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脚印

父亲的脚印

蒙勇鹏

2020年6月22日，久病的母亲走了。母亲的走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92岁的父亲坦然接受了这一切。我和弟弟妹妹在安排母亲后事的过程中，父亲每天不慌不忙，拄着一只拐棍，在院子内外走来走去，该睡就睡，该吃就吃，生活节奏还是过去那样平稳不乱。雇来的鼓手在院子外的广场上吹吹打打，还唱山西梆子、北路梆子、二人台，唱得抑扬顿挫，吸引了村中众多的观看者，父亲也搬了一只小板凳，坐在广场上的平坦地方，静静地观看。老人的耳朵已经聋了好多年了，听电话听不了，看电视也只能看看屏幕上的人影，很是寂寞。送走母亲之后，老人叫住我们兄妹四人说：你们都坐好，听我说几句话。你妈走了，她实在受不了这份罪了，对她是一种解脱。我呢？你们不要担心，我绝不会寻无常的，现在这样，也没有什么大病，还能活几年。我不想给你们多添麻烦，自己也能做口饭吃，如果找个人关照，也可以。但是，我告诫你们的是，今年是不利年份，你们最好不要做大事，丧葬之年，成功的可能不大，平稳过渡最好。

母亲走后，大妹将父亲接到县城和忻州她家，住了一个月，见了许多熟人，聊了许多话，看他们下棋，父亲过得很愉快。此后，我回家住了一些日子，托人找了一位保姆，能给父亲每天做碗饭，还能洗洗衣服，让我们轻松了一些。秋天的时候，父亲每天拄着拐棍跑到弟弟那块地，掰玉米、拾山药、拔萝卜，总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保姆只管了两个月，走了。冬天来了，二妹回家照料了一些日子。为了让老人在严寒来临之后能够舒心地度过这个冬天，我找了一辆车，接来父亲来太原，父亲每天按时吃饭睡觉，闷了的时候，拿本《阎锡山传》看，看得还很入神。有亲人在身边，家里有暖气，不用受冻，每天还要拄着拐棍下楼转转，父亲很舒心。

过去工作的时候，因为每天忙于琐事，跟父亲坐下来静心交谈的时间很少。现在退休，时间多了，可是因为他耳聋，谈起话来实在费力，倒是耐心的二妹这些年回去照料母亲，从老人嘴里挖出了好多过去我还不大清楚的往事，整理出了一本集子。现在，依仗二妹整理的这些材料和我的记忆，可以沿着父亲几十年的脚印作一番追寻了。

一、苦难的童年

听爷爷奶奶说，我们家过去很是艰难。因为生活实在扛不过去，曾祖父将祖宗留下的土窑洞卖掉了，全家人只好住别人家的破窑洞。父亲出生在1929年正月十八，是在河西准格尔旗红沙埝一孔破窑洞中出生的。偏偏是奶奶产后没奶，曾奶奶硬是一天天用米汤把他喂养到不吃奶的时光。幼时的父亲是个左撇子，硬是让奶奶绑着左手逼出了右手吃饭。也许，正是这样做的后果，导致了父亲右半脑长期处于抑制状态，使得父亲成为一个在料理家务活方面出奇的笨人。

父亲从小生活在一个祖孙三代人一起生活的大家庭，家大人多，在河西红沙埝和河东营盘梁分别种了一些沙梁薄地，两头来回跑。祖父有弟兄三个，祖父是老大，自娶过奶奶之后，常年跑口外，家里的事都由叔祖父和曾奶奶当家做主。天性懦弱、笨手笨脚的奶奶从过门那天起，就不受曾祖母待见，总是安排她到地里干重活。就在奶奶已经临盆的1934年9月12日那天，还在地里干活。明知奶奶即将生产，曾奶奶还要逼着奶奶背上庄稼回家生孩子。有了比父亲小四岁的姑姑之后，家里增加了欢乐。可是，几个月之后，曾奶奶又安排奶奶抱着姑姑回河东干活，只有五岁的父亲实在不忍离开亲娘，哭着闹着，母子俩痛哭流涕，生离死别，当家的二爷爷提着一根棍，敲打着门框，吓唬住了年幼的父亲。这一幕，终生留在父亲的记忆中。

6岁的时候，父亲就被二爷爷安排去放牛，白天跟着大人出去，晚上悄悄思念远在河东的奶奶，没有母爱，没有戏耍和童话，只有顺从和听话，那是多么孤独和寂寞的日子。8岁的那年，曾祖母带着他回河东寺沟村参加婚礼，这是父亲第二次回河东，父亲高兴极了，他竟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回到河东之后，走了好多家亲戚，见了好多新鲜事，吃了好多过去吃不到的饭，然后回到我的老家营盘梁，终于见到分别了一年多的奶奶，母子俩抱头痛哭。

从8岁到10岁的那段日子，年幼的父亲每天要割草，割的草粗的喂猪、喂牛、喂驴，细的切碎煮熟给人吃。11岁那年正月十四，当家的二爷爷又要带父亲再过河西放羊了，父亲再次洒泪与奶奶分别，每天在河西的沙梁上赶着7只羊跑来跑去。从7只羊开始，年年产羔，一直繁殖到了40多只。放羊的日子很是艰苦，带的干粮只是半碗炒扁豆。冬天没有棉鞋，两只脚冻得流了脓。那时候，野狼经常出没。四月的一天，父亲抱着三只小羊羔赶着一群羊回家，途经一块麻子地，离家不到半里路，突然从麻子地里跑出一只大白狼，将一只山羊按倒在地，父亲放下手中的小羊羔，一边操起羊铲与狼挥打，一边大声高喊，与这只大白狼战斗了几十个回合。幸好在家做饭的三奶奶听到喊声，赶紧叫三爷爷出去解围。三爷爷提了一只红缨枪跑出来，才将大白狼赶走，好险哟！

13岁那年，父亲领着9岁的表叔和8岁的姑姑放羊、放驴、放牛，7月的一天，突然从蒿籽林中窜出一只狼，扑过来吃羊，羊围成团，姑姑吓得哭起来。狼在外圈转，父亲在里圈跑，父亲镇定自若，指挥妹妹不要怕，指挥表叔挥舞牛缰绳跟狼斗。父亲拾起一块石头，对准狼扔到了狼的肚子上。经过一番紧张的搏斗，终于吓退了这只狼，啥也没得到，只好夹着尾巴溜了。

那一年，机智勇敢的父亲带着两个小伙伴坚持了一年放牧生涯。跑口外的爷爷没赚到钱，却靠挖老鼠仓挖到了几口袋粮食，家里才熬过了一个冬。

二、“我要读书！”

14岁那年，常年跑口外、不爱操心的爷爷终于感悟到不管儿子读书终究不像一回事，于是，领着奶奶和父亲回到了河东，把一群羊包给了别人。那一年，村里有钱的人家请了私塾先生，办起了冬学，爷爷交了点粮食，将父亲塞进了私塾。可是，刚刚进入书房才两个月，父亲不幸染上了传染病，一个多月方才痊愈。

过完年之后，15岁的父亲又得回河西放羊了，每天领着一群羊在沙梁上转来转去。那时，二老姑一家因为家境贫寒跑回娘家。二爷爷安排在姥姥家寄居的表叔去附近的学校上学，却不让自己的侄儿读书。眼见比自己小四岁的表叔每天读书识字，自己却每天要扛着羊铲铲上沙梁放羊，父亲好生羡慕。每天晚上，父亲听表叔讲述白天听先生教会的字和知识，看他的课本。一个冬天下来，父亲掌握的东西竟比每天上学的表叔还要多。当家的三爷爷看了这种情形，实在忍不下去，决定第二年冬天要把私塾搬到自家的土窑洞中，让父亲一边放羊，一边读书。这一年，还招收了十几名学生，腾出一间窑洞住校，由三奶奶负责做饭，每个学生征收三斗米作为学费，由大老姑父贾大来执教。16岁的父亲读书特别认真，因为家贫，买不起纸和笔，父亲找来一只碗装上半碗沙土，将红柳棍削尖当笔用。没有毛笔，父亲将羊毛塞进高粱杆中，用干枯的桃树枝烧成灰，磨成粉末做墨汁，就这样，认了不少字。

