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小河

一、小河回忆

故乡有一道流贯全境的小河，发源于东山的平鲁县的山沟里，一股股清澈的山泉，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乐呵呵地一路向西奔跑，汇集了沿路的涓涓细流，汇集了一条条山沟里的季节性洪水，穿过平川，穿过峡谷，把一条彩带搭落在丘陵起伏的山谷中，直向黄河涌去。在这片被明朝守边将士称之为“荒边无树鸟无窝，三月春残砚屡呵”的土地上，这条小河无疑给晋西北贫瘠的山川增添了少有的亮色。小河从县城环绕而过，留下长矛，留下大刀，留下战马的嘶鸣，留下捐躯将士的遗骨，留下守边将士的后代，留下城郭，留下烽火台，留下悠远的驼铃，留下林立的商铺，留下寄托人们希望的一座座庙宇，留下嬉闹的笑声，留下伤心的哭泣，留下绿茵茵的菜园，留下滔滔的山洪，留下光滑如镜的冰滩，留下高高的文笔塔，留下人声鼎沸的交易市场，留下诗篇，留下咏唱，留下人们的爱，留下人们的恨。

这条小河，名曰关河。

打小的时候，这条小河就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我家住在离城15华里的一道山岗上，离河边只有5华里。小河从一个叫磨石滩的村庄经过，在那里，几乎人人会水，又有一大片菜园。小的时候，曾跟随老师去那里买香瓜，到了瓜园，先放开肚皮吃一顿，然后才说买瓜。背一袋瓜，才要几毛钱，真的很惬意。水在我所在的村庄却是一种奢望，村子里极度缺水，有句俗话说：“养女不嫁营盘梁，磨石滩背水拿干粮。”水对于我们特别重要，我是吃旱井水长大的，对傍河的村庄，能游泳，能吃到黄瓜、香瓜和蔬菜，能看滔滔的洪水，曾经有过一种特别的向往和羡慕。

10岁那年，我升高小了，要到县城去。每个星期都要经过这道河。在当时，通往县城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能走牲口的大路，一条是沿河攀援悬崖峭壁走过的小路。那个时候，关河水还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在它温馨恬静的春夏时节，河水从山谷中潺潺流过，盘绕在悬崖边的数不清的河燕在叽叽喳喳欢畅高叫，间或响起一片咕噪的蛙鸣和雀唱。河边有当地村民开挖的河渠，河湾的台地上有人工抽水的绞水车，一片片整齐的菜园里长着绿油油的黄瓜、茄子、西红柿，社员们挑着担子到城里去叫卖，脸上闪现出一副得意的神情。夏秋时节发洪水时，满河的山水汹涌澎湃，城里的人们纷纷涌到河边看风景。一到此时，识水性的渡河汉子们来了机会，猝不及防的洪水令河那边进城逛街的姑娘媳妇们没了办法，要回家，顾不得羞涩，说好价钱，听任这帮赤身裸体的渡河汉子们的摆布，将她们架在头顶，送过河那边去。这个时候，经常听到好水性的汉子们意外的斩获，有的捞得一块木头，有的捞得一只羊，有的甚至捞住一个人。

冬天的关河又是一番风景。冰河在县城南门外造出一片滑冰场，一位从外地分配来的俊俏挺拔的县医院护士长拿出珍藏的冰鞋在冰场上翩翩起舞，嗖嗖飞过的矫健身影令当地小伙们艳羡不已，他们很快也购置了一双双冰鞋，加入了滑冰的队伍，每天观看艳女靓男们风姿绰约的滑冰表演成为县城居民的重要节目。小孩子们也不甘寂寞，纷纷自造了一台台滑冰车，拄着铁棍溜溜地滑过。

关河曾是当地一大胜景，清朝年代有位来自浙江名叫陆刚的知县大人曾在咏偏关八景中写道：“百折清溪万仞山，金汤半壁壮雄关。杏花日漾红千迭，杨柳风吹绿几湾。矶错犬牙形似锁，沙回龙背势如环。雨余登堞看新涨，绝胜天桥碛石间。”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旧日的关河确有一番看头。

