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下的麻籽摊

八十年代初期，水洛镇的街道两旁旮旯里零零星星出现了摆小摊的，也分季节气候，三四月有卖除草的小铲子锄头的，五黄六月卖磨石刃子的；也有单一的蔬菜，像韭菜啊，大白菜等，地点都不固定，谁来的早算谁的。

离我家不远就是影剧院，那时候叫电影院。电影院向前几十米的地方有卖麻籽的小摊。摆小摊的有好几家，有些人是短期行为，逢集呀、唱戏呀不得已才出几天摊，一茬结束又去干别的营生。经年累月摆摊的有靳家麻籽、周家麻籽和宋家麻籽。靳家卖麻籽的是六十多岁的靳大娘子，大娘子小缠脚胖圆脸，额头上勒着一条一寸宽的绸箍，中间贴着一枚银色的乾隆通宝，后脑勺用发罩绾着一个拳头大的单攥，上面插着几根银簪子，一年四季头上总是顶着一块包头。

靳大娘子的丈夫九十多岁，是个清末的老秀才，长须飘飘，戴着一顶瓜皮帽子，帽子后边留着一根细小辫儿。朱青色的马褂，藏蓝色的长袍，足蹬一双青平绒的圆头高底靴子。这身打扮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似乎有些另类，但他却不以为然，依然端起秀才老爷架子，目不斜视仰着头背着手，迈着沉稳的八字步，一副饱学之士的斯文样子。

靳秀才很少到靳大娘子的麻籽摊前来，偶尔来一次也只是打个照面。我那时候也就十一二岁，对靳秀才的衣着装束和言行举止感觉特好奇，只要靳秀才一出现，我就远远地尾随着偷偷的观察

有一次，我老远看见靳秀才出现在人群中，麻籽摊前早有人打趣着提醒靳大娘子：掌柜的来了！

靳大娘子急忙站起来，眯着小眼睛，撇下摊子，两只手放在一起，恭恭敬敬守候在马路边。

靳秀才已然知晓大娘子就在前边，他不紧不慢地“嗯”了一声。大娘子立刻耸着肩，鼓起的两腮像两个绣着粉红丝线的荷包，干秕的眼仁里跳跃着谄媚的微笑。

“您咋来啦！”

“量一碗旱烟！”

大娘子麻利地撩起衣襟，从贴身的肚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有一毛一毛整理好的一沓沓，也有五分和二分的钢镚儿，仔细认真地数好，殷勤地问：

“这两样，你挑，用哪样？”

“我身上有呢!”

靳秀才还是迈着从容的八字步，昂着头，双手搭在后面，继续往前走。

大娘子眯缝着一双小眼睛，目送着老秀才的背影，呆呆地一脸 茫然。

“人家早走远了！不要那样难肠（难受），黑了才让你吃力恰。”

旁边的周密磨老汉一脸不屑还不忘揶揄。

“死瘟神爷，老不正经。”

周密磨老汉年龄在六十开外，他的买卖总不如靳大娘子。贩运来的麻籽不是潮湿就是瘦秕，有时还有一股发霉或者烟熏的焦糊味。也许是小买卖上竞争不过靳大娘子吧，周密磨时不时地总爱开几句半荤半素的玩笑。大娘子好歹也算大户人家的媳妇，从不计较这些。

要说这一带卖麻籽最有名气的还属宋跟来。宋一只眼睛在幼年时瞎了，留下一个黑洞，另一只眼睛也受了影响，比别人的眼睛都小。他是从外地逃荒到这里的，具体籍贯不详，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叫他“瞎跟来”。打我记事起，他就在宋家巷子口偷偷地摆着一点儿相当简陋的麻籽摊：一条小木板凳，上面一篮麻籽。不敢明目张胆地卖，只能等到晚上，街上也没有路灯，在宋家巷口，有一盏罩着玻璃的煤油灯，煤油灯旁边就是“瞎跟来”不起眼的麻籽摊。

电影院的出现对麻籽摊是一次不小的推动。当然，看电影的自然是那些有钱的最起码是领工资的工人干部。

刚吃过晚饭，睡觉的确有点儿早。而我父亲此时唯一的嗜好就是光顾“瞎跟来”的麻籽摊。

“瞎跟来”一听见父亲的声音，就会莫名地兴奋起来，甚至摸不清东西南北而抓狂。他使劲睁开另一只不太瞎的小眼睛，但除了能挤出一粒眼角屎外，实在形容不出他的眼里有一丝所谓的阳光或者灿烂。

但父亲却能感触到他的这位贫贱之交的知己朋友对自己到来的热烈和强大气场，因为，已经有一只手掌攥着满满实实的一把麻籽硬往父亲手里塞。

“这瞎日来！”

父亲便小声嘟囔着，转身吩咐我：“把你娘买洋火的钱要上五分，开个利市。”

“哎！”.

