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妈妈去世了，在北京一家有名的肿瘤私立医院诊治了近两个月，在医生“做完这个疗程”就会康复的承诺下，在一个冰冷的夜晚，突然撒手人寰。

“你们不是承诺了可以治好的么！花了30万就是这个结果么！你们这是误诊，你们要负责！”爸爸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的陌生的工作人员过来，要把妈妈的遗体暂时转存到太平间，两个姐姐在妈妈身边痛哭哀嚎，我站在一旁，说不出的难过。

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贫穷的农村，因为家里负担实在太重，再也挤不出我的口粮，我在7岁时被便寄养在邻村的外公外婆家，在外公外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夜劳作的田地中慢慢长大。两位姐姐则是由奶奶养大，因为父母也在时代洪流中，成为进城务工的百万大军中的一对平凡的夫妻。

对家庭的记忆，最幸福的就是每年春节时，父母会把我接到家中住3天。我与姐姐们，坐在爸妈的三轮车上，一起去镇上置办年货，我们慢悠悠行在村里的石子路上，两旁是枯黄的草木，冷风不断吹进嘴里，可我们还一路谈笑。回到家与姐姐们一同大扫除，熬满满一锅浆糊贴上新年的春联。晚上，我们在院子里看爸爸放鞭炮，然后点燃一个个窜天猴，大笑着看它往各个方向飞。睡觉时，我同姐姐们一起爬梯子钻进阁楼打地铺，躲在被窝里看小人书，各自迷迷糊糊睡去。

可是很快，当爸妈收拾行李时，我也该回去外婆家了。

大姐的功课一般，但是大姐能力很强，家里的事情总是做得又快又好。二姐的功课很好，常被爸妈夸奖，他们总是说我将来能跟二姐一样就可以了。初中之后，大姐便没有再上学，在镇上工厂里找了一份工作，她依旧做得又快又好。二姐的成绩很好，但是爸妈觉得女生已经没必要再往上读了，便去了镇上的一所职业学校学护理，出来可以直接在镇上的诊所上班。我的出路，本该跟二姐是一样的，可外公外婆不知出于什么坚持，对前来劝我放弃学业的爸妈承诺将负担我所有的学费，不需要他们出任何费用。我木讷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两种出路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我在镇上上高中的时候，大姐结婚了，听说是在厂里认识的一个同样上进的男青年，两人都很能干，结婚后便跟着在城里打工的亲戚离开了这里。大姐结婚那天穿得很漂亮，从没发现脱下工装的大姐这么窈窕。她一直笑着，结束后又跟所有人告别，我觉得她脸上洋溢的应该是寻找到新生活的幸福，真心地跟过去告别。

大姐结婚后的那个寒假，二姐突然消失了。她没有去学校，也没有回家，到处都找不到她。奶奶不会骑自行车，走了5公里到我们村的外婆家，问我知不知道二姐去了哪里，我茫然地摇摇头。爸妈也回来了，说二姐给大姐发了短信，简单地说了自己不想上学了，已经找到一个对象，就在邻村。他们去邻村找到这一家，房子比我们家还破落。妈妈瞬间哭了，爸爸拎着二姐要带她回来，可是二姐说自己怀孕了。

二姐的婚礼办得非常仓促，就在男方的矮房子门前，搭了个大棚，摆了5桌酒席。那晚，我看到妈妈又流了泪，说自己的命苦，说二姐的命苦。可是我不知道，二姐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她为什么自愿选择更辛苦的生活。二姐说，因为这个男人很爱她，是从来没感受过的爱。

后来，我考上了省会的一所普通大学，爸妈还是把每年的学费打给了我。我与姐姐们联系不是很多，好像彼此的感情只停留在了小时候的那个寒冬，之后便都努力过着自己的新生活。虽然每年过年大家依然都会回到农村老家相聚，但姐姐们都照顾着自己的家庭，很少再能一起说起喜欢的那本小说、那部偶像剧，聊天也只是问问最近怎么样。倒是姐姐们的孩子，混在一起玩捉迷藏、玩泥巴，不亦乐乎。我想，这也许就是成年人吧，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能力，马不停蹄地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和事负责。

母亲查出胰腺癌已经是晚期，父亲带着她去了上海有名的肿瘤医院，医生说这种癌症确诊后的五年生存率约10%，是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之一，而且发现的时间比较晚，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要靠着不断地放疗化疗来延长生命。父亲在朋友的推荐下，去了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是网上赫赫有名的癌症医院。检查完，医生便说这种癌症是有治愈的可能的，必须马上住院接受治疗。但仅两个月的时间，母亲便因器官衰竭在医院离世。

父亲在院长的办公室里跟几位医院高层领导谈判，大姐联系姑妈开始筹备母亲的后事。我张开嘴巴，活动活动被眼泪风干成膜的脸，冬天的冷风灌进了我的嘴巴，还有一股消毒药水的味道。北京的冬天阴霾密布，偶尔有大雁在窗外飞过又回来。我看见父亲耷拉着头从院长办公室出来，他轻声无力地说：“走，回家吧，带着妈妈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