关河，因“偏头关”而得名。原来叫古罗河。这条河的历史总在几万年以上，这块土地有万年以上的新石器遗址证明了她的久远。据《偏关县志》记载，这条小河有四条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平鲁县境，流经老营、陈家营、窑头、城关、天峰坪5个乡镇，34个自然村，最后在关河口村注入黄河，全长124.9公里。据上世纪80年代县水文站资料，关河因气候原因，流量变化幅度特别大，枯水期与盛水期的最高洪峰竟相差107万倍。

故乡那一道小河，曾经润泽过田园，润泽过树木，润泽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润泽过许许多多的心灵，曾经寄托过一代又一代子子孙孙的梦想，曾经有过辛酸的记忆。而今，这条小河已经枯竭很久了，没了潺潺流水，没了哇鸣，没了欢叫的河燕，没了河边游泳的少年，没了汹涌的山洪，没了灌溉的渠，没了河边的菜园，没了宁静的温馨，没了奔腾的山洪，有的却是河中倾倒的垃圾，有的是人工营造的小草坪，有的是矗立的高楼大厦，有的是追逐财富的冲动，有的是噪噪杂杂的人流和车流，有的是慌乱、呆滞和茫然的眼神……

翻看历史，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与江河湖泊相依为命的成城史，就连我们那座并不起眼的小城，也不例外。离了河，小城的魂呢？

二、魂断关河口

那条令人魂牵梦绕的小河，一路奔跑，冲过一道道峡谷，扑入黄河的怀抱，不经意，弄出一个富庶的关河口。

关河口就坐落在关河与黄河的交汇口。如果不是黄河的水运，这个地处峡谷石崖边的小村庄，断然不会猛不丁冒出显赫一时的富翁来。地势实在逼仄得很，这个小村庄就扎在黄河边上陡峭的石坡上，石窑洞星罗棋布，密密麻麻一大片。村子附近压根就没有多少能种的地，可是偏偏出了远近闻名的大财东，还不止一家呢。靠河路发财只是近二百多年前的事。最先发现这块不起眼的地方不是偏关本地人，是河曲县唐家会村的张家。据现已退休的老干部张彪、张树山讲，他们这些年着手撰写《张氏家谱》，追根溯源追到了河曲唐家会张家和河曲寺埝村张家。张家开拓了黄河航运之后，陆陆续续，周围的王家、吕家、李家等家族也搬来关河口，在石崖上采石头，盖了一孔孔石窑洞，安营扎寨。他们盯的不是种地，而是几百里之外的包头、河套、银川乃至更远的河运。那时候，连偏关县城都没有通公路，更何况悬崖峭壁包围之中的关河口。在那样的交通条件下，黄河河运成为沟通内陆地区与边疆地区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一条条载运粮食物资的大船应运而生，一批批精通河路的艄公水手也纷纷云集于此。在当时，黄河从晋蒙峡谷中涌出，要经过许多急流险滩，掌大船的艄公可是一个硬差使，必须知晓各个复杂地段哪里有什么礁，怎样躲避，平平安安地把船送到头。好艄公关河口当地找不出来，还要从邻近的保德县雇佣，工钱当然小不了。每到险要关口，大伙屏声静气，谁也不敢违抗艄公的命令。稍有不慎，大家伙的命运都得玩完。据曾任偏关县农工部长的张彪先生讲述，他的爷爷二十多岁时就是在一次翻船事故中丧生的，此后，张彪二十岁的祖母守了一辈子寡。其实，在河路上丧生的何止张彪的祖父一个人，可以说是成百上千，有一首河曲民歌这样唱道：“跑河路的哥哥挣不下钱，脚踏船沿命交天。”

