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 蓝

    金属表面防锈处理的一种工艺，称为金属表面发黑处理，也称之为发蓝。简而言之，是将金属加热到很高的温度 ，然后迅速浸入溶有特殊药剂的冷水中，从而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多呈蓝色。故称为烤蓝。

    早年的工厂经历，对于我的生命而言，是一种烤蓝。                                                    ----题记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业工人比起其他阶层来更吃香，我们那座小城的人们也是这样，都以能在工矿工作而自傲，女孩子以嫁一个产业工人为荣；一身蓝色的细帆布工作服，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装束(那时候还没有牛仔服的概念)。记得乡下的五阿姨就曾来城里婉言向在供电局工作的舅舅索要一身工作服，在农村种田的五姨夫想要一身细帆布的工作服快要想疯了(五姨夫当然不是想把工作服当种田的工作服穿的)。我们的数学老师程永年，年纪轻轻已谢顶了，但女同学们都在暗底里倾慕他，除了他上代数几何课口齿清皙节奏抑扬顿错外，就是他常穿一件蓝色工作服，衣袖看似漫不经心地卷几下，领口袖口露出一点里面的白衬衫，透着一种那个时代少有的洒脱。

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都很偏执。人们轻视产业工人以外的其它职业，教师太文弱，商人太虚伪，似乎只有产业工人才是爽直侠义厚道集于一身的。在邻居中，开煤球店的开笔店的，当裁缝的当木匠的，三教九流很多，但要讲最受尊重，就要数那些当产业工人的了。程先生是在机床厂当刨工的，他大儿子是钢铁厂的炼钢工，小女儿是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的，一个典型的产业工人之家，因此程先生在街坊间讲话很响当；我父亲是在印染厂当机修工的，又当过几年劳动模范和革新能手，他披红戴花乘坐着彩车在家门前的街上驰过，虽然沉默寡言，但他的微笑在邻居中还是相当有魅力的。

有一件事让我终于搞明白: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把领导阶级的重任放到工人阶级的肩头。一家工具厂，是属于地质部的大型国有企业。它好多年前从外地整体搬迁至我们小城的郊外。工厂周边的农民凭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观念，经常打扰工厂。那时煤和柴紧缺，村里人舍不得在家里烧水洗澡，全家的洗澡都到工厂的澡堂，后来又带外村人一起去洗，工人下班进澡堂反而挤不进去了。农民进出厂门如进自己家里一样，家里的房梁坏了，到厂区找一根木料；厂里的角钢拿回家修个猪栏。厂里给搞得无法正常生产了，就下令加强门卫工作，不让厂外人员随便进厂。见厂里不让随便进出，农民兄弟心里就有了气:工人老大哥也太小气了，不就是洗洗澡拿点东西吗，你们工厂的土地过去还是我们村的呢!你们不让我们从大门口进出吗，就给你们多开几扇大门。村里人纠集着人拿着锄头铁扒要来扒工厂的围墙。工厂当然不让，村里人就又叫来了邻村人，人越来越多。工厂的党委书记是带兵打过仗的人，习惯性地一拍桌子:妈的，要干仗，老子还没怕过谁呢!身边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见势就来了劲，立即拉响了警报。全厂正在生产线上的和刚下班的小伙子们听说打架都兴奋得热血往头上冒，操起铁棒扳手涌到厂门口。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眼看就要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流血事件。工人阵形中有人高喊:我们被打伤了是工伤有劳保的!又有人高呼:他们扒我们厂的围墙，我们去扒他们家的房屋!就这两句，刚才还誓要锄头铁扒见高低的农民们精神立即崩溃阵形哗地作鸟兽散了。我算是领教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战斗力。

当时还流行一句话：学会车钳刨，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父母给我定的人生目标远没有现在父母给子女定的高远:脚踏实地当个有技术的工人，凭技术吃饭。当我看文学书籍时，他们就反对，说看看这闲书能当饭吃!在父母理念的引导下，我当过车工、钳工、晶体管扩散工，而且当得还算不错的。至今在填写履历表时，家庭出身一栏里，我仍郑重地填上：工人。我的人生经历中，很多是和在工厂有关的。

印染厂

这是父亲的厂，父亲在这里埋头苦干每月挣80多元工资(这在当时已是一个高额工资)回来养活我们全家，所以可说我们全家(祖父母、母亲、姐姐、弟弟和我)是这爿厂养活的。

要说父亲和他的厂，最好要从他上班的路途讲起。从家里沿着解放北路到北大街，再到北塘大街，再到吴桥东路，再往前走(我另有文字写了这漫长的路)。父亲是每日风雨无阻走上班走下班的，单趟近一个小时，父亲每天早出晚归这样走了几十年，很少有一个休息日，身体却很好，连小小的感冒都从没有过。但在他退休后的第一年，他却大病一场。对这一场变故，我的总结是:父亲从生理上突然改变了生活节奏，缺乏了每天来回徒步的运动量；父亲从心理上突然离开了大半辈子为之倾心工作的环境，内向的他产生了我们当时无法察觉的忧郁和失落(他常呆坐在我托朋友装配的12英寸黑白电视前，一直看到电视台节目全部播完屏幕上泛起雪花)。这两个主要原因竟剥夺了父亲晚年的幸福甚至生命，退休也就是他退出了健康，告别了工作也就是告别了生命。我想:一个把工厂真正当成家当作生命的中国产业工人，父亲以他的生命轨迹写下了经典的一笔。

