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亮的石路

北大街，就如一条横悬在杂货店里的绳子，穿挂着一串串陈年的物件和气味。经年的沉着色素，窖藏般的气息，总让人觉得亲切。因临着京杭大运河，这里是这座无锡最早的交通枢纽和商业街区。一切和日常生活有关的商家店铺都在这里陈列。街因店而设市，街的记忆也就是店的记忆。在这里，人们发现自己的拮据或阔绰，咀嚼生活甜酸苦辣涩的滋味。

从老北门向北延伸，先是北吊桥(我曾和邻居小伙伴坐在宽阔的桥栏上卖过文化宫印制的两毛钱一本的毛主席语录歌本，所得收入都是交给邻居家大人的)，城门的形制虽不在了，但当跨上早已改成钢筋水泥的桥面时，还会想起:这是出城了。出城反而是一派繁华和熙攘。沿着吊桥的两侧，是麻饼沿河、桃枣沿河、芋头沿河。从地名中不难看出，这里当年是麻饼、桃枣和芋头的集散地。河里泊着那么多装载着麻饼、桃子、红枣、芋头的船只，岸上货栈里堆放着像小山一样的麻饼、桃子、红枣、芋头，那会弥漫着多浓郁的芳香哇！那时这里一定是全城孩子解馋的向往之地。可以想像，在搬运工呵唷呵唷扛运货物的繁忙上下船间，有调皮的孩子眼明手快地伸出手去，立时传来粗野的断喝声，馋“猴”嘻嘻着跳开去，躲在墙角里分赃。于是，馋人的芳香刻入地名，永让人怀想。

北大街像一条山涧，分出好多支流，又像一根吃剩的带鱼刺骨般地连串着好多大小弄巷。笆斗弄、坛头弄、布行弄、酱园弄、竹场巷、财神弄(银行钱庄所在地)。这些地名不仅很有行业特点，而且容易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调动起各种感官。堆满弄内的笆斗、陶坛是农耕时代必需的容器，一匹匹绚丽的布是人类遮羞、御寒和美观的外壳，酱菜酱油调味品是餐餐美味。山里翠绿的毛竹扎成竹排顺着河运来，上岸紧挨着竖在河边待售。劈成柔软的竹蔑，在竹匠灵巧的手里欢跳着，编成了蔑席、竹篮、竹筐、竹匾；劈成坚硬的竹爿，就能做成竹椅、竹凳、竹桌、竹床、竹箱、竹书架。还能在留青的竹皮上烙上装饰的花纹。当然，美好的生活都离不开银子洋钱作后盾，财神弄里聚集着十三家钱庄银行。

我和这些弄巷记忆最深的关联，是到坛头弄里的名叫温泉的浴室汰浴。这座小城当时的浴室澡堂都以泉或池命名，什么新乐泉(这是一处我当时很少能去的高档浴室)、天发池、二泉池、玉泉池、育德池等等。起初是随父亲去厂里的澡堂子汰浴，那时还小，稍大后有了羞愧之意就不愿去父亲厂里洗了，就自己到温泉浴室洗。总是早早吃过午饭后，拿着一包换洗衣服急急地赶来，为的是能抢在池水浑浊前洗个干净澡。在浴室门口排队买筹，等壁上的挂钟指针指向12点，排着的人就像河水一样涌进里面去。掀开油腻的粗布棉门帘，一股潮湿之气立即扑面而来。汰浴共分一毛、一毛五和两毛三个等级。一毛的，只提供放衣服的木箱，脱下衣服放进箱内，洗好出来，叫跑堂的用专用的铁钩钩开箱盖，穿上内衣放下箱盖坐一会，擦着跑堂掷来的黑又破的热毛巾。一毛五的和两毛的，都有铺着蓝白长条纹毛巾的躺椅，有茶几，衣服可放在茶几下的斗内，长裤和上衣，则有跑堂的用长叉叉着挂到高处的墙上。一毛五的和两毛的区别，在于所用毛巾的新旧和浴后一杯茶水茶叶的优劣。我一般都是洗一毛，有时觉得要犒劳自己一下了或有了让自己奢侈一下的理由，就洗一毛五的，也洗两毛的。洗的档次不同，精神状态也是不同的。洗一毛的，感觉“抑瘪瘪缩缩”的，跑堂的腔调也是居高临下的。洗一毛五和两毛的，就不同了。一进门，跑堂的就叫：“一位——，请！”把你领到空位上。如果暂没空位，他会让你在即将腾出的位子旁坐等。从浴池出来，跑堂的迎着给你擦背。你刚擦干了身在躺椅上躺下，跑堂的立刻给你端来了茶，把浴客敬的香烟往耳朵后一夹。我一般不喝浴堂的茶水，总是疑心那杯子的卫生程度。实在口渴了，我就尖起嘴尽量减少与杯体的接触，从杯柄处的杯沿上（我想在这里喝茶的人少）唼一口茶水。“孵混堂”在旧式江南的城镇生活中，是一件很男人的事。男人在这里裸露肌肉发达或干瘪或肥胖的躯体，男人在这里叼着香烟漫不经心地发烟，男人在这里亮着嗓子唤来另一个男人为他敲背敲腿（那敲击的声音很有节奏很脆响）。躺着盯着屋顶上的天窗看累了，我也尽力让自己以男人的嗓子吼叫一声，跑堂的立刻准确地把一块热毛巾飞掷过来。就觉得自己也很男人。

