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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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儿子的父母总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我们家，比如。
有一回，一波小型地震光临镇子。我父母裤子来不及穿——父亲驮着我，母亲扶着，四只脚慌乱地从胡同里往外跑。那时街上，各家各户窜出的人，面面相觑，密密麻麻，虱子似的，成群站着，像一片被收割后等待荒凉的麦秆地。这时，父亲用他仅剩的一只好手，拍了脑门，“成材，”他声嘶力竭。
“成材啊！”母亲抱着我，也慌了。
地震余波漾过去。不知多久，我哥林成材扁着两只脚，黑着脸，像一张骨头架子，从黑洞洞的房子里跳出来。
一
1968年深冬，我顶着林成栋这个名字出生了。
据说娘胎里，我先破了水，一只脚蹬出，接生婆端端拎住，把我狠力拔出，母亲险些断了气。一种笼罩我家的昏暗气氛也破水了。这气氛来自我叔，他在这档口儿失了工作，没了经济来源。我哥就灰着脸，回来了。
我哥自小过继给我叔家。他瘦弱，矮小，黢黑。镇上有个闲算命的，一手端破碗，一手攒珠子，非预言母亲跟我哥水火不容，相克。什么法儿破解呢？过继。于是，父亲把他继给没有子嗣的叔叔婶儿。这下好了，我叔为了躲债，远远离开了镇子；婶婶几天不吃不喝，干脆投了河，碎掉的冰面，深夜一声嘣咚。
我哥六岁，回来了。
我俩跟父亲学活儿。父亲是个老木匠，“老”是一种褒奖。有一年立夏，雪还在树尖上，父亲外出，运木头被货车擦过去，自行车翻了，整个身子，径直在雪地向前滑四五米，胳膊别进另一辆正飞驰的自行车前轮。粉碎性骨折。一个右手骨折的木匠算是报废了。连日里，父母在客厅商量，压低声儿——无非怎么用家里有限的积蓄来分配俩孩子无限的未来——你知道，总有一个人要立时立刻、养家糊口，一个要存个青山、厚积薄发。那段时间我忐忑不安，生怕架上磨子的是我。
那一天终于狐假虎威地来了。收音机嗡嗡响着《我的中国心》。母亲发话了，她拿筷子敲了敲碗沿，眼睛平视，并没落在我俩任何一个身上，“今天定一定吧，谁上大学。”
父亲拿左手笨拙地往嘴里夹了一口白菜，接，“谁跟我学艺。”
空气粘稠，风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它让人汗雨如下的职责。我嘴里的炒白菜没了味儿，汗从背心滑落到裤衩深处。
我哥先说话，“这咋选。”他放下筷子，搓着两只大手。
“你俩先表个态吧。”母亲继续低着头，像是跟菜盘子说话。
我哥扭脸看我，“这咋选。”
“我想上学。”我也低头，赶紧把米饭扒进嘴里。
“我，”我哥声音也低下来，“我也想上学。上学有出路。”
“唉，”父亲叹气，往地上吐着菜根头，“俩儿我们供不起。我这么想着吧。小二学习不孬。老大的学问，比起来，还浅点。”
我脖子伸长了，看向母亲，她嘴抿得紧紧的，盯着自己的筷子，“这是你俩的事儿，你俩说怎么决定吧。”
我没办法，空洞地扫我哥。他的表情一如既往地着急并且茫然。每遇到事儿，他就着急，说不出话，他就茫然。
他看我，“要不成栋去？”他眼睛眨了一眨，我没看错。我明白的，当时我是明白的，他眼里是一种故作姿态的谦让，他眼里是一种焦灼的渴望，渴望我像他一样说“要不哥哥去？”那样我们就惺惺相惜了，那样我们就能你推我让、有商有量、热热闹闹地相爱相杀，我哥哥喜欢这种假大空的热闹和俗气的团圆。
可我没有。我咬紧下唇，一秒钟，两秒钟，我说，“好，我听我哥的。”
筷子掉到地上。我哥噎着了，吭吭吭地呛着水。
“唉，”父亲又叹气，嘴拧到胳膊那，把烟斗叼上了，“就这样吧，命啊。”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那个叹气和那个“命”的意思。
然后母亲说，“好，成栋以后得上大学，成材接班。”这一句话定了我们的终身。而这句话还是母亲嚼着窝窝说的。所以很多年后，我站在三十层的落地窗前，想自己一路走来的辛苦和恢弘，黄面窝窝味儿就在回忆里搅着。
我哥被注定了，只能跟木头较劲。每天搬个马扎站在大门前发呆，一手攥刀，一手攥木头，镇上人送他一句“神经病啊”。他笑笑，垂头不回嘴。那年头，很多人下海，我抱着课本，跟我哥说，“你也可以下海经商。”我哥吹了吹手指头上碎糟糟的木屑说，“你以为谁都有傻子瓜子的运气吗？我又不是个傻子。”
一天下午，惦记着家里难得包的水饺，没下课我就往家里赶。钻进胡同时，见玉兰姨正用火炉烤一把铁梳子，往自己头发上烫卷。
我打个招呼，掀开家里绿色塑料门帘，开了锁，进了屋，先去厨房看看母亲的劳作所成。案板还摆在水池边。鸡蛋打好在碗里杵着。已经成团的面粉蜷在铁盆一边。我叹口气，想着回来早了。
我真回来早了，因为我听到里屋有海浪似的，一阵高一阵低的动响。我探着步子过去，断断续续的内容穿过了我的身体。
“你就应该拿主意！”
“你拿意见呀。你是一家之主，你说怎样？”
“我说怎样？我说不好。”
父亲说话声伴着椅子扭过去的吱拗声。两个声音都充满了犹犹豫豫和飘忽不定。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我母亲的声音，坚定的。
“就算他不是，这么多年了，唉。”这是我父亲的声音，然后是旱烟袋打着椅子的声音，黏黏糊糊，没有决断。
心跳声从我的脚底下升起来，好像把我包围了，我的耳朵烫得像个新出炉的红薯，我定在那里，手麻着。
然后是母亲的声音——“反正这么多年都要过来了，现在也不是时候。”
然后是父亲的声音——“我们也算对他有了交待。让他跟他走吧。”
然后门开了，我和母亲隔着防蚊的塑料帘子，接上了视线。
