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脚娘娘的一次夜行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某个农历小年夜的一次夜行，我和小脚娘娘在吃过小年夜饭后的一次徒步，从城北的解放北路247号的我家，到西门外的大伯父家。时间大约是晚间七点左右，距离是3 公里，历时50多分钟。虽说才50多分钟，我却觉得我们是走过了整个世纪。

娘娘是我们绍兴人对祖母的称呼。娘娘平时与大伯父一家住在一起，按月轮流在大伯父和我家吃饭，这叫作“轮番吃饭”，是当时赡养老人的一种方法。那月，娘娘按月份不在我家吃饭，因是年岁，父母特地请娘娘到我家吃意在全家团圆的年夜饭。我家住得局促，娘娘又牵挂着明日在大伯父家的事，因此她谢绝了我父母的挽留，决计要连夜回到大伯父家去。父母就命我护送小脚的娘娘。

娘娘的三寸金莲，据说是七八岁时就裹就了的，那是撕心裂肺的酷刑，是那个年代给她的一个血腥的纪念。彻夜的疼痛，整盆的血水。在给她裹脚之前，娘娘拼命地哭喊：我不要，我不要！疼爱她的父母含着泪说，哪有女儿家不裹脚的，“抄灰板”人没到脚先到人前，将来嫁不出去的！那个年代将未裹小脚的女人脚讥为天足。这是出生在上上个世纪的妇女无法回避的一次洗礼，是饱含着父母的爱而降在她们身上的一次摧残。幼小的身心经受过了这样沉重的创伤之后，也把畸型的审美理念植在了心里：脚小为美。娘娘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在一些女孩子受不了疼痛，夜里在闺房里偷偷放脚时，娘娘每晚洗好脚后，仍认真细致地将包脚布紧紧地裹住；解放后提倡妇女解放，许多小脚女人趁机放开了裹脚布，形成了不大不小的“解放脚”，娘娘还是一丝不苟地裹紧她的裹脚布，她为她的小脚而骄傲。哪怕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娘娘总是严格按照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操作规程，一层层将她的小脚裹得严严实实，再穿上纤小的绣花鞋。那绣花鞋完全可称得上是工艺精品，在乌黑的鞋面布上用彩色的丝线绣着精细的凤凰，衬着黑鞋面布的是雪白的千层鞋底和一尘不沾的裹脚布。那时正是大破“四旧”的文革年代，女人的小脚也被列为“封资修” 的产物。娘娘在我们全家的担心中勇敢地坐在我家门口纳凉（后来想红卫兵不致于将娘娘的小脚剁了吧）。许多行人会停下脚步，伸过脖子来瞧个没完。那时的女孩子还没学会现在女孩那样夸张地耸肩、吐舌、叫唤：“哇噻！”她们最多是停下手中啃着的甘蔗，含着满嘴的蔗渣，睁圆了眼睛，表情古怪地站立在娘娘的面前。隔壁陈家小姐是个清高而有些洁癖的“白雪公主”，每回看到娘娘的小脚，总是会忍不住伸出手来摸摸小脚说，啊哟哟真的好可爱真的好可爱哟。现在想来，那心态极像眼下女孩子喜欢在包上挂袖珍娃娃和小鞋子之类饰物的心态。有一回，曾有个老头路过门口见了娘娘的小脚站了一会，走了；又折回来，又走过去。经过几个来回后，老头终于是上前来和娘娘说，家里老太婆多买了一双胶鞋，估摸着和娘娘的脚一般大小，问要不要转卖给娘娘。娘娘应下了，其实娘娘心里明白，这一定是他去世的老伴留下的遗物。可是厂家早已不生产小脚雨鞋了，小脚雨鞋确是越来越难买，娘娘为此感到孤独。孤独之余，她又为她小脚的物以稀为贵而得意。她保持着经典的小脚。她继续不怠慢她的小脚，每天下午必打一盆热水，找个避人的角落，脱掉鞋袜，一层一层地解开裹脚布精心地洗汰。在她的周围立即弥漫着一种异味。眼前展现的完全是一种人造畸型。那是扭曲的肢体，是残暴的结果。她大脚趾以外的四个脚趾连同四分之一的脚背全都压倒脚底下，这部分的肢体已压得扁平。 似乎是因为她曾付出过剧痛，所以这部分便成为她心爱的艺术精品。她像擦拭一件刚出土的极品文物一样，小心地洗着小脚的每一个角落，还用剪刀修剪去继续生长着的趾甲，扑上爽身粉，用干净的裹脚布一层层地裹好（如同端午裹棕子，每回看到棕子，我就想起娘娘的小脚），穿好袜子，再穿上绣花布鞋。她完成了每天一次的功课，也完成了对信念的一次礼拜。畸型的小脚，就是她一生的全部信念，记录着她一生的苦难和欢乐。我就和拥有这样一双小脚的娘娘一起上路。那天我家夜饭开饭时间特别早，因此结束也早，就是为了让执意去伯父家的娘娘能早些上路。那时三轮车已作为“被剥削”的象征，被革除了；出租车还没兴起；公交车站又不在我家附近，且又不准时。因此我们只能徒步。