2018年秋，二妹和二妹夫拉着父亲重游内蒙，找到当年住了很多年的红沙埝的破土窑，也找到当年在我家寄居读书后来成为内蒙武川县粮站站长的表叔，老弟兄俩说起当年往事，兴致勃勃，表叔夸耀他的退休待遇多么优越。知情的二妹听了很不是滋味，悄悄在厨房跟二姑说：“还这么得意？当年要不是二爷爷偏心，阻止自己亲侄儿读书，供养你在姥娘家多识了几个字，你能有今天吗？”就在这一趟出内蒙，重情义的父亲特别为内蒙的兄弟妹妹们准备了我弟弟生产的优质小米，分发给每家，倒是洋气的表叔夸耀了老半天，连一点礼物都没有向这位九十岁的表哥表示过。

正是通过艰辛的读书，父亲背熟了《名贤集》、《三字经》，还学会了打算盘，三变九，九变九，算盘口诀倒背如流。以后，上了民校，又学会了祁建华发明的拼音字母，最早学会了37个旧式拼音字母，用他的话说，一部速成识字法，好比盲人拿起拐杖自己可以大踏步行走了。1953年，村里办民校，他竟当起了老师。

三、成家立业

1947年，家乡开始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我家被列为下中农，分到了本家地主蒙根的几亩土地和几间房子，还分到了几只羊。那阵子，前方正在跟蒋介石打仗，需要很多兵。本来，父亲是孤子，不在征兵范围，可是为了完成任务，顾不得那么多了，见一个青壮年就抓走。为了躲兵，父亲跑到了内蒙武川县三爷爷家，没事的时候，学会了骑马、下象棋、吹笛子、弹三弦，直到1949年10月全国解放后才返回家乡。

此前的1946年，经人说媒，18岁的父亲与本村13岁的母亲订了婚，彩礼是90块大洋。家里哪有这么多大洋呀？仅有的还是姑姑刚刚订婚拿回来的80块大洋，剩下的到哪去借呢？选定腊月某日交彩礼，偏偏凑不够这90块大洋，后来总算凑够了，这才订了亲。订婚之后，爷爷与二爷爷彻底闹翻，要分家，二爷爷开口要了好地和好牲口，丢下赖地和赖牲口留给老实憨厚的爷爷。这日子怎么过？爷爷有了新主意：贩硫磺去！那时候，正赶上新政权制造军火，需要大量硫磺，我们老家出产硫磺，驮到大同去，现货结算，这是一笔好生意。主意拿定，爷爷到黑豆埝妻舅家借了18个布，用作本钱，开始了贩硫磺的新路子。驮硫磺的事交给20岁的父亲来做，第一趟走得很顺利，一下子赚了不少钱。刚分家的二爷爷看得眼红，第二趟死乞白赖要让父亲给他捎带贩一些。他家那头草驴刚刚下了驴驹才不到十天，二爷爷偏要父亲带上这头草驴驮硫磺去，结果，硬是将一头吃奶的小驴驹给活活饿死了。驮硫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年仅22岁的父亲和张家17岁的张五一路相随，赶着5头毛驴，从偏关走到清水河再到平鲁、朔州、怀仁、大同，一直走七天，黑了要住店，夜间还得给牲口添草添料，总算圆满完成贩运，赚了一笔钱。

该结婚了，虽是本村，也得搞得风风光光的，雇了城里二根红的吹打，雇了本村胡换保的骡轿，满村的张家、胡家、蒙家都请了，还有河西的亲戚，黑豆埝的亲戚，五人一桌，该坐正的实在太多了，一直到夜晚十二点才吃完这顿饭。新房却是借来的旧土窑，炕上的毛毡是借来的，在这间破土窑里，过得还是紧巴巴的穷光景。母亲生下第一个孩子，刚刚从内蒙三爷爷那里拿回点白面，却被慷慨的爷爷悉数拿给了三老姑，没办法，姥娘只好从自己家里拿来白面和豆面，帮助女儿度过艰难时光。

长期住别人的这间破土窑总不是办法呀！爷爷用过河西帮人锯树挣来的钱买了邻村张二面的一块地，雇匠人修建三间石窑，家里当时只有30元，其余200元都是借来的。这三间新石窑坐北朝阳，成为当时村里最风光的住处。盖好这三间石窑是在1954年，到了第二年春，刚生下我的第五天，我的哥哥要吃奶，被母亲推了一把，两岁多的哥哥竟一命呜呼，请来神婆说，这沟风水有问题，赶紧搬家吧。于是，还没等到满月，我家就逃离了这处风水不好的深沟。

四、到内蒙讨债去

1955年对我们这个穷苦人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年份。这一年，我的哥哥突然夭折，我的姑姑在20岁年纪因病去世，父亲也在这一年因患眼疾瞎了一只眼，就此成为独眼龙。后来有阴阳先生说，你家的灾难是因为拆除几间旧房时动了太岁，所以才招致灾难的。到底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搬到新家不久，父亲要出一趟远门，到内蒙讨债去。那年春夏是个大旱年，秋天又下连阴雨，地里没收成，冬天的时候，农业合作化的浪潮越来越汹涌澎湃，精明的二爷爷害怕转社吃亏，找到父亲说，要把他的那头骡子赶到内蒙武川三爷爷那里卖掉。正巧，姥爷提出大舅该出去投亲靠友躲躲兵。此外，此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讨债，内蒙有爷爷和二爷爷多年来积欠的债权。父亲赶着那头骡子驮了一副柏木棺材，带着年仅17岁的大舅上路了。一路走到武川三爷爷家，卸下棺材，骡子交给三爷爷。棺材本来是要出卖的，过了不久，二老姑爷去世，顺便就装了这副棺材，至今分文未给，这就给我妈留下话柄了：蒙家聘出去的闺女，真够败兴的，娘家住了好多年，还得给姑爷贴一副棺材，这叫什么事？

按照走前爷爷和二爷爷的吩咐，从武川出发，到达呼市，然后来到察右中旗，找到旗下营子和碌碡沟，挨门逐户讨回了债。冬天内蒙一带的寒风真的抵挡不住，冻得大舅嗷嗷叫。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叫西梁上的村子，这里有一个名叫王安定的人曾经欠过二爷爷一头牛钱60元，久欠不还。早些年爷爷曾经向这个人要过一次，王安定把当地驻军晋绥军请来，吓得爷爷不敢再要偷跑了。这一回，父亲知道这个王安定不是一个好惹的茬，得想点办法。找到王安定家之后，王安定百般刁难，眼看快过年了，这钱还要不要？

为了要下这笔钱，才26岁的父亲想办法接近村公所的干部，他本来不抽烟，却准备了几盒烟，找下乡干部每天下棋，下棋久了，这位下乡干部问父亲来这里干什么，父亲如实告知。这位下乡干部答应帮忙讨回这笔债。他召集了一次会议，先说村里别的事情，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这位下乡干部开口了：“这几天有个口里来的年轻人找我告状，说是咱们村有个王安定欠他卖牛的钱，是不是有这个事？”村里的老者们当下作证，有这个事。在场的王安定只好承认，很快回家拿钱偿还了久欠的债。

终于要回了这笔债，父亲高兴得没法说。他让大舅相随其他人回家，自己到武川背了50斤白面，一路步行，一天走150里山路，仅用5天时间就赶回了老家，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七。家里将从内蒙讨回的钱还清了盖窑洞欠下的债，过了一个安宁喜乐的年。

五、合作社的小会计

1955年冬天，农业合作化的风暴刮来了，开头说是自愿入社，后来却是非入不可。家家的牲口和农具都得入社，还要上交粮食，群众的抵触情绪很大。父亲因为还有点文化，被安排当了合作社的记工员，另外还兼小会计。

