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的记忆

叶落归根，说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比作东方人类年老时的一种心理现象。年岁到了，绿叶变黄、变枯、凋零，树叶脱离了树干，在空中旋转着舞蹈，这是叶子的死亡之舞；早在枝头茂盛时，它已眺望过远处，也俯瞰过脚下，照说对未来的去处该是有了比较和选择的，可是只要没有风的作用，它们一概向着树根俯冲。因为树根是它们的母体，是它们的昨日和记忆，是它们生命的全部。它们扑向树根，是生命成长中烙下的惯性（或者说编排的程序）使然，它们把生命的源头作为自己的归宿，它们五体投地地匍匐在生命的来路上，谛听它们来到世上的奥秘。

人，也不例外。

根据这一原理，我在剖析自己时，曾用挑剔的眼光审视过我生命的来程。其中包括我的出生地。虽然我还没到落叶的年龄，却几番踏访出生地。可惜，那里沿街的旧宅全部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水泥的高楼。风从楼与楼之间的空隙吹来，打着旋。这就让人有了无家可归的感觉。我竖起衣领，缩着脖子，从一个个陌生的门堂前走过。我四处梭巡，希望发现与我生命有关的保存物，可是处处落空。在绝望之际，我突然发现粗壮的行道树，那种有着地图图案般树身的法国梧桐，它们虽因道路拓宽被移植过，但却是见证我生命的原物。我用指甲划一划树皮，立即嗅到了那股熟悉而久远的“青滋气”，这种气息立即引起我指甲缝里的生痛。

                                   一

法国梧桐夹道护卫着的，是环城马路。1949年之前，这里是城墙。从那之后，刚获得新生活的人们，以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气概，拆掉了城墙，并将拆下的城砖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体育场等公共建筑。城墙拆除后，在原来的墙基所在，建成了这条环城马路。

马路两边是住房或店面，建筑大都是砖山墙加木板构成。一楼临街是排门板，顺着木槽一块块可上可卸，便于开店经营。房屋里面是木隔墙、木地板、木门木窗，甚至连二楼沿街的外墙也由木板组成。久经岁月的风雨后，木墙呈深褐色。木墙干燥后，自然有许多隙缝，住家一般在室内的板壁上糊上旧报纸和电影海报，以挡风寒和视线。时间的催化，雨水的渲染，让室内一律泛黄，并黄得有些暧昧。这些报纸糊得七横八竖，童年的我曾偏着脑袋在这些隔年新闻上启蒙和认字。每到新年前，各家各户找来新的报纸或花花绿绿的纸贴板壁，成为一道沿街住家的过年风景。后来，政府为民办实事，出钱让房管所用油毛毡将沿街的板壁覆盖住，冬天确是暖和多了，可从街上走过，在深褐的基调里有多了一条黑色的深重。整个街景，给人以低调和压抑感。只有白里泛绿的梧桐树干，成为这色素沉着背景里跳跃的亮色。

当然，温馨的记忆是不少的。春日的午后，街上响起了“花，花，花……”的吆喝，各家的木门会次第打开。一个个孩童在大人的陪伴下拿着印花瓷碗、五分镍币，向那声音围聚拢去。那是一副油渍斑斑、对整个童年充满诱惑的豆腐花担。担主是住在白园墙里的老头，他手掌按着腮帮子，弯着腰，用力吆喝。有人猜想他按腮帮子的原因是叫唤的时候那里疼痛，有人说之所以按住脸颊是因为让声音更响。不知谁对谁错，反正他用紫铜圆勺浅浅地舀豆腐，又用纤细的汤匙加作料，动作轻快而富有节奏。白嫩的豆腐，浓郁的酱油，紫菜虾米葱花，组合成难忘的鲜美。后来，我住过一些酒店，每遇自助早餐中有豆腐花，我必极有耐心地调制，可永远调制不出童年“花”的味道。再有便是冬夜里，全家人早早地钻在被窝里，北风隔着板壁呼啸，光秃秃的法国梧桐树枝在空中不停晃动，像是魔鬼的舞蹈。这时街上响起“笃，笃，笃”的梆声，有个苍老的声音在风中颤抖：“寒冬腊月，小心火烛；前门关关，后门闩闩……”我裹紧被子向一旁姐姐的被窝一侧靠近，感觉到家的温暖。有一回，听到梆声我特地爬起来，用嘴呵出热气融化了窗玻璃上一孔霜花，往街上看去，只见一个老头提着纸灯笼在叫唤，身后还跟着孩子在敲梆。那孩子的衣服过膝，显然是大人的旧衣，衣服的下摆不断被风掀起。那昏黄的灯笼，在满窗的霜花上耀得金黄一片，映出摇曳的树枝在演皮影戏。