我们顺着解放北路向西而行。首先路过了解北煤球店，店早已打烊了，门前黑漆漆的没有一丝灯光。我心里一阵窃喜，美芳姆妈家看来正在屋里东侧吃饭，否则给她看到了，又会来打趣：你问你娘娘，你小时候由你娘娘抱着，在我家门口看我们摇煤球……。她最怕人称她为老板娘，又时不时流露出怀旧的意味。其实，那爿煤球店早国营化了，早已不属于她家了，现在负责解北煤球店的是被大家称作为杜会计的圆脸胖女人。杜会计整天笑呵呵的，人缘挺不错。那时，物资供应紧张，连煤球也得按户口凭卡供应，而且即使有了计划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凡有煤球到货，杜会计就会悄悄地给店周围的邻居通风报讯：下午有煤球来噢！到时邻居们就候在店门口。买回家的蜂窝煤球一层一层叠在墙边，时间长了里面会躲一些虫，譬如“铜丝百脚”（学名马陆），不小心带入煤炉里燃烧，会有一股难闻的臭味。这是小事，关键是每月计划的煤球定量不一定够烧，特别是蜂窝煤球的质量好坏耐烧不耐烧大有讲究， 这就全靠杜会计从中周旋。因娘娘的户口定量不在我家，娘娘“轮番吃饭”不可能把煤球的定量也带来，我家的煤球计划有时就要用“豁边”，这时母亲就去和杜会计打个招呼，杜会计就拿竹杆的圆珠笔在我家的煤球供应卡上一勾，允许我家提前购下月的定量，卯吃寅粮。有一年冬天，备战备荒的口号喊得正响，似乎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一样，煤球供应特别紧张，杜会计也帮不了忙，要买蜂窝煤必须起大早到煤球店去排队。我家把排队的任务落在我身上，那次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天很冷我裹了件当时最流行的志愿军式的紧身棉袄，挤在煤球店的门口。天还下着小雨，我正排在屋檐下，有一滴雨从屋檐落下，恰好从后衣领落进我的脖子里，还顺着脖子往后背滑落，让我感觉到透心的冰冷，浑身便一激灵像触电一样。

那时过年也作为旧风俗被破除了，过年听不到鞭炮锣鼓，看不到灯红花艳，而且各家各户都关着门闷声吃夜饭，车辆也少，街上静悄悄的。黑暗的街上，只有娘娘有力的脚步声。娘娘用小脚行走，着力点都在脚跟上，她走路就像夯地一样，咚咚咚地特别有力。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讲，人裹小脚后，相当于取消了脚掌原有的减震作用，地面对人体的反作用力会通过骨胳传至大脑，使人不仅受累还要经受住脑部所受的压力。娘娘已适应了这一切。她梳得一丝不苟的“乌龟团”贴在脑后，随着脚步有节奏地抖动。就像娘娘不知晓煤球店屋檐下的雨水滴进我背脊的感觉一样，我也不会知晓娘娘的感觉，可我尽力去揣摸娘娘的心理。我尽量放慢脚步，让娘娘不至于跟得太累。在那个时候，我只会走快步，还没学会慢慢散步，所以陪娘娘走路对于我来说是相当累的活。我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步子小点再小点，慢点再慢点。我在陪同一个古老的时代，逆流而上，让人联想到海里逆流到长江口产籽的鲥鱼。为分散注意力，我就看路过两旁的景物。

