世俗伦理象征，并刻在墓藏的装饰砖上，这是一种原始性风俗的残留呈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认为野合比在家中交媾为好。在印度的冈德人和乌托人的部落里，禁忌夫妻在住宅内发生性关系，要到森林中去媾合。

在中国，这种性风俗到了汉代仍有残留，在四川博物馆内保存着两块出土于彭县的汉墓“秘戏”画像砖。在成都发现的东汉墓中所出土的画像砖上，有妇女将衣服挂在桑树上，把篮筐丢在一旁，男女裸体在树下野合。

野合遗风不仅残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也留存在汉族地区。比如河南淮阳的祖庙会，每年三月三都祭伏羲、女娲，也曾流行野合之风。在陕西临潼也有祖庙，供奉女娲，举行三月三祭祀，洗桃花水。不育妇女挟着床单，怀里藏个布娃娃，拜女娲后可在林中与意中人过夜，次日回村时只能低头走路，不可回头，否则会“冲喜”。（6）

这些都是上古时，史前人类还处在群婚制的残留遗存，西周时为约束这种混乱的婚配陋习，专门制定了婚配礼仪程式，并推广固定下来。但上古被认为是美好象征的风俗习惯却被保留下来，在古墓中出现的秘戏图中，有寓意祝福灵魂再生的美好愿望隐含在内。

在大明王朝，朱元璋和朱棣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永乐年间大肆推行整理文化典籍，倾全国之力编撰《永乐大典》。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意识的影响下，北宋理学被推上神坛。——变成了更加极端强势的宋明理学，负面影响却是遏制腐蚀了汉民族的雄性激素的滋生与成长。导致并出现了秦汉、隋唐时期与宋明时代的民族文化形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的呈现。——隋唐乃之前，男女间性关系是开放的、自然的、率直的，而宋明之后的男女性关系则是压抑的、被动的、从属的有扭于自然和谐的、符合人性的两性关系。

现代中国的两性关系是明清时期的遗存与文化惯性的遗产继承，并建立起华夏民族的新的伦理观念和伦理边界的形成。与世界其它文明族群相比较时，发现华夏文明的伦理观念也是非常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伦理学体系的。——事实上，中国的性伦理边界意识是以人类文明社会的标准化的神存在。但是，性伦理边界的过度强化，则对人性的良性发展存在反作用——抑制人性。

这也是现代中国，由于受文化伦理的历史惯性制约，性和婚姻是关联在一起的。而横向比较南美、非洲原始部落和欧美国家，性和婚姻的关联性并不是很强。

《大孔》在性描写上，与《白鹿原》和《废都》相比较而言，它的性边界意识是清淅的，也是符合现代汉民族的伦理观念的。比如，引才与史家怡的性关系和柴一刀与丁香香的性关系的描述是有明显区别的，拿涅程度较《白鹿原》更细腻、更明淅，更具边界意识。反观《废都》则滑入北欧文学那种特有的阴暗、颓废、变态的性渲泄，早以超越并踩踏了华夏民族的性伦理边界。《废都》无疑是深受尼采、弗罗伊德自由主义思潮浸袭而滋生的文学异端。

在《大孔》中，也有一些描写性爱的经典场景，比如引才与史家怡的情色片断——

“将军寨”里静悄悄的，院子里既没有硬轱辘大车，也没有牛驴骡马，里面的三孔窑洞也黑黜黜的，只有靠边的窑洞窗户上透出淡淡的灯光。引才没有多想，三两步跨到亮灯的窑门前，一把揭开了门帘。与此同时，窑里一双惊愕、惶惑的眼睛“唰”地盯到了引才身上。引才的头脑“嗡”地响了一声。这两眼睛正是史家怡的眼睛，她坐在脚地洗脚呢。她上身拴着红亵衣，下身仅着红内裤，白皙、圆润的臂膊、丰满的臀部自然暴露无遗。更让引才惊心的是，史家怡的腿是那么长，那么白，一绺月光落在上面，泛出的光是那么悦目。

她的眼睫毛长长的，弯弯的，在灯光映照下，眼帘下面显出两条月牙般的黑线。引才的心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忽然，月牙般的黑线颤动了一下，又颤动了一下。黑线断了，一潭梦一般的潭水幽幽地闪了出来。引才脸红了，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嫂子。