父亲的厂在穿过北大街的远处，我要去厂里洗澡的时候，就必须从头至尾走过北大街，走过吴桥再往前。再有，就是雨日母亲让我去给父亲送伞。江南多雨，因着雨的理由走过北大街的机会就很多。雨天的北大街湿漉漉的，凿得方方正正的花岗岩街石闪闪的发亮。天是暗的，地却是亮的。街两侧的屋檐下，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连续不断地滚跌着白亮的水珠。屋檐下的街石缝被砸出宽宽的间隙。我撑着一把竹骨油布雨伞，腋下挟着另一把笨重的油布伞，用塑料丝编织的网兜拎着父亲黑色的元宝套鞋，行走在北大街的湿亮中。那时候汽车是罕见之物，自行车也不常见，徒步是绝大数人的主要交通方式。因此我走在这样的人流中，不用担心躲避车辆，我完全可以自由地转动伞柄或者抬高一侧的伞翼东张西望“相野眼”。给父亲送伞，就成了我雨中逛街的机会。

过了北吊桥，右侧是大华照相馆，左侧是美湖楼。我在成年前的所有照片，几乎都是在大华照的。我记得梳装台前用绳吊着的缺齿、油腻的粘着乱发的梳子。在我的潜意识里，这就是照相馆的代表。在听姜昆讲文革时期照相的相声《如此照相》时，我总是联想到这里。美湖楼一边是临河的窗，楼下店堂同时兼着公共过道，高高的过街楼则是面饭店的两楼。对于美湖楼的美味记忆，是绉纱馄饨薄得透明的皮子和鲜洁的骨头汤，以及点缀其上的嫩黄的蛋皮丝、碧绿的葱花。再是徐嘉和食品店玻璃柜台里各种食品，柜台上一大排方形玻璃大瓶内的油金果、金刚肚脐、寸金糖、腊烧片。那时食品店出售的食品以散装为多，都装入套红印有本店号门面的黄纸袋里现秤。如果纸袋里包的是油金果之类的走油食品，黄纸袋外立刻会现出深深浅浅的油渍，很诱人的。新年走亲戚、“张”长辈的，则更多地是到相隔几间门面的大来南北货店扎两个草纸包。所谓的草纸包，即用粗糙的草纸用纸线扎成一个上大下小的梯形体，再在上面覆一张印有店号的红纸，里面的内容物一般为桂元、红枣，是当时送长辈的最高礼遇。