母亲，手里的韭菜落了一地；父亲，烟袋磕在桌角；我们，彼此静默着，互相尴尬着。然后父亲垂下头，叹口气，幽幽从我身边钻出去了。母亲下巴抖得好像给什么烫了，晶莹的口水在嘴边泛着。她抿抿嘴，把那些晶莹抿进去。她说，“你听了吗？”
我说，“没有，我刚进来。”
母亲轻轻提着脚，垂头盯着地板说，好像那才是她儿子，“哦哦，那就好，”嗫喏了一会，她又说，“我们，我们说着玩的。”
我点头。母亲碎着步子钻进厨房。我父亲窝客厅里，抽他的烟，眼神往我身上一闪，就钻到眼角里。1995年，父亲死于一场旷日持久的肺癌，他可不知道，这烟会要了他的命，因为不知道，所以那会他抽得凶。
我退出家门，像我没有进来过似的，挂好塑料门帘，假装里面原封不动。
很多时候我会忘了这件事，更多时候，这个新发现的事实就像一架眼镜，让我重新审视我哥以及我父母与他、他与我的关系。这一审视不要紧，我立刻从往日的岁月中找回了蛛丝马迹、针头线脑相互印证着。有时候他发现我在打量他，“咋了？”他一边用小刀刻着手里的木头一边问我。
我说，“看看你，哥。”
“看吧。”他一脸蠢笨的憨厚。我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亲哥。我把自己的头生硬嵌进他怀里。
闻见木屑一股一股的清香。
当然，连接我们哥俩的，还有女人。总是女人。有一天，那女人的母亲——玉兰姨，摇晃着金莲小脚，迈进我们家，说要我们给她闺女造个橱子。
凭雄性本能，我们认定这将与终身大事系于一线，都跃跃欲试。不言而喻，我们共同浇筑了对刘雅芝的巨大、持久而坚固的喜爱——从她搬来胡同开始，我们常碰面，她上女学，晌晚得空，在门市部帮忙。她脚步轻盈，一张圆脸，笑起来眼睛眯着，像在抵挡过于灼热的太阳。她老家南方，声音娇俏，平心静气的言谈也总好似撒娇。我常见她捧书，领子立得高高，露出一截雪白脖颈，像是谴倦着猫的肚皮。我哥指着她说，这就是我梦中人。我明白，我哥的理想很娇小，很白嫩，像是一只春天的猫。那也是我的理想，但我没说出口。
刘雅芝并不理他，偶尔碰面，礼貌点头，我哥手里的木桶就会失魂落魄地漾涌出水。
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我哥下了班，就骑自行车遍寻一块称手的木头。他总算寻到了。整一个月，反正我们哥俩本事儿都使上了。那段花纹妖冶的木头慢慢从它原始的模子中脱逃，成了有模有样的桌子。我磨、刻、锯，将桌面做了抽象造型，怎么说呢，近看是镜框，远看是卦象，而我哥用榫卯、穿带，让细节丰润起来。于是，这架梳妆台有着中西结合、土洋相交的特点：它的桌腿是四只猫脚（来自于我），但边角花纹繁复，显露着我哥所擅长的以小见大的手艺。我指着猫腿，得意地说，“瞧咱这创意。”
我哥说，“不像话。这算啥。乱七八糟。”
我摇头，“雅芝那么活脱，绝对不喜欢呆板的老一套，手艺手艺，就得迎合咱飞速发展的时代。你那老手艺、老古板早晚要淘汰。”
我哥生气了，把圆刀往地上一扔，刀尖在地上戳了一个灰白色的痕。
我们将这精雕细琢的梳妆台，搬进刘雅芝家。屋内很小、昏暗，刘雅芝屁股窝在赭红旧沙发里，腿垂着，阳光斜射过来，在艳艳的红色与扑扑的灰色中，白得明晃耀眼，像油彩里摹绘的女神。我安好桌子。我哥在闺房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索性蹲地上。而刘雅芝站起来了，一步一摇，扶着门框边，跟我们说话。圆脸贴着墙，墙粗粝，她细滑，墙发乌，她发白，对比鲜明。她点评说，“真特别呀，很有想法，”然后上前俯看桌子，四只猫脚跟她浑然一体，喇叭牛仔裤勒出肥美的桃型不动声色地翘着。我哥脸通红，我也一样。
她走到我面前，两手扶着腮帮，“我娘说主要是你做的？”
我点头。
我哥蹲在地上，小声嘟囔，“我买的木材。”
然后我赶紧说，“我做的款式。”
她噗嗤笑了，打开每个抽屉，“神仙呀。”她的背影静止了。
“神仙呀，”她又重复。
我哥从地上站起来。
“太精美了。真的。”她转过脸来，这会我能看到她眼睛睁大了，晶莹着，整个脸像是一张太阳。她攥着一只小梳子，梳背上顶着一只极小的展翅翱翔的鸽子，她伸出手来在我们面前仔细打量。那梳子正面雕刻着一只八大山人似的垂眉丧眼的喜鹊；眼睛的地方正好是树窝的黑瘤，漆黑发亮，我哥试图发出一些憨厚的笑声，“这个是附送的。传统手艺。不要钱。”
这时候，我永远都记得这时候——她走近我们，手向上，轻轻翻动，搂住我哥的头，红色的唇印就落下来。在那个年代，这个动作又大胆又脱俗，在我的青春期，这就是我的宿梦，一夜一夜地光临。
回家时，一路上，我发狠踢路边的花丛，踢得寸草不生.....到了河边，我说“等等，咱扳手腕！”我已经身高高过了我哥，体重重过了他，我已经力气大过了他。在他绷直筋骨的时候，我整个身子往上一跃，再一压。他唉吆一声，手被我重重摔在河沿边的石桌上。
“你干嘛给她做那个！”我说。
“那木头瞎了可惜，用点下脚料怎么了。”
“我是你弟弟，你不说让着我。”
“这种事，”他搓着自己的脸，手指缝里在看我，“这种事咋让。”
“整个的，整个的桌子、椅子、还有镜框都是我，都是我一点一点抠摸出来、琢磨出来的。你就弄个抽屉和梳子，怎么还你领功呢！”
他微微笑，看着天，“咱俩这是公平竞争的，对不成栋？她那是喜欢我，瞧见没。”
他举重若轻的微笑让我心里涌起一股一股酸水，那些酸水灌着我，覆盖我，漫过我。我跺着脚，把脚底的草揉搓得不成样儿，“她要的是梳妆台，没有我的梳妆台，就根本没有你的惊喜。说了做梳妆台，你作弊，你作弊，这根本不是公平竞争！”
他没有安慰我，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哭，嘴歪到一边去，说，“你小子——你不是说过，只要方向是对的，方法可以取巧吗？”
一股火烧起来，我的耳朵烫在脸边，“这是我的名言，你懂什么！你才上过几天学啊，你啥也不懂！”
我哥脸灰了，好像停驻了一朵云，他说，“我啥不懂，因为什么，你没数吗？”
