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本文发表于《时代文学》2022年第2期

都是女人。女人却跟女人不一样，过去的跟现在的不一样。都是女人。女人跟女人永远是一样的。女人永远向往着女人。女人永远，永远不愿再做女人。

（1）

包翠敢肯定，那个女人是别人的姘头。

为啥这样说？你瞧她那样儿。走路笔直，屁股从左边隆了，右边再耸起来，身子弯弯的，敢情这身子肯定也不是跟别人身子一般用法。眼睛也不正脸瞅人，眼神儿就跟前面有绳子扯着似的，直溜溜走。别人都在她眼白那块略过去。神气得像是她二姑中了五百万有她一份儿似的。

整个楼里就她不交钱。不光不交钱住，还得包她三顿饭呢。说起包她饭就让人气上加气。凭啥？她的嘴金贵？都是公家饭，凭啥就她白吃？就凭那身子吗？怪不得一摇三晃，扶柳儿似的。说起来，包翠最瞧得上用脑子吃饭的男人，最瞧不上用身体吃饭的女人，中间平视一群用手吃饭的男女。为啥？自己就是用手吃饭的。

去年7月份，包翠从老家来省城，辞掉服务员的工作后，就安营扎寨在这家宾馆，宾馆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下属的，不对外，来的都是公差。所以约等于她也在国企工作哩。从端盘子到端架子，她无缝对接。比起在饭店里接待那些破弃燎烂的民工、醉汉，她现在多是接触一些衣着鲜亮、有知识文化的人儿。也就围绕那几个房间打扫，她的日子可算是舒舒服服了。她盼着年底回老家，盼着手里牵着一堆年货。大巴车在村头定下来，她跟丈夫，风风光光，利利索索，衣锦还乡，到底跟村里不一样了。他们自然不知道她也是下苦力，但是下苦力也分地方对不对？在城里就有城里的尊荣，就有了城里的派头。他们想去城里下苦力，可还下不到呢，还得对着黄土地下力。在城里辛酸、憋屈一整年，就为了年底这次的荣光，越是辛酸，那荣光来得就越是到位，越是透彻，越是挽救。她亲亲孩子脸蛋，舒服地躺在天井里，分发分发东西，新衣裳上了婆婆身，新玩具到了孩子手，面子就长在她脸上。她是多么风光！她喜欢她的工作。

她喜欢她的工作。她喜欢打扫房间，除了医院，就属宾馆干净了。清一色的纯白，白的程度不同，新买来的是雅白，暖暖的，烘着太阳样儿；用旧的，拿84漂一漂，是纯白，冷冷的，像是从墙皮上流下来的。

每天早上八点，那女人准时离了房间，包翠准时守在外头，推着两层小车。在她房间里发现啥了？床中央是一片红褐色的印记，她记不清昨儿有没有男的在走廊里晃过。不不，不可能的，总不会是初夜血呗，肯定是姨妈来了。邋遢。

她把床单抽出来，对着窗外的阳光，瞅着那片褐色，形状像是一只褪了毛的老鼠，因了这个想象，她觉得手上鸡皮疙瘩爬出来了。老鼠也没啥，老家里常有的，她最初干餐厅服务员，跟刘芳芳一块住的时候，宿舍里也有老鼠，“又不吃人也不喝人血，怕啥？”她这样对刘芳芳说。

当时她也很讨厌刘芳芳，刘芳芳只要撅着屁股，扶着饭店的门框子就行，而她要跑上跑下，端菜倒水，洗碗擦桌，厨房里短了人手，还得帮忙颠勺，有一回，锅柄断了，那一盆滚烫的毛血旺落在她脚面上，红肉喷了她一身，她两天才下了床。刘芳芳永远不会接触这样的工种，她无非就是站在门口，左扭右晃，招徕客人。在她忙上忙下时，刘芳芳拿小细腰偎着大堂的雅座，手里捞着一只白色丝质手帕子佯装擦汗，跟客人讲些荤不荤素不素的话儿。

店经营不下去了，怎么都算好要裁去一个。厨师不能裁，买办不能裁，会计不能裁，就她和刘芳芳，她怎么也想着自己是身兼数职，裁了不划算，谁端盘子？谁颠勺？谁倒水？谁抹桌子洗菜？怎么都不会是她。