再有时和布店，是母亲和姐姐喜欢去的店家，是我的无聊之地。虽然经济并不宽裕，每年母亲却是要去一二次“剪布”的，每次去总是带着我。跟着大人上街我是开心的，但见进的是布店我又觉扫兴了。布店两边靠墙是顶天立地的布柜，像书架排列着书脊一样地挤列着各色布匹。店堂中间是开放式的玻璃柜台，玻璃柜台中放着木米尺、剪刀和剪下的零头布。顾客把挑中的布匹扛到这玻璃柜台上，店员用淡黄色的木米尺量出你要的长度，用剪刀剪出一个小口，双手捻住口子的两端，闪电般地一撕，惊天动地的一声(我才知道什么是裂帛之声)，把布料迭成方方整整的一块，用套红印着店号门面的黄纸(那时候到处都是这种颜色的回用纸)包好，扎上纸绳。这时候，店员早把你的钱和小票夹在头顶的铁皮夹里，嗖地一扔，铁夹就顺着悬在空中的铁丝飞往设在高处的账台。这才发现，店堂的上空布满了铁丝，每个柜台都能和账台保持着航空级的联系。货款、小票和找回的零钱就这样在空中高效、准确嗖嗖飞来飞去，像是一个布满航线的国际空港。母亲和姐姐在每个布柜前徜徉，像在寻找一笔藏匿了的失钱一般，恨不能把所有的布匹都翻个遍。我只觉得布店的时间似乎是停滞的，就在店堂里到处转悠。楼上谁不小心把一杆秤掉下了楼，楼梯木扶手的终端恰好是个环型中空的造型，楼下就有店员拍着那个圆孔朝楼上叫唤:脑壳上给砸了一个洞喏!我就傻乎乎地跑去看那个洞是否真的刚砸出来的。从楼梯上转身俯瞰到店堂内有一同龄的男孩在玩耍，就跑去和他结伴玩。玩了一会，我们靠到玻璃柜台上。那男孩伸手从玻璃柜台内掏出一本小本子，撕给我一半，我觉得他挺够朋友的。后来，母亲和姐姐挑中了布，店员要开票了，发现票本不见了，就十分紧张，前前后后地慌乱了一阵。我并不知他们在找什么，继续和那男孩在玩得开心。后来，店员问我们:你们拿小票了吗?母亲也来追问。我诚实地摇头(学龄前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小票)。母亲向店员解释说，我家的孩子不会随便拿人家东西的。店员沮丧地用白纸写了一个什么条子交到账台上去，还喃喃自语说只能这样了。那天半夜，熟睡中的我被母亲粗暴地叫醒了。母亲从我的裤袋里搜出了那半本小票。母亲狠狠地打我，拧我，骂我:这是什么?你竟然会说谎了!我委屈地哭:我没说谎。母亲拿来了缝衣针，在我的手上狠狠地戳:叫你手不老实!被针戳过的洞孔口皮肉立即翻出毛边。我至今记得那翻边的伤口，也记住了时和布店，以及诚实做人的准则。

有时从布店出来，母亲就带我去隔几间门面的颜料店，买上几包青靛或咖啡色的颜料。回家把刚剪得的本白色的白大布(土布)放在锅里煮染，晾干了，送去裁缝铺给我们做过年的新衣。这样，铁锅虽经清洗，但当天炒出的菜还是呈青靛色或咖啡色的。再要说的，就是新华书店了。那是我读书后的事。只要有空闲，我就去北大街的新华书店，即使口袋里空空如也，我蹲在书店玻璃柜台前，将鼻尖贴在玻璃上，努力看清书名、出版社、作者及定价，这样一步一步移过去也能消耗半天时间。尽管那个书店把柜台挡着靠墙的书架，不让白白看书，而我觉得只要在这么多书中间心里就愉悦得像过节一样。温泉浴室对门的废品收购站，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收购站的价目表:牙膏锡皮每只3分，碎玻璃每斤5分，废报纸每斤1角，旧杂志每斤1角2分。我用卖废品换得钱去买早已心仪的书。有一次我换上旧年的冬衣，居然在衣袋里发现上年遗忘的一元五角钱，我像发掘了一个海盗藏宝的洞穴一样好好挥霍了一下，立即去书店花九毛买了一本厚厚(足有500多多页)的《渔岛怒潮》，剩下六毛买了两本薄薄的书。北大街上还有多家寄售商店，也就是典当行。书店的对面就有一家，总是从书店出来，我就去看寄售商店。店里有旧自行车、旧电子管的收音机、表面发黄的旧手表、木台钟、木挂钟、挂墙上的老虎皮、裘皮大衣。让我钟情的，是柜台内的一副发报机上一般的耳机，它的标价是十元零六角，这是一个我当时不能奢望的数字，而我正在装矿石收音机，正缺这个。但在给父亲送伞途中，我从不进店去张望的，不看也知道，它还躺在玻璃柜台里。