史家怡闭上眼睛，似嗔怪又似撒娇地说：“你就那么喜欢叫嫂子吗？”引才浑身燥热，胸脯倏然间充满了力量……（7）

《大孔》中的性描写是有强烈地中国式的伦理边界意识的。只有那些在西方普世价值思潮及文化的滋养浸泡中成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族群，才会将《废都》奉为圭臬而大力推崇。在文学领域，一些作家受尼采、佛洛依德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作品中对性描写已经踩踏了中国文化伦理禁忌的边界——以为进行直接、裸露、率性和朴素性表达，就是所谓前卫的新文学潮流。这类作品若放在欧洲，大抵不会引来诸多言辞激烈的非议。若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太背景下审视，无疑是踩踏自己民族的伦理边界。对待男女间的“性”问题上，中国人有近乎严苛的性伦理的边界意识，如宗教禁忌般的敏感。——显然，这是宋明理学对现代世俗文化的民族性格形成的。

在汉字文化圈的边沿，如日本和韩国的小说叙述表达上，受性伦理约束就小的多，比如日本的渡边淳一的代表作《失乐园》《紫阳花日记》，韩国殷熙耕的《妻子的箱子》、郑贞姬的《即将被忘却的午后》等，对性的描写禁忌就没有中国作家那么多的伦理顾及。这表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质，即所谓的文化禁忌。这类似于敏感的宗教信仰，是有着特殊的认知边界的。

在文化人类学中就有这样的边界原则：文化人类学关注不是普同性方面，而是放在文化变异的问题上，古今文明民族与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何以存在显著差异？（8）

显然，擅长对用“性爱”表达此类问题的性质，有些作家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也表明华夏族群是个成熟的文化种群，相对而言对伦理之类的禁忌仅仅放在了道德层面。同类问题若放在域外族群，就不是被读者骂几句那么简单了。最轻的后果可能会丢性命掉脑袋，更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引起大范围的族群冲突，造成大面积的社会颠簸动荡，甚至政府社会体系崩溃。比如：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这是世界最早出现的颜色革命，它最后被美国中情局利用，一度扩散到北非、西亚、中亚以及东欧，竟然导致世界范围的社会动荡。在一系列颜色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在街头逝去。（9）

这类实例在中亚、阿拉伯世界及东欧，比比皆是，因此性意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化学、社会学及人类学问题，它早已超越了文学的一般界限。不论怎样讲，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不但要对本民族的伦理怀有敬畏之心，更要对世界诸民族的伦理都要给予应有的尊重。

◎《大孔》的人物塑造

在大饥荒的社会崩溃、生存空间挤压力普通民众命运的发展逻辑，无非会出现三种或四种可能：饥死、土匪、革命或投靠恶势力。

冯德富之子勤才及侄子得才因为家中殷实，是大饥荒之灾的幸存者，但得才因为幼年丧父，日月艰难维持，其母出家。

在得才寻母之情节中，可看到一个谨守伦理，勤劳坚韧之典型中国农民的形象。

引才是冯德昌的养子，但引才妈却将引才当作己出，极为疼爱。引才是一个知恩图报，敢作敢当的渭北雄健之男儿，是一个很受读者喜爱的人物——

冯引才是冯得昌的养子。

去年，得昌贩炭被刀客绑了票，让拿三百大洋赎人。引才妈托人卖地卖牲口想方法设法筹钱，钱筹够了，赎回来的却只有得昌的人头。一场长病后，引才妈万念俱灰，把家事交给引才，自己开始吃斋念佛。引才不爱务庄稼，也不喜欢下苦贩炭，整日东游西逛，说要做就大事。……但引才很孝敬母亲，对宏才也关爱有加。

冯得富诧异道：“你买骡子干啥，不务庄稼不贩炭，骑上骡子唱戏吗？”

引才嘿嘿笑道：“看大大这话说的，我也要过日子啊，买匹骡子做生意。”（10）

在大灾大难的社会环境下，必然会滋生黑恶势力的出现，这段描写就是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反面人物的出场——

柴一刀大名柴全来，人长得很结实。他家祖传杀猪，堪称大孔一绝。他爷、他大过去杀猪都在家里杀，到了他手里，除了在家里杀，还经常被四乡八里的人请去杀。他的杀猪刀时常磨得锋芒逼人，也被他玩得风生水起，寨里人背后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柴一刀。

柴一刀直起腰，手攥着血淋淋的刀，一边看跟来的人抬猪，一边气咻咻地说：“跑啊，你倒是跑啊，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眼快，还是老子的刀快。”接着似笑非笑地对引才说：“你娃手脚倒还麻利，是个人才。”说着，提着刀一晃一晃地走了。

……

史家怡哇的一声哭了，边哭边说：“你别这样，老八有枪都被人家打死了，你赤手空拳地想去送死吗？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今后咋活呀？你再这样，我就去死！”

引才心里明白，和柴一刀的较量绝不像上次和柴福海打架那样简单，而是一场刀上见血，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柴一刀是个屠夫，身上有的是力气，杀猪刀也玩得精熟，单打独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何况柴一刀寨里寨外还有一批狐朋狗友，个个都不是软茬。这几年寨里出的那些怪事，人们就怀疑与柴一刀有关。