是她。

她不恨老板，她恨刘芳芳。不是刘芳芳，她还能跑上跑下，还能端菜倒水，还能洗碗擦桌，厨房短了人手还能查缺补漏，可是刘芳芳她会啥呀？她不就是会一个“笑”吗？谁不会呀！难道年轻就笑得好看笑得福来运来笑得神仙样儿？她也可以笑嘛，还笑得端庄笑得大气笑得坚贞不屈。

谁知道呢，也许她就毁在笑得坚贞不屈上。老天上面那管年龄的仙爷也不好好掐计掐计，女人青春纸似的那么薄！

（2）

她再翻翻，房间床前有几本书，什么红楼梦，什么长恨歌，什么鲁迅杂文集。她明白，这就是装点门面的。她翻开看了看，里面干干净净，是呢。要是有看过的痕迹就怪了。

那女人，模样也像刘芳芳，有着几分姿色，感觉天底下的男人都要溜进眼底，半米之内的男人都得吸附过来才行。难道以为自己是块磁石吗？

晚上她当值。吃过饭就见到那女人来了。远远地，逆着光，只瞧见屁股挪过来又挪过去，好像这个器官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安放位置。包翠可是知道在哪里安放，在棍子底下！要是她闺女，她非得打得她.....想到将对方比作自己的闺女，继而仿佛是触碰到了自己年龄的那条境界线，线后面是汹涌而出的沧桑和脆弱，她才比她大十岁哩，那女人还是女人，她已经成了“娘们”，不再具有女性的性别价值——就是说，她就算半夜走上街去，不用带什么防狼工具，都会很安全。这种安全，在短暂的年轻岁月里，是一种巴望。但到了现在，变成了一种荒漠。她干涸了。

她手里捞着抹布，女人笔直走过来，朝她点点头，从小皮包里掏出卡来刷门进去。她慢吞吞地擦着女人门前这片地。听到了女人说话声。真嗲，就像是拿夹发板把声音都烫弯了。电话那边肯定是个男的，那男的不知在说什么，女人嗯嗯回应着。长廊的地毯上有个油渍，她蹲下来假装在抠。又听见一点了。女人说，“我不管，反正挺辛苦的，你得请请我。好来，好来。外面有双鞋——我挂了。”房间门哗的一下开了。她慌不迭地站起，手里攥着抹布，想解释点什么又不想解释，反正擦地呢，这是她的工作，这一片的地毯都归她管，她爱擦哪就擦哪。但是女人见了她又笑了，转身回屋，没关门。她在犹豫要不要替女人把门带上，手伸出的刹那，正触到里面递出的一个苹果，“尝尝，大娘。今儿新寄来的，新疆阿克苏的，脆甜。”声音软得就像腻腻的棉花糖。“我们有规定不能要，”她脸红了，对方却趁机塞进她的职业服大口袋，跟一堆一次性肥皂、浴帽、针线盒在一起。

讨厌的女人，恨都让人恨得不起劲。

她最讨厌这个时刻。踏出公家的门，然后她就混进了这个城市，东拆西建，一刻都不消停。可这是省城啊，当年她背着一只行李千难万险来到的地方呀。她在这里成了家，有了儿女。可是出了公家门，她还是觉得自己在门外，在这个城市的外头。真可耻啊，这个城市，看起来好像很包容很宽广的样子，容纳她，也容纳那么多攀上爬下的打工仔，可是死活不肯给他们一个归属感。活一顿了，到底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真是可怜，把那路修得那么宽的黑瘦爷们，你可是有钱买辆车呀。把个楼建的天样儿高，你可是能住上它一回。

她从路边瞅见一辆小黄车，马上就要骑上了，被路过的小伙子接着扫走了。过分啊，这已经是第三回她自己的“专车”给人骑了走，平时她都是藏在绿化带里，可还是有那眼尖不嫌麻烦也不怕挨人背后骂的。后来她想了一个法儿，也是跟附近工友学的：拿打火机烧毁了上面那乱七八糟的码子。用黑色签字笔把数字也涂了。好了。她终于有一辆专属于她的座驾了，总算在这个城市有了一样短暂地归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回到出租屋时，丈夫还没回。他们只租了一间屋，另外一间是对小夫妻，女孩娇嫩嫩得跟个刚掐下来的小禾苗似的，男孩又瘦又矮，回家总窝着身子往里屋去——让她想起她远在老家的儿子。老家的房子倒宽敞，只有婆婆带着孙孩住着。结婚时，丈夫说等老婆子走了，那房子就是他们的了，随便卖一卖，再从城里寻摸个蜗牛房。她一直盼着，倒不说盼着婆子死，只是盼着有个家。盼着有个家，其实就是盼着老婆子死。可是老婆子命比骨头硬，前后克死两任丈夫，天天村里晃荡，带着孙孩，一溜到早，一溜到晚。