过了书店，是大吉春药房气派的店面，玻璃门柜里陈列着一只金钱豹的标本，皮毛虽已干涩，换成玻璃珠的眼睛却虎视眈眈，炯炯有神。这是大吉春与众不同的地方，有好多药房大都陈列小鹿一样的标本。那是獐。民间有断奶孩子吃獐奶补身子的说法，因此獐奶赛黄金价。取獐奶的过程却是及其残忍的。说是猎取吃奶期的小獐后，立即剖开小獐的胃就能取得凝结的奶块。大吉春的金钱豹比獐就更有了底气，更有鹤立同行之先的霸气。走进店堂首先是扑鼻的药味道，进入眼帘的是贴墙顶天立地的有许多抽屉的药柜，以及白底青花的瓷罐。店员悄无声息地的用一副戥子在称药，称完把药均匀地分在一张张黄褐色的再生纸里，这期间只有药在沙沙地响，分完了，一包包包好用纸线扎了让顾客带回家煎熬。若是患者不方便煎服的，店中有代煎业务，你只要留下药方和地址，当然还得留下铜钿，店中自有专人为你煎熬、送上你门去。送药人是骑脚踏车去的，那车杠上搭着布缝制的像士兵身上手榴弹袋一样的搭子，里面放着一个个小暖瓶，瓶上用橡皮筋扎着单子，单子上有地址和姓名。送药人送到机关厂矿店家住家，或放在传达室，或放在墙上放牛奶瓶一样的小木箱内。这样患者就能方便地喝到热腾腾的药汁了。一般一副药要煎两次，分头煎二煎，上下午各一次服用。送药人就要上下午各跑一趟的，送去装满药的小暖瓶，取走空瓶。

同样是店堂内布满有小抽屉的柜子，种子店店堂内的气氛要比药房内敞亮得多。进店的多为进城的农民，从大桥下的农船上刚刚沿着石埠跑上来，裤腿还卷得一腿高一腿低的，嗓门是高高的:萝卜籽菠菜籽白菜籽卷心菜籽。“冬瓜籽冬瓜籽，自己长得像个矮冬瓜!”种子店的店员没药房店员有先生腔，见了熟人就嘻嘻哈哈地“嚼白蛆”(指信口开河地调侃)。

种子店隔路相望的是侨汇商店。虽是全市唯一家奢侈品商店，店里店外也没有什么装潢。店前是街、是桥堍，店后窗外就是河。店堂内U字的柜台里陈列着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难得见的商品。店里大都时光是冷清清的，即使有人进来也多是看希奇的。我进这店堂，是随乡下的小阿姨他们。小姨夫的一个什么亲戚在香港，因此手里就有了一些侨汇券。当时小阿姨还有五阿姨好像一个正在谈恋爱，一个才新婚不久，两对人进城来，带了我逛北大街，目标就是“大桥下”的侨汇商店。两个姨夫正聚精会神地俯身看玻璃柜内的商品，两个阿姨在门口小声交谈，一个说:我要叫他(指自己的爱人)给汉清买玩具的。另一个也说:我也要叫他（也指自己的爱人）买的。两个阿姨现在都是为人祖母的年纪了，可当时还都是青春年少的年龄，都在撒娇着向对方炫耀自己获得爱情的程度。这样的撒娇，让我有些得意，我甚至得寸进尺地希望全世界被爱着的人都能这样为我而撒娇。我等待着她们督促她们的爱人实现她们的愿望。最后，得到的礼物虽不是在这家侨汇商店买的，但在一家普通的百货店里，我还是得到了姨夫和准姨夫购买给我的发条的铁皮小飞机和铁皮手枪。幼稚的我朦胧地意识到这可爱的礼物不是买给我的，两个姨夫是在讨好我的两个阿姨我是沾了两个阿姨的光，幼小的心灵感受到女人与男人之间这种莫名的关系。“大桥下”，给我留下了美妙的记忆。