街上还有过其他的呐喊。示威游行，声援巴拿马的、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人们手举用五颜六色纸糊的刀型旗，旗上用墨写上标语，大大的警叹号特别触目。队伍里抬着高高的大型宣传画或标语牌，还不时被路两旁的树杈挡住，因此队伍前专门有两个举着叉的汉子不断用叉抬高碍事的树杈。还记得游行时唱的歌：“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巴拿马，巴拿马万岁……”那时的节庆活动很少，人们参加此类活动很起劲，我们这些孩子在家门口看得也起劲，跟着唱歌、喊口号，觉得像过节一样兴奋。后来，又有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队伍在街上经过。红卫兵到街对面的棺材店贴大字报、拖棺材。记得贴在棺材店排门板上的第一张大字报，写着：棺材棺材，升官发财……。红卫兵糊了纸帽，满世界地找棺材店的老板娘。整日满脸笑容的老板娘，仍是穿着士林蓝的大襟衫，还在腋下的攀纽上挂着手帕，整洁得像走亲戚一样，躲在我家的门后窥视着对面的动静，脸上还挂着笑，嘴里不停地说：要命了，要命了。仿佛是慈祥的老祖母在看自己的孙子们淘气一般。

这条马路最早是用拳头大的黄石铺的。那时还有马车，豆腐坊用马拉豆渣，部队用马运粮食和蔬菜。马蹄敲在黄石上，声音特别清脆，到天黑时，还能看到马蹄铁撞击石头溅出的火星。大约到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天，突然来了许多义务劳动的机关干部和中学生，手握铁钩，蹲在马路上在石缝里刨灰泥。后来就铺上了柏油，这是无锡城里较早的柏油马路之一。有时睡梦里好像梦到隆隆的雷声，早晨起来看到柏油马路上留下一道道整齐的白痕，说是半夜有坦克部队从这里过，还有好多军用卡车。这些消息，引发了街上男孩子们的无限遐想，成为连续几天的话题。

马路虽是平坦了，交通事故却发生了不少。又是一次过军车，清一色的军绿色红岩牌载重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恰是下午，一对午睡刚起床的孩子，乖乖坐在马路边的小板凳上看军车。千万没想到，一辆军车突然失灵，冲上了人行道，沉重的车轮从孩子身上碾过。我赶到出事地点，看到肇事车辆已由另一位战士在操纵，缓缓地驶离事故地点，从还来不及关上的车门看驾驶室，副驾驶的座位上一位军人的头埋在双臂里，跺着脚在痛哭。据说，他后来被交给了军事法庭。一年多后，街坊说见一位穿军便服的汉子，连续几天木纳地站在事发地。还有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故。那是一个燥热的中午，棺材店门前的大字报吸引了许多过路者驻足围观，围观者占去了小半幅路面。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十六岁少女，趁中午吃饭的空隙，骑自行车去探望病假中的师傅。为了躲避看大字报的人群，她倒在一辆5路公交车的轮下。车轮在她的腹部滚过，没见一滴血，她捧着肚子叫了声：救救我！看大字报的人们立即扔掉大字报，转过身来围观在地上滚动的少女。少女死了，人们失望而兴奋地议论着。从此以后，我在斑马线上横穿马路，看着远处疾驶而来的车辆，我会莫名其妙地产生被车撞飞一刹那的感觉，我听到肉与钢铁相撞发出的钝响，甚至看到自己被车撞得像一片纸一样地飞起来，又轻轻飘落到地面，然后被路人围观的景象。