丈夫卖盒装粥。早上三点就在厨房里侍候六只锅，为此没少跟房东吵架。六口锅煮上，丈夫就偎在炉前睡一会，闹钟十分钟一响，响了丈夫就搅一搅锅。一开始她是不知道盒装粥是卖不了一天的。有回她起兴去迎迎丈夫，就见集市上丈夫搁粥的三轮跟一个地瓜炉子用生了锈的铁链子栓一块了。她总觉得栓一块有点别扭，哪儿别扭说不上来。等她守这摊子守累了，正想走，恰好瞧见丈夫跟一比她年岁还大的女人从胡同口里冒出头来。那女人黑糙的皮肤，手盘在丈夫的胳膊肘上，她只耷眼瞧着那根黑粗的铁链，躲也不是，迎也不是。脸上倒先由白转红，好像没羞没臊的是自己。

她也闹过。丈夫说就睡了一晚。她问啥时候？怎么睡的？谁先有那个意思的？丈夫不耐烦了，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她扯下来，继续熬他。说呀，继续说呀。丈夫说，我没钱没样貌，人图我啥？不就是互相取个暖嘛。取暖！她上下唇不停地抖，眼泪花子像是门帘一样坠下来。压低了声音又扯拽丈夫，丈夫又把被子一蒙，往炕上一滚，面冲着墙睡觉了。她横生了一股气力，把正煮着粥的铁锅一路端来，一股脑攉在丈夫大腿根上。也算丈夫有福，那天粥还没到沸腾。她请假在家照顾他。照顾他，顺便监视他，断了他的念想。反正她没再见过那个女人。再后来，丈夫还犯过一次事儿。外面嫖娼没给钱，姑娘带来人往家门口站着，后面一溜操着刀子棍子的帮手，还是她噙着泪把钱垫上。回去就骂男人怎么就管不住裤裆里那根搅屎棒。男人也给骂习惯了，把被子往头上一盖。连粥也不熬了，不起早了，不贪黑了，在家天天睡着觉。

窝囊吗？夜里她天天失眠，睡不着就问自己，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迷迷糊糊她还是给这个城市的黑暗杵进了睡眠中。白天她更盯着那些女的，妖娆的，青春的，鲜活的，甚至粗壮的，肥胖的，摇曳的，凡是女人都是践踏她的。女人，让她糟尽了殃。

（3）

早上那女人跟她说，屋里肥皂没了，让她添一块。她在她屋里转过，无非像所有女人那些布置：衣服、鞋子、粉儿、香水，说到底是笼络男人的那一套。她照例打开衣橱，亮闪闪的衣裳一个挨着一个，说悄悄话似的前倾后挤，薄薄的身子，一个个勾在横架上，又冷淡又傲娇。她把它们翻过来翻过去，缎子面像凉水似的流过她手心——天阶月色凉如水。心口窝无端地涌起这句诗，算是她唯一记得的，毕竟，她上到高中就辍了学。不是她愿意辍学，那时候都这样，也就支书的孩子能继续读。但她总好歹是读过书的，就好像患过感冒，身子烧起过，就知道怎么热了。在这一刻，这句诗就淌过她。她觉得一阵潮湿。想起自己也曾经穿过时兴的的缎子面短褂站在面粉厂的人群里。人人都说她美得很，留着短发，利利索索地，又用铁梳子往火上烤，给额前烫几个卷。她是知道自己美的，是借了青春昙花一现的美，又知道自己美得还不够，够不上一步登天，她也没那个命。面粉厂干了半年，支书那上大学的儿子回来做了车间主任呢。人长得像濮存昕，站在哪儿都像是一柄长枪插地，又血气又方刚，你咋地都不会瞧不见他。在车间打水时，她就发现他眼神跟牵出一条线似的，一头栓在他自己眼里，一头栓在她身上。他们热恋了不到三个月，支书的闺女，也就是支书儿子他姐来找她谈话了。