那时候，最为出色的河路商人是关河口的张二智，他名下就有七只专载货物的大船，常年雇佣一批河路汉为其运载货物。他在包头设有固定的商铺，收购内蒙包头河套一带的小麦、食盐、皮毛，出售内地的日用百货及茶叶等。从古老的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跨越，这是晋西北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一个惊险的跳跃，可是，张财东和他的儿子张罗扬最终熬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据关河口村民张勇厚讲述，那位最大的财东张二智虽然家财万贯，却非常节俭吝啬，村里人打平伙吃顿烩豆腐，拉他加入，他却执意不肯，声称自己吃不起。张财东平时打扮也舍不得，穿一身普通夹袄或皮袄。张财东靠跑河路积累了多少财富？据说，他家的银元用大车都拉不完。张家败落之后，除了被公开没收的货栈、大船和所有能挖到的以外，还在村中埋藏了大量银元和元宝，仅在1980年张罗扬在内蒙居住的儿子悄悄挖走的，就有好几驮。在他曾居住过的货栈窑顶，村民们闻讯去抢，挖出好多，几乎出了人命。吝啬的张财东偏偏生了个爱摆阔的儿子张罗扬，张罗扬与他父亲的风格迥然不同，他骑一匹高头大马，在河西国民党的部队里买了个副官的头衔，挂着盒子枪，夏天穿着丝绸布衫，冬天披一件时髦的羊羔毛大衣，威风八面。张罗扬在父亲的基础上大加扩展，在关河口修了货栈，盖起了一排排专门用来存放货物的仓库，生意越做越大。那时候，来关河口拉运物资的骆驼每天就有几百头。张罗扬的倒运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河东是八路军的地盘，河西是国民党部队的地盘，运输物资的河路断了，张罗扬的货栈被八路军没收，改做八路军的贸易公司。张罗扬跑到河西，投靠了国民党的朱五美，还在做河路贸易生意。这个时候，张二智死了。大年三十，张二智的后老婆爬到关河口村对岸的万丈悬崖上跳崖自杀。闻听这一消息后，张罗扬气炸了肺，他亲自率队回到关河口，抢夺了八路军放在货栈的物资，据说还开枪打死了看守货栈的民兵，隆重安葬了他的继母，然后扬长而去。就此，张罗扬背负恶名，在全国解放后的1952年被偏关县公安局从内蒙某地抓回，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执行枪决。

富商张罗扬先是背井离乡、后是被执行枪决之后，关河口再没有往日的辉煌。有钱的船主都跑到了内蒙，河路被彻底切断，仅仅是来往东西的摆渡，来不了几个钱。曾在七岁那年正月跟随爷爷奶奶去河西走过一个多月的亲戚家，在那极度困难的年月，走亲戚图的是托嘴，吃人家的好饭。过河西的通道就是关河口。那时的关河口跟我们村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刚刚解散了公社食堂，刚刚肚皮稍稍舒展了一点。过河的船费只要五角钱，还是有人拿不出。过了河那边，要把船拉到渡口，在冰滩上拉船，很费力的。只见一位艄公模样的人站出来一边指挥一边唱，其他人二三十个人每人肩头搭一根粗绳，呼哧呼哧拉开了——

只听见那位艄公不慌不忙地唱道：“众弟兄，人多捧得火焰高哟！”

推船的弟兄们齐声喝道：“嘿！”

“榆树湾，喇嘛湾，戴孝老婆才把个红鞋穿哟！”

“嘿！”

“歇一歇，缓一缓，大家一齐来推船哟！”

“嘿！”

……

刚刚开创的商业文明中断了，社会又被迫拉回到犁田种地的农业文明生活方式中。集体主义的风潮席卷一切，本来没有多少可耕地的关河口紧紧踏着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革、学大寨的鼓点一路走下去，走的越来越穷。据张彪先生回忆，他们村先前每家每户都有几袋白面，后来呢？穷的连饭也吃不饱，只好悄悄从较为宽松的河那边买粮食吃。眼活的人自寻出路，跑到河那边去了。这样的光景一直走到1972年，张彪、张良在分别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主任，面对家家户户缺吃少穿、纷纷出走的局面，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定了一项决策，用大炮炸开北岸的石岩，取石造田，在黄河滩上围堰造出400多亩水浇地，人均一亩，成为偏关县人均水地最多、较为富庶的村庄。张彪先生由此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农工部长。关河口人改造山河、艰苦奋斗的精神，曾成为全县学习的榜样。包产到户之后，关河口人每家分到几亩水浇地，许多后生们出外打工，留下女人们种地，光景渐渐滋润起来。