起先，我是为了来洗澡，早晨随上班的父亲一起来的。而洗澡要等傍晚下班后，这样我为了洗一个澡就必须在厂里待一天。父亲把我放在他工作的机修车间。机修车间是一个建在工厂围墙边的披屋，很小，我抬头不小心就看到了披顶上的椽子和望砖。车间里有两台630车床，一台牛头刨床，一台钻床和几只台虎钳。工人们见了我就打趣寻开心。有的甚至要动手动脚地摸小鸡鸡。父亲只是微笑着。厂里有许多父亲的绍兴同乡，是因为绍兴人从事印染业的较多，这家印染厂是解放初期一些染整小作坊合并而来的。有的甚至还沾亲带故的。我的大爹也在这爿厂内，还有幼康外公爱莲外公杏林伯伯松泉叔叔什么的，父亲不时在一旁提醒我该怎么称呼对方。除了大爹，其他亲戚一概不熟悉，所以遇到热情对我微笑和招呼的，我就以为又遇见了什么亲戚不知如何称呼了，就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印象中父亲很忙，他不时被染整车间、印染车间的工人叫去，说是设备出问题了。父亲匆匆地去了，不一会就回来了，他用回丝擦着油腻的双手，从他的微笑中看得出他又成功解决了问题。旁人说，我父亲只要站在有故障的设备旁听一会，就能马上判断出问题的所在，手到病除。父亲还带着我到车间去走一圈。他不说一个字，只是在冒蒸汽的粗大管道前、在飞转的马达皮带旁提醒我小心。我在印花车间见到自动印花生产线，像在一个看不见的巨人的操纵下，多套印色的印筛准确无误地套准花布上的花纹。父亲其实是在向我炫耀他的业绩，这项由他革新成功的项目，填补了当时国产生产线的空白，这项成果曾被选进北京展出。开展前二天，他接到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要他在开展前一天进京。父亲有事耽搁了，买了第二天的机票进京，赶到展览场地，被告之:他迟到了，昨天——展览正式开展的前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参观了展览，并接见了所有按时赶来的参展项目的发明者，父亲为此遗憾终身。父亲带我转车间，现在想来还另有的意义在于，他在以所见向我灌输他的理念，默默引导我走“当一个有技术的工人，凭技术吃饭”的道路。

到电铃响起的时候，工人们嘻嘻哈哈地洗手吃饭去了。见了父亲就都笑问:今天儿子在这里，打算给儿子买点啥好吃的?父亲又是微笑着不作答。我想，同事的发问给父亲是有一定压力的。父亲是个节俭之人，从不乱花一分钱，他徒步上班，也是为了省钱。平时他在食堂吃饭只吃一毛钱左右的菜，很少吃两毛以上的荤菜。那天父亲破费了，在一份蔬菜一份汤之外，特地买了一份清蒸带鱼。在我们吃饭之际，有好多人探头探脑来打量，都连连说:老马，今天大请客哇!当时我竟没注意父亲吃了这带鱼没有，我只记得那带鱼银亮银亮的，上面放着淡黄的姜片，撒着碧绿的葱花，带鱼肉细嫩鲜美，这成为我美味记忆中带鱼的代表。

那时工厂放工洗澡后一般都要开会或学习，我随父亲到大礼堂参加大会。大会前照例全体参会人员要起立唱《东方红》，我惊讶地发现，平时默默少言的父亲，竟然放开喉咙高歌，嗓音很浑厚洪亮，盖过了全场的声音。我当时居然会有一丝惭愧之意，很怕全场的目光聚向我们。

工厂给我们家带来了平稳而温饱的生活，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上班去，每天待我们睡到床上才回家，喝着母亲为他准备的一盅小酒，用母亲絮絮叨叨的话和特为他准备的小菜下酒。对于一个辛劳了一天而回家的工人，没有什么更比这个令人心满意足了。父亲很满足这样的生活，我们也很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没想到，这一平和的规律被打破了。一天，我放学回来，见家里空无一人，应该正在忙着做晚饭的母亲也不见了踪影。我正觉诧异，邻居告诉说:你爸出事了，被送医院了，你妈也赶去了。原来是父亲在修理冲床的时候，不慎给一个冒失鬼扳下来冲模，父亲的左手腕被冲断了。那天的晚饭是上初一的姐姐做的，韭菜烧得发黄，像绳子一样结实得让牙齿无奈。第二天母亲带我去医院病房看到了左手打着石膏的父亲。病中的父亲似乎慈祥了许多。他小心地护着伤口，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过了两个月，医院允许父亲在周日回家。这样的星期天很是温馨。记得天是朗朗的，母亲一早就买回了几种好小菜，拣、洗忙了一大阵。母亲边忙边不时催我们去后门巷口张望，看看父亲有否回来。这样过了几番后，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笑盈盈地解释迟回的原因：规定要查完病房换过药后才能允许离开医院。他手臂上虽还绑着绑带但石膏已去掉，医院还让他带回一瓶药水，在午后自行解开绑带把药水浇在伤口上，再用新绑带绑好，这样父亲就能吃过晚饭回医院。就在父亲踏进家门的时候，母亲就不失时机的把洗净切好的菜投进了油锅里，热油锅嚓啦啦地一阵暴响，像是迎接父亲回家的鞭炮，菜肴的芳香和家的温馨就弥漫在空气中了。除了肉骨头炖冬瓜或箩卜汤，还有其它几样好菜，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数茭白烧虾。无锡人很喜欢吃河虾，但虾贵，人多虾少不够全家吃的，清贫人家就想出把茭白和毛豆放在虾一起（放上黄酒、酱油和少许糖）烹煮的办法，虾的鲜味被茭白吸收，茭白毛豆的鲜香又补充了虾味，虾的鲜美就被扩大成一大锅。这种鲜很淳，在舌尖久滞不去。清贫的少年生活里，这样的美味和饱餐是很难得的。美味和亲情就交融着铭刻在记忆中，这种美味就成为亲情的载体。几十年来，只要吃到这样的美味，我就会重温到久远的亲情，甚至看到在锅里氤氲出的蒸汽里，母亲盛菜端菜的身影以及坐在桌边的父亲的微笑。耳畔就响起一串声音。母亲在吩咐我们谁：拿筷吃饭了。筷从筷笼里抽出撒在桌上的声音，碗从碗橱里取出撞击着叮当作响。