也是天阶夜色。凉飕飕的风吹来荡去，那丫头比她矮，包翠叫她一声姐，包翠早想过，要是他姐不同意，她怎么也要表表决心，虽然出身不比她家，底子薄，但是她不会少干一分，她也总有操持家的本事，她会好好孝顺老人，对他姐好。他姐也穿着缎子面短褂，开口了，却不是说这个，先说包翠的衣服上怎么有个洞，包翠低头一看，真的，扯过袖子来，后面真一个指甲大的洞，许是给家里姊妹点炉子时蹦火星烧的，她心里一阵疼。这时候他姐又清了嗓子，护城河上飘过一阵薄荷的清香，很久以后，包翠才知道，那是她吃的进口薄荷糖。他姐说，我弟弟是要当干部的，爹和我早看好了，有个好姑娘，也是大学生。包翠的脸先垂下了，大学生一条就比过自己了，还说什么。她还想挣扎一下。他姐又拍拍她的肩膀，我听说了，你们家姊妹八个。就你一个人出来工作了。我跟我弟就俩，都是工人，你觉得你嫁给我弟，不是害他是啥？你要是中意他，那你就不该拖累他，你要是拖累他，那你还不够中意他。

不是害他是啥？那就是害他吧。中意他就是拖累，拖累就是不中意。一时间，她恨自己没有好好学学中文。

天阶夜色凉如水呐。

她正发呆，门嘀的一声开了。她赶忙去收拾桌子上狼狈的果皮。女人伸着懒腰，看了她一眼，打扫呢，大娘，女人浅浅叫了一声，然后旁若无人地走到床边，脱下外套和高跟鞋，一面坐下来发呆。包翠蹲着擦小冰柜上的手掌印，听见女人打电话，又是嗲嗲的，在说话的间歇，换好了衣服。在手脚勤快地擦着卫生间的镜子时，看到红色的吊带在女人瘦削的肩膀头上挂着，女人白白的腿叠一起，上头翘着一只绿色的拖鞋。一边肩膀耸在耳旁，夹着手机，腾出一只手给往身上涂抹一种芳香的润体膏。满屋子灌满香气。她听到女人撒娇，绵绵长长的，欲拒还休的，声音里透着慵懒，是漂亮女人才有的慵懒，是泡在金水里的女人才有的慵懒。然后包翠听见女人说，我去就是了。在包翠把毛巾地巾都换个新，从厕所出来时，女人已经穿戴齐整，头发更像是一泓波浪，连身的裙子又勾勒又有空隙，给人遐想还给人余味，口红、眼影、睫毛膏——包翠一边擦着桌子，一边瞅着这些颜料上了脸。然后那张美丽的脸凝望着镜子，凝望到深深叹气，从架子上取过包来，说，“那垃圾也倒了吧。我插开关的卡不要拔。谢谢。”

等女人走后，她才敢喘气。她听出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个男人，一个老男人，她耳朵尖着呢。姘头，坐实了。但是坐实了又没了神秘感，为什么女人要给猜透呢。

（4）

是谁呢？她借着擦桌子，看女人随手落到床头的书。这只是顺道看，不是偷窥，谁也没损失什么，这就只是窥。她翻开了书扉页：给小童。你就像杏花一样开在我身体缝里。老徐。

像杏花一样？开在身体？缝里？很暧昧了。很让人联想了。字像是一把草，黑黝黝地从白花花的书页里长出来，蜷蜷曲曲，撇捺都打着弯，又让她想起男人女人下体的卷毛。她呸了自己一嘴，翠啊翠，你想啥呢？男人女人不就是那些事吗。老徐——这卷曲着的名字就顺畅地滚进来，然后她突然浑身像遇着冷水，打个激灵，老徐？老徐不就是他们上面部门的领导，二三把手的样子，分管宾馆的？走路挺着贼大一个肚子，手一甩一甩，好像把鼻涕往地上掼的那个。有个齿轮轰隆隆地在包翠的脑袋里运转，咔咔对上了，严丝合缝。对嘛，他分管宾馆，自然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自然要给小蜜安排上了。