这就是我居住过的街。

                                   二

我家本不是这条街上的土著，父母为了独立、清静，搬出西门仓浜与伯父伯母同住的大家庭，经过两次搬家才来到这里。当时，姐姐才六七岁，还没有我，我纯粹是父母来这里后的产物。不难想像，对于一条枯燥的街，来了一对带着一个小女孩的小夫妻，给予他们所带来的兴趣。他们关注着这户新来人家的出入细节，打探着新来人家的隐私、嗜好。最后发现这户人家与世无争，男女主人谦和有礼，于是他们尊重地称男主人为“马先生”，女主人为“马师母”。在这街上，一般称谓是在“格里”前冠以姓，譬如主人姓张，就称“张格里”，姓李，就称“李格里”；或将子女的名字后缀“爸爸”、“姆妈”作为称呼。称先生和师母的，必是大家觉得尚可尊敬的人物。待我长大后，邻居有夫妻吵架，总听得劝架的人说，你们看看马师母里，搬来这么多年了，总不见他们夫妻吵过一句的。我才体会到我父母在街坊心目中的象征意义。

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大部分由美芳姆妈坐在法国梧桐下纳凉时说的。她摇着芭蕉扇，有时端着盛粥的青花瓷碗边呷边说。她和丈夫本是开着一爿煤球店的，后来公私合营了。那爿煤球店倒还开在家的楼底下，只是这店早已是国营的了，她们夫妻俩则在别处的煤球店上班挣工资。想来，美芳姆妈他们是十分怀念自己开店的日子的，她总借着说我、说我家，说起她家过去的日子。她说，她在店堂里摇煤球，我由我小脚的祖母抱着（祖母是来我家“轮番吃饭”的；“轮番吃饭”是过去赡养老人的一种方式，老人在其子女之间按月轮流吃住），靠在煤球店门前的那棵法国梧桐树干上，看她摇着煤球机做煤球。我记不起煤球机为何物，也记不清摇煤球是怎样的生产过程，但对法国梧桐树我似乎情有独钟。就在美芳姆妈讲话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梧桐树干地图般的树身上。树身上褐色的老树皮已脱壳、卷曲，只要轻轻用手指一碰，树皮就飘落下来，而有些树皮一半已脱壳，一半还紧紧贴在树身上，这就要用手指甲去刨，刨多了，树皮的碎屑嵌入指甲缝，有一种生生的痛。但剥树皮犹如吃瓜子，欲罢不能，我容不得清白的树身上有灰褐的色块，我无法控制自己，完全是下意识、发狠劲似地不把老树皮剥清誓不罢手。剥去脱壳的老皮，新树皮清清白白；新树皮因裸露在世间的先后，呈出色泽的深浅。深绿的圆斑，如汪洋中的岛屿。一棵去尽陈皮的法国梧桐，给我欣赏到的不仅是清新、清纯的胴体，还有海洋的胸怀。在这其间，“青滋气”始终弥漫在我的鼻孔周围，那是树的体臭。

这条街上居住着靠手艺吃饭的手工业劳动者，加上在纺织厂、机械厂、钢铁厂上班的产业工人，其间夹杂着少量坐机关的干部。我出生后，街上一大批手工业者已转化成了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但在一些称呼中还包留着旧日各自操持的行业烙印。譬如，于家以前是开笔店的，专门制作羊毫，从小楷到大楷无所不能，后来只记得他家生产排笔，在他家门口的木板上见过晒着的排笔毛，散发着酸酸的怪味。再后来就不见他们在家制笔了，但邻居们一直延续着称他们家为“笔店里”。“笔店里”一家三口，除了女儿，都操外地口音。常听得在争吵什么，有时关着的门会冷不丁地打开，那个长得黑黑的女儿像蚱蜢一样地从屋里跳到街上，后面必定追着于老板，歪着头，手里举着扫帚追打（于老板平时为以示与其他手艺人的本质区别，是一直拿着折扇的，为了教训女儿临时换了道具）。女儿叉腰站在街中心，对着父亲笑着“嗨，嗨，嗨！”，于老板显出无奈，像举手枪一般地举着扫帚，咧着金牙说，你今天要么不要回来！重重地关上门。时间是发酵剂。于老板现在如果回想起这事的话，应该是一种温馨吧！