父亲的手受伤后不能自己洗澡，每周从医院回家，吃完饭母亲还要为父亲洗澡。把木长浴盆平放在二楼的房间，母亲用水桶从一楼的生活间往楼上拎热水和冷水。我就起哄嘲笑：哟哟，姆妈还要给爸爸洗澡喏！母亲像少女一样有些羞涩，竭力辩解：这有什么，你们还是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呢！我当时还不懂“生”的含义。搞不清为什么因为生过我们，就能有理由为他洗澡，我们只知道男同学女同学是有别的。父亲母亲上楼去掩上房门。我和姐姐弟弟在楼下的生活间里，听着楼上洗澡的水声从木板壁缝里透过来，内心膨胀着一种柔情。父亲痊愈出院了，他的手腕上留下了一很大的疤痕。为了迅速恢复手掌的力量，能尽快回到厂里上班，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一只彩纹小皮球，整天用力一张一弛地握着。厂，在他的心里是一个一日不能离开的地方。不久，在古运河边的石路上，早晚又能看到父亲匆匆走路上班的身影了。

机床厂

这是我在中学时第一次学工劳动的厂，也是我们这座小城里数得上的大型国有企业。它是由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创办的开元铁厂发展而来的。在这爿厂当工人有一种莫名的自傲感。印有“机床厂”红字的工作服、白搪瓷杯，是那个时代这座小城的许多人梦想拥有的时尚物品。

我进这厂时，心里还揣着另一个秘密：当时正是备战紧张时期，不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对我们虎视眈眈，而且“苏修”北极熊也蠢蠢欲动，听说经上级批准，这家厂在生产半自动步枪。同学刘德光的姐姐在这家厂当工人，这个消息就是他说的。我们那个年龄正是男孩子对武器最感兴趣的时期，就想像着能趁着在这厂学工劳动的机会，探探造枪的秘密。我们劳动的车间是在厂大门旁的装配车间。装配车间的厂房特别高大，行车隆隆地在空中轨道上驶过，把沉重的大部件按照地面的指挥吊到指定位置，地上电瓶车载着从别的车间运来的零部件来回奔跑。我们被分配在装配一组，组长姓梅，是一个白发的瘦老头，沉默寡言，对我们的到来，他只在喉咙口响了一声。我跟陈师傅，一个圆脸的胖小伙子。陈师傅是梅师傅的徒弟，但他和师傅绝然不同，话特别多。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我那时正在宣传队排样板戏，就脱口说:唱样板戏。陈师傅问，你唱什么角色呢?譬如花脸譬如小生譬如铜锤，说着说着，他就唱了起来，他的眉毛向上扬去，似一对要展翅飞去的翅膀，他的嘴张圆了，半闭着眼，摇晃着头很沉醉的样子。跟陈师傅干的活，是装配齿轮箱。先要检查一下圆孔周边上六等分的六个镙丝孔，如果有盲眼(上道工序遗忘攻镙纹的)就要用相应的丝攻重新攻出镙纹来，再用风枪吹走孔里的铁屑。然后往这个圆孔上装法兰盘。拧六颗镙丝是很有讲究的，不能将某一颗镙丝先拧紧了，而是要先把六颗镙丝先都松松地拧上，然后同步拧紧。如果有一颗镙丝拧不上，就要把其它几颗都拧松了重新一一拧。这给我某种哲理的启示，有关连锁反应和平衡的学问。才干了不到半天，衣服就油腻腻的了。学工劳动是轮不到发令人羡慕的工作服的，衣服是自带的旧衣服。而且也没有更衣箱，每天是穿着油衣服来回。身上到处充满着机油的味道。