中午吃饭时，包翠在食堂，开始察言观色。她发现女人走在前面，隔着三个人就是徐经理。女人排队到她跟前，就那一刻，她掌握着她的伙食，她有了一种权力的感觉，她要她吃多少她就得吃多少，她要给她盛肉她才能吃上肉。她把勺子往锅里一铲，几个肉丸子从勺边缘晃晃，滚落下去。她从容不迫地按住她待要拿走的餐盘，又把几个丸子捞进她盘里。对，这是苹果的报偿。她也是能报偿她的。不欠她什么。

经理挨到了，他们打着一样的菜，嗬，那是自然了，狗男女们总是能尿到一壶，吃到一起嘛。他们打完饭，分开来坐，一个东头，一个西边。互相只是点点头，那是咧，越是冷漠就越是暗潮汹涌，都不想给人瞧破。包翠注意着他们，就像特务刺探着军情。一会儿，也不用她刺探了，经理把她叫过去。开始向她叨叨着最近几次的卫生大检查。是了，她是服务员里年龄最大的，他当然很是感谢她的付出，又希她能理解单位的苦处，现在人多事少，可能面临裁员，让她有个准备，从这个月开始找找下家。经理这是为她着想哩，缓冲期她还能领着工钱。她跟经理吵了几嘴，凭啥总是她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她活了该了，到哪儿都是下苦力的命。比方说，服务员有这么些个，偏偏每回搞大检查就要抽调她，干得累死累活，工钱和原先一样拿。为啥每回跑腿就要她来，因为她年龄大了，不再好看了吗？她才不过四十，那些小丫头们一个个十几岁。该她们跑的呀。现在，到了要辞退的时候，每回都先找上她。

谁管她。她躲在宿舍里伤心地哭，像个窝窝一样哭得呜呜。隔壁两个小丫头，一个在啃苹果，啃一口，吐口皮；一个在跟男朋友电话卿卿我我。伴着这些声音，她的委屈更像是一腔春水流淌过去，漫过她头顶。要是她能够回到年轻时候多好，要是她能像那个女人那样生活多好！都是人，都是女人，命就那么不一样。想到女人，她眼里的泪突然就停了，她抬起眼来——老徐——她要是掌握了他们的事儿，她就能继续干下去。干下去，才有年底的荣光，为了荣光，她还能辛酸一阵子，憋屈一辈子。

那天晚上，她的耳朵就是为了那女人而绷直着，聆听着。女人夜里12点才回来，身子拖着，像一只酒瓶子晃晃荡荡，高跟鞋踩在台阶上梆梆梆。走过值班台，女人踉跄一步，挎包从胸前晃下来，像夜里发情的猫一样紧绷绷地弓着身子，在呕吐。包翠上去扶着她，又是递纸又是拍肩。随后把女人搀扶进屋里。女人继续吐，一股黄黄的酸味搅荡着空气。那女人抓住她，突然抱住她开始哭，两个女人，深夜，抱着，抖动在一场海浪里面。她们浮浮沉沉。然后女人仰起脸来，醉眼泪痕地说“女人怎么这么难。”她这样说着，长发缠绕着，像海浪里一具白莹莹的尸体，直直落在枕头上。她睡着了，睡眠拍打着她。

（5）

包翠记得那句话，说女人怎么这么难呢，她也是这样觉得。这样漂亮、正当芳华的女人，与自己有同种感触，她心里沉过一阵麻麻涩涩的痛楚。女人醒来后，好像忘了她。顺道忘了昨晚的拥抱、眼泪和慨叹。包翠手里拿着抹布，故意磨蹭着。她到底要问问她，是不是老徐的女人，能不能帮帮她，开口那么难，可是，要是不开口，她怎么过年回老家？她能干什么呢？回到家是另一摊子事儿。谁能想象，她的丈夫也是可以在外边偷烂人、破鞋的？她比烂人、破鞋还不如，她是什么？