我便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到母亲跟前。

母亲照例是要唠叨一番的，但我管不了这些。

“给！”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五分硬币放在父亲宽厚饱满的手掌，“瞎跟来”自然要推脱一番：

“老哥你看不起我，”

“不要罗嗦，这方打圆圈我最看得起你。”

“老哥把兄弟日踏着，老天爷收了我的一只眼，还有一只眼睛是专为给你留的，一天不见你，我就没法活人了。”

“这瞎日来，把钢元拿上好歹就算发市了。”

“今儿说啥呢，我咋爱听鬼啊狐狸的，过瘾。”

我看见父亲好像若有所思。

三三两两的人陆陆续续往麻籽摊前聚，什么“管鲍之交”、“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误陷小商河”“风波亭”等等，来听古经的人向竹篮子里丢个一分二分的，“瞎跟来”让他们自己用盅子量，大多数人实在，量一盅麻籽往手掌里一倒。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也有量不起的便缩在角落里，那些向篮子里丢了钱的便把自己手里的匀上些，一边嗑麻籽一边拉闲。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五分的钢镚在“瞎跟来”眼前晃一晃，趁着人多，又把钢镚装在自己口袋里。

“他奶奶的，竟有这样不识方头的人，”这时候，我的父亲便发起雷霆之怒来，毫不客气地爆粗口：“你就真的不值一盅麻籽，吃不起还有个能赊起呢，嗫嗫嚅嚅地像个啥，案板底下放风筝就唔么个捉手！”

想占小便宜的自然面红耳赤，巴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知道我父亲的性格，赶紧把钢镚扔在篮子里，对着众人讪讪地笑。

我父亲也不再继续追究，“瞎跟来”借机对我父亲大献殷勤：“老哥，我前世给你看过门，点过灯，这一世你还把我当个人。”

大家又围在一起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开怀大笑，乐呵呵地一边嗑麻籽，一边听父亲讲述老掉牙的“今古奇观”“羊上树”。

形势逐步好转，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麻籽摊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不单是卖麻籽，还有糖瓜。那种糖瓜是用糜子熬制的，非常好吃。我不习惯嚼麻籽，但我爱吃糖瓜。

我家的境况也慢慢好起来了，我父亲时不时地给我一毛半毛的，我了解父亲的脾气，总会隔三差五地给父亲量几盅“瞎跟来”的大颗麻籽。

“麻籽上瘾，”父亲自嘲着说。

“上瘾你还吃，瞧，多不卫生，满地都是麻籽皮。”

“你瓜女子哪里懂得大人的烦恼，麻籽是穷人的酒，嗑麻籽也算‘借酒浇愁’吧！”

噢!

我似懂非懂，但又不失小聪明地装作恍然大悟。现在想起来自己那时候真是幼稚的可笑。

街上开始有了路灯，那些摆麻籽摊的人再也不用提着油灯做买卖了。他们自觉地把麻籽摊从巷子口和电影院门口集中到马路对面的路灯底下，每当有精彩的影片上映时，路灯下的麻籽摊便是一道异彩纷呈的亮丽风景。

繁花绝不仅仅局限于晚上，麻籽摊前连白天也兴旺起来。除了卖糖瓜，相继又出现了卖酿皮的、卖凉粉鱼鱼的，或许是我对于家乡情有独钟吧，这里的酿皮是我吃过的最可口的；还有凉粉鱼鱼。

啊！五黄六月，能吃一碗又酸又辣的凉粉鱼鱼，那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感受！

这样的一种兴盛持续了近十年吧，电影院悄然变成了影剧院。看电影的人少了，吃麻籽的人更少；路灯下的麻籽摊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岁月荏苒，光阴如梭，每每独自走过那条儿时熟悉的街道，记忆中的麻籽摊是我内心深藏的一抹情愫，理想双翅中一束洁白的羽毛；不论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是何等气势恢宏，童真静好的年华只有那路灯下的麻籽摊。