过罢年之后，初级社不行了，很快转为高级社。方圆十几个村子合并为一个社，父亲被推选为高级社的副会计，每半个月在十个村转一个轮回，负责100多户人家的记工，还负责收羊毛、饲料出库等等。父亲早年学会的那点文化和珠算派上了用场。到了1957年，十个村很快闹开意见了，只好分开独立核算。父亲当会计，团支书，偏见不得不公道的事，爱管管。村里人背黑豆，张二林背的少，父亲拦住要过一下秤，一称只有25斤。父亲就随口编了一段：“张二林，定额管理不执行，背黑豆来抢工，主任抬住队长称，称了25斤又挂零。他妈领着来记工，一上大场坡，跌成一个印三红。”顺口溜传出，人们纷纷说好，张二林和他妈搞得很不是滋味。

就在这年的正月初三，父亲参加县里组织的五千人会议，会后组织团支书去邻近的保德县参观水利工程。每天晚上，要组织文艺演出。偏关团带队的宋章选中父亲出一个节目，父亲不慌不忙，登台奇特地采用男声女声表演了一段二人台《打樱桃》，声情并茂，唱得大家齐声叫好。

六、大跃进运动的事务长

1958年，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我们村成为大跃进运动的模范单位，县里调来王玉担任管理区党支部书记，修梯田，打旱井，不仅发动本村村民加班干，还组织老营、尚峪、教儿埝的社员来打旱井，共计打出380眼旱井。忻州地委书记王明山与副省长刘开基亲自来村里考察。号召全区各县的人都来参观学习。为了接待各地参观的人们，县里专门成立了一个食堂，由县粮食局长刘兴河管伙食，父亲担任事务长。这一年的大跃进，我所在的营盘梁管理区一下子成为国务院表彰的先进单位。支部书记王玉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劳模表彰大会，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将奖状颁发给王玉。

那一年，父亲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那一年，他编了一段顺口溜：旱井本是山地宝，它的用处真不少。又能吃水又能浇，中午回来洗一澡。从前没有把它搞，因为吃水跌着腰，死伤人数也不少！

那一年，周围几个地方都在大炼钢铁，真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父亲下城在沙峁沟遇到一个内蒙人赶着4头大犍牛准备到县城出售，他看了这几头牛的成色不错，价格也不贵，就自作主张将这四头犍牛给农业社买了下来。赶回村里后，合作社将这四头犍牛牵到煤窑拉炭，派上了大用场。公社书记潘裕夸奖父亲有胆有识。下乡的陈秉明将父亲发展为中共党员。

那一年，村里办起公共食堂，父亲背着我念叨说：“光景好，日子强，背上弥住（我的小名）上食堂。”父亲担任食堂事务长，刚开始办食堂的时候，人们吃饭不受限制，浪费现象很严重，父亲看不下去，多次提醒大家不要浪费。公社管理事务的一位姓焦的同志，以公社名义拉走队里的一只大羯羊，好长时间不算账，父亲多次上门催，直到1959年春天才给结了账，从此这位姓焦的干部就对父亲怀恨在心。1959年公社研究大队干部，公社书记潘裕推举父亲出任支书，姓焦的干部插嘴说：“这人可不行，靠不住，遇上下棋啥也不管了，供销社贴出告示‘今日点货不营业’，”这一下，顶了用，父亲只好当了管理区副主任。

就在这一年，父亲移交了会计和事务长职务，当上了乡办供销社售货员，转为市民户口，每月吃27斤供应粮。这27斤粮食要拿到公共食堂去，和村里的人吃一样的饭。

大跃进很快进入大饥荒。原来的支书王玉调走了，换来了贺存财。此人特别自私、嘴馋，爱占小便宜。他把村里的羊赶到磨石滩杀掉，大吃二喝，反而号召社员们艰苦奋斗，度过难关。他提倡社员们吃山药蔓子、玉米轴，自己却天天悄悄杀羊吃。饥饿逼得几个放羊的回家放下羊铲铲就悄悄跑了口外，管理区管辖的几个村，相继发生了几起上吊自杀的事件，其中就有我妈的大姑。管理区抽调奶奶到老营水库工地去做饭。赶牲口送走奶奶之后，爷爷步行九十里路，饿得几乎爬不回来，走到阴凉处，吃几块雪，走几步，差点饿死在路上。村里的好劳力胡李保，饿得实在无奈，偷偷吃了牲口饲料，被贺支书扣掉了分红钱，胡李保实在气不过，驮炭途中突然气胀如鼓，他老婆让父亲从城里请医生，等到医生赶到之后，胡李保已经咽了气。

就在1960年春，大妹爱英出生了。那一天，父亲去十几里远的欧犁嘴村送货，天黑以后赶回家，看见母亲睡在炕上不吭气，奶奶也没说话，父亲找到中午从食堂打回的高粱面卷卷，顺便喝口酒。正喝着，忽然发现炕上多了个布卷卷，再一听，有小孩的哭声，这才知道生下女儿啦！

就在那一年春，地里的萝卜全部冻坏了，食堂每天吃的是冻萝卜片和糠糊糊，每天从食堂打回饭，年幼的弟弟就叫喊开了：不喝糠糊糊，不吃驴耳朵片子！有一天，父亲帮助母亲锄地回来，想找些吃的，揭开几个水瓮，空空如也。吃了一点杏瓣，结果中了毒，几乎丢了命。

1961年秋，公社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解散，每家每户分了点粮食，一突突烟囱又升起了烟。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就在大饥饿发生的岁月，我们村的仓库里还存有大量粮食。仅在1961年二舅当会计期间，按照管理区干部的决策，曾经卖给附近的关河口村和天峰坪村4万斤粮食。为什么有粮不给老百姓吃，偏要挨饿？只能是他们根据上级的决策，谁也不敢动用这批粮食。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不应该反思吗？

七、在“三自一包”的岁月里

艰难的局面逼出了后来被大批特批的“三自一包”，所谓“三自一包”即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放开之后，受够饥饿之苦的农民猛地爆发出求生的强烈欲望。

那一年，饱尝了饥饿之苦的农民，在“三自一包”政策的鼓舞下，挣脱了缚在身上的枷锁，扛起橛头，冲向荒山秃岭，开始了多年未曾见过的大开荒。记得那一年，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加入了大开荒的行列。院里堆满了开荒拾回来的柴堆，母鸡竟在柴堆里下了蛋，过了好久，家里人发现了鸡蛋，才拾回来放起。

那一年，刚刚六岁的我，被父亲一次次领着到一条条荒沟里提着一只小箩头点山药，掏一个窝窝点一颗山药籽，荒坡很陡。秋天收获了好多粮食，家里终于能吃饱了。

那一年，父亲供职的供销社要撤销了，调他去阳坡店供销社，一贯以孝敬老人为先的父亲想来想去，仅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人实在是扛不过去，父母只生他一个儿子，离开家连挑水吃饭都成了问题，他毅然决定，抛下铁饭碗，回村种地去。大队让他担任了副主任。

放开农民的手脚真好，1961年秋，正逢偏关十年一次的龙华盛会。四面八方的人们涌入那座小小的县城，父母带着我和弟弟，抱着一岁的大妹，挤进人山人海之中，遍布大街小巷的小吃摊卖啥的都有，父亲开了一个卖粉汤和羊杂碎的小吃摊，本钱不大，生意还挺红火。

那一年，回家创业的父亲买下了一些细二线，让母亲和奶奶把这批细二线织成线口袋，背到邻近的内蒙清水河换成粉面和小米，换到103斤粉面，自己背回来，买到县城的饭店，每斤3.5元，赚了一笔钱。

因为大饥荒，村里的牲口死了不少，耕地需要牲口，生产大队安排父亲到内蒙买牲口，没有带钱，仅凭父亲的人脉，赊回了两头牛，只用了390元。两头中的一头原来用了210元，拉到县城卖了670元。这一趟，展现了父亲做牲口买卖的才能。这年秋天，清水河县一个人赶着一群牲口，途经村里，父亲看着不错，却没谈成。父亲不死心，独自追到邻村，买到一头怀胎的草驴，交给生产队。此后，这头草驴接连几年给队里生了一头小驴驹和六头小骡驹，为生产队办了一件大好事。

