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 书 与 买 书

借书与买书

我有许多藏书。我有一只跟随自己“转战”三十多年的老书柜，退休前一年还新添了一个一米二宽度的三层书架；而在我的老家，还保留着一架待处理的图书。

我舍不得清理旧图书。卖旧书只是偶尔为之。清理的只是过期（不用）的教参、报纸杂志之类，实在没空间了才“忍痛割爱”的。退休前夕，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图书，分批带回老家收藏。老家的书架也摆不上了，有一部分便分送给了爱读书的同事和学生。

我爱读书，上至时政、哲学，下至民间故事，旁及天文、地理、生物、自然，只要不属“专业”的数理化学术著作及外文读物之类，无一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

我读书的来源有两个：借和买。

先说借书吧。

“书非借不能读也。”借来的书，比自己的藏书优先读、用心读。当然，我远远比不上王冕那么苦读。

小学时候（中学也“有时候”）主要读物是连环画（又称“小人书”）。借到一本就如饥似渴地读，被书中故事情节所吸引，上课还拿出来（或埋头于抽屉中）偷偷读，结果被老师发现，没收了！为了还书于主人，只好拉下脸皮去找老师认错。好说的，交个检查，取回图书，欢欢喜喜还了主人；不好说的，拿不回来了，只好赔偿书主。有时赔不起，往往不了了之，双方的感情却因此受伤害了。

初中阶段，虽值“文革”时期，却赶上学校图书室向学生开放。有许多优秀的古典书籍和现代文艺书籍得以接触。第一次阅读了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和《水浒传》，还有很多的革命历史故事，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读书，对我读写水平的提高、甚至革命人生观的养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尝到了读书的“美味”，又把触角转向社会，在乡邻中、同学家长中，一切有书可借的地方，借阅了一些古书，连繁体的线装《水浒》也啃了一遍。其他还有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施公案》、《包公案》之类.....

高中阶段没有借书的记忆。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堂兄对我说：“我这里有一批图书，你可以借两本去看看。”于是我第一次读到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外国名家的著作，什么《狂人日记》、《复活》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比自学考试考外国文学要早几年。

县城有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我便骑着自行车到20多公里外的县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每周一次去还书、借书。那可是需要毅力的！大约坚持了两年之后，我不再去还书、借书（也不去退押金）了。

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根祥有很多图书，我随时随意经常去借阅。我参加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时，就在根祥那儿借阅了大量的参考书籍。

后来，我们单位（学校）图书室的规模比较大了，我便成了其中的顾客之一。我不频繁借书了，借到的书需要精读后才还回去。基本上开学初借四本，放假前归还；再借四本，假期读完，开学再换；如此循环。我的住所从乡下搬到县城后，我又在县图书馆办理了借书卡，有空便去借书，或者到阅览室呆半天。

记得有个学生叫李某，从初一入学起就不爱学习，也不听老师的话，但是特别喜欢历史，爱看历史书籍。老师们决定：只要他肯在校学习，不论在什么课上都允许他看历史书。作为历史老师，我担负起了为他提供读物的使命。我慷慨地把自己的藏书向他开架出借，尴尬的是很快就被他读完了（他几乎每天能读一本书）！我只好代他向学校图书室借，还不能满足需求，再用我的借书证到县图书馆代他借。一直坚持到他毕业走出校门，总算是不辱使命了。

再说买书的事吧。

借书总是要还的；自己买的书才可以永久收藏，随时翻（查）阅。

谁也不会猜出我平生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告诉你吧，是舞剧《红色娘子军》。书的前面部分是配彩照的剧本，后面部分是音乐简谱。其实我哪里看得懂？我那时才七八岁吧，刚上小学，识不了几个字，更别说识谱了！我就冲着那些彩图才想买的；我父亲呢，是冲着我爱书的精神（与同龄孩子进店就买吃的玩的不同）才给我买的。书价：0.25元，相当于3本练习簿的价格吧，要三个鸡蛋才能换到。买书地点：石门供销社门市部。

除了《红色娘子军》之外，我还买了一本《红灯记》。这回不是剧本了，是纯粹的连环画故事。前文已经说到，我和我那时的同学经常会在课堂上偷看小人书而被老师没收。我的《红灯记》刚买来就在上课偷看时被老师没收了！我向老师认错、写检查，老师却让我放假再去拿；等到放假去拿时，老师却找不到我的书了！唉......

那时一般只有公社所在地才有供销社门市部，只有供销社门市部才会设有一个图书专卖柜，或者在柜台某一固定区段摆有不多的图书售卖。高中毕业后，有一次，我在石门供销社图书专柜发现一本书名叫《怎样养蜂》，正好可以买回去学习后帮助父亲饲养蜜蜂。我用方言报上书名，售货员却听成了谐音“找我两分”；连报了三次才搞清楚。售货员笑了：“我以为你要我找你两分呢，买什么书都没搞清楚，叫我怎么找你呢？”......改革开放后，供销社被各种超市悄悄地取而代之了，但我至今还时常在梦中流连于供销社门市部的书柜前！

县城的供销社不卖图书，买书要到新华书店去。我们村有个比我略小的男孩叫新华，大人常常玩笑地问他：“你的书店还开不开了？”我第一次到县新华书店买书，是在杨溪中学读高一的时候。一个星期天，我和唐光辉同学相约一起到县城买书。为了节省一点钱，加上我们所在的白干分校区没有车站，我和光辉就干脆步行，往返20多公里，回来时还顶风冒雪，累得半死。结果大失所望，新华书店里适合我们高一学生阅读的图书几乎找不到！我勉强挑了3本历史小丛书：《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还有一本什么已忘了；光辉买了两本什么书我也记不得了。

1980至90年代期间，杨溪开了一家新华书店，经理名叫黄志富。我渐渐成了书店的主顾。老实说，我这“主顾”只能算“主逛”，却不是一个好买主，经济拮据啊！即使如此，黄经理还是认为我“好读书，肯学习，是个上进心强的好青年”。我在杨溪书店最大的一笔买卖是1986年1月19日（购书日期写在扉页上）与名伦老大哥每人买了一部《辞海》缩印本。此前该书缺货，这次刚到新货（1985年8月第6次印刷），黄经理及时通知了我们（那时可没手机哦！是请人转告的）。书价：28.90元。我当时正待业，此前在社（乡）办工厂的月薪是45.00元，后来到学校代课的月薪是50.00元。不知你怎么评价我？反正我对自己当年的勇气是很敬佩的，现在如果让我拿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一本书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经济原因，我只能克制自己买书的欲望，常到新华书店、求知书店等处逛一逛，过把瘾。后来书店开价售书，顾客可以自由翻阅了，我的“瘾”就更大了。为了省钱，我也在地摊上买一些折旧书甚至盗版书，只要能读，管它纸质再差、错别字连篇又何妨！

淘宝网的出现为我提供了福音。近几年我买的图书大都源于网络书店，既有折扣，又是正版，所以我一下子放开手脚添了不少新书，有时还帮学生买一些廉价的教辅资料。不久前在淘宝网买了一本历史读物，收到后发现是盗版。我没有点收货键，而是花一天时间读完了全书，然后完璧归赵退还给了网店。......

总之，借书、买书，目的都是为了读书。把藏书作为某种资本向人炫耀，恰恰是无知的表现！而把图书放在书柜、书架上作装饰，其实是对图书的冷落，是对知识的不尊重！

而要读书，能借到，就不用买；能读到，就不用藏。——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