可是，转眼到了2009年，这样的和谐被吹得烟消云散。下游修了龙口水电站，水坝要淹没关河口的大片村庄和河边的水浇地。按照规划，关河口须整体搬迁。怎么补偿？搬往哪里？成为全村人每天吵吵嚷嚷的难题。那一天，我陪几位摄影朋友来到关河口村，只听见村民们还在村头叽叽喳喳，有的说没有50万，啥也不要提，有的说，50万哪行？得要100万。在我们拍了几张历史老院落之后，看见镇里的干部涌来一大片，村口已经有几十位水电站的民工头戴盔帽，手里攥着棒子，俨然一副要打架的样子。一会儿，电话来了，一位亲属告我说，看你是记者，他们不便进行，请你赶快离开。我只好识趣地离开了。后来听说，这阵势，真把一些蠢蠢欲动的村民给吓住了，接受了水电站给的条件，按照官方拟定的评估补偿标准，每家拿了几千元或几万元，县里在县城附近新辟了一块地，建设了新村庄，大部村民乖乖地住进了每家的小平房，从此，没了曾经依赖的水浇地，没了独门独户的小院子，没了鸡，没了鸭，没了羊，没了猪，只有每天沿墙根凑在一堆海拍海聊的份儿。也有一些不愿离开故土的老古董，蜷缩在村里仅存的几孔窑洞里唉声叹气，只有出门看看黄河滚滚流去，土地却是被淹没得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了。据说是上面要修一条旅游公路，可是看着关河口那险峻的地形，施工的发了愁，还是从崖上绕过吧，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

曾经辉煌的古渡村落关河口，你已被无情地遗弃！

曾经靠跑河路起家、靠商业文明立足的关河口，你已经魂飞魄散！

三、吹破的水浇园灌梦

在我们老家那块十年九旱、千沟万壑的黄土地上，水浇园灌，那是几代人的梦想。仅有的一条关河，曾经燃起过许多人的希望。把滔滔的关河水提上来，浇到自家的田园里，那是多好的一件事。这个梦一直梦到上世纪的1980年，再也不能梦下去了。

最初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11月，县领导做了一个宏伟规划，要在上游的老营建一座库容达1500万立方米的大型水库，请人作了设计，设计为灌溉、水力发电、防洪、渔业综合利用水库。流域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水库控制面积达889平方公里，坝高25米。1959年11月动工，全县动用劳力6.1万个，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还动用了忻州地区、山西省下放干部到工地充当劳力。那时候，哪有什么施工机械？全是人力，连小平车都没有，用的是手推独轮车。这项宏伟工程建成于1960年11月，真是大跃进速度哟！然而，事与愿违，1968年一场洪水，将这座水库冲了个七零八落。后来追讨原因，没人敢说那是蛮干，更没人敢说那项工程压根就是劳民伤财，说是因为上游水土保持做得不好，泥沙淤积太多，致使大坝垮塌。难道当初的设计者就不知道上游发山洪会裹挟大量泥沙吗？这一回，只不过让咆哮的关河轻轻敲了一回狂热的脑袋。