工人上班后，上午就是期盼吃饭的铃声，下午就是等待下班的铃声。中午吃饭是从十点半起，每隔十分钟有几个车间为一批进食堂吃饭。有些工人往往等不到铃响，就到洗手池边洗手了。洗手是用工厂专用的沙肥皂，这样才能勉强洗掉手上的油腻。水池底沉淀着一层黄沙。在洗手池旁，梅师傅不动声色地对我说:小马，吃好饭有个任务给你。我偷乜了他一眼，他脸色冷冷的。我嘴上答应了一声，心想不知是什么任务，能有什么任务呢?在食堂，因为是第一次能自己作主根据菜单点菜，所以我欣欣然的，虽吃的饭也仿佛充满了机油味，但我很喜欢工厂的午餐。工人在吃饭时是最放松的，相互说笑着。有从家里用搪瓷茶杯带菜的女工，敞开了杯盖让在坐所有的人去挟菜吃，你若不好意思去挟，她会挟了放到你碗里。在食堂吃饭时的女工是最漂亮的。她们的长发盘在工作帽里使后脑勺鼓鼓的，额前飘动着少许发丝，她们边吃边说着儿子老公婆婆小姑子的事，说着同事的事；她们那时候就是一个彻底的母亲、妻子，想像不出她们是如何操纵钢铁机器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在厂区几个食堂轮流吃，每顿都有新鲜感，觉得挺有意思的。吃完饭，刘德光要去厂区转转，说要去找小件车间和五车间，我知道传说就是这两个车间造枪的，我也很想随他去看个究竟，但想起梅师傅有任务要布置给我，就只得回了装配一组。我怯生生地靠在工具箱旁等待。梅师傅来了，脸上仍没有一丝笑容。我吃不透，估摸着他会交给我一项什么严峻的任务。梅师傅在一张油腻的木凳上坐下，并示意我也坐下。我们坐下后，冷场了好长一会，我的心弦绷得紧紧的。梅师傅终于说:小马，唱段样板戏我听听。是这任务?从他交代任务的表情看，绝不是这么轻松的任务呀，我还以为是让我去完成一项和半自动步枪有关的任务呢!许是我心理准备不充分，一直把任务往艰巨严峻的角度去猜想，面临这样的任务我反倒慌了手脚，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看似冷淡内心却是热烈的人。我坐着，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梅师傅也坐着，一言不发。我们这么坐着，足足有十多分钟，直到上班铃响起。梅师傅起身说了一句:上班了。我看到他淡然一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以后他再也没提让我唱戏的话题。

在机床厂，给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听到吃饭铃响，走向水池去洗手的感觉，心情像过节一样。还有就是在厂道上偷开电瓶卡车，给我最初飞的感觉。再有，我和父亲有过一次我记忆中最为投机的谈话，话题是机床厂的行车、机床、钢材的编号等等，谈话的方式是我们各自躺在床上，虽看不见父亲的脸部表情，但可以感觉到父亲的高兴，因为那天他说了不少话。

   塑料厂

这是一家区属福利工厂，是我经历过的工厂中规模最小的一家。它像一只掉毛的偎灶猫一样，蜷缩在锡沪路一号桥堍。它的所在本是小城荒凉的城郊结合部，周围多为早年从苏北迁徙来的移民和他们简陋的棚户。厂区也像个棚户区，除四五幢平房外，房子之间的天空都被雨棚遮挡起来，成为堆放产品和原材料的空间。这家厂生产的产品有：塑料烟缸、塑料点钞盒、塑料钮扣、塑料擦字橡皮和化工厂的塑料反应槽。做反应槽其实和木工的活很相似，只是材料不是木料而是灰色的塑料板，按照图纸把塑料板锯、刨，然后用塑料焊条焊接成型。凭着产出率和干活的劳动强度，做反应槽的焊接车间工人就算是全厂最“牛”的了。接下来，就要算注塑车间的工人了。注塑机讲究克数，克数越大就能做出体量更大的塑料制品。注塑机靠机器上的电热丝加热把塑料粒子熔化，因此注塑车间很热，即使是寒冬，也常看到穿着单薄衣衫的注塑女工，大汗出小汗地站在过道里，叉着腰用大号搪瓷茶缸嗵嗵地大口喝水。做塑料擦字橡皮是最受我们同学们欢喜的工作，原因当然是能趁着生产过程中捞上几块包着卡通动物图案透明纸、色彩斑斓、透着芳香的橡皮，送人。