此后不久，尝到甜头的队领导又派父亲出内蒙买牲口了，相随了四个人。一路走，一路瞅，碰到合适的就买下来，送回村。前后走了一个多月，先后买了两头毛驴，四头骡驹子。本来是给生产队办了大好事，却有人告状说，这里头有猫腻，下乡干部派人外出调查，查来查去没找到任何问题。

就在这一年，父亲陷入麻烦之中。事情的起因是柏坡两个光棍弟兄胡秃、胡三牛养了一只猪，养了一年，过年宰杀了，只杀了12斤，卖了一扇，自己吃了一扇。就这点事，税务局来了，还征了一笔税。而支书张官罗也养了一头猪，自己身为干部不敢杀，转给他弟弟张五宰杀了，杀了六七十斤。却没有报税。税务局的人来村吃派饭，父亲看不惯，顺便闲说了几句。不想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税务局干部居然很当一回事，依法补征了张五一笔税。由此，张五怀恨在心，自己不会写，就让在本村教书的安建业给他写了一份材料，告发父亲卖过两套西林桶子吊面子皮袄，税务局处罚了170元。这170元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呀！父亲认为太过了，就回城找县里的领导，正巧赶上县里领导开会。终于等到县里田光裕副县长出来解手，父亲就对田县长说：“我找财政局王局长有点事。”田县长让开会的王道正局长出来一下，王局长出来之后，父亲如此这般说了一番，王局长顺手写了一张条：税务局减免100元。拿到王局长的批条之后，父亲返回头去找县税务局的郑明经局长，郑局长看了批条之后，有点不高兴，可是没办法，那时税务局就归财政局管，只好如数减免100元。返回村之后，父亲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心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村里的老师安建业和张五串通一气来整我，我也得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他向县里举报了安建业身为教师在村里学校聚众赌博的事。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公安局刘大个亲自出马，来村查实了赌博的事，安建业因此被开除。

八、林业队长创辉煌

1963年春，大队创办林业队，选中时任大队副主任的父亲来当林业队长。三个自然村送来的社员都是些干不了农活、七老八少、吊儿郎当的“副社员”，分配的地都是一些长不了好庄稼的荒沙梁，还有两头牲口。就是这样的条件，父亲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以身作则，把这帮人领导得服服帖帖。在一条条荒沟里，父亲领着大家开荒种地，种黑豆，种谷子，种糜子，套上牲口种柠条，沙梁上栽沙枣，坝上栽杨柳，地埂上插红柳，平整梯田栽果树，栽桃树。父亲在保德县考察了一趟，引种了大批红枣树。他还从周围村庄引来了大批杜梨，用来嫁接果树。以后，这批树在父亲退位之后，在爷爷的辛勤劳作下，逐步嫁接了大量苹果和结桃。当贾志东当林业队长期间，营盘梁的结桃大面积挂果，香甜可口的大结桃成为敬献公社领导和县领导的上等供品。

父亲幽默风趣，爱逗笑话，从来不爱摆架子，跟林业队的老的、少的都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林业队的贾大来，曾经在河西教年幼的父亲识过字，后来入赘成为大老姑的丈夫。老汉虽然体弱干不了活，但是，心肠热，还会给人算八字。父亲十分尊敬这位姑父，给他派轻活，还从老汉的嘴里掏出许多供人娱乐的笑料。比如老汉说，他当年过河西遇到国民党驻军，看见他手上没老茧，怀疑他是河对岸八路军派来的探子，盘问他既然声称庄户人，那么你说说庄户人每个季节干些什么。贾老汉顺口就来了一段；正月里旋格子，二月里引瞎子，三月里提耧种麻子，四月里爪羊，五月里锄麻子，六月里割洋烟，七月里拔麦子，八月里下川，九月里割竹技，十月里打沙鸡，十一月套雕，十二月提上篮篮要糕。正是这一席话，说得这位国民党兵笑开了，就此才放他走开。父亲爱热闹，经常把林业队的十多个老老少少聚在一起，这个拉二胡，那个吹笛子，唱的唱，敲的敲，大家很开心。秋天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只大山羊，杀了之后，把大家聚到一起，吃燉羊肉，母亲忙乎了半天，每人一份，给母亲也留了一份。这时，忽然有人说，新庄子张万厚今天没来，要不要给他留一份？父亲听说之后，立马将留给母亲的那份让人带走。最后，母亲没吃成。贾大来看了，实在忍不下去，对母亲说：“来来家，你忙乎了半天，大家都吃上了，就你没吃上，我老汉心上下不去。”就这事，母亲直到去世前几年，还一再骂父亲没良心，心上没有她。

林业队养了三头牲口，两头毛驴，一匹红色公马，由我家饲养。几年时间，两头草驴繁衍成七八头。在父亲当林业队长期间，由父亲和爷爷喂养。我们兄妹几人就承担了放驴、放马的任务。那一年，由林业队的张四达赶着这头毛驴上沙梁种柠条。这人是个退役军人，为人很粗鲁，种柠条时不顾牲口死活，不顿猛追，直追得毛驴患病死亡，为此，奶奶心痛得流了泪，父亲却没有过多地指责过张四达。

为了掌握公马的配种技术，父亲住到县城南关配种站，跟张马驹求师学艺。给公马草驴配种是一项很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为了集体的事，父亲不怕被人笑话，坦然干起了这个活，那匹红公马配了草驴，生了好多小骡驹，也给集体增加了收入。公马跟驴不是同种，不情愿趴在草驴身上，为此，需要一头母马引逗公马，然后才能偷梁换柱，将公马的精液注入草驴体内。我在高小毕业后，村里没有母马，为了完成配种任务，父亲让我牵着草驴，他赶着公马，一路直到五里远的磨石滩村，直到配种完成。记得当时磨石滩的年轻人取笑我说，有你老子教你，你也早早就会这个行业了。我当时听了这话，小小年纪却感到脸上挂不住。

父亲担任林业队长那几年，是我们大队林业生产最辉煌的岁月。我们村当时是全省有名的先进单位，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领导经常来，一来了，肯定必看村里的树林和果树，还要看沙梁的柠条和沙枣，父亲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上台介绍经验，很荣耀的，获得很多奖品和奖状。

九、投机倒把成与败

那时节，在大集体里，虽然能分几千斤粮食，自留地也精心作务，每年产的不少，母亲精打细算，光景过得村里数第一。但是，手里没有钱。这时，脑筋开活的父亲就开始琢谋怎样赚钱了。

1964年7月，大队再次派父亲和张海来去内蒙买牲口。在清水河住店时遇见一位名叫吕金扣的人，也说要去后山买牲口，两人越谈越投机，吕金扣听了父亲的叙说，知道这人懂牲口，买卖很在行，人也诚实可靠。吕金扣身上只带了200元，交给父亲带着，要和父亲一起干。三人一路同行，先走到呼市，然后走到武川三爷爷家，先买了两头毛驴，让张海来负责喂养。然后，父亲、吕金扣及父亲的表弟三个人跑到托亥公社附近买到三头驴，刚刚交完钱，却被当地生产队长拦住了，非要公社介绍信不可。这人将父亲直接送到托亥公社，交给潘主任。

父亲不慌不忙来到潘主任家，潘主任一边审问，一边抱着孩子，孩子又哭又闹。父亲拿出书包里的蜜枣给孩子吃，潘主任老婆正在做饭，看着这个陌生人很懂人情世故，情绪松驰下来了。潘主任问：“哪里的？”父亲用内蒙当地方言坦然回答说：“十冰地的。”潘主任老婆有亲戚就在十冰地，问父亲认识某人不？恰恰父亲当年就在十冰地打过工，对村里的人了如指掌，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潘主任当初原打算送父亲武川的学习班学习半个月，经他老婆这么一问，也就相信了，让父亲回当地公社开一份介绍信。听了这话，父亲立马高兴万分。父亲赶回三爷爷家，找到大队支书，大队支书恰恰又是父亲的好朋友，当下就开了大队的介绍信，说是本队需要牲口，派出本队社员某某出去买牲口。再次来到托亥公社潘主任之后，潘主任坚持说，大队的不行，我说的是要公社的。此时正逢中秋节，父亲就顺口编话说，公社干部都回家过节了，实在找不到人。正在潘主任踌躇的时光，父亲发现潘主任正领着公社秘书打山药窖。两人都不是干活的料，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灵机一动，马上和相随的表弟一起动手，钻进坑里帮助潘主任打窖，不费多大功夫，山药窖就打好了。潘主任很高兴，指派秘书赶快到公社写一份介绍信。拿到介绍信，队长放父亲他们把驴牵走，还款待了父亲他们一顿羊肉饺子。