公正地说，在一个全民亢奋的年代，让所有的执政者真正按自然规律办事，真的很难。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浪潮中，领袖向全国的县委书记们发出责问：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这还说什么呢？猛猛地干吧！新调来的县委书记白立志在走遍偏关梁梁峁峁之后，横下一条心，要为改变当地自然面貌做出贡献，改变农业落后现状，关键在于解决十年九旱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出路就在于高山建库，只要梁梁峁峁有了蓄水池，何愁抗不了干旱这个天敌？可是，他恰恰忘记了，关河有那么充沛的水吗？几级提水水费电费和人力成本有多大？倘若遍布全县的高山水库都运转起来，关河的水真的够用吗？但是，在一个人人发烧的年代，你要站出来说这类冒凉气的话，那就是立场问题，谁敢跟潮流对抗呢？于是，一个又一个学大寨、赶昔阳的翻身工程上马了，什么红梅水库，东风水库，为民蓄水池，龙江水库，天峰池，先锋池，一大串的水库工程纷纷上马，从1972年开始，一口气，全县搞了大、中、小蓄水池93个，最大容积10万立方米，最小容积3万立方米。还在动工兴建的有89个。新建提水电灌站206处，打井89眼，开挖渠道200公里，铺设管道5.6万米。这样的势头，不变面貌才怪！

在那个亢奋的年月，我正在村里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1973年秋，我荣幸当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大队被列为县委书记直抓的典型，当然不能落后。于是，首当其冲，从关河五级提水的电灌工程拍脑袋上马了，在古戏台的后面的一个大峁上，蓄水池工程开挖了，三个生产小队的男女老少统统招来，红旗招展，挑灯夜战，好不热闹！后来在我上学并分配工作后的1978年夏天，在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五级提水工程胜利竣工了，全村人欢喜雀跃，忻州地区报的记者还拍了照片，登在报上，看着男女老少乐呵呵的喜悦之情，真的很高兴。可是，这水只提了一回，只是为了摆摆样子，因为电费付不起，再没了下文。水库荒废，精心打造的石头，全部被搬掉。这块地后来承包给我家，我家已经在这块地上种了三十多年玉米。

其余的水库呢？几乎是全军覆没。正像一首歌中唱的：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月亮还是那月亮，湾还是那道湾，辘辘还是那辘辘，人还是那样凄惨惨。

一声令下，四方响应的模式真的很好使，可是，倘若那项决策本来是错的呢？靠谁来纠正呢？错误决策总得付代价，那代价到底由谁来付？只能是老百姓。不过，偶而也会出一些怪人怪事，比如有一位叫张锦富的干部就有一股倔劲。我是从偏关的朋友秦在珍那里知道张锦富的那些事的。张锦富是一位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58年修老营水库时他就是老营公社书记。之后，他调往南堡子公社当书记。老张身高一米八，腰宽体壮，声如洪钟。他是个直性子，很讨厌弄虚作假，走到哪里，都能跟老百姓想到一起。因为他在南堡子公社书记任上被人查实搞过瞒产私分，被撤职成了一名普通干部。过了十几年，张锦富又当上陈家营公社主任。在县委书记白立志发起的高山建库的浪潮中，讲求实际的张锦富坚决不同意在陈家营搞高山水库，他的理由是，关河有水，陈家营紧靠关河，只搞沿河修地，再建些扬水站就能浇上水，犯不着兴师动众到山顶上灰折腾。白书记知道后，亲自来了陈家营，见面就质问张锦富：“别的公社都修水库，为什么就你陈家营不修？”张锦富笑脸相迎，也不申辩。书记越说越来气，指着鼻子骂开了。张锦富也不恼，笑着说：“书记消消气，洗一把脸再说。”说着就打来一盆热水。书记高度近视，取下眼镜，放在窗台上，一边洗一边继续骂。张锦富悄悄转身，顺手拿走书记的眼镜，出门到了另一间窑洞悄悄睡去了。书记洗完脸，又站在地上有板有眼地继续教训。过了好一阵子，才发现张锦富不在跟前，赶快找眼镜，没有，着急了，高声叫公社的人帮他找眼镜。大家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会，跑到张锦富的那间屋子找，才发现张主任手里拿着书记的眼镜早已鼾声如雷。