既是福利工厂，就有好些残疾工人。有肢残、盲聋人和智残者。我进厂劳动第一天，就是跟一位腿脚不好的胖阿姨，把塑料边角料放入粉碎机打碎，搅入需要的颜料，再放入机器里加热熔化做成塑料粒子供注塑车间用。胖阿姨胖嘟嘟的圆脸，浓眉大眼常漾着笑意。她待人宽容，对谁都乐呵呵的。有同学来找我，她就说去吧去吧，你们还都是孩子，哪有不玩的道理。我就和同学跑出厂去，在河边用瓦片打水漂。更多的残疾人坐在过道里，在两腿之间抱一只竹箩筐，把注塑车间生产出来的塑料钮扣、塑料烟缸之类的从连在一起的产品组件上扯下来，用小刀把产品毛糙的边缘修刮得光滑。阿大就坐在这批人中间做着这样的活。他一来到人世就没见到过这个世界的色彩光亮。他昂着头，空洞的眼眶定定地望着天，修长的手指和塑料灵巧摩挲。喇叭里说的，——他总以这样的口头语开始叙说他的世界。阿大还有另一种叙说他内心欢乐的方式，他藏青的上衣(领口一直扣得规规矩矩的)口袋里放着用手帕包着的敦煌牌口琴。他高兴的时候就拿出来吹一气。有一次，几个调皮的同学在过道里拦住他，要他吹只曲。他立马站下，摸出口琴，眼望他看不见的天空，认认真真地吹起“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他正十分投入地吹奏着，有人运产品从过道里过，见阿大挡了道，就说阿大你也不看看地方，怎么站在这里？上班吹什么鬼！阿大很委屈地收起口琴，用哭腔辩解着：是他们要我吹的，又不是我要吹的，是他们……。同学们都哄笑了，我心底却泛起一阵莫名的酸楚，为阿大更为我的同学。还有一个人物是要讲一讲的。负责跑运输的阿炳，一脸麻子，穿一身肥大的皱巴巴的粗布工作服，常拎一只破旧的人造革拎包跟着踏黄鱼车的运输工跑进跑出，整个给人松松垮垮、衣襟褴褛的感觉。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他那破包里放的会是什么，只以为仅是一些运输货单而已。后来我从事了报纸采编工作，在一些报社举办的读者通讯员活动中，常看到阿炳的身影。我好奇地探究，才知阿炳早已退休，但仍常给报社写稿，他爱读书，那随身带着的破包里常放着他正在看的世界名著或流行出版物，一坐下来他就取出书读。他竟完整地保存着我们报社多年的报纸。有一年的报庆活动中，他被评为优秀读者。在主席台上我代表报社给他授证书，握着老人粗砺的手用力地摇晃。

厂虽小虽简陋，在工人的眼中，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他们处于生活的底层，从没抱怨命运的不公，即使喝白开水也能咂出甜美的声音来，他们想像不出生活中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们用仰视的心态去看待坐在生产组、政工组办公室里的那些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干部。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命该如此。他们关注干部们坐姿走势的细节，总觉得什么都比自己顺眼；他们看重干部讲的每句话。厂里到处充满了聚氯乙烯、聚炳乙烯的异味，工人们都习以为常 ，甚至以能有班上、能闻这味而为荣。我们对这味较敏感，同学中有人说了句：在这里工作等于慢性自杀。这话很伤工人的自尊，有人把这话汇报到政工组，那时正是抓阶级斗争的年月，干部就在职工学习会上逢会必讲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警惕有人抵毁我们的工作是慢性自杀。过了几天，有一个同学心血来潮站在焊接车间的门口，模仿着领导的姿势叉着腰挥挥手说：同志们，我是来视察车间的。哪知给正在干活的王师傅听成了“自杀车间”，王师傅立即追出来，义愤填膺喷着唾沫子地怒斥那位同学。工人们真心实意的心痛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世界观怎么就改造不好呢！

狭小的厂区，工人对我们的痛心疾首，让我们老是寻找理由逃出厂去，到处游逛。一号桥的河面除了漂浮着水葫芦水花生等水生植物外，还是木材公司运输和泊放木材的区域。铁道专线将东北林区的红松白松杉木等原木运来，岸边黝黑的吊车将火车上的木材吊下来，再将木材扎成木排通过河流运送出去。木排在水里浸泡时间长了，长出了灰白色的蘑菇菌类。在一号桥旁设有一座小木屋，屋里坐着一个白发小个子老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见到有木排出去，就走到小木屋前伸到河面的栈桥上，用装在细竹竿上的海兜去接撑木排人的出门证，然后放行。他回屋把出门证那薄薄的纸戳在桌上一根尖铁丝上，以便放工后交回财务科去报帐。有些撑木排的人，经常进出这里，就与老头成了熟人，岸上河上就免不了要不淡不咸地寒喧几句：这趟又跑哪里？吃饭了吗？老头吃饭是到单位的食堂去买回小木屋吃的，他去买饭的间隙，如果我们在，总是让我们代他看住口子。老头急急地跑去食堂，回来时总是哼着小调，似乎对伙食挺满意。他在小木屋的窗口坐定，开始吃饭，同时不忘用眼瞟着河面。吃完饭，老头边收拾碗筷边放开嗓子唱京剧，他的嘴张得很大，让人看到了闪闪发亮的金牙。

小木屋，天堂。

                                  焊具厂

厂房像一长排列车车厢，与车间窗外的小巷平行。在车间里开车床的时候，能看到窗外小巷里走过的人，小巷里的邻居也常贴在车间的窗户上半天，傻傻地看你工作。有时是大人抱着不肯睡觉的小孩站在窗口来散心，也有是无聊的孩子拉着窗铁栅来寻事的，对着窗内大声喊某人的外号：老扁豆老扁豆！你不理，窗外就叫得更起劲：老扁豆老扁豆，生个老小（孩子）呒不头，拿个烂泥做个头。车间主任来了，冲着窗外吼一声：老绵鳅，你还来捣乱，告诉你娘，一顿死打喏！窗外叫老绵鳅的孩子呼地跑掉了。车间里又只剩下车床的马达声，车刀切削铜材尖厉的啸叫，停车用钥匙扳手松卡盘的咔嗒声，工件扔进箩筐的脆响。做得累极了的工人伸个懒腰，怪叫一声。