“你为啥啥也不懂，你没点数吗？”我说。
我哥眼里又是那种蠢笨的惶恐，“成栋，你什么意思？”
“爹娘养你就不错了，那是我爹娘，他们凭啥供你继续上学！”
“那也是我爹娘。”
“他们从来没有第二个儿子！”我冲他大喊，“你明白吗？你根本就不是我亲哥。”
一种诧异击打了他。总之，我在暴怒中欣赏着他的无措。
“什么？”他说。然后整个人像张薄薄的灌饼似的站起来。
突然在我身体里泛开的暴怒，突然如它来临一样的熄灭。我不肯重复我的话，我转身，沿着风吹来的方向跑去。我脑海里只留下我哥那张震惊、无措、恍悟的脸。我跑，风从我胸膛里钻进钻出。
那天我们家里像是炸了，哥哥回家来跟母亲对峙，母亲啥也不说，光是哭，父亲扯拽着两人。然后霹雳砰咚，东西碎了，门摔了。我藏在里屋。第二天门口，我哥合着一张被子睡着。楼道里一阵浓郁的酒味，污秽物在他嘴边腥臭。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我们默契着，再绝口不提。我的哥哥醉醒起来，一如平日地做工。
结果，像冬天总会来，春天总会走。刘雅芝竟定了亲。
知道这件事的当天，为向我哥表忠心，我跑到对面，踹她门，她一脸诧异。我扒住门框，浓重地往她裙子上啐一口，道，“言而无信，小人，娘们，骚货！”她一张圆脸拉长，两眼弹成两个滚圆的球。
她那男人我们擦肩见过，有一张长脸，光白，满活像脚丫子倒插在脖上。母亲说他现今在海口打拼，一年后回来成婚，带走我们迷人的芳邻。
哥哥郁郁寡欢，那段时间没有走街串巷，对着木头发气。一家还有三张嘴指望他，他的背越来越佝偻，一茬青涩白发沿鬓冒出。那年末，我们裹着被子，煤球烧不起了，哥哥从城边上运来一车碎煤渣，满屋黑粉尘。父亲一直吭吭吭，母亲一直咳咳咳，厚厚的烟雾像堵墙从厨房推到屋里，一层又一层水泥灰的尘埃落下。蜘蛛网永远在结，网上挂满油烟和尸体。
母亲又放下了筷子，说，“老大，楼上你刘姨给介绍了个闺女。人家不嫌咱家。这闺女安安稳稳的。主要是家里就一个，她娘老儿都是开店的，家里不比咱家寒。”
我哥低着头吃白菜，半天没回话。母亲拿筷子敲了他的碗。
他说，“你觉得行吗？娘。”
母亲把筷子提起来，“我觉得，行啊。她家里还有点......”
哥哥头没抬，打断她，“你觉得行就行。”
那个母亲觉得“行”的姑娘一个月后就变成了我的嫂儿。
二
我用功读书的结果有了初步成效，高考我在榜，一所工程院学校。上大学那天，父母和哥哥来送我。火车汽笛嗷嗷地悲鸣着。我奋力挥手，只看见站台上，他们三个并排站一起，一开始正常大小，然后越来越小，最后就成了三个黑黑的小点，混在无数其他黑黑的小点中，混在逐渐开始发展的生机勃勃的城镇里，混在一种即将开始的撕裂中。在那种撕裂中，社会像地壳一样的运动，有些人上升，有些人下降，有些现代将成为历史，有些历史将会重现，有些规定将被废止，有些规则将被创建，有些精神将被定义，有些理想将重新焕发。那就是一个坐标，从那点出发，我们之前粘稠交汇的轨迹将永远分道扬镳，触不可及。
我三四年大学在外，中间回家次数极少。我们家因为承载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失衡着。毕业前夕，我在一场同学会上，听说这么一个消息：当年镇上的刘雅芝跟着她对象去南方后，并没有成功结婚。那天我们都喝得有点醉，知识也好、潮流也好，在我身体里像跳跳糖蹦来蹿去，骚动和燥热也冲来撞去，一种成年的钝痛插进我的胸怀中。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我就是那个寻找的人。我开始无比渴望她，就像渴望另外一种激情迸发的生活，另一个激情迸发的我。我曾在毕业前问我哥，我能不能追刘雅芝，我哥怎么回答我的？
嗯，他艰难地说好，说“你要对她好”。
追刘雅芝，说得轻巧。那时候我毕业在即，一边准备着分配的事儿，一边隔三差五回家，花了几周，假装不经意地去镇上新兴的几个爱做媒的人家里坐，给她们每家送去一个雕花矮凳。一个小矮凳花不了我几晚功夫，却使这些在市井之事上极尽聪明的妇人拍着胸脯保证，刘雅芝的婚事只说于我一人，此外镇上再不说给别家。这是平定外患。
凡我回家，有事没事我便在刘雅芝门前，她搬到了火车站附近，在百货大楼干起售货员，我便在火车站和百货大楼前晃荡。早上出门，她擦着我的肩膀过去，歪着她的小苹果脸不看我。中午她拎着菜回来了，我也跟她后面走着。有一天她啐我，“别跟着我，”她把手里的蒜头对着我。
“我没跟着你呀。这地儿大，我随便走，你随便走。我又没走你的道儿。”
“你们大学生不讲起理来真是厉害呐。”
“这跟大不大学生没什么关系。我就愿意走这。”
她突然立住不动了。我们前后脚停在火车站入门处。汹涌而来的黑色人潮乌泱泱地漾出来，像是一波又一波的潮水。她忽然低下头去，用喉咙最尾部衔着那一缕游离的声音说，“你也来欺负我。”
“我就想知道，”我也低下声音，“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欺负你。”
她仰起脸来看我，啪的一巴掌掴了我。女人的巴掌总是形式大于内容。我不疼，我等着她发话。她穿着的新式夹克衫随着身体发抖，她的眼神就像聚了焦似的，黑亮发光。
我一如平时地来看她。只是远远看着，像农夫照看自己的庄稼地。后来镇上已经开始渲染我俩的风花雪月之事。有些内容我自己都觉得可以一试，有些内容我觉得过了。
风花雪月的传闻多了。她也不再啐我。我们常见面。见完面我撵着鞋往家赶，抓紧补功课。再后来，临毕业前夕，我突然回学校。再后来，我听说传闻的风浪果然掉了头，开始说我们不配。风浪吵嚷着说刘雅芝是别人用过的，而我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前途的人不应该再穿一双别人穿过的鞋。他们替我抱憾。而我心说，肉炖熟了，火候快到了。