白书记让这位下级玩得真的动了怒，过不多久，就把张锦富调离陈家营，调他到县林业局当了局长，委派一位忠实执行指示的干部来陈家营当了公社主任。顶门棍搬开之后，陈家营公社的东风水库工程很快上马，库容十万立方米，几乎动用了全公社所有强壮劳力，在一次塌方事故中夺去4个18岁小伙子的生命，苦干大干一年多，水库完工，可是，没有放过一点水。这是因为，在东风水库胜利竣工的那一年，关河断流了。

假如能有更多的张锦富，可能傻事会少干一些，但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又有多少人能顶得住？

后来呢？全县范围内的水浇园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四、守望家园

高山建库实现水浇园灌的美梦彻底失败了，那么，改变穷乡僻壤落后面貌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还在1975年，我在村里任民办教师的时候，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谦视察偏关，临走时向当地干部发表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到处搞高山建库不可行，最好的办法是大规模植树造林，改变生态环境。这下子，终于让那位一心一意搞高山建库的县委书记白立志扭过了弯子，开始组织火头沟植树造林。火头沟是新修的公路必经的要道，用白书记的话说，有粉要擦在脸蛋上，擦在屁股蛋上给谁看？于是，动员大会开罢，浩浩荡荡的机关干部向火头沟进军了，山上山下，又是红旗招展，机关干部安营扎寨，住在火头沟终端的迤西村，每天扛着铁锹上工，干得热火朝天。植树要先整地，劈开荒山，整出一块块小平地，再挖鱼鳞坑，十几公里的长沟，硬是靠一锹一镢，将一道沟给栽上杨树和油松，真的是愚公移山啊！

公正地说，自从动员机关干部率先投入植树造林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坚持，经过后来世界银行投入资金绿化山川，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飞机播种，经过造林专业队的长年征战，在那片当年“荒边无树鸟无窝”、满世界找不下一根打狗棍的穷地方，一座座曾经光秃秃的山头真的绿了，以往昏天黑地的大黄风少了，野羊来了，野鸡来了，生态环境确实有了大的改变。你不能不惊叹大兵团作战的威力，你也得真心感激一任接一任干部的坚持。

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不能盲目乐观的理由。

近三四十年间，家乡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看看人们吃的、穿的、住的，看看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出行方式，你不能不惊讶社会的变化。几乎村村都通了公路，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了手机，这家的孩子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太原找了很阔绰的单位，还买了高级楼房，那家的孩子居然参与航天工程、信息工程，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光鲜亮丽，日月无忧，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我们的古老文化正在流失，祖辈们留给我们的这片土地正在向荒芜的方向不可逆转地驶去，我们的未来生存空间将越来越逼仄，我们正在透支未来！

这不是危言耸听，有事实作证。首先，一个普遍的现实是，晋西北许多山村早已没了农村小学，可是在各县教育局的统计报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涉及教育经费的补助数额，并非教育局要刻意作假。当把优越的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城之后，高考、中考的指挥棒逼得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得不抛下自家的土地去县城租房买房供孩子。当几万家庭都是这样的时候，县城能不逼仄吗？小小一座县城有那么大的生存空间吗？县城那几眼井能够供几万人消耗多少年？难道能永不枯竭、持续万年？

那么，如果县城的水井枯竭了，后果怎样？在那里居住的数万老百姓又该到哪里去呢？有人会说，你这是杞人忧天，闲得淡操心，县城的井枯竭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有黄河水呀！把黄河水引到县城，不就永无后患了吗？且不说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财力，这不是一个小县的财力能够承受得了的，即使有那么大的财力，黄河水委会能允许凡黄河经过的县份各自开一个口子去肆无忌惮地采水吗？

也许，会有人说，倘若县城资源枯竭，我们还有农村呢！可是，我告诉你一个更为严酷的事实是，晋西北多数农村正在快速走向凋敝，曾经养育和承载大多数农民安身立命的那块地方，到城市打工的年轻人走了好多，到县城带孩子上学的年轻父母走了好多，只丢下七老八十守望家园的老人们了。那天我去关河口村，这个曾经喧哗的古渡村落，以前有400多口人，现在只有二十多个老汉老太太了。指望这些垂垂老人去振兴乡村，你觉得可能吗？