我在这厂有一个确定的师傅，比我大五六岁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厂里的老工人称她为“尖嘴丫头”。原因可能一是她是瓜子脸，二是她的嘴特爱讲。她在背后戏称我为“救命恩人”，因为我来了，她就基本不用再整天站在车床旁劳累了。她坐在一旁，搁着脚和同事聊天，过一会她趿拉着鞋来到车床旁用游标卡尺测量我做的产品，或调整一下车刀，或关照我几句。我们一批同学的到来，使车间里一批工人上班轻松多了，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聊天“嚼白蛆”、打闹。切削紫铜要以菜油为润滑剂，所以厂仓库里有成桶的菜油。有一天中班，工人们挤在车间小仓库里热闹得很，我们在车间干活，开始并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后来闻到了香味，看到一些工人嘴上油光光打着饱嗝从仓库里出来，才知道他们用电炉煮沸菜油后炸面条当夜宵吃。后来，厂里在生产用菜油进厂后，就要先注入一种吃了要拉肚子的药水。从此，再没人打菜油的主意了。金工车间的眼镜看上了同车间的小吴姑娘，但据说吴的父母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眼镜为此苦恼。有次我们在上中班，黑乎乎的窗户上突然出现一个张脸，把在窗口车床上干活的女同学半是娇嗔半是真地吓得大叫了一声。看清了才知是眼镜，他摘下帽子，竟露出光秃秃亮锃锃的头来，他是特地赶来宣布他这辈子非吴不娶，吴的父母既然反对他们的亲事他就不结婚了，也算是剃发明志。正坐着无事的女工们来了劲，把他叫进了车间，都要听他说说。他就讲了起来，讲得头发昏，不知怎的把坐着听讲的几个小大娘子惹怒了。女工们说娘的把他的裤子剥了。三四个女工齐上去七手八脚地把小伙子按倒在装满成品焊嘴的周转箱上，真地解开了他的皮带，还有人助阵叫着：把那玩意拉出来亮亮相，乘乘风凉。那知眼镜一个黄狼翻身，把一个小大娘子压在了身下，那个女工就笑着喘着在他的身底下叫唤：赤佬，在摸我的奶奶呐。以后，眼镜似乎上瘾了，又在上中班的夜晚来车间转悠，想重蹈覆辙，重演那晚的闹剧。那天吵得很凶的女工却变得文静了，有人悄问原因，原来同厂工作的丈夫已风闻那晚的事，向老婆发出了警告。这样，眼镜也只能无趣而去了。

工厂的传达室是邻居们与工厂联系的窗口，邻居们会端着饭碗边吃边到传达室来坐坐。工人也会在干活干得累的时候，到厂门口透透气。工人和厂附近的居民也就在这中间相互了解熟悉。我们有个漂亮的大眼睛女同学也就认识了厂对门的李家长子，两人居然谈起了恋爱。李家主妇是在家作主的，她养了两个儿子，在她心目中儿子比起丈夫来重要得多。当老子的和儿子像兄弟一样。老子坐在门前的梧桐树下纳凉，光着膀子的大儿子来了，对老子说让我坐，老子就起身让儿子坐了；老子在抽烟，大儿子说你抽啥烟，从老子的嘴边抢过烟来自己吸，老子嘿嘿笑笑。而儿子和老子发生了冲突，当主妇的，总是帮着儿子说老子，老子也一笑而已。这么一个儿子谈上了一个漂亮的丫头，当妈当然高兴，竭力想促成这事。她邀请大眼睛某日去自己家，而把小儿子和老头子都赶跑了，要他们天黑之前不准回来，自己也喜滋滋地出门去，就像是一老谋深算的猎人，在森林里下了套后得意地离去，一路告诉在巷内遇到的每个邻居：大儿子的女朋友今天要来的。似乎是在预告:等着看我套住的小鹿吧。一个几乎半条巷都默认的阴谋:要让生米煮成熟饭。那天，在小巷的住家门口，比平时多了好些剥毛豆和洗衣服的人，他们远远近近地在观察着猎物的上套或等待一睹小鹿的芳容。

对于漂亮的女同学被人追逐，我那时候竟然无动于衷，我正热衷于悄悄干一桩私活：把铁垫圈锯为两半，在砂轮上磨去棱角，在钻床上钻上若干个孔，孔口倒角，钉在皮鞋底下走路时就能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后来又发明了用淬火技术来提高鞋铁的硬度和调整声响。当时我们刚刚穿上皮鞋，虽然那皮鞋只是硫化底的低档皮鞋，但我们都很在乎皮鞋在走路时所发出的声响。觉得皮鞋的声响远比女同学被人拐走要重要得多。