我顶着一份区属国营企业文员的工作毕了业。第一时间回来，我便去约她。夜很黑，新兴的工厂排出滚滚白烟，像人造的祥云。她肿着眼，下嘴唇顶着上嘴唇，眼睛耷着。她穿着一身黛绿色连衣裙，衬得她的脸更白些，我好像接近了太阳。
我说，“把事儿办了吧。”
我只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她哇得一声哭出来，整个身子像风刮倒的垂杨柳似的栽进我怀里。我们仓促办了仪式。洞房当晚她咬着我的耳朵，她哭得我心疼，她说，“成栋，带我走，随便哪里。要快，尽快。”
结婚后，我们住单位分的不到10平方的房子，生活算是平淡并且稳定。雅芝做营业员。我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你说枯燥吧，枯燥得像一张白纸，你说幸福吧，幸福得如两个围着蜜饯的孩子。当然，不幸也偶尔降临，比如雅芝怀孕和流产。她怀的是葡萄胎，医生把她手指插得像马蜂窝。身子好点时，我让她辞去工作，专心家养。为了照顾她，我雇了一个保姆，支付完保姆费用和药费，我手里没几个钱。我常常感到捉襟见肘，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时我哥已借着祖宗的手艺，吃开了市场，成了镇上有名的木匠。
我唯一想到的，不让自己窒息的办法，是跟哥哥借钱。跟哥哥借钱这事儿，我需要喘口气再说。我有点憋得慌。
怎么说呢，那天，我和雅芝到哥哥家里，我们提着一箱可口可乐，进门就给他。而他拎到里屋里，和嫂儿一道儿谢我俩，还没摸清我俩来的缘由。我们等着新闻联播放完，我们等着《渴望》从电视上响起来，我们等着时间轧过去。然后我开口跟哥哥借钱，我就别再重复那些傻话，那些让我不堪回首的语句。总之，我开口了。我哥不是没理我，他只是楞楞的，然后起身去了里屋。我们坐在客厅里尴尬地听着里面传来压抑着的商量声。里屋门开了，我嫂儿扶着门框，幽幽地探出半个身子，胳膊扶着门框，她的声音敦厚，雀斑随着脸起起伏伏，“弟弟，弟妹，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转身要走，待下去没意思了，话都堆在这里了，堆起了一座语言的坟墓。哥哥拉住我胳膊，那箱可口可乐原封不动地从他手里递了过来。我不想拿，雅芝不知哪里生出来一股生猛的力气，一把薅过去。我始终记得，在楼梯间，嫂儿追上我们，送来的那些话，大意是这样：她说成栋，你好歹是个大学生，拿着固定的工资，你哥呢？你哥天不亮就挨家挨户去推销他的手艺，别人一个活三天，他要五天。为了赶工，他白天黑夜不睡觉。一家的担子都在身上，现在好了，我们终于熬过来了，我们有点起色了，生活有些滋味了，手里有些底子了，我们刚看好了一个门头，准备开个店，我们不是不帮你，我们就是想先过好自己的日子，这不对吗？
这不对吗？我哥脸也没处搁。这不对吗？我的脸也渐渐融了。我们匆忙逃窜，连句解释、掩饰的话的都没有。
路上我们经过那条久经治理的河沿，在夜晚寒碜的星空下，我和雅芝倚着栏杆，沉默地透口气。我的胸口压着一只磨盘，一寸一寸地压得我难行。雅芝翻过身抱着栏杆大笑，笑得一声高过一声，笑得整个粼粼的河面上，声音粼粼。我也感染着，我也笑着，我一边喘气一边问她，“怎么了？”
她拿手擦着自己的泪，我永远忘不了她说的那句话，她说，“我好卑微。”
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我为了这句话付出了一辈子，我买椟还珠地辛苦了一辈子。
我一激动，扬起手，随带扬起了那箱可口可乐。它明亮的瓶子，鲜艳的商标，都轻易完成了一次对我们的嘲笑。雅芝纤弱的胳膊涌出那么一股力气，直直将它推进了河里。我们一块往下看，河水并不湍急，只是气定神闲地流淌，从高流淌到低，从黑流淌到黑。黑暗中，我们看不清桥下的水花，只听见“砰咚”一声。
只是“砰咚”一声。
三
那日的遭受，日子的捉襟见肘，我们面对风浪时如一叶凄凉小舟似的飘摇，让我心里起了动荡。那时候各类讯息也频频来报，比如，有个远房亲戚去了深圳，随后就发达了。犹豫下海，有一个多月时间。决定下海，只是一瞬。雅芝打点好了东西，我说我先过去探一探坏境。她说不行，要走就一起走。我们怀揣着200多元钱，一路南下，到了深圳。
落下脚后，我先在建筑工地挑砖，后来做促销员、配钥匙、采购员，什么都干。偶尔，我买特区报。报纸有个栏目，上面一块密密麻麻的交易价格信息，仿如一串黑色的星星，这些星星在我的天空抖露出一丝生机。那些起伏变化如水银泻地，如一柱升天，让我的心又一次鼓噪着。我明白了，雅芝并不是平息它的手段，谁也不能平息它，我只能任它奔涌，任它淹没我、覆盖我。我想到大江大河里去学游泳。
前三个月工资发下来后，除留下必要的生活费用，我把钱全买了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雅芝说我疯了，她说我疯时，她像我母亲一样做些手工活贴补我。这就是女人的伟大。
那段时间不止我疯，她也疯了，我们明明过得紧张、窘迫，却内心激荡着，敏锐着，好像要投身干一场大事，我跟店长、跟老板赊账，借钱买了跌至低谷的“深宝安”，当时借完钱，我和雅芝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在本子上写下所有的欠账，想着那些庞大到令我们心惊的数额，想着无论如何要快点还账。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方法对，没有违反政策，那么，巧劲要下的，捷径也要走的。为了还账，我拼命干，把水泥沙袋扛上五楼这样的活干过；在投机倒把边缘，低价进高价卖的长途贩运也干过。半年后，我抛售了手里的股票，当时已赚4倍。
