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平型关》后记

2010年9月30日的傍晚，我于愚斋在《烽烟平型关》的稿纸上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停住笔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73年前，也正是这个时候，阎锡山突然决定平型关撤军，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

这部书的写作，我断断续续用了1年时间，其间，我编过20万字的两期杂志，写过一些简短的诗文，还主持着一个地方文联的工作，家里和个人的事情更是琐琐碎碎，不计其数。我能真正用于写作这部书的时间，其实少的可怜，只能是见缝插针、忙里偷闲而已。

我是个很传统的人，别人早已进入了电脑时代，而我还在坚守着笔耕阵地，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磨出硬趼的手指，捏着一支廉价的笔管，在传统的稿纸上爬来爬去。日去月尽，暑往寒来，写满小字的6斤重的20几沓稿纸摞在我的面前，宛若一座小山。

之所以写作这部书，最早源于我少年时代的一次奇遇。

13岁那年的夏天，学校放暑假后的次日，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我便早早地吃了早饭，提了箩筐，拿上铁铲，到滹沱河南岸的水地里去挑苦菜。大约是中午的时候，我看见东部的天空上凝聚着一团浓厚的乌云，我想，那里肯定正在下着一场暴雨，那地方正是滹沱河的上游，我估计用不了很久滹沱河就又要发大水了，于是我就加紧速度寻觅苦菜。过了大约一个时辰，箩筐里的苦菜已经挑满，我就急急忙忙扛着箩筐往家里赶。走到滹沱河岸边，我看见有一个拄着拐杖的50多岁的老人正在岸边左右徘徊。这时候，滹沱河已经涨水了，原来过河的踏石已被淹没。显然，老人正在因为过不了河而万分焦急。看到这种情形，我未加思索，脱了鞋，挽起裤腿，对老人说：“大爷。我背您过去吧。”老人说：“你背我？可你那一箩筐苦菜怎么办？”我说：“我先将您背过去，然后再过来取我的苦菜。”老人看了看我弱小的身体，先是有些犹豫，但后来还是无奈地伏在了我的背上。我背着老人走进河里，身负重压，河水又急，只好一点一点地往前迈进，将要上岸的时候，河水已经涨到我的腰部，裤子和衣襟全被浸湿了。上了河岸，放下老人，回头一看，这时候，滹沱河水涨的更大了，滚滚滔滔，夹带着泥沙和柴草湍急而下。我瞭见我放在南岸上装满了苦菜的箩筐和铁铲已被洪水冲得不知去向。回家的路上，我看着一瘸一拐、行路艰难的老人，心里有些心疼，就不由地问：“大爷。您的腿是怎么啦？”于是，老人就一边走一边给我讲述了1937年秋天，他所在的晋绥军参加平型关抗战，战斗如何激烈，他在战斗中是如何中了敌人3颗子弹，又被砍了一刀，最后死里逃生的动人故事。当时，我对平型关战役的知识十分粗浅，只从课本上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故事，而对晋绥军参加平型关战役并且如此英勇顽强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于是就暗暗下定决心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写一本书，好好地歌颂这些英雄的将士们。

之所以写作这部书，源于我的一种忧患情节。

在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人多达数千万。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财富，破坏文化遗产，中国的物质精华，几被洗劫一空。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延缓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达半个世纪之久。

如此令人痛心的事实，日本当局直到现在不但不深思反省、认罪道歉，而且还要歪曲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又逐渐抬头，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我常想，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仅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而且应当常怀警惕之心！

之所以写作这部书，是我想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距离我出生的那个县城有60多公里，毫不夸张地说，我也可以算是生在平型关下、长在平型关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曾多次登临平型关，凭吊古战场。我踏着山山水水、沟沟梁梁，想象着当年的中国军队怎样与日寇浴血奋战，生死肉搏；我也曾有感而发，写下了一些诗、文、赋。但我自觉对平型关的了解还是片面的，对平型关的歌颂还是肤浅的。

2007年秋天，我担任《平型关》杂志主编并着手编辑这册每期约十来万文字的杂志时，我接触了大量的有关平型关的文章和书籍，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比我对平型关了解的还要片面和肤浅的人多了去了。单就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在平型关抗击日寇的战役而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伏击的本来是南北两路进入乔沟的日军，却被有人说成由北一路；1886.4高地本来在团城口南，却被一些人写成在北；被日军占领的六郎城应该在迷回村北，却被有人疑为在平型关南；还有人名的张冠李戴，时间的颠三倒四，事件的胡编乱造，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坐在办公室里搞写作，抱着本本抄资料，凭空想象，以讹传讹，岂能不错？

有鉴于此，为了让人们永远准确地记住平型关的辉煌和耻辱，作为对平型关有着深厚情结的我，有责任还这段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实践总比想象要艰难的多。

我一面搜集文字资料，一面进行实地考察。事实上，实地考察占去了我的很大精力和大量时间。

我曾披星戴月、爬山过梁，到八路军、晋绥军和国军战斗过的地方去考察。为了一点资料的真实可靠，到一个地方不厌三番五次；为了抢救一个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又山南海北地追来追去。考察中，我曾出过车祸、磨破鞋底、睡过农家土炕、用一块铜钱大的比咸菜还要咸的土豆片充过一顿晚饭。有艰辛，就有欣喜；有付出，就有收获。我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当年许多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口袋里装满了被将士鲜血浸染过的石块证物。我回味着这些故事，抚摸着这些石块，浑身力量陡增。我常想，与当年用生命抗击日寇的将士们相比，我在采访中虽然辛苦，但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有了大量的资料，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甄别就成了写作纪实文学的关键。我对资料是这样排队的：一、实地实物；二、档案资料；三、回忆录；四、民间传说。我认为，实地实物最可靠，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更改的；档案资料比较可信，但往往带有党派和集团的政治倾向性；回忆录有其真实的一面，也存在着党派观点、记忆误差和个人恩怨的另一面；民间传说的水分最大，不是将一件芝麻大的事情说成是西瓜，就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当然，无论哪一种资料，都要互相比对、互相印证。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有了准确的是非观和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鉴别方法，孰取孰舍，也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有了资料，并不等于就写作成功。既然叫作纪实文学，必定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纪实，一是文学。纪实，就是资料；文学，就是加工。

一堆原料，经过厨师加工，做成了一桌菜肴。

我就是那个厨师。

面对这桌菜肴，这时，我会首先想起那一伙人，他们是马月林、宋秀林、赵洪波、胡全福、高凤山、高士洁、宫成瑞、张世清、李宏如、侯战胜、任福英、高俊平、苑池等人。真的，如果没有他们在多道工序上的帮助和支持，这桌菜肴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一桌菜肴做成了，这充其量只能说攀高峰爬到了半山腰，接下来还得有人将这桌菜肴端给食客。

当我看到我做的菜肴被食客举著品尝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何建明先生，以及王山、王青风、高伟、汪雪涛、范龑申、杨美艳、柴晨清诸位老师。

这桌菜肴可口与否？只有食客才有品评的权利，厨师岂敢自诩。

如果食客的脸上能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的话，我绝对不敢居功自傲。从采购，到上桌，整个过程中，给予我关心、帮助、支持的人很多，需要我感恩的人也很多。

我抱拳弯腰，在这里，向他们深深地施礼了。

2010年9月30日夜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