找回这三头毛驴后，父亲他们兴高采烈，步行90里直奔三爷爷家。第二天，又买了三头驴，一共有八头驴，其中有给集体买的5头，个人买的三头。那时候，路上查得紧，白天不敢走，只好夜晚走。为了防备盘查，父亲作了周密部署，三个人分三路，父亲先赶了三头，让吕金扣和张海来分别赶了另外五头，跟在后面，错开一段距离。终于走到清水河吕金扣家，父亲让他俩先暂住，由他一人先回偏关槐树庄王村，先把吕金扣赶的三头属于个人的毛驴暂放槐树庄王亲戚家，然后由父亲和张海来把给集体买的五头驴交给农业社。

终于历经千辛万苦，这趟买驴成功了！集体的五头驴落实了，干部社员欢欣鼓舞。个人的三头驴也找到了买主，买了870元，除去开支和成本，每股获利87元，父亲和吕金扣各入两股，每人分得174元。清水河那个吕金扣就此成为父亲的贴心朋友。没过几天，父亲就把这一趟贩牲口的全部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跟他相好的贾志东。贾志东听了之后，羡慕死了，非要催父亲与他合伙，再到内蒙买一次牛，爷爷、奶奶和母亲百般阻拦却挡不住父亲。那时的我，才九岁，听说了这件事，哭着不让父亲走，也没有能够阻止迫切想发财的父亲。

那年的9月13日，父亲和贾志东背着一捆帆布和自己纺织的线口袋再次踏上去内蒙的征程。来到清水河之后，将帆布和线口袋交给好朋友郝胡月，请他帮助换粉面和小米。然后，由郝胡月找到大队支书，由大队支书找到桦树埝公社秘书，开出一份大队需要买牲口的证明。有了这份介绍信，他们三人一路走到离蒙古不远蒙古族人聚居的边境地区，挑选了八头牛和一匹马。当地的大队会计是个汉人，代办税收业务，为避免路上查阻，八头牛全部上了税，开出了税票。这一次，因为手续齐全，他们三人胆壮气粗，赶着九头牲口大模大样上了路。行至清水河县西土城，迎面遇到一个人，郝胡月一眼认出就是他们公社的书记赵培东，赶紧躲了起来，赵书记盯住贾志东，问道：“哪里人？”贾志东回答说：“后阳塔的。”赵书记紧接着问道：“某某人你认识不？”贾志东回答不上来。赵书记呵呵一笑：“骗不了我，一听口音就知道你们是口里偏关人，我也是祖上从口里平鲁县搬来的，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今天放过你们吧。”好险哟！

这一趟，终于有惊无险，跨越了难关。那匹小红马留给我们大队林业队，红色小公马在父亲爷爷的精心喂养下，长得膘肥体壮，以后成为配种马，还为许多人家娶过媳妇。八头牛在偏关交流会上顺利出售，卖得很好，分红时没有忘记当初开介绍信的那个公社秘书，提了30元，三人每人分红116元，另外给了桦树埝公社黄树背大队支书、会计和林业队长每人58元，皆大欢喜。

过了不久，家住偏关县关河口村母亲的表哥白天才找上了门，背了一捆白菜，见面不多会儿，就挑开正题，哭哭啼啼说，他今年家里实在穷得没办法，上内蒙大青山背了一段大炭，没赚到钱，老婆每天骂，人家快要失散了，求父亲搭救。这位妻表哥多年来一直没有来往，却把软心的父亲给说动了。父亲说：“上一次出内蒙，遇到一个老汉，说他有一头驴给100元就出售，你要想做，我给你写下名字和地点，一路小心点，估计能赚一笔钱。”为了保证路上不出事，父亲专门为白天才准备了自家的驴鞍子，拆卸完毕后，装在一条麻袋中。白天才手里没有一分钱，由父亲给他拿了钱，约定两股分红。不几天，白天才按照父亲指点的路线，找到了当初准备卖牛的那个人，100元买回，308元出售，白天才高兴坏了。隔了几天，他又来了，要再走一回。母亲也以为这人还能办成事，就让他给我大舅也捎了一股，带了家里仅有的305元，外加白天才手中的100元，一共405元，打算到内蒙买匹马。晕了头的白天才自以为可以耍点小花招了，他到内蒙买到马之后，沿黄河畔一路南下，跑到内蒙准格尔旗的马栅，要过河，被执勤民兵拦下，没收了这匹马。白天才弄昏了头，竟然半夜跑去偷马，马没偷到，人被抓住了，被暴打一顿，藏回家里不出声了。隔了许久，父亲跑到关河口找到白天才，他才羞愧地说了这回事，他当时家贫如洗，还能怎样呢？就此，父亲甩手不干了。

隔了许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来之后，父亲作为走资派被罢免职务，过关之后，父亲提出他要放羊。拿起羊铲棒之后，日子过得紧巴巴，他还是不死心，跑到清水河打听牲口行情，听说麦老洼村有一头骡子要出售。回来之后，他让贾志东和我的堂舅胡挨虎去清水河看一看，两人去看了，回来说，骡子挺好，价格谈不拢。过了些时候，清水河那位生产队长打听到父亲的地址，派人把骡子牵到三圣庙，又派人来村找到父亲。父亲生怕暴露，将那人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安排堂舅挨虎找到沈家村的沈果乐，当时生产队正需要牲口，最后以1900元成交。每人赚了100元。

挨虎舅得了便宜，坐不住了，连着几次跑到清水河，贩了几头牲口，赚了一些钱。沉不住气的他顿时有点飘飘然了，在自己家里吹嘘开了。没想到正好被村里当主任的胡占才听到了，他马上报告县工商局，县工商局派人来村调查，挨虎舅如实交代，这一下，父亲的厄运来了。

十、挨整的日子

1968年对父亲来说，真是一段最难熬的岁月。那年3月初，父亲偶遇一位懂易经的老者，这人要给父亲算一算，告知生辰八字之后，算出父亲当年六月有一难。问他如何解破？老者说，在农历夏至那天夜间，待人畜安定之后，自己悄悄烙一张白面或豆面饼子，烙好翻过来吃掉，不要告诉家里任何人。胆小怕事的父亲照此方法处理之后，该来的还是躲不掉。

六月初三晚上，父亲放羊回家，刚刚放下羊铲棒，就被大队文革小组的人叫到大队部，提前布置的批判会啥都准备好了，谁先审问，谁跟随，谁捆人，谁来上纲上线，引领高度，怕本村的人不好意思上手，特意调来了公社邮电线务员，年轻力壮，说上就上，县里蹲点的下乡干部、公社下乡干部都聚齐了。同被接受批判的还有我的堂舅胡挨虎，当面对质，不给你相互通气的半点机会。一阵连珠炮的审问开始之后，该用刑了，领导一挥手，上！那位姓阎的后生立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豆丝绳，三下五除二就将父亲捆成一团。还没吃过饭的父亲顿时汗珠涔涔，脊背疼痛难忍，暗暗叫苦，连声说：“就那些事，刚才都说了，实在没有了，我扛不住了，松开吧！”这伙人哪里肯相信，一直逼问不休，捆了再捆，一晚上捆了三绳，折腾了一整夜。

那时候，高小毕业的我，因为父亲的“投机倒把”问题在县里备了案，把我从升初中的名额中拉掉了，父亲不忍心让我务农，又让我回村里的学校补习。那天早上，只听见母亲起得很早，跑到院子里，还在被窝里的爷爷问母亲说：“来厚子晚上没回来？”母亲愤愤地说：“一黑夜让人家捆了好几绳，把个人快要折腾死了。”