实际上，近年来，在晋西北乃至更多的地方，农地的粗放耕作直至撂荒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普遍现象。

现实是无情的，农民是会算账的，当他们顶着烈日在这块土地上辛辛苦苦刨闹一年的收入抵不上出外打工几个月的工钱的时候，责怪他们抛荒土地就显得不讲道理了。他们有他们的现实考虑，养孩子要培养他们成才，没文化是吃不开的，考不下好成绩是上不了好学校的，村办小学条件太差，好教师是不来这里的。念书念到初中，公立学校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大量的家长把平时省吃俭用的积蓄几乎全部用来供养孩子上学，有点家当的甚至不惜投入巨资送孩子到私立学校上学。孩子如愿考上大学后，又是一笔巨大的花费。毕业之后，又要到城市上班，又要买房子，城市房价一个劲猛涨，从每平米一万到几万，家里又要拿出所有积蓄帮助孩子成家立业，一根根抽血管把农村的财富吸得干干净净，哪有能力扩大再生产？城市在一天天繁荣，农村却在一天天凋敝，上学、医疗、高房价这三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压得许多人家喘不过气来。这样的境况，国家拿不出根本性的解决措施，单靠雷声大雨点小的精准扶贫真能扶起他们来吗？

从根本上来说，现实背后有一种制度设计的纠结。这种纠结早已被明眼人看破了。

著名作家徐刚先生曾在1997年写下自己的血泪之作《守望家园》，他以宏大的视野、活生生的例证、炽烈如火的笔触、多侧面、多角度表达了对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的深沉关切。他以世界文明演进的视野回望了人类社会，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迄今为止，我们的家园只能建立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也因此，在20世纪，人类中的良心发现者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口号：地球——人类唯一共有的家园。土地的枯荣，便是岁月的枯荣。土地的历史就是家园的历史。自有地球以来，土地的形态虽然历经无数次战争、灾害以及人类行为的破坏或变更，但它的最基本的属性却始终不变：农人只需撒下种籽，加以培育，土地就会长出五谷杂粮；另外，不断减少的土地无言地告诉世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人只能在环境中生活。”

徐刚先生在他的这本书中揭示，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黄河引水量在逐步扩大，到21世纪，全流域灌溉引水量达400亿立方米，黄河天然径流量只有580亿立方米，非汛期来水量占40%，为230亿立方米。非汛期的黄河之水引到涓滴全无，黄河不断流还能怎么样？徐刚先生从黄河断流的迹象中吐露了他的忧虑，他说：“倘若有一天，这一条养育、滋润了从太古时期到今天的华夏文明的大河，成为内陆河、季节河，不再有黄河之水涌进渤海，缺水的黄淮平原更加干旱，盐碱地扩大，地下水位变化，地面风蚀化面积扩大，下游及入海口水质恶化，海岸变迁，入海营养物减少导致多种生物消亡外，从整个生态环境和民族心理意识而言，无疑是一场旷古未有的大劫难——一处巨大的家园破碎了——一个悠久的文明中断了。所谓“再造辉煌”等等豪言壮语，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地理环境——就像假如没有黄河长江的依托，那就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就连生命之水都没有了，何论其它？”

徐刚先生发出沉痛的警告：“在中国，每过去1分钟便有4.5亩耕地沦为荒漠。靠着这4.5亩耕地养家糊口的农民，就不得不背井离乡。人啊人，你还能退到哪儿去呢？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因沙漠化而每年丧失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那么21世纪的钟声敲响时，全球三分之一的耕地都将沦为沙漠。”

当滚滚而来的商业潮、开发潮、奢靡之风袭来之时，众多的人们还沉浸在自家营造的安乐窝之中，没人去理会这样不祥的警告。但是，真的会安乐永久吗？

当不可抗拒的大面积失业潮涌来之后，当诸多的城市无法容纳数亿农民时，我们的家园还完整吗？还能回得去吗？

但愿，我们的美梦不会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