我手里有了2万块钱。2万块让我们俩一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以为自己攥着一个月明。我们抓紧还了钱，我带雅芝去烫了最潮兴的头发，我们坐在地板上，哗啦啦地翻着钱，连觉都不敢睡，怕醒了，钱会变成天边的一缕烟，连同深圳的美梦一道飘走。
雅芝搂着我的胳膊，问我，“你怎么知道能行呢？”
我说，“这是政府挑选的样板，目前政策是只会更好，不会收紧。现在，到处都在兴土木、建房子，这只股是做房地产的，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涌进来，肯定要盖房子、建厂子。我买的时候，行市不好，大家都争着抛售，再赔也赔不了许多。”
我一本正经地分析，事实上，我在买入的时候，可没思考那么多，就像卖出时，也顺势而为而已。我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幸运儿，只是我当时不自知罢了。
“我发现，”雅芝的眼睛温柔地像一波秋水，她说，“我嫁了一个天才呐。”
我肯定不是天才。来深圳的第二年，我换了工作，跟着股市认识的几个同样激越的青年，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为了揽到做市场调查的业务，骑着自行车四处拜访客户，有时三顾茅庐，有时磕头求人。很多时候，我就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听着这个城市蓬勃的心跳，它真像个年轻人，我以为我们是惺惺相惜的年轻。我在与它一起激荡着。我手里拿着白面馒头，夹着咸菜，大口大口咬着，我的咀嚼肌苍劲有力，我的手腕全是像汗一样冒出来的劲儿，我铭记着时代踏过去的轰隆隆声。我往上伸手，抓住了时代。
秋去冬来，我们回家过年，我手里宽敞许多。除了给父母钱，我还从哥哥那订购了一堆家具作为新公司的置办。过年那几天，别人都在悠闲地放鞭炮，电视屏幕上赵丽蓉老太太夸张地唱着“探戈就是趟啊趟啊趟着走”，嫂儿胖胖的怀里抱着一个胖胖的娃娃，一边拿手摸着雅芝身上的细腻衣裳。我抱着胳膊看我哥忙。他拿那些斧钺刀叉，在木头上轻剜慢搓，嘴上叼着烟，岁月从父亲渡到了他。
“哥”，一颗长烟灰掉地，我又递给他一支，“我看镇上开了木材厂，还有家具厂，你这么自己单干，能行吗？”
“不打紧，”哥哥头没抬，正找平，汗珠从他额前滚落，“我挣口食粮。做得细着哩。他们不能比，不能比啊。”
我说，“我听嫂儿说，你一个家具有时还能打半个月。你知道吗？现在是讲究效率的年代，科技多发达，电话就是明证，你这说话，那边就听着，一对一的，没有时空界限。”
“对哈，你给家里装的电话，好啊，老头老高兴了。”
“——我是说效率，哥。你这样靠手艺吃饭总是会被淘汰的。”
我哥没说话，把手下的铅笔夹在耳朵上，深深看了我一眼，腾出手，掐灭烟，“我还觉得你那样危险呢！我听刘雅芝跟你嫂儿聊你们挣钱的事儿了。你忘了！啥叫‘投机倒把’？我看你真是忘了！”
“哥，时代不同了。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就是求发展，不要像‘小脚女人’，要大步子迈。你这样就是挪着小脚，也不是挪着小脚，是根本原地踏步。”
“成栋，你别挣了几个钱儿就装大了。”
我不说话了。站远了，瞧着哥哥做功。他在椅座上雕刻一座桥。桥上檐角翘起，绘凤雕龙，整个图有棱有角，有遮有掩，有详有略，有山有水，两个小人儿背着背篓从桥下出来，两边蜂窝一样的苍天大树遮天蔽日。
我没话找话，“你雕的什么？”
我哥道，“风雨桥。”
“这个倒别致。”
“风雨桥，供人遮风避雨的，我雕刻那些细活里，你嫂儿最喜这个了。”
“嗬，雕给嫂儿的？”
“寓意好，也有公司要来做门面的。”
我回到客厅，跟母亲说话。六十多岁的她窝在沙发上像一堆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旧麻袋。父亲摊在床上，像黑色的水，温情也往外漾着。我们聊到很多旧人旧事，其中说起叔叔，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说叔叔变了，就好像一条河能转三个弯，风水也要轮流转般，他娶了一个外籍老婆，加入了别籍，后又离婚，现在，已在深圳混出名堂。母亲塞给我一个纸条，一个号码潦草印着。说是叔叔的。
回到深圳后，我和雅芝商量，总要跟叔叔见一见、叙叙旧，当时我已经开始拓宽公司的业务，兼开发一些软件，我跟叔叔搭上线。再见到他时，他既不是我父母相册里意气风发的年轻模样，也绝非失去工作时一脸仓皇懦弱。他戴眼镜，温文尔雅，讲起生意经，兴奋得发颤。他受海南房产的启发，在深圳搞起地产生意，他不出头，有人帮他出头。只消说“地产生意”，你便明白，他的生意将如何方兴未艾，如何经久不衰，如何在大浪淘沙中无往不胜。
之后，我们常聚，我趁他膝下无子，真像半个儿子似的，在生意上承蒙他照顾，在生活上照料他。雅芝也常给他递碗水饺、送份家常。他跟我倾授经验，细长的手推着眼镜，眼里透着一点淡定的光，说，“那些年我总算明白了，那么苟且的活着没有用，活就得活得自在点。”
那是我人生的上半场最富丽堂皇的日子，那些日子像是镶着金片，闪闪发亮，但——它也锋利，在不知不觉间，划伤着一切。比如说，我的婚姻。我爱雅芝，给她一切，比如说，富足。我以为这就是我能给她最好的。我是个傻子。
当我扯拽着酩酊大醉的身子回家，她总是穿着最多情的丝绸睡衣，在客厅里等我。我抚摸她。头一歪，吐在沙发旁，酒腥气、食腐臭瞬间弥漫了我们，离间着我们。那期间，雅芝又一次流产。
当时，她住进重症监护室。我没回去，我在海南谈一个项目。我谈得酣畅淋漓，谈得激情澎湃，谈得不知东西南北。我看到雅芝的电话，不接。数个陌生的电话，不接。叔叔的电话——我接起来了。
“混蛋！你在哪儿！雅芝流血住院了！”
我说，“哦，这不在外地吗叔，她也不是第一回了。我回去再看她去。”