我从奶奶的住处起来，跑去问妈妈，妈妈对我说，不为别的，人家说他贩牲口，还说贩洋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甚么事。中午放学回家，我和奶奶、叔奶奶去大队的一间窑洞看父亲，只见他一脸沮丧，手上带了一付铁铐子，盘腿坐在一铺火炕上，安慰我们说，没啥事，做你们的事去吧。

到了第二天早上，听爷爷奶奶说，昨晚大队文革小组又开批判会，父亲经不住造反派的拷打，竟把爷爷换洋钱的事也给交代了，大队文革组派人来，把爷爷家里的四十二个银元全部没收了。此前，爷爷背着父亲用积蓄的100多元钱，按两块三角钱一个的价格悄悄向南沟村蒙三兑换了四十二个银元。由此惹出一系列的麻烦，驻大队的工作组追根溯源，顺藤摸瓜，将此人在村里兑换过的银元一古脑挖了出来，波及到我们的邻居和邻村那个人，那人后来在村里也挨了批斗。直到现在，一提起这事，母亲都骂父亲太没骨头，不是当男人的料，不是你办的事，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害人一大片。

父亲真得没骨头。在那段日子里，我就亲眼看见过父亲回家动手烧一本《三国演义》，这是父亲特别喜欢的一本书，以往闲暇时候，他总爱翻翻这本书，断不了给我们讲讲三国的事，什么张飞喝断当阳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刘备哭荆州，周瑜打黄盖，火烧赤壁，诸葛亮唱了空城计，这些都是父亲讲给我们听的。我就是在那时候爱上古书的，小学四年级就看上了《三国演义》、《小八义》等。可到了这时候，爱三国的父亲竟连三国也要烧掉，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悲观。后来，听妈妈说，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父亲曾经向妈妈提出过要把自家积攒的存粮拿出来给村里最嫉恨我们家的人家，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之后再也没有提。

父亲真得绝望了。后来，他才对我们说，有一天，他感到实在承受不下去，拿定主意要自杀，已经选好了自杀的办法：跳旱井。他已在这眼旱井前脱掉了鞋，忽然看到对面山坡上我们兄妹几个正在拦羊，他想到，几天以后，兄妹几个都穿上了孝衣，白花花的一片哭爹叫娘，那是怎样一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不能走这步路，说什么也要为了儿女挺下来，于是他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就在群众专政的那段日子里，我忘不了那顿油蛤蟆。油蛤蟆是用鸡蛋和白面和在一起，再用葫油炸熟的食物，在我们老家，一年才分二斤麦子，白面是轻易动不得的，只有过年和过七月十五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蒸几个敬神馍馍或者给孩子们捏点面人人，平时是根本没想望吃白面的。可是那天放学回家，一眼瞥见母亲正在炸油蛤蟆，可把我们兄妹几个高兴坏了。可是刚刚吃了几个，从门外进来村里很受人们敬重的高医生，进来祖父、祖母和父亲，看着他们一个个沉重的神色，我就猜测到大事不好了。吃饭中间，他们才说，大队的工作组已经定下来了，下午要送父亲到县里的监狱，原来这是给父亲送行的午餐。听到这里，我们兄妹几个再也难以下咽可口的油蛤蟆，噙着眼泪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支起耳朵听大人说话。只听一脸慈祥的高医生平稳地给父亲解释说，也好，到了县里又不能把你怎样，县里的看守所更规矩一些，不像村里的人这样乱捆乱打，你也没有多少事，说清楚了不会把你怎么样，人就是这样，走到那里说那里吧，你可千万放宽心，咱得为这个家挺得住，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想明白。只听父亲点头说，是的，放心吧。说着说着，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些整齐的衣服。话虽这么说，一家人的心越捏越紧。这在这会儿，担任大队文革主任的堂舅推门进了屋，对我爸我妈说：“不用打整了，刚刚接到县里的电话，县里面到处都抓人，班房里放不下那么多人，不接收，让村里就地批斗。”有了这句话，全家人才放下一道心。

此后，村里又陆续揪出了新的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分子，连一个曾经当过日本警备队员的讨吃要饭的人也不放过，每天集中到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下沟里背石头，还要在背完石头之后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每个黑帮都要在背上贴一块写有自己身份的白布，家里放一顶做好的纸帽子，一到批斗会就自动带上。县里的一打三反办公室把父亲叫到城里，专门照了两回像，一张像手牵着一头骡子，一张像手里揣着一摞银元。我在当时的社办初中上学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突然向同学们宣布说，那小子的老子就是那个在大十字街头的橱窗里牵骡子的投机倒把分子，被誉为学习明星的我，一下子感到无地自容：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老子？

就在那年冬天，我回家过星期天，妈妈说，你兄弟俩今天去外面拾点柴禾吧，家里烧得没柴了。到了一个山坡上，我和弟弟拾了半天干柠条枝，也没拾下多少，遇到同村的一个同伴，这小子开始折活柠条，已经折下一大堆，我俩看了这情形，我们也开始折。折到快要完工的时候，对面坡上下来村里的一个下乡干部任顺田，这人是县里有名的极左分子，一看这情形，就问我们，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几个如实禀报，这下子坏了事，那人恶狠狠地说：“贫下中农的孩子就不追究了，投机倒把分子还要派儿子还要破坏林业，今天晚上再开批斗会！”我和弟弟听了这活，立时泣不成声，这下子不好了，又给父亲添罪了。我们俩按照这位下乡干部的命令，把拾好的柴禾背到了大队，回来向妈妈哭诉上午的情形。妈妈安慰说，不用怕，你爸已经批斗过多少回了，就这么点事，他们还能怎么样？好在后来没有人再提这件事。

以后，我又从公社的初中返回村办七年制学校。此时，正赶上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县里的干部到农村办五七干校，一帮有点文化的人把村里的阶级斗争编成了一出戏，戏里就有我父亲，极尽污辱丑化之能事，弄得我们兄妹几个抬不起头来。每逢下雪，总要有对我们有意见的同学在前面的雪地上划上一行字：打倒投机倒把分子×××！面对这样的凌辱，我们兄妹几个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的事在1968年秋天县里就有了结论：开除党籍，处罚784元非法所得，戴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为了交上这784元，我们家变卖了房子，变卖了父亲的皮袄，出门要向村里的文革小组请假，家里来了人要先向文革小组汇报，连下乡干部吃派饭都不能到我家吃。

1970年冬天，要搞“一打三反”运动，这回又来了一位极左分子，在村上个别人的怂恿下，抓住了父亲的三条新罪状，一是下雨天早晨带领我们兄妹几个出去捡山药蛋，破坏村里的抓革命促生产秩序；二是在贫协主任的家门口埋了放羊准备烧的山药蛋，有意险害贫下中农；三是到县城卖了一点吃不了的白萝卜，换回一点泡菜用的盐，又是旧病复发，搞投机倒把。一时间，上纲上线，火药味很浓。

此时正逢我要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在给父亲放羊的山坡上，我做了一个决定，写一篇批判稿，交给了我的老师，老师正是村里文革小组的头目，十分欣赏我的才华，支持我的决定，把稿子交给了村里的下乡干部。不几天，村里召开批判父亲和二舅的大会，十五岁的我泣不成声地上台批判了我的父亲。正因为我的这一举动，我由此博得了与投机倒把分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名声，我才在当年冬天的中考中得以顺利通过政审的要命关口，进入了县立高中，继续了我的学业。而学习成绩同样优异的弟弟，则没有试图去钻这样一个狗洞，第二年中考被理所当然地刷了下去，不得不跟着姨夫学了木匠。那时的他，只有十五岁，个子低低的，走南闯北拉大锯，吃尽了苦头。至今，我们兄妹四人中，我后来上了中专、大学，早已抱上了国家的饭碗，大妹、二妹后来在恢复高考后陆续上了中专，参加了工作，唯有弟弟留在了农村，备尝人间辛酸。

十一、平反之后立新功

我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父亲来学校看我，告我说，前两天村上开了会，讨论给父亲摘帽子，这当然是个好消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可以取得一个做正常人的资格了，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记得在学校里入团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那么好，又一贯表现积极，但就因为父亲戴了顶黑帽子，一直等到快要毕业的时候才批准加入，当有人把批准的消息告诉我时，我曾一宵激动地没合眼。