我还是交了几个自视清高的朋友。开钻床的张师傅，病退知青，高中生，自认为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种。他当时还没有谈上对象，穿着配备比较讲究。他骑凤凰自行车，戴上海牌手表，穿雪白的的确良衬衫，都是当时最时髦的。他做过上班擦自行车事的私事，却从不做出格的事。还有就是上班时和我出去玩。有一夜大雨，泡塌了郊外做试验的双曲拱桥，正好有两条农用船在桥下躲雨过夜，全部压在了下面。这个消息是工人闲聊时说起的，他立即脱掉了油腻的工作服，换上雪白的衬衫，推出他瓦亮的自行车，又为我借来一辆。小马，走，我们去看看。我当时自行车才学不久还没完全学会，就表示胆怯。他说没事的，你跟着我，回来你就会了。我勉强上车，出门就摔了个跟头把衬衫蹭破弄脏了。在他的怂恿下，我绷紧了心，继续僵直地骑车，横冲直撞地穿过了人密路窄的周山浜。骑了半天，在郊外泥泞一片的河边，我们默默看着平静浑浊的河面。河两岸留下的水泥渣断砖表示这里曾有过一座桥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剥夺过生命。河水早已掩盖了它的罪孽。问了河边唯一一艘水泥农用船上的农民，是否有两条船压在了下面?他回答:好像是这样吧。张师傅站在河边良久，最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走吧赶紧走。在回来的路上，我能自如地骑车了。

传达室有个小时生过小儿麻痹症的小陶，在家兄弟姐妹多他成了父母最不重视的人。他不仅腿不好，右手也常抖索。他热衷用左手在旧报纸上写狂草模仿毛泽东的笔迹。有次黄梅雨天，他在厂门口写通知的潮湿黑板上用毛体写了一首他自己写的“大浮杨梅前日尝”的诗，还得意地留着让我去看。就在我朗读他的诗作之际，他兴奋得在黑板前拖着残腿颤抖着手来回走动，结结巴巴讲不出话。一个星期天，我、小陶还有在电焊车间劳动的同学小孙策划了一次去城郊远足的行动。由小陶向厂里借了一辆运货的黄鱼车，保管员问他借了黄鱼车派什么用场，小陶说运煤球。我和小孙轮流蹬着去了太湖边的鼋头渚、蠡园。这些地方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时候，给小城人的感觉是十分远的。在那之前，我们都没有好好去玩过。我们轮流蹬着，小陶本也要坚持蹬的，在我们再三反对下，他就只得作罢，坐在车里，为我们唱歌鼓劲。途中，路人侧目，打量着我们这种怪异的出游方式。那次我带了一架海鸥120的方镜相机拍了好些照片（当然是黑白的，被拍摄的人穿着那个时代最常见的中山装或军便装）。中午在鼋头渚横云饭店吃饭，小陶把一块红烧肉挟到我的碗里，说：司机，要吃好！

                                 电器厂

在沙浆公路旁成片的碧绿稻田中间，一幢呈轴对称的苏式大楼，远远看就如一艘巡洋舰停泊在碧海之中。稻田中水镜映天，秧苗玉剑尖尖。青蛙在其间鼓噪跳动，早晚时分，鸣叫声能将大楼托举起来。这幢大楼原是一所中专的教育楼，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工厂索性占领了停课的学校。苏联老大哥的建筑毕竟老了，尽管楼前的雪松像高大的俄罗斯女人在阳光中拎着裙摆，但在阴暗宽敞的走廊里常听到厕所间滴水声和周期性的水箱冲洗的巨响。飘浮着厕所里的气味。歪斜的窗框在风中乒乒作响。

这就是我的厂，我在这里正式工作了七年。第一天去厂里报到上班的早晨，我起床时父亲已上班去了，父亲留下一句话让母亲转告我：上班乘厂里接送车，记得要给老师傅让座。那天我去离家不远的胜利门乘厂车，不料上错了车，乘了邻厂的厂车，结果到了目的地后又走了好长一段路。我被分到加工车间当过车工。没几天，因厂里要发展集成电路，又把我调至可控硅车间筹备集成电路的试生产。在这期间，我常接到省市有关文学创作会议文学讲座的通知，要去车间主任那里请假，总是要看主任的脸色。其实这事一般只要车间支部书记同意就可以了，而书记是个部队下来的四川人，自认为是外乡人初来乍到，他正在讨好车间主任，以图建立良好的党政关系，就老是把我推给车间主任。主任是个在大上海工作过的无锡人，这在无锡人心目中是最有资历最有眼界、精明加聪明的人。对我这种额外要求，主任总是拉长了脸，冷冷说，我这里是车间，要开会要写作就不要到我这里来。车间主任说的其实很有道理的，但当时是以政治为纲，文学创作是被视作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尤其是工人创作被当作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时像演戏中的客串，工人进学校当教师，而教师却进工厂下农村劳动；作家挨批“靠边站”，工人农民却要进入艺术创作领域)。如果从讲政治的高度看，车间主任的话是上不了当时的台盘的。我想驳斥主任，又不想由此搞僵。幸好集成电路试产出不久，厂党委宣传部门一直要调我去的要求得以实现，我到政工科当了一名宣传干事。我背叛了父亲最初的心愿，偏离了当技术工人的道路。但社会对上层建筑敬重的现实，又让父亲欣然接受了我的变故。父亲最终改变了自己。