可她还记得自己才刚过了年轻。对了，年轻时，她曾给支书的儿子辜负了。蒙着被子哭到眼肿。她毕竟还把身子给了他。那时候觉得爱情是干柴，总是要用火烤。这下好了，火烧起来了，然后就釜底抽薪了。面粉厂里墙都是薄纸样儿，隔风吹耳，人人尽知。好在，那时候她丈夫不嫌弃她。在厂里，女人们在她面前放了一张隐形玻璃。几十双眼睛在玻璃上打来打去。她就是个观光猴。下班了，玉米地里走着，后面有人唤，“破鞋、破鞋。”她往前顾头不顾锭地赶，赶到月亮隐没，哭声奔涌出来，小短褂在黑暗里一耸一耸。她的丈夫就是那么捡上她的。狠狠地，说谁他妈再敢乱他妈喷粪就草他们祖宗绝了谁的根！就这么着，她便坐上了他松松垮垮的二手自行车。然后进了他的洞房。丈夫丢了面粉厂工作，开始外出卖盒饭。生意好些了，攒下钱了，他们农转非汇入城市，变成建设大军的一部分，从那时候就不景气了，丈夫性格老实，给人骗过钱，渐渐束手束脚，跟沙发睦邻友好。女人的命就是这个，就是嫁猪随猪，嫁狗随狗。她能说啥呀？他可是不嫌弃过她。

她开口了。脸先通通红，像有一盆火烤过来。她问她是不是老徐的女人。女人正歪着身子系高跟鞋的细带，笑了，问什么老徐。包翠急急地把自己是怎么进城怎么给掉了第一个工作，怎么经人介绍到了宾馆怎么任劳任怨，怎么给人欺负统统往外倒，很久没有这么畅快地捅出来话了。话一层一层压着，跟陈年老酒似的，酿出一股窖藏味儿。说着说着，掉了泪。连眼泪都泛着酸。女人说，“我老公姓于，不姓徐。”包翠心里想，当然了，姓于的是你老公，姓徐的是你老情。破鞋就是破鞋，这才是破鞋，她不是——那时候，她是为了爱哩。她把身子热了又热，就贴合着那个人。她是肯肯地想嫁他的，只要他家里同意。家里不同意，哭个湿透也还是不同意，就算把身子给了人家还是不同意，两片嘴唇上传下达，不同意，多么轻易，这就是一辈子了。

包翠厌恶破鞋，要跟破鞋划清界限——毕竟她曾经也被那个字眼黏上身。搞破鞋的，除了像她那样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把身子给到爱情，给别的都是坏透了的，像刘芳芳、像搞丈夫的那贱货，是真正的破鞋。但她并不把话晾明白，她只是开始说起生活的不易，好像这生活的不易都是她给包翠带来似的。女人听得不耐烦，忽然从橱子里拿出一件绸缎衣裳，水波纹一般，在灯光底下粼粼的。“大娘，这给你，我觉得您年轻时应该也很好看的。我不穿了，我瘦了。”当然了，女人瘦了，她的胖衣服只能施舍给别人。包翠推了又推，手一摸上那缎面，无端地，过去那些年华就统统流淌起来，从她的手掌面到她心窝窝。她跟她之间那条河就开始涨潮，从涓涓的变成海阔样儿。她明明在推，手却黏糊糊的，为了那种柔媚的光滑而湿润。女人说，“你出去吧，我要睡了。”临走，包翠还是把衣服匆匆扔下了，踩着老北京布鞋的脚变得沉了，沉得她想哭，她跑起来，好像跑起来这身子骨儿才轻盈一点，要不太沉了，她从龙湾湖跑过数码大厦。

回家时候，满身臭汗，楼道溢满粥香。丈夫总算又熬上了粥。隔壁两个小孩吵个不停，丈夫说，“周末得回去一趟了，老婆子怕是不行了。”他们舀了两杯小米粥，各自端着，吹着碗沿。丈夫又说，“村里来电话说了，老婆子开始老眼昏花了，自己走着也跌了大骨碌，二丫过去照顾了，情况很不好，很不好。该把衣裳准备准备了，该置备的置备，该把孩子带来了。”她点头，把粥煨进嘴里。她不该提自己巴望的啥，反正巴望得快要来了。她开始长长地闭上眼，想象那座老房子怎么轰然倒塌，又怎么在倒塌后，变成垒垒现金。丈夫说，“不早了，我出摊去了。回来咱们赶回老家。”真是破天荒。她请了两天假，破罐破摔了。结果两个人端着黑布，抱着寿衣，狠狠心花了30块钱，搭乘三轮到村里。老婆子瘸着腿，打老远站在门口跟丫头拉家常。