“现在，就给我滚回来，你！”
我违逆了他，因为我的业务必须要在海南拓展，就像买第一支股票那样，我相信自己的直觉，认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顾大舍小、避害趋利的选择，我在海南待满一周，拿下合同，连滚带爬上了飞机。我来晚了。护士说，她做完手术就退房了。
四
1995年深秋是一个肃杀的季节，是我下半场的开始。在我一边拼命硬干，一边到处打听雅芝下落时，哥哥用我给他买的大哥大打了第一个电话给我。我接电话时，新闻里正在播连环色诱抢劫杀人案张小建被判处死刑——我只听见哥说了六个字，像家乡泥土样儿，黑沉沉的六个字，回声不绝：“爹走了。回来吧。”
现在，时隔半辈子，我已经不易想起那时悲哀的汹涌。我只记得跌跌撞撞下了飞机，从飞机到汽车，再到出租车。一路上，只是沉捱捱的身子扯着我坐卧行止。还没到家门口，哭天抢地的声音再次将我灌倒。母亲在门口嘶喊，她眼睛瞎了似的。眼泪从两个黑洞里滚滚下来。
父亲冷冰冰地躺在棺木里了。棺木是哥哥打的，上面刻满了父亲教给我们的手艺。
观音、弥勒、关公、钟馗、各路神仙，请保佑父亲。
凤凰、龙、竹林草木、花鸟鱼虫，请保佑父亲。
我从包里掏出当时带来的几千块钱，一把火烧给了父亲，我往地上死命地磕着头。
这些年来，我在深圳渐渐过好，却没能把父亲接过去享几天清福。
我不孝。
这些年来，我不知朝多少人磕了多少头，却没有磕过我的父亲。
我不孝。
那天太阳也邪魅。秋日里，太阳浓烈得凄惨。我的衣服湿透了。最后，我哥扶起我来。浓稠的血啪嗒啪嗒从我额头流进我眼睛里，我的眼前是血红色的。
也许是我额头的血，也许是过于悲伤，也许是邪魅的太阳，母亲突然昏厥。我们只好分成两路。一路送父亲火化，一路带母亲去镇医院。那天很不巧，车都开走了，邻居聋二推来一辆小翻斗车。把母亲架到高高的干稻草上，嫂儿抱着孩子则坐在外侧看护母亲。
我们抱着骨灰盒，一路又跌跌撞撞地回来。我们回来，我们是林家最后的根。当时是，未来也是。我们林家将在这片大地上消失，就像它从来没有在这里开枝散叶一般。
管事的人在喊我们。喊我们这林家的最后一枝。我和哥哥还在悲伤中懵懂着，这时候周围的大婶子都七嘴八舌吵吵开来。待我们明白发生了什么，哥哥把骨灰盒沉沉地放进我的手里，疯了似地往回跑。
驮着我母亲的那辆车子，轧上一块石头，我的嫂儿在翻斗车上，坐在高高的干稻草上，抱着孩子，直直翻下来。她头向下翻下来。她翻下来。直直撞在坚硬的地面上。我的胖胖小侄子在最后的时刻，被她用尽全力地向上举，她的胳膊在最后的时候，以一种艰难的姿态扭曲。即便如此，孩子的头仍然同样磕在地面上。聋二什么也没有听到，他的耳朵不过就是老天给的摆设。他把母亲推进医院，才发现斗车上少了一大一小两个人。
我说什么了？对，1995年秋天是一个肃杀的季节，我失去了父亲，我哥哥失去了一切。我看着母亲被抢救回来，我看着嫂儿和侄子也变成了两个同样大小的骨灰盒。
我回到在深圳住所时，像下过雪似的冷悄悄的。桌子上面迎接着一份同样冷悄悄的离婚协议书。我后悔吗？我后悔。如果重来一次，我会选择改变吗？让我说件事吧——有一回我们几个跟客户一起吃饭，那位上海的客户说起家乡的创业者，眼里放着异样的光彩，他说，年纪轻轻，才30岁，就已经身价上十万啦。当时我的筷子没有停，我筷子上挑着一块黄瓜片，慢悠悠地递进嘴里。他不知道，我还不到30岁，上十万已经是几年前了。
我签了协议，寄到雅芝留下的地址。我觉得她会回来。
可雅芝走后，我的身边人只剩下了叔叔。可是，唉，让我说什么好，叔叔也离开了我。前些年，他跟我做协议：他跟几个元老打天下的房产公司，要我做显名股东，他则在幕后。那时候政策还不够开放，他的外籍是入股障碍。我自然跟他签了协议。所有分红通过我打入他账户；公司的决策，明面都是我参与。那时候，我的生意，不管是叔叔那份，还是我自己那份，如火如荼，如日中天。
但我们之间也藏着不合。我们谈起公司的走向和决策，有了很大分歧，他觉得政策已经到达了一个弹簧能延展的弹力高处，我认为远远没有，我试图说服他，他却跳起脚来训我，“你！成栋，你的想法还是太年轻！我经历过什么，你经历过什么！我看得比你远！”然后他又开始絮叨道，“你把媳妇逼走了，你也想逼走我吗？”
一次，按照叔叔的决策失误后，我们不得不裁了人。我按捺不住了，我开始暗地里不再遵循他的指示，慢慢给自己留了后手。他察觉到了没有？我猜他有所察觉。
那一天来了。我的副手对我说，公司里有人给叔叔通风报信，知道我在过去一段时间，都在违逆他。果然，我叔叔穿着一身板挺的西服，出现在股东会。他陈述自己是那个募后人，想明确一下位置。我站在会议室长桌的一端，叔叔站在另一端。
股东会决策，少数服从多数。投我的是多数。
你看，叔叔他败给我了。这些年他居于幕后太久了，不是显名不显名的问题。散会后，他突然老态龙钟地卧进会议室的长沙发。股东会的成员们一个一个低着头走出去，好像他是一座礁石，让他们这些在浪潮中飘摇的船都避之不及。他直直看着我从长桌另一头走向他，走近他。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微笑。
他看着我，眼神臃肿，里面内容太多，“怎么会这样呢？”他似是自言自语。
我低下头看他，“叔叔，你不在这太久了。”
叔叔说，“你长大了。你把你叔撇开了。图什么啊！”
“我图什么？”我嚯得站起来，走到一边，正对着他，“我图我必须有所作为。我大学里吃女学生剩下来的粮食才能过活，我娶了媳妇——交了雅芝的手术钱，就没钱过日子，我赶晚去白菜摊捡白菜帮吃！我赊人家的鸡蛋给雅芝补身子！我图什么？现在多少人跟着我干？我图我要让这些人都过上他们没过上的日子，我图只要跟着我干，就不用再跟人借钱！我图我要有更大的作为！为了更好的发展，牺牲是必须的，难道我没有牺牲吗？”
“你这是，你这是本末颠倒啊，你！”叔叔不仅是嘴唇颤抖，他的下巴也在抖，“这算什么......”