工厂是城市时风的窗口。当时男性留长发男女青年穿喇叭裤是一种时尚。厂党委书记是从部队下来的，他最看不顺眼奇装异服。早晨上班，常见他穿着在部队穿剩的军便服站在厂门口腆着微微开始发福的肚子打量着进厂的人流。工人们被他看得心虚，步行的和在厂门口下车推行自行车的工人都像过封锁线一样慌慌张张逃出他的视野。有次大会上书记讲话：我今天早晨数了一下，全厂有105人穿喇叭裤，有47人留长头发。有好事者提醒书记：统计有死角，因为乘坐厂车的职工不在他的视野之中。书记一想也是的，于是他改变督查的方式，改在厂门口查看为中午站在食堂门口查看，终于得出他认为比较精确的数据，他对我们深叹：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不轻哇！

他的副手老郑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却有极好的人缘。连青年工人都能摸摸他的秃脑门。据说在无锡闹过地震恐慌后的一个夜晚，有一个小伙子骑着黄鱼车从工人新村路过，恶作剧地高喊地震了地震了，正惊弓之鸟一般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轰地涌出居民大楼，有人惊恐之中竟从楼上窗口跳下摔断了腿。老郑和老婆两人光着身子从室内逃出，被新村里聚集在室外的邻居们看了个准。那小伙子虽被刑拘了，但老郑的事被传为了饭后谈资。厂里有小青工盯着老郑问：郑书记，你和老婆纳凉也不穿衣服……嘿嘿。老郑不置可否，笑盈盈地拧一把对方的脸。他作报告，稿子是秘书科的秘书写的，当时毛泽东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诗篇刚发表，报告结尾处照例是有力度有煽动性的几句话。他坐在主席台上读着：我们要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读到这里他停顿下来，侧过身，眼光从老花镜的上方透过来看了半天，坚定而铿锵有力地提高声调：可下五洋捉蟹的精神……！全场哗然。老郑有些不以为然，会后对人说，你们这些人哇，鳖和蟹不都是水产不都是让人捉了吃的吗！

我当宣传干事负责向厂外的媒体写稿，还要编一张厂报，管好厂里的广播和黑板报、画廊，书写全厂的大幅标语，还有一事很让全厂的女工青睐的是，我掌控着一只海鸥120照相机，负责厂里重大活动和会议的摄影。厂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每逢六一儿童节要给厂托儿所的全体孩子拍摄照片。女工们很看重这次拍摄。临近六一的日子，她们遇见我就要纷纷关照，认识我孩子吗？到时一定要给我孩子多拍几张照片噢！六月一日那天，我跟随厂托儿所的阿姨和孩子去公园的草坪，那些花花绿绿的孩子散在绿色的草地上，就像一块巨大的花布。有些妈妈就特地调休了跟着去拍摄现场，为了要亲自监督我为她的孩子拍照。这样给我的压力很大，除给孩子拍一张合影外，还要抓拍孩子们一个个可爱的瞬间，生怕漏掉哪个孩子。海鸥120是在相机上方取景的，没有变焦，要抓拍孩子的特写往往要弯着腰凑前让后的，忙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而跟了去现场的女工还要尖着嗓子叫，惊喜地让我看她的孩子天才般的表情。你看你看，快拍嘛！她们的要求比领导还细和严，这样的拍摄比拍厂里的重大活动累多了。拍摄过后，在女工们焦急万分地催促下，白天没空我只能下班后晚上在暗房冲印照片。暗房暗红灯光下的时间最是白驹过隙，总是一看时间已是凌晨了。第二天我的办公室必被女工们围住，七手八脚地翻找自己孩子的照片，七嘴八舌地评说照片上的主人公。虽说照片都是黑白的，可她们都能看出自己宝贝的脸是红着还是青着的。如果有人说她的宝贝哪里丑了，她就马上翻脸说是摄影师水平太臭，会拍出这种歪曲人的照片来。

还有让我头痛的，就是孩子上学了的女工常带着子女拿着作文簿来让我点评，其实我是最不知道作文作法的，很怕误人子弟。

我当时的处境是很容易让一个浅薄之人满足现状的。一个让我今生应永远记住的人出现了。他也姓马，矮矮的个子，大脑袋圆圆溜溜的。他是老中专毕业生，检验员，帮女工们检验产品，只见他整天和女工们嘻嘻哈哈地打闹。我过去只认为他是一个肤浅之人，没把他放在心里。有一天，我下车间发送刚印好的厂报，马师傅接过飘着墨香的报纸，说了一句：小马喏你不能满足现状，要再看远点，应该出去深造，厂里天地毕竟太小了。马师傅的这番话让我一激灵，我开始思考发展前景。在这之前，我一直受高尔基(还有那个时代只能看到的浩然、高玉宝等工农作家)成长经历的影响，认为当个作家只要生活底子，排斥学院道路。我曾推辞掉了几次去大学深造的机会，这次我就接受了单位送我报考大学的机会。临离开厂的时候，我特地去拜访马师傅，向他致谢。他只向我提了一个要求：把画廊里你画的那幅水粉画送我吧！那幅画是我临摹了挂在画廊补白的，我说我重画一幅给您吧。他说，不要，我就要那幅。我打开画廊的玻璃窗，小心地取下那张水粉画。那是一片朦胧的冷色调，一弯溪水，一丛翠竹，一轮皓月，画名为：月是故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