我们路过一片地面湿漉漉微微泛光的空地，这是自来水站，居民们简单而形象地称它为：水龙头。白天这里是一片繁忙，水柱冲击木桶的沉闷的低音，冲击铁皮桶的清脆高音，此起彼伏，还有挑水扁担上铁勾碰撞的叮当声，交织成市井生活的交响乐。那个年代还没有家家有自来水，一般洗衣汰菜上河滩，吃水就只能到水站挑水了。那时，家家有一只大水缸，盛着一天或几天的生活用水，天热时如不及时换水，还会出现跳水中芭蕾的“打拳蛆”（孑孓）。每家的青壮劳力要承担的主要家务事，就是到水站挑水。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下班时天黑水站早已上锁了，而且母亲说父亲上班已够累的了千万不能再让他去挑水了，因此家中的挑水任务就落在我和姐姐身上。我和姐姐两人一前一后扛一大木桶水，开始扛时，脚步老是歪歪斜斜像喝醉了酒。后来姐姐下乡插队去了，我就独自挑水。我才十三四岁，起初是挑小桶，桶都是向水站借的，两担小桶抵一抬大桶，我家的大水缸可盛三大担水，如果要挑满水缸的话，我需用小桶挑六趟。我挑着水桶走一百多米，然后进家，下台阶来到院子里，一手拎桶把一手托桶底，将水倒入水缸。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挑大桶，足有百斤，到水站学着大人的神态往木盒里扔水筹，自我感觉挺男人的。水筹是用竹片做的，上面烙着“姚记自来水站”的印记，一般是一角钱买九根。有的来不及买水筹的索性往木盒里扔镍币。水站的老太（是解放脚，这表明她曾有过对信念的动摇，这让娘娘很不以为然，甚至还表示出蔑视）坐在一旁在筲箕里拣米或纳鞋底，听着水龙头声响，水要满时她就抬起头监视着水桶，提醒挑水人：关，关关！浦，浦，浦了！谁的水桶来不及关，水有外溢，她必嘀咕：浦掉一桶水了！如果冬天水管冻了，水站的人就要用开水浇水管，稍有融化的水管里像眼泪水一样往外流自来水，挑水人就要在寒风里排队等水挑。娘娘因着小脚一辈子没有担扛过重物，过去家境贫寒，娘娘只是靠着她的女红功夫，给人缝穷，以资家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娘娘的年代没有五大三粗的铁姑娘，女人要以娇小、柔弱衬托男人的刚性。

我和娘娘路过西河头永定桥，拐弯处的小烟酒店还亮着灯火。有附近住家的男人剔着牙齿在买香烟；有人在柜台上用公用电话打电话，大声喂喂喂的。其实西河头永定桥河已填掉桥已拆掉，河与桥已名存实亡，可是“永定桥”在附近居民中是一特定的代名词几乎每天要在口头说上几遍，这和这爿小店有极大的关联。谁家有急事，要找人，总是拿上3分钱说去永定桥打个电话，或者听得有人叫某某接长途电话（这叫传呼电话），某某人听了必定往永定桥跑；正在炒菜的母亲把酱油瓶和几毛钱递给我，说快去永定桥，我一边往外跑一边问：拷一角八的还是两角一的，一般烧菜只买一角八分一斤的酱油，如果是过节或者轮到娘娘在我家吃饭才买两角一分一斤的。我快快地跑去，快快地跑回，保证能赶上母亲的烧菜进度。有时拷酱油拷烧菜黄酒找下的几分钱，经母亲同意后能留给我扔进储蓄罐里，成为我最早的积蓄。那爿烟酒店实在小，屋里靠墙是货架，上面放置着各色酒瓶和酱醋糖盐粗草纸蚊香明矾等；屋前横着一堵一米长的玻璃柜台，陈放着杏仁酥雪片糕练习簿铅笔擦字橡皮；柜台上除了那台黑胶木的电话机外，还放着几只大口玻璃瓶，瓶里放的是棒糖梅片被叫作老虫屎的咸金枣，这些廉价的食品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眼馋的奢侈品，引诱着幼小的心灵对钱的功能有了朦胧的了解。

小店的灯火大约让娘娘想到了钱，她伸手又要把一个红纸包塞到我手中来。我知道那是压岁钱，而且知道里面包着5元钱。5元钱对于当时的我有着十分的诱惑，它可以帮我实现一些梦想，可是我想起了母亲的叮嘱，就坚决把娘娘的手推回去。娘娘就火斤斤地用绍兴话说，拿着拿着我不给你娘话的。为了表示我决不收压岁钱的决心，我走快一步，离她几尺远。这样的给与推，在饭桌当着父母的面已发生过了，我不想这样争执下去。娘娘共有孙辈足足20个，我只是其中一个，她的舔犊之情不能周全地惠及每个孙辈。和现在爷爷奶奶对独生孙辈溺爱成对比的，是娘娘面对这么多孙子孙女也许爱的神经麻木了，我想不起她疼爱我的任何细节。大跃进的日子里，双职工的父母把才周岁的我放在娘娘处，小脚的娘娘既要给大家庭烧饭，又要带看连我在内的四五个小孩，据说我整天爬在地上，因此落下肠胃病。我们和娘娘永远像对待宾客一样的客气。