“这不算什么，对。你一个决策失败，公司就要走下坡，很多人就要失业了，这不打紧，很多失业的人背后还有一家老少，他们也得流落了。”
叔叔眼里突然涌起一股泪水，簌簌地刮下来，好像突然开闸了，他蹒跚着上前抱了我一下，我浑身发了一阵抖，他浑浊的口气在我的耳边热着：“你看得比我远，你看得比我清——成栋你是天生的企业家。也好，你没辜负我。”
他放开我，定定看着我，他的眼神从狡黠，到挫败，又重新清湛。
我知道，我和叔叔的缘分就到这里。不是有人说吗？人生是一列车。我下车了。我拍了拍叔叔肩膀，他不如我高了，他萎缩了。我冲着他耳朵道，“叔叔，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你的账户里有当时投入的全部资金，也有分红。后半生保你生活无忧。另外，”我顿了一顿，以区别重点，“我会对我哥好。我给他投资办厂，我一定不会放弃他。你放心。”
从他眼神中我看到一种惊异。那惊异很快就像白糖化在水里，倏忽不见。他温和地笑了，“不用。各人有各人的命。”末了他看着窗外又加了一句，“反正我挣了钱，又能给谁呢。”
“是，你放心，我会保证他的生活。”
他用那种眼神深深扫视我。
“你知道我怎么发迹的吗？”他问。
我愣住了。他说，“我兄弟给了我钱。是你爷爷留给我们两家的。”他叫我父亲“兄弟”，叫我母亲“嫂儿”。一点儿也没错，只是听起来别扭，我说不上哪别扭。“我兄弟很伟大。”他的瞳孔左右颠动着，我知道回忆已经开始费力地涌上来，“他帮助了我，那个时候，别人都恨不得落井下石，是他帮助了我。他结结实实地帮助了我。”
我垂着头，“父亲帮了你。我害了你，叔叔。”
“在我犯难的时候，他背着嫂儿把钱偷偷给了我。而我呢，我做了什么，这么多年，我还嫉妒着他。我恨着他。我怨着他呢。”
他接着说，“我遭罪落魄时，想凭什么是我呢。我本来前景大好，突然就丢了工作。怎么就是我。他有一个儿子，我有一个儿子，然后我的儿子还要喊他做爹，因为喊我做爹没得前途啊。他帮了我，我却想，凭什么是我不是他呐。”一行泪从他眼里斜斜垂下来。他伸出枯树枝似的手抹了去。“我就借着这股子劲儿，拿了钱，只身来这闯荡，从一开始啥也干，到后来，总算遇到了凯瑟琳，有了更多钱，有了机会。我以为我就掀了新篇子。可还是不行，我不如我兄弟啊。”
我上前搂他的背，在他瘦弱的肩膀上打着拍，他浑身一颤。他的脸本来埋着，埋自己手中，他仰头看我，“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是帮我哩。我就不该有好的时候，我还嫉妒着我兄弟，唯一帮我的兄弟。我老了。我该死。”
我不知安慰些什么。
“我老了，我天天睡不好，我该死了。不过值了，雅芝水饺做得好吃，你也孝顺着我。我什么都有了。我值了。”他又说。
我们一块看着夕阳像一只红色的巨石肮脏而剧烈地投向这个城市。然后他突然走开，从我身边。我目送他，他走向落地的半扇窗户，他立那里，俯视着城市，他的喃喃自语向我传来，“风，风真大啊。成栋——”他回头看我一眼，深沉而漫长，他对我喊，“你要给我送终啊。”我以为他要往下跳，我紧往他身边跑。他突然抓住我，我绊在他脚边，任他发了疯似地，踢打我。他壮士暮年的拳打脚踢这样绵软，让我心里涌起一股辛酸。这算什么呀。我站起来，一把就扯住了他的手，我的腿也挡住了他的腿。我们像跳舞似的，彼此寒眉紧皱地凝视。空气结满的愁啊怨啊，像被风吹散的蛛网。突然我俩都笑了。他笑着，一口痰上来，吐到我脚边，我替他碾了碾，他气喘不停，“成栋，我消气了。可你别忘了，要给我送终。”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据说叔叔归隐田园了，说是在乡下买了湖边院，钓鱼清闲去了。是吗？人活在世上，真的能忘记财富的美梦，再去守那点清贫，睁着眼说清贫是种乐子吗？我看他们只是无可奈何。那段时间，酩酊大醉时，我会觉得当下也是我的梦。美梦吗？噩梦吗？都不是，是一场捕风一场徒劳无功。是我用竹篮子打水，蒙着眼睛掰棒。一觉睡醒，我以为我还在雅芝身边，或者我在我的小时候，陪着哥看风。叔叔意气风发。我父母都健康而壮硕。
五
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残缺的，荒芜的，是一座沙漠。没有人渴求我。路过的人都急着远离我。他们跋涉过我，他们忘了我，可他们更忘了——我也曾是绿洲。我曾以为我哥哥理解我。我哥曾给我打电话求助，我抓住那次求助，以为那是我们的一种连接。
有次我回家，时间是2005年的7月。我走在街上，我在哥哥的小门店前立着，一人宽的地儿，被挤在闹市区中间，门楣上已经落满了灰，显示出它的破败和孤独。
我立槐树边，侧着身子，远远看到我哥出来。他在水果摊上犹豫，然后全身上下折叠似的蹲着。他挑橘子。油亮的一筐，1毛一斤，他挑的那筐，1分一斤，他在烂橘子堆里，摸摸这个，翻翻那个，仔细地挑拣。灰白色头发仿若旧被里的棉絮。一有来人，他就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的弯着腰，人走了，他再蹲下去，把橘子拿到鼻子前闻。
我的心有些疼痛。我想上前给他买下最好最大的橘子，没有一个不鲜亮。一个女人突然出现，款款到他身边，拍他肩膀。在他扭头时，女人却翘了下脚，绕个弯，转到他的另一侧，笑声轻盈，眼睛弯弯：“哎呀，宁买好梨两个不买烂杏一筐，你总是不听呐。”
我的心在肋骨中缩成一团。我的前妻雅芝眯着眼睛，然后拉他起来，她拿出我送她的限量款手包，掏钱买了鲜亮的橘子，每一个都是我在十秒钟之前想给他买的——这会儿，我已经没这种想法了。我看着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店里。装橘子的塑料袋在她美好的腿间，来回逛荡，上下起伏，每一下都精准地砸在我的心窝。
我跟了进去。
“哥。”我叫他。门店后面是一个寒酸的木匠所能拥有的最寒酸的院子。院子里光皮净地，摆满横七竖八的木雕、木块。青石板上苔藓纵生。
我哥把手里的木块咣当扔到地上，看着我，“成栋，”他叫我，“你来了啊。”他穿着过宽的西服，松垮垮地搭在身上，一层细细的木头屑。他眼睛从褶子里突出来。
我再看看立在一边，嘴里嚼着橘子的雅芝，“你来干什么？”