老屋子端大又空旷，她把自己埋进三床沉得像猪的棉被里头，冷得打颤。更令人打颤的是，见了他们，老婆子不好的情况转好了。

（6）

两天后，她上晚班，没见到那个女人，心慌慌着。她去问总台，总台说，刚刚退房。“退房了？可没人让我收拾东西呀？”“是呀，”总台的小姑娘戴着眼镜，装知识分子样儿，冷冷淡淡着脸，拿手不停地捋着耳后的短发，一只指头直蹦蹦勾出来：“所以，你现在去收拾！”她刷开房门，那股幽香像两根棍子捅进包翠鼻子。关上门，屋里好像并不空落，那女人的气息和影子还在，摇曳的、淫荡的、快活的、哭泣的，啥滋味呢？她是没法儿想，她的青春好像从跟支书儿子黄了那天就黄了。黄了的青春就是一滩泥沙，细碎碎、荒凉凉、干涸涸，跟丈夫重复着日子，昨天像今天，今儿像明儿。

她在床边坐下，床单扯得凶相毕露。桌子上堆着一摊果皮。忽然间，房间两盏床头灯开始闪，像是雷鸣电闪。那电闪间，瞅见开了一半的衣橱里幽光盈盈。她哗啦一声拉开，是那件魅蓝色的缎子旗袍。那个女人留下来的。灯光灭了一盏，另一盏也昏暗下去，她浑身颤抖，借着黑，把服务员的白褂长裤褪下，套头把那旗袍裹上了身，黑暗里，背后的幽光隐隐的。她只瞧见衣橱嵌着的大镜子，她往里瞧啊瞧。是她，又不是她。人靠打扮不是？说的是了。她便如此扭扭身子，把冒着皮筋的黑头绳摘了，头发跟疯草样儿漫下来，她往手里唾了几大口吐沫，也学着女人那样斜插着手，把头发抹得油湿，屁股左隆右耸，脸蛋还得再多些粉。她啪得扇了自己两个嘴巴。水灵灵地望着镜子，望着望着，一种怜惜就涌上来，她已经老了。只是在要死的路上奔命了。

门在敲响，一开始她甚至没听到。等她听到，门已经吱扭扭地转了。敲门声又小声又急促，像是说悄悄话又像是捉迷藏。她猛然惊醒。捂着自己泛着红潮的脸，她想开灯，又要开门。她便开了门。一阵阴嗖嗖的光亮闯了进来，然后光就咔哒关上了。有人硬生生把她推得往后踉跄。黑暗中——也不是纯正的黑暗，是暧昧的黑、是混淆的黑、是狼狈为奸的黑。那个人上来就抱住她，“怎的？你让我想死了。”

说着话呢，一整个男人的味儿就盖住了房间里的幽香。好像一床被子盖上了另一床。然后那个男人一只好似章鱼似的大手浑身游走着。包翠想说话，男人的气息浓了，翻腾在她耳边，“想死我了。”怎么能呢？让一个男人想得想死了？她浑身软下来，然后男人的手和身子裹着她。她跌进那个床，那个快活的、痛苦的、柔软的床。她天天叠被，天天抻床单，却没躺一躺这张床。软啊，真是软。比软还软的是，男人的手，怎么就又软又暖，把人变成泥巴，又变成一滩水，变成一声叹气儿。灯光昏暗，男人粗重的喘气像是要吹灭了剩下的这点光。他笼着她的腰，她浑身便是一阵颤栗。是山呼海啸的颤栗，她终于像个布口袋重重垂了下去。

然后，她就想，这就是当女人吧。这就是，女人。

（7）

四月里的时候，她离开宾馆满半年多了。她没有再打工，和丈夫收拾了东西回到老家。丈夫总算磨短了腿，承包下来一小块田，他们种梧桐、种不老松、种嫁接的月季，赤橙红绿青蓝紫的。说城市园林好这个。她望着那些梧桐、不老松、彩虹样儿的月季，就想起了她回不去的城里。老婆子还在破烂的竹椅子上荡着。儿子在河沿逮鱼。一上午不回来，回来就满身泥。包翠的心不知不觉地安静着。莫名其妙地安静着。她安静地看着丈夫，看着儿子，看着老婆子，看着眼前灰扑扑的村庄，看着漫长的稻草。

她想起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淫荡过，燥乱过，破鞋过的女人。

夜凉了，风起了，一片片矮矮的松树像伸出许多许多的小手，软软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