其实，“大桥下”并不是大桥的下面的意思，而是一个商业地理的概念。无锡人习惯把北大街莲蓉桥一带称之为“大桥下”，一是区别于北吊桥，强调它是大桥，二是它是这个城市繁华、热闹的代名词。谁家大人带回了什么美味，往往强调是在“大桥下”买的；谁家要寻购什么物品，总会有人建议他去“大桥下”转转看看。真正意义的北大街其实就到此为止了，过了桥，石路分为三路。右拐走到竹场巷、财神弄。一直走是江阴巷。状元楼和北方斋糕团店就守候在这路口。记不清是一次什么机会，我曾站在状元楼地板吱吱作响的二楼，从低矮的窗台上俯瞰过载客三轮车和载货黄鱼车从大桥上冲下来，车夫用苏北口音吼叫着让人躲避开，车轮在江阴巷的石路上辚辚地弹跳着驶去。过桥左拐是北塘大街，曾是著名四大米市之一的集中地，有人统计说是在三里地里有着80家粮行。

临着京杭大运河的波涛，北塘大街不只比它的兄弟街多了一字，更多了雄性的粗犷和豁达。沿河的廊棚，连接着驳船的跳板，搬运工吼着号子用紫铜色的粗毛竹扛扛着大竹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白菜萝卜雪里蕻走上岸，把菜堆放在街与河之间的货栈里。在返回船上的途中，他们扇动着衣襟擦着汗，骂咧咧笑哈哈讲着荤话，还不忘和负责给他们发筹记账的胖女人调调情。胖女人沙哑的吃糠喉咙笑骂着他们，伸出手去在他们的肩头或屁股上咬牙用死力气拧上一把。被拧的男人笑得发喘，趁机在她的胸部摸了一把。胖女人又骂:要不要吃一口哇，噎死你!被拧的男人和没被拧的男人似乎都很满足，忘了疲惫，返上船舱又精神抖擞地扛了满满一筐菜走上跳板。更多的男人只是看热闹，这中间很多是来前来运蔬菜的板车工。各种蔬菜被堆在板车上，板车工把一根用废马达皮带做的拉肩斜披在肩头，双手反拉着车把，俯下身去脚蹬着粗糙的街石慢慢起步，拉往各个菜市场。有些新手或体力弱或没装好车，刚一拉动，板车就往后沉，车把朝天高高翘起，板车工就被“吊田鸡”，这对一个板车工来说，是一件耻辱的事。沿河多是这样的货栈和廊棚，还有更多的货物在这里同样从船上卸下，有米有稻有麦有蚕豆黄豆绿豆，只是这些货物被装在麻袋里，搬运工戴了连帽披肩一袋一袋地搬。进仓的时候顺手拿一根长长的头上漆了各色油漆的竹筹，以记录货物数量和每个人的工作量。

就如泼墨写意的荷叶上，有一只工笔勾勒的纤小蟋蟀一样；在这粗砺的背景中，有一所医院坐落其间。北塘医院，由于这是父亲厂里的特约医院，我少年时期的病大都是在这里诊治的。母亲发现我们姐弟头痛脑热了，总是打电话或带讯让父亲下班时带回一张用以劳保记账的记账单，凭了这张单子，看病配药就只要花一毛钱的挂号费了。那时恰好流行针灸治疗、打鸡血针、用中草药、养红茶菌吃，我发现患上了近视眼，听说北塘医院中西医结合科能用针灸和穴位注射治疗近视，反正不用花多少钱，母亲就欣欣然带我去初诊。去了几次后，不知是母亲失去信心还是忙于家务，就不带我去了，让我独自去诊治。有时就带着小我7岁的弟弟，我们拖着塑料拖鞋，穿过长长的北大街来到低矮阴暗的医院。医生给我的耳垂上打了一针后，又在脸部耳后的穴位扎上针(扎针的感觉是酸溜溜的，于是这所医院留给我记忆深处的感觉也是这样酸溜溜的)。弟弟发现我耳垂注射后流淌的血，就惊叫起来。医生看了弟弟一眼，说这孩子挺“老茄”的，一边用药棉给我的耳垂擦血。这是我有关旁人称赞弟弟的最早记忆。似乎记忆中，还有母亲带我看病时，从医院出来顺便在医院对门的小馄饨店吃过鲜美的馄饨，那准是母亲心情特别好，前日父亲恰好发了工资。这种机会很少，却是我亲情记忆深处特别温馨的触点，美味，加上母亲难得的好心情。