2020年6月23

八十年代初期，水洛镇的街道两旁旮旯里零零星星出现了摆小摊的，也分季节气候，三四月有卖除草的小铲子锄头的，五黄六月卖磨石刃子的；也有单一的蔬菜，像韭菜啊，大白菜等，地点都不固定，谁来的早算谁的。

离我家不远就是影剧院，那时候叫电影院。电影院向前几十米的地方有卖麻籽的小摊。摆小摊的有好几家，有些人是短期行为，逢集呀、唱戏呀不得已才出几天摊，一茬结束又去干别的营生。经年累月摆摊的有靳家麻籽、周家麻籽和宋家麻籽。靳家卖麻籽的是六十多岁的靳大娘子，大娘子小缠脚胖圆脸，额头上勒着一条一寸宽的绸箍，中间贴着一枚银色的乾隆通宝，后脑勺用发罩绾着一个拳头大的单攥，上面插着几根银簪子，一年四季头上总是顶着一块包头。

靳大娘子的丈夫九十多岁，是个清末的老秀才，长须飘飘，戴着一顶瓜皮帽子，帽子后边留着一根细小辫儿。朱青色的马褂，藏蓝色的长袍，足蹬一双青平绒的圆头高底靴子。这身打扮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似乎有些另类，但他却不以为然，依然端起秀才老爷架子，目不斜视仰着头背着手，迈着沉稳的八字步，一副饱学之士的斯文样子。

靳秀才很少到靳大娘子的麻籽摊前来，偶尔来一次也只是打个照面。我那时候也就十一二岁，对靳秀才的衣着装束和言行举止感觉特好奇，只要靳秀才一出现，我就远远地尾随着偷偷的观察

有一次，我老远看见靳秀才出现在人群中，麻籽摊前早有人打趣着提醒靳大娘子：掌柜的来了！

靳大娘子急忙站起来，眯着小眼睛，撇下摊子，两只手放在一起，恭恭敬敬守候在马路边。

靳秀才已然知晓大娘子就在前边，他不紧不慢地“嗯”了一声。大娘子立刻耸着肩，鼓起的两腮像两个绣着粉红丝线的荷包，干秕的眼仁里跳跃着谄媚的微笑。

“您咋来啦！”

“量一碗旱烟！”

大娘子麻利地撩起衣襟，从贴身的肚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有一毛一毛整理好的一沓沓，也有五分和二分的钢镚儿，仔细认真地数好，殷勤地问：

“这两样，你挑，用哪样？”

“我身上有呢!”

靳秀才还是迈着从容的八字步，昂着头，双手搭在后面，继续往前走。

大娘子眯缝着一双小眼睛，目送着老秀才的背影，呆呆地一脸 茫然。

“人家早走远了！不要那样难肠（难受），黑了才让你吃力恰。”

旁边的周密磨老汉一脸不屑还不忘揶揄。

“死瘟神爷，老不正经。”

周密磨老汉年龄在六十开外，他的买卖总不如靳大娘子。贩运来的麻籽不是潮湿就是瘦秕，有时还有一股发霉或者烟熏的焦糊味。也许是小买卖上竞争不过靳大娘子吧，周密磨时不时地总爱开几句半荤半素的玩笑。大娘子好歹也算大户人家的媳妇，从不计较这些。

要说这一带卖麻籽最有名气的还属宋跟来。宋一只眼睛在幼年时瞎了，留下一个黑洞，另一只眼睛也受了影响，比别人的眼睛都小。他是从外地逃荒到这里的，具体籍贯不详，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叫他“瞎跟来”。打我记事起，他就在宋家巷子口偷偷地摆着一点儿相当简陋的麻籽摊：一条小木板凳，上面一篮麻籽。不敢明目张胆地卖，只能等到晚上，街上也没有路灯，在宋家巷口，有一盏罩着玻璃的煤油灯，煤油灯旁边就是“瞎跟来”不起眼的麻籽摊。

电影院的出现对麻籽摊是一次不小的推动。当然，看电影的自然是那些有钱的最起码是领工资的工人干部。

刚吃过晚饭，睡觉的确有点儿早。而我父亲此时唯一的嗜好就是光顾“瞎跟来”的麻籽摊。

“瞎跟来”一听见父亲的声音，就会莫名地兴奋起来，甚至摸不清东西南北而抓狂。他使劲睁开另一只不太瞎的小眼睛，但除了能挤出一粒眼角屎外，实在形容不出他的眼里有一丝所谓的阳光或者灿烂。

但父亲却能感触到他的这位贫贱之交的知己朋友对自己到来的热烈和强大气场，因为，已经有一只手掌攥着满满实实的一把麻籽硬往父亲手里塞。

“这瞎日来！”

父亲便小声嘟囔着，转身吩咐我：“把你娘买洋火的钱要上五分，开个利市。”

“哎！”.