我伴着娘娘走过了粮站。过去都习惯把粮店叫成粮站，可见计划经济的浓重影子。粮食是命根子，物资供应不充足时，每季度到粮站领各种票证是各家各户的大事，如果粮票或油票丢了全家人就要喝西北风。也许是从多一个人多双眼的出发点，每次领票证，母亲总是带着我一起去。队伍排得很长，从粮站的石库门里排到门外，等轮到时，赶紧向小窗洞里递上粮油供应卡和户主印章，然后仔细地数着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布票机动券豆制品券。粮站占用的是解放前一个资本家的洋房，室内光线很暗。初去的时候，只听见隆隆的打米声和哗哗拉拉的放米声。去多了我就知道它的结构和流程，它是用马达把米打到高高的米仓里，卖米时售粮员轻轻抽动闸门，将米放流到装在磅秤上的铁皮斗里，看秤多了还是少了，少了再抽开一点闸门放点米，多了则抓掉一点米，直至份量恰到好处。这时买米的顾客必须将米袋套住铁皮斗的下端出口，售米员一拉铁丝，米就哗哗地流入米袋。这要求顾客绝对集中精力，如果反应迟钝，必会出错。我就不至一次看到有顾客没用口袋接住泻涌的米，结果米撒了一地，顾客和店员一起弯着腰在地上拾米。娘娘对粮站最关心的是糯米粉的供应，她最喜欢吃糯米团子，一顿能吃七八个酿了肉馅的团子，让旁人看了为她捏把汗，怕她噎住。偏偏那时糯米粉很紧张，一年只有冬至、春节前才按人口略有供应。为此，母亲特地将糯米粉藏起来，等娘娘轮番到我家吃饭时才拿出做些糯米团子。这样，深藏的糯米粉会出虫，要常拿出来摊在竹笾里晒，还得用绷筛筛糯米粉。

粮站一路之隔的对面，原是我父母搬出西门仓浜第一次居住过的地方，房屋从外表看与我们当时居住的解放北路247号极为相似。父母租住在这里时，房东姓赵，开了爿瓷器店。我母亲处目前还有一些使用着的景德镇瓷器，说是当年赵家送的。记得70年代战备要疏散人口时，早已迁居太湖边南坊泉的赵先生，他戴着一顶蓬蓬松松的兽皮帽，来我家诚恳邀请我们全家去他家居住。给我的感觉是赵家十分珍惜我父母50年代租住在他家做房西的那段时光。当时我十分希望父母能接受邀请，我很想能到太湖边上生活，可是父母本着他们“不给人添麻烦”的原则谢绝了邀请。对这里，父母概括地说成“解放西路”。对“解放西路”娘娘应该有些记忆的，爷爷在世的时候，娘娘和爷爷一起，还携着尚未出阁的小妮娘（姑姑）来“轮番吃饭”。这里离西门外的仓浜并不远，爷爷娘娘他们每天走来吃饭，吃过晚饭再走回仓浜睡觉。据说爷爷在口味上要求挺高，有好多忌口，但他老人家吃了不对味只是少吃或不吃，并不吱声。而最挑剔的要数小妮娘了，在饭桌上只有她的意见多，娘娘又总是护着小妮娘，因此我母亲受不少冤枉气。小妮娘年轻时漂亮、时髦，常常从舞厅出来不管口袋里是否有钱，坐了黄包车来我家吃饭，到了门口喊我母亲：三嫂，给车钱！我父亲对爷爷娘娘孝敬得很，可对这位花枝招展的小妹一直看不惯。在我记忆里，本份的父亲从没正眼看过小妮娘，也没和她好好说过话。路过这个我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地方，我注意娘娘的表情，娘娘脸上是一片漠然。岁月的隔漠，让我们对生命历史中的一个结节，有着不同的反应。我和娘娘继续往前走，路只能往前走。

我们路过了挂着水产公司牌子的“鱼市场”，这里早晨常看到穿着高腰胶靴的男女，用铁钩从船上往水泥地才拖像琥珀一样凝结着带鱼的长方冰块。“鱼市场”里的女人，嗓子几乎都是沙哑的，却特别粗大。

在“鱼市场”的路对面，有一个高墙围着的院子。那高墙护围着静谧与神秘。院子里曾居住过两位茹素念经的老太太，不知什么原因她们一生未嫁，一生厮守。我曾想进院去看个究竟，可是一直未能如愿。院子门始终紧闭着，院子的另一侧是卫戍部队的营房，手持铁柄冲锋枪的哨兵一直站在营房门口。从围墙外，只能看见那院子里长着几棵大树；参天的树冠在风中沙沙作响。据说，院子里还有两对对合着的荷花缸，一对空着，一对里面已有内容，是两位老太太中的一员，已先去世了。说是趁人刚咽气躯体尚未发僵时，就将她盘坐在缸中，再对合上另一口缸。那树叶在风中的婆娑，也有了不同往日的声韵。两对荷花缸，一空一实，在孤灯下诵经的一个被映得很长的影子。后来，这景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消失了。

我想，那两位老太太也该是像娘娘一样束着小脚的。她们是坐着用小脚走自己的心灵之路，寻求精神的宁静；娘娘则是用她的小脚奔走在两个儿子家之间，轮番吃饭，求得躯体在生命的空间里吸收养份，享受人生。

我们都在走路，活着就得走路。走路，是一切生命的完成过程。时空也在走路，好多东西已走出了我们的视野甚至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