北塘大街比起北大街，店铺更简陋、通俗。卖板刷拖把蜂窝煤炉的日杂店，卖鸭血线粉的小吃店，卖寿衣香烛花圈的纸扎店，卖生面馄饨皮子的大饼油条店，卖草纸调料信封的烟酒店，夹杂着大量的民居。有的楼下是店铺，楼上是住家，楼上人临时需要买什么，在窗口喊一声，楼下的店家立即把住家要的肥皂火柴香烟之类的小物件扔上楼去或放进楼上用绳放下来的竹篮中。有时分不清店家住家，整条街弥漫着一种暧昧的混沌。灰蒙蒙的，少有亮色。如果是雨日，这种阴黯就更压抑人的心情。在这街段上，曾有过一道亮色像一道流星一样划过我童年记忆深色的底片。那又是一次给父亲送伞。我走到这里，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柔声细气的声音追上我耳边:弟弟，让我和你一起撑，阿好?我一看，是一位穿着淡天蓝衣衫的年轻阿姨(在那个大都穿得像灰蚂蚁的年代里，穿淡天蓝衣衫的很少)，我们她接过了伞，我再没抬头仔细看过她，只看着她握伞把的那只白皙的手，以及手腕上凸显在薄薄皮肤下的蜿蜒青筋。她在我耳畔轻轻地说话，问我去哪里干什么，说我是个乖孩子。她的声音像追逐在我耳边的蜂蝶。她的发稍若即若离地擦着我的脸颊，痒痒的。亮晶晶的雨滴从伞沿滴下来。这样走过一大段灰暗的大街，我觉得她的衣衫、她的肤色耀亮了整个街道。来到一个巷口，她又唤着“弟弟”和我道别感谢我一路给她的方便。她把伞塞还我的手中，轻盈地跳进小巷去。那时的我，不觉得应该说些什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团淡天蓝消失在深灰色的巷道中。待我识字读书后，才知道那该是有点雨巷里丁香般的意境的。

北塘大街继续向前，就豁然开朗，沿河一侧的房屋蜿蜒过来在这里嘎然而止，驳岸与河水相即，在街面上就能看到河水和船只，以及河对岸的景致。河岸这边的街畔也有诸多景物。接官亭，旧时官员过境、履任，乘舟一路巅波而来，在阅尽了水色、吟枯了诗文后，终于看到了这个歇息地或目的地的岸线和岸上的仪仗。船靠岸，作揖、寒喧，官轿浩浩荡荡地顺着这石路去官舍，外来的官员撩开轿帘一角，眄一眼这街市，嚯，就是这方地了！对于许多匆匆过路的官员来说，街即城，城即街。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就是在这登的岸，当时的仪仗之隆重不用说了，只是接官亭临时易名为：接驾亭。龙颜大悦。这条石路曾承载了历史之重。三里桥，据说因离老北门三里路而得名，我在这里也曾大悦。是因为桥堍有一座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楼上有图书室，我在这里借过书。书橱组成墙，管理员在里面，读书人在外边。顺着书橱上的玻璃移步看过去，书脊上一个个简单的书名，引诱我去取读它们。玻璃有一条间隙，用手指顶一下想要的书脊，管理员会从里面取出我要的书，然后登记。就在管理员埋头登记之际，我的心头鼓荡着兴奋的翅翼，已在盘算着夜晚如何来好好消受这本书。那时的借阅图书最后一页有一张借阅单，上面记录着所有借阅这本书的人的姓名和借还时间，看着借阅人的名字就能有好多想像，有时还能从中看到熟识的人；长短不一的借还时间，似乎还能令人看到前面读这本书的人捧卷的姿态。在这里看到的书有:《粮食采购队》、《艳阳天》、《钢铁巨人》等。

