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你,山村最美的声音是什么?你或许会说,是鸟鸣声、是山泉声、是松涛声,或者说,是雪域草原的歌声、是黄土高坡的信天游、是打夯的号子声……我要说,不!山村最美、最动听的声音是“钟声”。不是寺庙的钟声,是学校的“铃”声。这铃声,如百灵、似琴瑟,又像鼓点、像音符,在空谷回荡,时时萦绕在我的耳畔,跳跃在我的梦里、心田。
六零、七零、甚至八零后以前的人都记得,屋檐下、或者老树下,半截铁轨吊起来就是学校的“铃铛”。电铃那是以后的事情。就这么一个“铃铛”,用废旧道钉一敲打,悠扬的声音、带着些许温文尔雅传向远方,先惊起树上的麻雀、屋顶的鸽子,然后化作一个个音符久久在校园、田野、山谷中回荡。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绕梁的优美旋律依然在我的记忆里徜徉。
那是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不久,我上了琥珀中心小学一年级。学校只有十几个老师,我记忆比较深的有高自有、罗进林、罗天保、罗启宽、霍粉香、霍爱莲、罗玉兰等人,康元顺是学校的总务兼司铃员。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很艰苦,一二年间没有桌凳,“桌子”是土块和水泥组合造成的,板凳从家里自带。学校也有了自己简陋的“钟”。那是修铁路铺完铁轨剩余的边角料。学校挂在门房的屋檐下,变成了琥珀中心小学的第一个“铃铛”。当康元顺第一次敲响钟声,我知道,我可以背上书包,走进向往已久的课堂,就像鸟儿走进春天、蜂蝶走向花朵一样。从此,校园的这个“钟”,像一个号兵,守卫在校园的门房屋檐下,发布者学校的“号令”,指挥着祖国的花朵在文化的校园里茁壮成长。
古老的山村是没有钟声的,“耕读第”的年代,只有私塾,只有书房院。罗家村有六个书房院,以“讲爷”家的最为出名。但我知道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只能放羊放牛、割草种地,许多门楣上写着“耕读第”的家庭,家里没一个念书人,这仅仅寄托着家里对文化、对读书成才的一种向往。不要说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村庄、一个镇子、一个县,能出几个秀才举人、能出几个进士翰林学士,那也是整个地方的荣耀。
每当小时候我走过古老的巷子,看着一家家门楣上木刻醒目的“耕读第”,我不禁疑惑起来:他们家有谁念过书?为什么要写“耕读第”?后来小学课本里学习了《王冕学画》和《凿壁借光》,慢慢懂得了穷人无学可上的无奈,理解了贫富差距过大给穷人家孩子带来的苦难,心中更加喜欢山村的“钟声”,是那么悦耳,把所有孩子们带进来课堂、带进了操场,带进来甜蜜的童年读书时光。
山村打更用的是梆子,清脆嘹亮,却带着几分步履的疲倦与夜半的冷清与凄凉。大队集会用的是铜锣,热烈中带着几分急促的紧迫与拥挤的慌张。唯有这钟,这校园的“钟声”,声音来的坦荡、传的悠扬,是鸟儿在云中飞翔,是清溪在兰谷中流淌,是音符插上了“子曰”的翅膀。钟声的背后,是农民的翻身解放,是封建科举的土崩瓦解,是文化之路指向远方,是祖国的花朵在新时代的文化园中绽放。
1982年,学校按上了电铃,这个旧“铃铛”也就“退休”了,放进了学校的库房,或许永久长眠,或许走进了废品收购工厂。但至今我依然记得她清晰的模样,就像故乡的炊烟、故乡的土院,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不会遗忘。每当我捧起书本,那悠扬悦耳的声音总会在我的耳边回荡、余音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