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城脚

       小城如果是一只钟盘的话，在九点到十二点之间的城墙内侧有一条狭窄的弄堂，叫做“北里城脚”。这四个遒劲的颜体被烧制在蓝底白字的搪瓷长方型路牌，钉在弄口低矮的屋山脊上。弄堂路面是用青砖侧背铺成人字型的，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小城在皇帝经过的路面铺成了这种人字型的砖纹，取意皇帝踩在万人头上之意。皇帝当然没到过北里城脚这样的僻偶，但小城人后来把皇帝当年踩过的这种砖纹普及至小城的许多路面，意在炫耀皇帝到过这座小城的荣耀历史，并让这种荣耀深入人心。这让小城人永远怀有诚惶诚恐之心，觉得他们是区别于其他城市而被浩荡皇恩沐浴过的子民。居住在北里城脚的人最初也就曾凭着小弄堂这样有来历的路面而感觉正笼罩在春光之中，他们踩着的是皇帝曾踩过的砖纹路面。但这样的荣耀和诚惶诚恐没能永远遗传。随着时光的磨砺，到后来谁都忘怀这种荣耀了。北里城脚人是很易忘却的，他们只记着上月问隔壁邻居错了三块五元应急的铜钿(虽这种借贷经常发生而从不写欠条)，记着谁家几年之前发生母鸡打鸣之类放不上台盘的琐事，除此以外他们很少有人再提及有皇上年代的事。在他们心目中，北里城脚只是夹在两排房屋之间的一条狭弄，而且是一条潮湿的路面长满青苔的狭弄。

  说起江南的民居，人们总是喜欢用黑瓦白墙来描绘，其实把北里城脚挤挟得细如鸡肠的房屋，大都是黑墙。一种经过时间风雨洗涤的、斑剥怪离、深浅相间浑杂渲染的灰黑。也偶见三二白墙掺杂其间，那必是后来翻修的新墙。不管是黑墙白墙，都难逃被我们涂鸦的厄运。但在具体操作中，黑墙白墙还是有区别的。黑墙可用白粉笔白石灰甚至削铅笔的甲刀划写，而白墙必须用红蓝黄等有色粉笔涂划才有效。画一只乌龟，画一个人蹲着大便，画一个眼鼻比例失调有毕加索味道的人头；写某某是小狗，某某是坏蛋，某某(男性)和(“和”在这里不是介词连词，而作动词解)某某(女性)，把令人憎恨的人(这个人可以是老师或同学或伙伴)的名字深深地打上叉。在作以上操作时，还有配音，一般是涂鸦者高声把要划写的内容读出来。这稚气的嗓音在狭窄的弄内四处撞壁嗡嗡作响。在墙脚沿还常有另一种痕迹，闪亮的白线很长很长，使人联想到蓝天上喷气式飞机拖出的轨迹。这一涂鸦却并非出自我们这些孩童之手，而是蜒蚰的杰作。蜒蚰是北里城脚这样潮湿地带常见的昆虫。软体，身有褐色花斑，头上有两个黑色触角，浑身都是粘液，难怪北方人称它为鼻涕虫。这虫令人恶心，所以我们见了总是要抓来食盐撒在其身上，使它立即蜷缩成一团，从墙上滚落下来，想来它是很痛苦的。说是男人若是误食蜒蚰，命根就会萎缩掉。尤家招待女婿吃饭，其中有道菜是酱烧肉丁，女婿吃得正香，突然咀嚼的嘴停止了，他把一块嚼不动的肉条吐出一看，竟是一条蜒蚰。丈人泰山戴上老花镜凑在天光下看了半天确认是那要夺人命根的害人之虫，就慌忙解释:定是晒酱时爬入酱缸里的。女婿泰然一笑，心想老头你也不至于拿你女儿的床笫之乐开玩笑吧。如果细心察看，北里城脚的墙上还有一些发褐的色斑，如一个老妇脸上由蝴蝶斑衍生而成的沉着色素。那是鸡冠血。在小城人的心目中，谁家的鸡跳上屋顶，那是不作兴的，说是会倒霉是会带来火光之灾的，逮住那只鸡后必要剪破鸡冠，用血沾上被鸡爪踩过屋顶的墙壁，这样才能消除晦气。那时养鸡的人家多，房屋又矮，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带来鸡飞狗跳的连锁反应，鸡也就振翅上了屋顶昂首咯咯叫唤着东张西望，见有人去逮它，它就连跳带飞地在鱼鳞般的屋顶之间逃亡。这样，就常见有老人抓着被捕归案的鸡，嘴里念念有词地挨个在一堵堵墙上蹭上鸡血印记。