在煤球店与我家之间，是开楦头店的福根家。在我的记忆里，楦头店虽已公私合并进了车木社，但他家最初在家门口放张在当地叫作“骨排凳”的方凳，陈列几双大小不一的楦头。开始还有些生意的，那时自做布鞋的人多，新布鞋需用合适的楦头楦一楦的，喷上水，在太阳里晒一晒，鞋子就饱满挺刮，有了型。后来自己做鞋的人少了，楦头也就自然没了生意。他家的独生子福根在车木社上班（我曾得过他带回的叫“打不煞”的木制陀螺），后来车木社改为了制刷社。每天黄昏，福根顺着马路步行下班，拖着木屐，声音很脆很响，在街两侧的屋檐下形成回声。他的一条腿有些瘸，据说是小时候为学溜旱冰，不小心摔的，因怕教子严厉的老娘，不敢吱声，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落下轻微残疾。他曾有过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的老婆，生性活泼，喜欢和小姐妹们看看电影跳跳舞，因而遭婆婆的唾弃。福根是个孝子，最终按照老娘的意旨休掉了老婆。后和农村姑娘祥珍结婚，育有三个子女，老三生下没多久因无力养育而送给了河南人。河南人来抱孩子的那天，福根像正常日子一样准时上班去了，祥珍坐在长凳上抱着孩子不说一句话。街坊们围在她家七张八嘴地出主意，声音最响的当然要数美芳姆妈了。美芳姆妈抢着问河南那对夫妻，你们为啥自己不生呢?河南人说，粮食少，我们将柿子当饭吃，柿子性寒，吃多了就不生娃。最后，一直沉默着的祥珍对河南人说话了，说再加五十块，否则别想把孩子抱出这门。说这话时，两颗泪珠滚出祥珍的眼眶。静场。连美芳姆妈也张大了嘴不敢作声。河南人夫妻俩嘀咕了一阵，终于如数掏出了钱。福根家在街坊中一直是让人同情的弱势人家，但这种同情是居高临下式的，而福根他们对这种兼价的同情仿佛一直认同和乐意接受。有两件事让福根家受到邻居们的刮目相看，一是祥珍在部队当军官的弟弟探亲回来，特地来看望姐姐姐夫，他身着肩章闪烁的军官服的高高身影出现在家门口时，街坊们立即投来了敬慕的目光，连续几天邻居们遇到祥珍都连声夸她弟弟长得高大、神气。夸得祥珍连太阳穴边的疤都红了，吭吭的咳嗽。二是动物园里饿极的老虎将隔壁笼内老虎伸过来的一只爪子咬掉了，后来瘸脚老虎死了，在动物园当木匠的祥珍老爹，将分得的一点老虎肉送到女婿家里，那天中午老虎肉刚出锅，立即引来好多端着饭碗“嗲饭碗”（指端着饭碗串门）的邻居。邻居们好言相敬，接着筷子落向虎肉。我无福享用到虎肉的滋味，是因为母亲不让我挤在中间，她总是教育我们不占别人便宜，与人交往淡如水。我曾一度怀疑自己的一些性格缺陷很多来自于母亲的种种拘谨的理念。以后我一直没遇到死了老虎尝虎肉的机会，谁都知道吃活老虎是要犯罪的。几根老虎骨头在昔日楦头店的阁板上放了很长时间，它的腥味持续了数月。之所以想起说他们，主要是此刻鼻子边又弥漫着那种腥味与树皮“青滋气”混合后的气味。因为吃不到虎肉，我连续几天到福根家门口的树下用指甲刨树皮，借机闻闻虎骨古怪的气息。