引才首先想到了枪。史家怡那晚虽然说的是反话，却一下子提醒了引才。引才心里明白，柴老八被人打死，和他手里的枪应该关系不大，他可能是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来不及使枪，就被人杀了……引才见过枪的威力，人被刀砍了，还会呻吟着继续反抗，弄不好还会杀了对方，但枪只要一响，你只能像一口袋糜子般的仆倒在地，最多再蹬两下腿。

和才眼里倏地射出一道亮光，说：“枪？是啊，当时伍胖子就在我面前，如果我手里有杆枪，嘭，伍胖子了那头肥猪就变成死狗了！”

引才有点失望，却没有死心，继续问和才：“哪你们的枪呢？”

和才自言自语道：“是啊，我们的枪呢？我们怎么就没有枪呢？”（11）

从这段对话中，早期的革命者的天真与幼稚，还没有意识到与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势力做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残酷而惨烈的。他们竟然连起码的生存保护意识都没有，其思维层次还停留在西方式的街头民主运动的小儿科的认知阶段。直到毛泽东发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中国革命才走上发展壮大的正轨。在《大孔》中，云岗描写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农民走上武装自己的艰辛历程：

引才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给你说实话，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人。我想要支枪。”

“枪！”冯指头的声音一下子抬高了，“你要那干啥？”

“不行不行，冯指头头摇得似拨浪鼓，“我就是个土地经纪，帮人卖地行，用地去换枪却从来没干过，也不敢干，小命要紧哩！”

钱春生接过枪看了看，又给了引才，说：“那好，好枪配知己，送你了。”

脸色苍白的冯指头灵醒过来，匆忙从胸口掏出地契，抖抖索索递给了钱春生。钱春生接过地契，看也没有看一眼，顺手还给了引才，说：“枪是送你的，地嘛，自然还是你的。”

引才懵了，说：“这……这礼也太重了，您还是收下地契吧！”

……

柴一刀倏地清醒过来，见引才站在脚地发呆，他咚地跳下炕，向板柜上的杀猪刀扑了过去。引才吓了一跳，手里的枪又一次响了。子弹飞进柴一刀肚子，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仿佛胶皮轮胎突然爆了时发出的噗声。柴一刀眉头一皱，嗵地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起来。引才把枪塞进口袋，冲过去用右腿压住柴一刀，右手接过左手杀的杀猪刀，逼在柴一刀脖子上说：“没想到你娃也有今天吧？”

柴一刀嘴里泛着血沫，面目狰狞，头脑却还清醒：“没……没想到……在……在阴……沟……狗……狗日的！”（12）

大孔寨的黑恶势力的链条是柴一刀——冯秃子——伍非（县警察局）——伍胖子（县令），但对于武装起来的冯引才而言，他的斗争只能达到柴一刀这个层次，若要解决冯秃子及以后链条上的黑恶势力——那个动荡、黑暗、行将就木的腐朽社会组织，则需要一个时代的由一个先进集体带领的反抗族群来实现。

因天旱造成的大饥荒，必然引起社会的颠簸动荡，一些人走向挺而走险之路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这些社会的叛逆者若形成一个庞大的族群，那社会崩溃的基础条件是已经俱备了。导致原有社会体系的崩溃，还需要一个族群的觉醒，那就是在旧的社会体系中诞生出一群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只有这两种人最可怕，有信仰的书生和拿起武器的农民，他们若能够汇聚在一起，必然会颠覆旧的社会体系。

在《大孔》中，已经着重描写了这个族群在悄然无声的崛起了。这就是冯和才、蓝玉和曹仁杰知识分子从天真、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发生在1928年的那场著名的“渭华起义”，蒲城也有许尚志等早期的革命者参加。

老秀才冯德显之子和才在县立小学读书，他受到了早期革命者曹仁杰的思想启蒙，对旧那个时代的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懂得了一些简单朴素的革命道理，成了有一定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族群。

在《大孔》里，都在自然而然、不露痕迹的叙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与《大孔》中的人物一起从心理上走进那个苦难的时代，去认识作品中涌现的每个人的命运发展逻辑。其中，就投身革命的冯和才，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云岗对冯和才是这样描写的——

引才也觉得和才有点半吊子，便想说他两句……和才也看见了引才，他皱着眉走到引才身边说：“哥，你看看，大孔街头已经出现要饭的了，寨里人却麻木不仁，淡话连篇，如此下去，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谈国民……”

引才摆了摆手，打断了和才的话，说：“管那些屁事干啥，好好念你的书是正事。”