  北里城脚的黑墙白墙都开着一扇门，当然还有窗。门是木门，经年的木纹毕显，有的如水波有的如眼睛；有的木门像是年事已高的老人抿不紧嘴唇一样地露出好多缝隙。有缝的门必是院门，和主人的起居隔着间距，主人疏于修理护养木门，也不怕别人窥视。我家的院门原本倒是很结实的，没有裂痕，两扇开启的木臼门，每当入夜同院的老伯就准时合上两扇门插上铁销，闩上门闩，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偶有才关严了门，却突然传来了叩门声。那声音在厚重的夜幕中显得有些可怖、孤独和执着。门内的人远远地问，啥人?嗓音粗重却不难听出有几分胆怯。厚实的木门隔断了门外人的声音，只听得模模糊糊的几句，门内人就又远远地问，啥人?整个院子里的人竖起了耳朵，有人嘀咕，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天黑以后应该是从前门进出的，谁会从后门的小弄堂里来去呢?门内人警惕地走近门，隔着门又问，到底是啥人嗄?门外答应了，这回门内人听清了，打开了门，就“噢—”地一声，接着是说笑声，院内所有竖着的耳朵就知道来者是熟悉的人了，在心里舒了一口气。门又关上的声音。夜晚又归于平静。院门关闭，与北里城脚的小巷就有了一层屏障，院内的住户心里就感到了踏实。但有一个早晨邻居老伯起来煮粥，突然发现院墙边原来黑沉沉的一块变得白蒙蒙的亮，走近一看大吃一惊:院门没了!我们院的大门竟被人扛走了。贼人夜半顺着院墙外的电线杆爬过了院墙，扛走了门。在小城人的概念里大门被人扛走意味着几分耻辱，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院的人常被人耻笑:大门都被人掮走了，哈哈!过去只听说把掉了门牙的人被笑谈为:大门都掮掉了。而现在我们院子真被掮掉了大门，这事成为北里城脚的一件奇事。开始的几夜，一到夜晚我们就用木板、竹匾挡住大门的豁口，过了几天房管所才来给我们院做了一扇单扇门，这扇门和原来的门比起来就粗糙得多了，门从上到下裂着许多口子，一些想从我们院子借道去河边码头洗汰的人，在推门之前常贴着这些缝隙用骨溜溜的眼睛打量院内，这倒便于他们探路。门缝暴露出的是墙内春秋。几乎所有的庭院都是多少种些花果的。夜饭花、蓬仙花、山茶花、美人蕉、万年青、牵牛花、葡萄、金铃子、金银花、丝瓜。藤蔓作物还爬上院墙，黄灿灿紫薇薇的花朵探头探脑地伸出墙来。