我便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到母亲跟前。

母亲照例是要唠叨一番的，但我管不了这些。

“给！”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五分硬币放在父亲宽厚饱满的手掌，“瞎跟来”自然要推脱一番：

“老哥你看不起我，”

“不要罗嗦，这方打圆圈我最看得起你。”

“老哥把兄弟日踏着，老天爷收了我的一只眼，还有一只眼睛是专为给你留的，一天不见你，我就没法活人了。”

“这瞎日来，把钢元拿上好歹就算发市了。”

“今儿说啥呢，我咋爱听鬼啊狐狸的，过瘾。”

我看见父亲好像若有所思。

三三两两的人陆陆续续往麻籽摊前聚，什么“管鲍之交”、“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误陷小商河”“风波亭”等等，来听古经的人向竹篮子里丢个一分二分的，“瞎跟来”让他们自己用盅子量，大多数人实在，量一盅麻籽往手掌里一倒。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也有量不起的便缩在角落里，那些向篮子里丢了钱的便把自己手里的匀上些，一边嗑麻籽一边拉闲。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五分的钢镚在“瞎跟来”眼前晃一晃，趁着人多，又把钢镚装在自己口袋里。

“他奶奶的，竟有这样不识方头的人，”这时候，我的父亲便发起雷霆之怒来，毫不客气地爆粗口：“你就真的不值一盅麻籽，吃不起还有个能赊起呢，嗫嗫嚅嚅地像个啥，案板底下放风筝就唔么个捉手！”

想占小便宜的自然面红耳赤，巴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知道我父亲的性格，赶紧把钢镚扔在篮子里，对着众人讪讪地笑。

我父亲也不再继续追究，“瞎跟来”借机对我父亲大献殷勤：“老哥，我前世给你看过门，点过灯，这一世你还把我当个人。”

大家又围在一起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开怀大笑，乐呵呵地一边嗑麻籽，一边听父亲讲述老掉牙的“今古奇观”“羊上树”。

形势逐步好转，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麻籽摊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不单是卖麻籽，还有糖瓜。那种糖瓜是用糜子熬制的，非常好吃。我不习惯嚼麻籽，但我爱吃糖瓜。

我家的境况也慢慢好起来了，我父亲时不时地给我一毛半毛的，我了解父亲的脾气，总会隔三差五地给父亲量几盅“瞎跟来”的大颗麻籽。

“麻籽上瘾，”父亲自嘲着说。

“上瘾你还吃，瞧，多不卫生，满地都是麻籽皮。”

“你瓜女子哪里懂得大人的烦恼，麻籽是穷人的酒，嗑麻籽也算‘借酒浇愁’吧！”

噢!

我似懂非懂，但又不失小聪明地装作恍然大悟。现在想起来自己那时候真是幼稚的可笑。

街上开始有了路灯，那些摆麻籽摊的人再也不用提着油灯做买卖了。他们自觉地把麻籽摊从巷子口和电影院门口集中到马路对面的路灯底下，每当有精彩的影片上映时，路灯下的麻籽摊便是一道异彩纷呈的亮丽风景。

繁花绝不仅仅局限于晚上，麻籽摊前连白天也兴旺起来。除了卖糖瓜，相继又出现了卖酿皮的、卖凉粉鱼鱼的，或许是我对于家乡情有独钟吧，这里的酿皮是我吃过的最可口的；还有凉粉鱼鱼。

啊！五黄六月，能吃一碗又酸又辣的凉粉鱼鱼，那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感受！

这样的一种兴盛持续了近十年吧，电影院悄然变成了影剧院。看电影的人少了，吃麻籽的人更少；路灯下的麻籽摊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岁月荏苒，光阴如梭，每每独自走过那条儿时熟悉的街道，记忆中的麻籽摊是我内心深藏的一抹情愫，理想双翅中一束洁白的羽毛；不论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是何等气势恢宏，童真静好的年华只有那路灯下的麻籽摊。

2020年6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