和才却不以为然：“哥，你这话我不同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崇泉高等小学堂的游行队伍出门后，和县立女子学校的游行队伍相遇。男生们被这支队伍吸引了，纷纷好奇地去看她们。和才看见了蓝玉，蓝玉就站在队伍前面，脸红扑扑的发亮。和才向她招了招手，蓝玉也向他招了招手。和才的心不由主地跳了起来。这时候，曹仁杰喊起了口号：“向女子学校的师生们学习！打倒新军阀！”

游行结束后，和才口干舌燥，心脏狂蹦乱跳，耳朵擂鼓般的响。是啊，这样的游行太带劲了，太刺激了，太震撼了！面对如此梦如洪流的游行队伍，蒋介石算什么？军阀算什么？帝国主义算什么？几个跳梁小丑又算什么？（13）

反观具有传统伦理观念的德才，却走上了与黑恶势力的链条是柴一刀——冯秃子一伙同流合污的悲剧之路。还有在大饥荒中九死一生的俭才，为了活命，为了一口饭，却走上了参与军阀混战中充当炮灰的悲惨之路。

在《大孔》中，读者能够看到这样一场接一场无法直视、惨绝人寰的景象，让人头皮发麻，呼吸停滞，仿佛空气都被这种惨烈、悲怆、绝望的氛围凝固了。似乎能够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那种血腥、恶臭和恐惧。让人忘却了时间的流动，忘却了历史在这个瞬间的迟滞。

人们在《大孔》中，不仅仅感受到惨烈、恐惧、绝望，还有一种神经被强烈刺激后的迟钝和麻木，渐渐渗透出一种特有的悲怆、肃穆、凝重的文学风格。还能够感受到一股浓烈的充满悲怆肃穆凝重的文学风格的展现，也在不断唤醒着今天的人们，应该珍惜今时处在安宁、祥和、美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经过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坚忍不拔、勤劳付出换来的。

结  尾

对于宏大叙事性文学作品创作而言，绝不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困难，它可能是国际性的。这好比意大利人吃面包，中国人吃馒头，但都是要消耗食物一样。相比来说，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宏大叙事类作品远少于它们所谓的人性探索类作品，这是两种不同文化模式存在的区别所在，更深层的原因是哲学理念的不同。

美国则被傲慢地欧洲人斥责为——欧洲文化的垃圾场，对于文学作品的呈现来讲，犹其表现的更为明显，尽管，美国诞生了众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这能说明问题吗？法国人心里肯定很清楚，犹太国际资本势力心里更清楚，因为，这些都是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大佬们用“普世价值思想”为华丽的装饰为遮羞布，专门为欧美世界刻意量身打造的。

所谓的诺贝尔奖，确切的讲：称作罗斯切尔德奖可能更准确一些。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世界最经典的优秀文学只能主要集中诞生在人类文明世界的文化高地——欧亚大陆，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土耳其、埃及等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沃土之中。

就中国与欧洲相比，应该更能诞生出优秀的宏大叙事类文学作品，这是华夏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决定的。言下之意是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以及草原大漠和东海、南海，都是现实主义文学滋养诞生的温床，也是能够诞生现实主义文学引领时代主旋律的文化高地，中国国家已经崛起成为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一股决定性力量，中国的作家族群必须适应这种社会文明进程的变迁而出现的文化的积极性变异思潮。

今天，面对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诸领域的全面崛起，似乎更加迫切地呼唤中国的文化崛起——文化自信，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一股思潮，先秦、两汉、隋唐之文化复兴的雄风，一定会从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以及蒙古草原、新疆戈壁、东部及南部海疆，才能诞生出不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来。

因此，我们期待着中国这座文化高地的崛起，期待着中国作家信心满满的迎接这个已经到来的时代，创作出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恢弘巨制的文学作品。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都已经具备了这个实力。肯定还会诞生柳青、路遥、陈忠实、孙皓晖、红柯与高建群等这样辉煌耀眼的文学大师。

人们期待着文学陕军的第三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唐云岗，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有新的突破。

2022年10月30日

注释

（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美】爱德华•W•萨义德 著  6—8页

（2）《一本书看透俄罗斯》风唤雀翎 著  台海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前言

（3）《文学因何而伟大》李建军 著，华夏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2018年10月版

（4）《大孔》云岗 著 西安出版社 2022年12月版

（5）《风•华夏上古情歌》 何新著  时事出版社 2004年2月版  499—502页

（6）（7）同（4）

（8）《文化的变异》【美】C•恩伯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2月版  6页

（9）《穿越非洲两百年》 郭建龙 著  天地出版社 2020年4月版329-334页

（10）（11）（12）（13）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