  北里城脚的门口一般都有石台阶，青石的，黄石的，或青石黄石间夹的，一级或两级，这样的石阶一律光滑得可鉴出人影。房屋的主人喜欢在石阶上放一张小板凳或竹椅，坐着脚垂在石阶下，这样人如坐在高凳上一样而很舒服。主人坐在这石阶的时候一般都是端着海碗的，喝粥，吃泡饭，挑面条，或者是面川条、面懒团、咸汤瘪嘴团。喝粥吃泡饭时声音是索落落的，一听就知道是液体被吸入深洞所发出的欢乐嘶鸣。有一种称为捎粥的，并非是粥，是盛放不当稍有变馊(小城人回避一个“馊”字，而称有“芽萌头气”)的泡饭，舍不得倒掉，搅进面粉掩盖异味，煮过再吃的。吃面条和面川条，则在吮吸面条尾梢时，尖起的嘴唇吸了个空便会发出啸叫声。这样的时候一般是夏日的黄昏，主人有的汰过浴了，有的还没来得及汰，准备吃个大汗淋漓后再汰。这在主人的吃相上是能区分出来的。汰过浴的换上干净的短裤短衫，有的脖后还扑上雪白的爽身粉，手里必是摇着一把蒲扇的，边吃边摇动扇子，吃得就很慢。而还没汰浴的则义无反顾地扑着身子张大口不断地往嘴里驱赶食物，吃完时直起身来，已是满头大汗，用方楞的筷尾一刮额头的汗珠一撒，一道晶亮的汗雨呈弧线状，然后哼着小调汰浴去了。

  弄堂里自视有些身份的人，是不会这般坐在门口吃喝的。姜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即使是闷热难忍的夏夜，微胖、光脑袋、蓄着长长白胡子的姜先生也必穿着一身缟白宽大的中式长衣裤。这大约是他内功深厚的缘故，很少见他素白衣衫上透出汗斑的。姜先生是小城有名的太极高手，每日清晨背一支剑去公花园练剑打拳，在那里有一批徒弟在等待着他的授拳。一日，住我家隔壁的树国找我，说要去拜姜先生为师学拳，由我出面找姜先生，老先生是定会同意的。由此看来，我当时在街坊乡邻心目中还算得是一个乖孩子的，否则就不会有人想到要借用我的无形资产了。我被树国拉着进了姜先生的家。他端坐在客堂的藤椅里，端着精细的景德镇青花瓷盖碗，将碗盖捋去浮着的茶叶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茶水。客堂间里有中堂卷轴，中堂的内容早已忘了，但记着长台上放着一只橙红的北瓜(上面应该刻着“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之类字的)、龙泉宝剑和素雅的瓷花瓶，花瓶里插着的不是花枝却是画轴。树国在背后搡了我一把，我就说明了来意。姜先生似乎明白得很，还是面对着树国低低地说，我因身体的原因已不再授拳了，公花园那一摊也交给了本人的学生在掌管，你们可以去找我的学生。一听就知道，老先生是在婉言拒绝。我们也只能悻悻而归了。

  我说过，北里城脚是一条潮湿的狭弄。潮湿之地贴着墙根必有一些窨井，这些窨井既是小巷排水的渠道又是各家倾倒洗碗水洗衣水洗脚水的出口，有些人早晨索性撅着屁股弯着腰凑在窨井口刷牙，满是白色泡沫的嘴巴突然含糊不清地啊啊地叫起来，原来一只小老鼠从窨井口探头探脑来道早安。那时的窨井实行保洁责任制的，每个窨井旁的墙上用白灰刷了一层，然后用红漆画上一个统一的表格，上面填写着许多内容，第一项就是保洁责任人的姓名。我家后门的窨井与树国家紧靠在一起，保洁责任人就落在树国的奶奶头上。上面写着:司马淑芬。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老太太的姓名。老太太见了我老是笑盈盈地说，我娘家也姓马，和你家是同姓呢。我说不对不对，你姓司马不姓马。老太太笑呵呵地坚持说司马就是马，是一家。这么一个和蔼的老太太后来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有一回她贼头贼脑地挟了一个报纸包贴着墙根走出去，被她的小孙女撞了个正着，拉开包在外的报纸一看，是几个蜂窝煤球，追问之下老太太道出了缘由，原来是想用煤球去换几个零花钱。后来小辈们上班去怕她闯祸就把她关在房间里了。有次我随树国去他家，走过夹水门堂的窗口我突然发现客堂间和小房间的窗台上架着一块木板，有个黑影站在窗台上，我失声叫了一声。树国回身一看，见是老太太已从她架设的简易木桥逃出了房间，逃到了胜利的彼岸。树国把老太太臭骂了一顿扶她下了窗台。我无意中当了告密者坏了老太太的事，脸上就有了几分羞赧。重回房间去的老太太从我身边走过，笑盈盈地对我说，我娘家也姓马呐，姓马呐。