我家的另一侧一墙之隔的邻居是程家。程师傅在机床厂当刨工，他在车间的窗外种了几棵丝瓜，夏天丝瓜长得疯快，程师傅下班总在自行车后架上夹了个申报纸包（过去人们以“申报纸”泛指所有的报纸），那里面是刚采摘的丝瓜，他还曾把丝瓜分给我家。程师母在针织厂上班，他们生育了两男三女五个子女。三个女儿都长得像程师母，漂漂亮亮的。特别是二女儿美若天仙，可惜小时坐在她父亲的自行车前杠上，不小心将脚伸进了前轮胎的钢丝里，脚被绞损了筋骨，从此落下了残疾。程师母还有个患老年痴呆的婆婆，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为程家送来了生下才几个月的外孙。程师母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连晚上也没个囫囵觉可睡，吓得程师傅不敢与程师母同床共枕。程师傅是个享福人，每天下班回家后享受着贤妻为他准备的一切。头发往脑后梳得一丝不苛的程师傅躺在藤塌里，捧着黄铜的水烟筒吞云吐雾；晚饭时必有一壶温温的黄酒和几碟精致的小菜，让他慢酌细嚼。程师傅的生活是我们那条街上最经典最有派头的男人生活。有一年国庆夜晚，西门外的锡惠公园放焰火，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程师母在女儿的相拥下，也去看热闹。程师傅不喜欢凑闹猛，留在家中抽水烟。不料，那晚程师母在拥挤的人堆里，心脏病发作。女儿们慌了手脚，央人帮忙将程师母送入医院。待程师傅听到口讯，赶到医院时，程师母已驾鹤西去了。程师傅悲痛欲绝，坚持将程师母运回家中，在客堂间中间架起了床，张上帐子。程师傅对子女们说，我和你们娘分床了多年，今晚我要陪你们娘睡最后一夜。程师傅说这话时很执着、很犟，像是在跟谁发火似的，有让人不敢吱声的力量。在四周的花圈和挽彰的簇拥下，帐幔微微荡漾，光线朦胧，门前门后早就停止了走动。那一夜很静，路上连过路的汽车也仿佛少了许多，梧桐树枝纹丝不动。那是一个热烈而冰冷，浪漫而悲哀的夜晚。

这就是我的邻居们。

                             三

最后，还要说几句的，是关于那法国梧桐。

有着浪漫名字的法国梧桐，其实它的出生地不是在世界的浪漫之都，而是产自我国的云南；因早年被上海法租界首先引入作为行道树，而被误称。它的学名为悬铃木，但我总觉得这名字远没有法国梧桐叫得顺口。

种在我家门口的这些法国梧桐，树枝一直伸展到住家的窗口来，要不是绿化工经常攀上树修剪，它早就跨进窗里来了。这构成了自然与人的交融，因此常有一些生物，藉着这枝头进家来。记得先有过一只色彩斑斓的鹦鹉，飞进我家，我兴奋地刚要伸开双臂去捕捉它，它又从窗口回到树杈上去。后有只鸽子，据说是什么良种，飞到窗口的树枝上。鸽子的主人来到我家房内，在地板上撒上些许玉米，躲在房门口窥视着鸽子，鸽子最终未能被利诱。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房间里曾发现一条蛇，我为此发过一场高烧，据说那蛇就是顺着树枝爬进屋来的。那蛇为何而来，有几种说法，有神话版的，有童话版的，还有鬼话版的。

法国梧桐四处飞舞的毛茸茸的旅种，妨碍人的眼睛，影响人的呼吸道。于是关于法国梧桐是否适合作城市的行道树，有了一场争论。有人称：完全有技术将它变种，使它不再有毛茸茸的飞舞。不知它是否会真的退出我们的家园?或者被近似于奄割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