好在老天爷毕竟有睁眼的那一天。在我毕业回村务农之后，当时的县委书记白立志开始追问六十年代那一批老典型到底是怎么滑下去的，其中首先问到了我们村。我们村曾是五六十年代晋西北水土保持的一杆旗帜，1958年曾荣获国务院周总理亲自授予的奖状，而现在呢，一帮当年举红旗的人统统打成了黑帮。县委书记责成当时的干部王玉从另一个公社调到我们公社担任了副书记，专包我们村，任务就是恢复当年的老先进。这下子，顺理成章，给父亲平反的事宜提到了议事日程，没多久，父亲终于平反，重新恢复了党籍。

1975年，在我担任村里的民办教师的时候，又来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小生产的新运动，我们家又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典型，大队的发言稿中说，我们家我爷爷会编红柳筐，我弟弟会木匠，我妈会裁缝，还会养母猪做豆腐，这是一块典型的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要是不赶上我要接受推荐上学，不理会这些鼓噪也没什么大事，可是当把我的推荐拿到贫下中农会上通过的时候，有人就提出了这问题。大队干部给我父母掏耳朵说，削一削你家的资本主义尾巴吧，把你家的母猪卖给农业社就没说法了。母亲踌躇了再三，终于下了狠心，为了儿子的前途，砸锅卖铁也得干。这一头母猪，在母亲的精心养育下，为培养我们兄妹做了大贡献，如今，又是为了儿子，不得不离开呵护了它几年的主人。母猪不肯离开它住惯了的猪舍，怎么也不走，大舅在后面赶，妹妹用了一个洒了玉米粒的料笸箩在前面领，终于才把那头猪赶到了农业社的猪圈里。自此之后，母亲就承担了给集体办猪场做豆腐的任务。

平反后的父亲交出了多年执掌的放羊铲铲。那一年，村里新派来一位下乡干部，要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搞出新模样，平田整地发动全大队群众夺红旗。父亲领着刚刚高中毕业的大妹及其一伙社员编为一个组，每天晚上不到十二点就出工了，连续几天的夺红旗累得大妹嗷嗷叫，央求父亲再不要夺那个红旗了，可是，不服输的父亲还是不肯放松，终于争得了第一名。下乡干部几次找父亲谈话，要他挑起大队领导班子的大梁来。可是，父亲却一再推辞，他说：“你看我能行吗？好比哈巴狗子追狼，凭我的嘴还是凭我的腿？”直到1977年，村里还是把他选为生产队副队长。

刚上任，父亲专挑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来做。村里有一头三岁骡驹子很调皮，平时饲养员牵出来喝水都得两个人来做，生怕被踢着。队里没人敢调教。队长放出话说，谁把这头骡驹调教好，给记二十个工。当年父亲曾在内蒙草原上打过工，多么淘气的牲口都见过，他自告奋勇，提出调教这头骡驹。这年过罢二月二，父亲跑到饲养院，要牵那头骡子。两名饲养员生怕踢坏他，再三叮嘱可得小心点。只见父亲钻入驴圈中，掏出一付预先准备好的霸王嚼子套在骡驹的嘴上，换了一条硬缰绳牵出平坦地，劈腿骑在了这头骡驹身上。刚跨上去，这只骡驹顿时蹦跳起来，想把背上的父亲摔下去，可是父亲猛劲抽动嚼子，疼得骡驹掉了泪，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回，一阵奔跑，累得骡驹直喘气，身上的汗流成汤了，直到后来再不敢乱蹦了，它已没有更多的气力了，一点脾气也没了。中午时分，父亲牵着这头骡子进了城，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沟，累得这家伙一点也跑不动了。父亲将它拴在兽医站的桩子上，自己转悠到饭店吃饭喝酒，买了东西，晚上又骑回来，规规矩矩不敢乱跳了。饲养员见了惊讶地说，真想不到，你用一天时间就驯服了这家伙，不简单哟！

那一年，父亲又被选为生产队长。他可真是个好人，但没有威严，不善于管人。没人愿意干的活儿，他不好硬性命令，就自己去干。有家婆媳不和，因为争分老太太的几斤绿豆，在打谷场上吵得翻天覆地，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却让保管员称好了，自己悄悄给老太太送了去。只干了一年，就说死说活不干了。别人看他是个公道人，又推选他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十二、善人的善良和倔强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有一年，家里来了一个讨吃的人，活都不不会说，手也不能抓筷子，只指着嘴要吃，父亲就从屋里找了饭，一口一口地喂，直到喂饱了，这人给父亲伸了一个大拇指，又写了一行字，说他是保德人，是曾当过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的本家兄弟。父亲说，二十多年前，他从牲畜市场上买过一头驴，这头驴是我们村到县城路边一家人养过的，刚买回来不久，他赶着毛驴到城里，在回来的路上，这头驴径直往原来的人家走，父亲就顺着毛驴跟在后面，一直走到那家人家的驴圈里，毛驴一看里面拴着一头骡子，终于死心塌地，跟着父亲返回家，以后再没有出现这样的举动。父亲感慨地说，我连不通人性的驴都能给它应有的关爱，更甭说人了。

那一年，60多岁的舍身崖村的裴红灯老汉到我们村买了100斤山药蛋，自己背不动，找到父亲，父亲当时只有四十七岁，他二话没说，把手上的羊群交给我们兄妹，自己将这100斤山药走十里山路送到裴老汉家，连顿饭也没吃。

我们村的几个光棍老汉，诸如胡三牛、胡秃，都在困难的时候接受过父亲的好多次帮助。胡三牛老了的时候，本家侄儿胡平小收留了他。可平小的媳妇害怕老人有个三长两短，不敢天天送饭。父亲就与平小商量，他主动给胡三牛天天送饭，还雇本村蒙成厚为老人担水、掏炉灰、剃头。父亲亲自为胡三牛洗了身。胡三牛快不行了的时候，父亲为他张罗了打墓的地方和打墓的人。我的二姥娘，曾经在我奶奶病重的时候照料过老太太，父亲知恩图报，在二姥娘的电线两个儿子你推我推争执不休不愿进自家电表的时候，父亲立马提出，将老太太的电线接到我们家的电表上，不要一分钱。另外还经常送点好吃的，一直到老太太去世为止。邻村蒙家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上梁拾柴，父亲看了不忍心，思谋着帮助老太太解决烧炭困难。正好小学校有一堆旧煤腾地方不要了。父亲打扫出来，拢成一堆，早上去邻村去找老太太，说要用驴车给她拉过去。返回路上正好碰上老太太的三媳妇，听说父亲要给老太太送煤去。立马找到老太太训斥一番。不多久，老太太拄着拐棍来了我家，哭哭啼啼说：“来厚子，你的好意我领了，这堆煤渣可不能拉来，她们给我难看，我可受不了。”此事只好作罢。过年的时候，父亲又把家里做好的肉丸子、烧肉提了一大堆，给老太太送去了家。

那一年，大妹刚刚师范毕业，分配到邻近的姑姑庵村教书。听说是老蒙家姑娘来教书，村里的人热情接待，家家都要请吃饭。村里有一个光棍老汉，平时自己做不好饭，为了请老蒙家姑娘吃顿饭，特意请村里的妇人来帮忙，终于请成了，才放下了这道心。

那一年，我跟当年在柏坡教过书的秦秀林老师视频聊天，秦老师对我说，当年她在柏坡村，正是缺水很严重的时光，父亲知道后，经常挑着一担水送到她家，对此，她终生忘不了。

然而，就是这个远近闻名的善老汉，却跟我的堂舅结下终生解不开的疙瘩。堂舅本是我三姥爷的儿子，因为三姥爷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跟着我爷爷和姥爷去河西背食盐，被河畔的民兵捉获，吊打了一顿，三姥爷受惊吓，回来之后就患病身亡，三姥娘改嫁，堂舅随母到了另一个村。长大以后，娶妻生子，返回我们村。在他困苦的时候，父母想尽千方百计接济他们全家。后来遇上文化大革命，堂舅带头造反，当上了文革主任，就此飞黄腾达。当他在公社农机厂干不下去的时候，回了村，此时正是父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堂舅提出，要父亲把支书让给他，父亲爽快地答应了。