三里桥是北塘大街的终点，桥那边叫吴桥东路。吴桥东路比起北塘大街来就更有了野气。古运河在这里更宽广了，河对岸的九龙山已影影约约。如果是雨日，山巅就完全笼罩在云雾之中了（小城人习惯以看山头是否清皙露出，而来判断未来天气的阴晴）。路边的店铺里陈列着铁锚、蓬布、舵轮、篙橹、靠球、油灰、桐油等船上用品。河面也开阔了许多。河中泊着无数艘船，这些船紧靠在一起，由岸边朝河心排开去，排成二三档。泊在外档的船民要上岸买瓶酒买包烟，就从这家的船头再跳到那家的船头，再上岸。借道和被借道的船家都习以为常，相安无事，还铺上了跳板，以方便进出。即使从岸上喝酒回来借道的，在舱门口多看了几眼自己标致的女人，也只当没瞅见了。人家看自己女人，是在夸自己女人呢，船家人自有船家人的胸怀。船家男人敞怀半躺在船头，眯眼看着岸上，看着勤快的女人在用拖把拖洗着船板。她的背上背系着他们最小的“老小”，稍大一点的“老小”正被绳系在船梢，光着屁股在爬呢，最大的孩子正用小吊桶在河里吊水上来冲洗船帮。似乎所有的船只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似乎所有的船只都升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好像船家都很喜欢这种鲜亮的颜色，坚信它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岸边有一家解放电影院，是不能不说的。它是全城最自由的影院。有一个暑假，我和邻居孩子一起去看过电影。影院门口，有小贩用竹篮盛着旧报纸包的瓜子三角包在兜售。瓜子分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一般百姓喜欢吃称为香瓜子的葵花子，香瓜子粒大饱满易磕，食后满嘴芳香，价廉物美。一个善于磕瓜子的“口腔运动员”能一边观看影戏(无锡人习惯把电影说成是影戏)，一边嘴不停手不停的往嘴里塞瓜子，嘴角边不停地吐出瓜子壳，简直像一把疯狂开火的机枪在吐出的子弹壳。拖着拖鞋木屐的船民和附近的居民直接进门去了，把脚搁在前面的椅背上。木吊扇吱哩咯啦地在头顶转动，扇来阵阵脚臭汗臭和乱哄哄的声响。电影总是以新闻纪录片开始，不是外国元首来访我国，国家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就是我国家领导人出访，还有就是某某地方水稻亩产达到多少斤，什么地方给苹果人工授花粉结出了小孩脸孔大的苹果。正片开始前，观众起起落落不时有活络椅子木坐板的撞击声，还有人高声和电影解释词对话的，以博得周围人的叫好声。

再要说的，就是黄埠墩。大运河在这里特别宽阔，其实当年在挖掘京杭运河时，这里一段是借了蓉湖的道，后来蓉湖大部分水面被於塞了，人们忘掉了蓉湖，反把剩下一部分水面也叫成大运河了。黄埠墩就是当年疏浚蓉湖时堆起的土墩，像浮在宽广的河面上的一艘大船。据说汛期不管水位如何高，黄埠墩永远没有被淹没过。老辈人说，这是由一只臣鳖驮着的缘故。在给父亲送伞的途中，我常在岸边停下脚步，隔水望着这个神秘的小岛。雨打在河面上，腾起白蒙蒙的水雾。那时还不知道缅怀、抒情之类的字眼，但我伫立的这里的原因和民族英雄文天祥有关。被俘后的文天祥让元军羁押北上路过此地，并被押在黄埠墩畔过夜。那一夜，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是一个难眠之夜，对于文天祥来说，更是一个难眠之夜。这是他第三次登黄埠墩，前两次他分别是怀有一腔爱国热情的有志青年和抗击外族入侵的指挥者，而这一次他成了俘虏，一个壮志未酬，大业未竞的俘虏。他思绪万千，吟成一首七言律诗：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草木深/二十年前曾去路/ 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送鼻欲辛/夜读程婴存国事/ 一回惆怅一沾巾。传说那天囚船出现在古运河中时，两岸百姓蜂拥而至，有的持香对囚船跪拜，有的追逐着囚船呼喊着丞相丞相，两岸哭喊声一片。百姓以当时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忠烈的敬意。无锡人以英雄与小城的关系为骄傲，代代相传这段可歌可泣的场景。忠诚，一个人必须像文天祥一样忠诚自己的灵魂。这是我读书识字后接受的最早认识之一。它像大运河的水一样濡染着我的心肺（刚开始学习写作时，我曾取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中的两字作自己的笔名，以表对忠烈的崇敬）。

路再前行，即是如上海外白渡桥一样的钢架大桥—吴桥了。据说是一个叫吴子敬的外乡人，听说渡口常有人落水身亡，而捐资建造的。父亲的厂在运河的南岸，我经常跨越这吴桥，倚在桥栏上回首看着烟波浩淼的运河，以及如云的泊舟，并用手去拍打桥钢，听它低沉的铿锵回音。但为吴桥横截的运河上游一侧，我则很少去过，只知道再过去就是皋桥了，再过去就是田野了，远离街市，是很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