  北里城脚常游动着各色手艺人。箍桶匠、铜匠、白铁匠，磨剪刀的、修棕绷的、补铁锅的，担着各自的家牲吆喝着，狭窄的弄堂经这样的声响装饰，就显得更是悠长了。更为辛苦的是散工，他们没有手艺，每天为人倒马桶。对过日子考究一点人家的马桶一般早晨、午后各倒一次，往往是东家把沉甸甸的马桶放在家门口，散工一路过来用扁担挑了马桶去茅坑倒了污物用马桶帚清水刷洗清爽，再放回东家的门口。洗刷过的马桶和待倒的马桶在放法上是不一样的。洗刷过的马桶斜斜地侧放在墙角，盖是开着的，有利于马桶的干燥。也有东家把家门的钥匙交给散工的，让散工开了门去家里取放马桶。散工一担能挑许多只满载的马桶，手里还要拎一两只。如果是雨天，散工戴着斗笠，穿着蓑衣，远远看去就如行走的稻草人。后来有人发明了用四只轴承装在一块木板上用绳子拉着运载杂物的小车，用它来去水站运装满自来水的木桶、去煤球店购买蜂窝煤球，散工们就用这个来运马桶，这就比以前肩扛手拎的状况轻松多了。散工拉着小滑车载满了马桶，从小巷里隆隆经过，不管是声响还是视觉，都是很壮观的。散工一般是家族制的，一家人都投入其中，老老少少相帮着肩扛手提，在路上来来往往遥相呼应的倒也令人侧目。聋甏家就是做散工的一家人，但从没见聋甏去拎过马桶，做散工是以他的老婆为主，小女儿课余相助。他老婆被人称为"十三点"，整天听她拎着马桶在骂咧咧的，骂阴霾的天气骂滑腻的路面骂马桶的重量。后来"十三点"死了，他家也就不做散工了。说是聋甏年轻时相当英俊，这从他的脸庞上还能看出当年的痕迹来。大女儿虽是个傻婆，但和小女儿一样，相当漂亮。聋甏虽坚守着不去拎马桶的准则，他却操持着全家的所有家务，常听得他在家门口进进出出地忙碌用高亢怪异的声调说话。傻婆每天的洗漱洗屁股都是由聋甏代劳的，连每月的例假都由这位聋父亲亲自动手收拾的。大女儿越来越出落得水灵、丰满，她常挺着一对那个时代少女鲜有的大乳房在弄堂内招遥过市，巷内的大娘子们以恶毒的眼光看着她，在背后议论妄加猜测。

  在北里城脚，要说有点突兀的，是那常回荡在狭弄里的激越之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曲》，西贝柳斯的《芬兰颂》，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这些音乐回荡在潮湿狭窄的弄堂里，就如配错了音响的电影画面。制造出这效果的是小熊。他和他姐姐相依为命生活，他们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批去边疆支边的知识青年，可是他们因病滞留在城里。小熊常用烙铁焊接着电子管和电阻，他的窗口除飘出音乐外，还常飘出松香的味道。小熊在用他自己装配的音响播放密纹胶木唱片时，总是仰躺在父母留给他的那张车木床上，眼睛睁大着看着天花板，听得激动时就放开喉咙随着哼唱起来。于是，铿锵的命运叩门之声常在这潮湿的狭弄内撞击回旋，叩撞着一扇扇木门和窗户。湿润、灰暗的弄巷就此仿佛要飘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