真的没想到，以后这姐夫小舅子两人竟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先是因为村集体从父亲开的小卖部拿了几百块的东西大舅不认账，父亲坚持要结算清村集体的账务，大舅反而叫来公安派出所收摊派要拷走父亲。后来，因为大舅扶植的村干部胡作非为闹得村里乱哄哄，父亲作为一个老党员看不下去，到镇上和县里多次上访，乡镇书记来村主持公开海选，改选了弟弟回村当村长，得罪了大舅。再后来，因为一块本来是弟弟当年承包小流域的地，大舅擅自推平占用跟弟弟闹起纠纷，直至闹到大舅躺在弟弟的加油站被父亲拉着拖了一段路。以后，堂舅因为到地里洒农药，仅仅66岁年纪，不慎中毒身亡。他们之间的纠结，我也不愿细谈。总之，父亲是站在道义高地的。

那几年，村里因为土地权属与邻近的紫金山、大元峁先后闹过两次大的纠纷，父亲挺身而出，拿出当年我曾祖父手上光绪年间的土地契约，一直坚持。最后都获得了成功。

几年前，我回去伺候父母，坐在炕头上，与老父老母一起盘点村里那一茬与父母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奇巧的是，曾经在十年文革中耀武扬威的几个人，晚境都很凄凉，有的得了重病早早去世，有的跟儿女们闹得不可开交，有的不得不搬离本村，迁往外地，有的被众人唾弃，唯有憨憨的老父活得有滋有味，这到底因为什么？我终于悟到了一些东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为人一世，倘若没了道义的坚守，不管你多么飞黄腾达，不管你多么专横跋扈，不管你多么绞尽脑汁，最终，还是不会有一个好结局的。

记得那年我在忻州地区农机校上学，放假的时候，时任生产队长的张某，来我家找父亲，父亲那时担任生产队会计。张某对我说，有一笔谷草款，原平县长梁沟公社鸦渠大队买走了，还没给清钱，你去结算一下，回来给你记工。我当时答应了。等到忻州地区全区干部开会时，我找了一位我的同班同学去开会地点找出那位鸦渠大队的支书，商谈这件事。没想到这位支书愤愤地说：“他还想要这笔款？我们不找他算账就可以了，想要，让那个姓张的自己来要吧，我看他敢不敢来？”我回来打听了一下，原来，当年夏天，鸦渠大队牲口没有草，专门到我们村买草去了，他们带了白面和烧酒，每天跟干部们好吃好喝，混得很熟。结果，这位姓张的队长和我姓蒙的叔叔，两人鼓捣，让社员提前从两眼旱井中往谷草中灌了好多水，致使鸦渠大队买的谷草无法喂养牲口，让社员们骂成一片。后来，我又听说，就是这两人，在大包干之后，内蒙的两个人来村卖牲口，两人合谋低价买下这几头牲口，没谈成，人家牵着牲口走了。这两人跑到邻近的沙漠沟，硬是一顿讹诈，说是要告发他们，从他们手中敲诈了几百元。还是这位姓张的，有一年我家养了一头猪，冬天宰杀的时候，猪长得大，脾气也怪，姓张的帮助按了一下猪，让猪撞了一下，结果摔断了锁骨。就这事，闹大了，这人躺在家里几个月不起身，连掏茅房的事都是父亲给他家干，好了之后，经过许多人调解，硬是敲诈了将近一万元。自此之后，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猪。可是，这个姓张的最终也没落下好下场。仅仅过了几年就去世了。缺德的事，最好不要干。

父亲是一个很信鬼神的人，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每年过年务必要敬神，不论文革时破四旧的呼声多么响，从来就没间断过。一直到八十岁，过年叩头的事还得由他来做，许多年前，不信迷信的我看着他虔诚的样子就感到好笑，现在理解了，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信仰才合适，有点敬畏，做事儿才有底线。那年在城里，找了一个会算命的，推了父亲的八字，说他一生积德行善，年轻时吃尽苦头，都给儿女们修下福气了，老来才要享受，老汉听了这话，喜不自禁。那年夏天，侄儿开车翻到了一条深沟，最后恰恰人没事。父亲第二天跑到十八盘那条大湾上拿着香火和馍馍拜神拜天，过路的一位司机看了这道深沟，感叹地说：“这么险的沟，居然没事，你老汉这辈子可是积下德性了！”

因为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父亲特别重视培养我们兄妹多学点文化，终于，我被推荐上了学，大妹和二妹先后通过艰难的补习，上了中专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这在我们村和附近的一些村，可以说是一件很值得荣耀的事。弟弟的孙子长大了，要上私立学校，父亲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办成这件事。终于，在我的努力下，这位小重孙走进了忻州现代双语学校，父亲很高兴。每次小重孙从忻州接回来，年过九十的老父亲总要拄着拐棍去摸摸重孙的头，脸上闪现出喜悦的笑容。

父亲和母亲，真是古话说的：“王宝钏、薛平贵，走得坐得穷咯对。”母亲是个急性子，父亲却是个慢性人，但是还有一些幽默感，时不时抖出两句趣话来，能逗你笑半天。那一年，母亲要父亲捣一个锄地用的小锄头，父亲鼓捣了一个中午，最后还是干不了，母亲问他捣的锄头哪去啦，父亲笑嘻嘻地说，放到一边捂红眼去了。引得母亲几乎笑岔气。有一回，奶奶让父亲去城里捉一头猪娃，在十字街头上，有人买猪娃，可最好的一头已经被一个城里人抱在怀中，父亲说，我看看。那人说，这是我挑好的，要看就看筐里的好了。父亲说，你买我也抢不走，我给你看看总行吧。那人就把小猪递给父亲。父亲提起小猪娃，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最后不紧不慢地说，猪娃倒是个好猪娃，就是一个连肠猪。那人问：啥叫连肠猪？父亲说，连肠猪你不知道？就是不好骟，骟猪的时候连肠子都要拉出来，弄不好就死掉了。那人听了这话，连忙说，那我不要了，闪身就走。等到那人走远了之后，父亲就三下五除二掏了钱，把那头小猪给奶奶买了回来，长了一头好肥猪。父亲还喜欢编点小段子，讽谕现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叔奶奶成了养猪模范，他就编了一句“养猪模范樊改兰，四十头猪子没死完”，闹得大队干部和叔奶奶听了很不是滋味。

父亲直到八十岁的时候，依然成天闲不住，养了几十只羊，还种着十几亩地，后来还养了八九条牛，可一夜之间就被人从牛圈里拉得一干二净，父亲找了半天，连根牛毛也找不到，老汉终于服了。2012年夏天，两个妹妹领他和妈妈逛了一趟北京城，大开了眼界。他不抽烟，却喜欢每天抿两盅。以后，两个妹妹又领着两位老人跑了苏杭二州，还逛了上海、南京，坐了飞机，村里的老人很是羡慕。

晚年的父亲，特别爱看那本曾经启蒙的《名贤集》，为了重新搞到这本书，特意让大妹的邻居朋友顾全罗重抄了一本，还给顾全罗装了一袋山药蛋。《名贤集》中的许多话，曾经是他教诲我们兄妹几个引用的道理。

四年前，父亲突然患了阑尾炎，因为年龄太大。偏关医院的医生不敢做。我拉来太原，找了知名大夫做成功了。前年冬天，老人又患了白内障，偏关医院的医生还是不敢做。我又一次拉来太原，手术成功，老人仅有的一只眼保全了，还能每天看书，下棋，我们兄妹四人精心照料，老人活得挺开心。

父亲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农民，他走过一串长长的艰辛与成功相随的道路。他长的不好看，早早就瞎了一只眼，他干农活和家务活很笨，不会打电话，不会玩手机，不会做饭，被灵巧的母亲不知骂过多少遍。但是他的身上，确实具有中国农民几千年传承的美德，到了我们这一代，以及以后的孙子辈，到底能够保留和继承多少？我真的很忧虑。商品化大潮下的中国，难道真的不需要诚信和厚道的坚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