“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干嘛我要向你汇报？你有权利知道吗？”她低头不看我，手利索地摘着橘子络。
我明明因为见到她，感到被攥紧的心又重新舒展开，并且剧烈得好像在跳一场迪斯科，但我还是屏住呼吸，说，“好久不见，你伶牙俐齿了许多。”
“都是那些年没捞着说的话，今日统统可以说了，我偏要说个够。”她面无表情地还击。
“你们好好说，要不坐下来？”我哥看着我们俩，露出他标准的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没理他，继续对着雅芝，“你还好吗？我打听你好久了，听说你经营了服装店开得挺好，你回来干嘛？”
“嗨，我知道，你呀，让你副手光顾我门头，跟我定单子。因为我没要求分家产，只要了一个门头，你怕我活不下去，做慈善，你好得很。”
我心里柔软，但说出话硬生生的，“你本就不是生意料，倒闭了也正常。”
“是呢，在你眼里，我活该是个金丝雀，被你养家里。”
“你们别吵呀，进屋，进屋坐着说，好几年不见。还记得小时候吗？当年咱们路过时，还说这地方好呢，我租下来了，怎样成栋？”
我笑了笑，转脸看着我哥，“哥，你不是有事跟我商量吗？”
“成栋，”我哥搓着手，眼睛却老老实实地看着雅芝。
雅芝烫过的碎发已经捋直了，齐刷刷的短发荡在耳朵后面，她冲着我说话，她生气时说话更像是撒娇。她眼睛盯着门，“我们该说的话，你那时候没有让我说过。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谈你们的。我不打扰啦。”
“站住。”在她从我身边擦过去的那一个刹那，在我身体感受到她的位移，我的眼光撇到她的踱步，我每一丝呼吸都向着那个方向飘，我说，“你站住。”我接着用手攥住了她的胳膊。
“干什么啊？”她往地上一跺脚，她已经不年轻了，但她的姿态还那么轻盈。
“你到我哥这，什么意思？”我问她，“你们好了还是怎么？”
“成栋啊，你别误会啊，雅芝上回借我钱，这是来看看......”我哥含糊的声音接着就被截断了。“我不明白呀，”雅芝怒气冲冲指着我，“我难道就不能来成材的店，这难道不是我的家乡吗？他——”她的手也怒气冲冲地指向我哥，“难道不是我的哥哥、我的朋友吗？”
“我不需要你解释什么。”我笑。
她急了，“林成栋，你别笑！你一笑就没有好事，你的心眼都被钱给糊住了，你别以为这都是我的错。我们走的根本不是一条道。”
我接着说，“刘雅芝，说现在——你是劫富济贫来的，对吗？”
砰！我和刘雅芝都一凛，我哥突然往地上摔了一块大木根。“你们没完了？说了我们没啥，没啥，就是没啥！”
“我走好了，”雅芝要走。
我又拉住她，“不是外人，你别走。”我又问我哥，“什么事，哥，你说？”
我哥在一片木头的碎屑中站着，看看我，又看看刘雅芝，嗫喏道，“我们回去说，回家再说。”
我看了雅芝一眼，“没事，哥，没有外人。这是我前妻。”
我哥不说话，眼睛垂着。
雅芝跺着脚，说，“算了，我走。”
我还拉着她。
“唉！”我哥叹气，把碎木头从地上捡起来。“我说！我说就是了，成栋，我买了一批海南黄花梨，欠了老张家一些钱，”他的声音低下去，低下去，掉在地上。
我不用听完，我是一个职业商人。老张是镇上有名放高利贷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哥，海黄？你能买到的，绝对只有假的。”
刘雅芝先看着我哥，“我说你怎么！唉！”又打了我胳膊。
“肯定是，你买了多少？”
我哥连忙带我去看仓库，“在这呢，你看，有鬼脸，有降香味。不会有假。”他说，然后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每天枕着木头睡觉，我放到鼻子上，能闻出来，我敲一敲，能听出来，绝对是海黄，嗯，应该是海黄。你说是吗弟？”
屋子里，蹲着一只硕大的木头，到处都是刻痕，到处都是刀割，原木上一堆碎料，堆成几个坟冢样儿，在阳光底下泛着河水一样的光泽，一个个麦穗纹、蟹爪纹张牙舞爪地影绰着。一股浓郁的醇香，像奶似的味儿从霉味中渗透。也许真是海黄，也许就是木头，那又有什么区别，上面七歪八扭，七楞八横，灼烧的炉子就是它们最好的去处。
“一堆垃圾，”我说，“哥，你为啥要买这？你看看镇上的那些木厂，如果前些年你就按我说的那样经营，现在河边那些厂里早就有林家的一户。或者干脆我给你投钱成吗？你雇上人，置办机器，走好手续，别再这么糟蹋钱了行吗？”
“别说了！”雅芝急得喊我，她拿鞋跟轻碾我的脚。
我哥的脸瞬间黄了，又黑了，他的嘴唇发紫发青，泛着冷冷金属色，他上前推了我一把，“成栋，你说啥呢，我这哪是糟蹋钱，我是为了雕刻，要用好木头才能雕出来、传下去，人们才会买，才会收藏。再不这样，爹的手艺就失传了。”
“爹的手艺？”我假装急了，“爹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在机器生产之前，我们倒可以靠这手艺过日子，现在呢？哥，现在你瞧见工厂出的了吗？技术革新快到你无法想象。你觉得你的这双手能做过机器吗？你觉得你能够......”
“别说了。”我哥的脸憋得通红。
“我是在帮你更新观念。再说这木头，你这是搞投资吗？你知道这木头被炒成什么样了吗？现在是制高点，你买入，你以为——”
“别说了。”雅芝又打断我，我注意到她的脸绯红一片，桃花谢了似的。她手颤颤地指着我，眼睛看着我哥哥，“你看到了吗？他已经不是你弟弟了，他还是成栋吗？他不是成栋啦！你求他帮什么忙！我走了，你们谈吧。”雅芝跑出去。
我追出去拉她。
她一只手胡乱擦了一把眼泪，鼻涕还挂在鼻尖上，她推开我，又任凭我靠近她，她低低地嘶吼，“你哥缓过来不容易。你嫂儿和侄子没了后，好歹他缓了过来。”
“看来你出了不少力啊。”
“林成栋！少用你那从钱眼里跳的肮脏思想来想别人。”她看着我，眼睛冲了血，“我和他没啥，而且哪怕就是有啥，现在你说了也不算。”
“你说的一点错儿都没。是呐，要是你嫁给我哥，我还得考虑给你俩包一份红包还是两份。”
“你！”她叹口气，“我是刚回来行吗！我只是来看看哥哥，你别这样想我。”
“是，你一个包有多贵，我哥他知道吗——够他三个月的伙食费。你上来了，就下不去了，雅芝，从奢入俭难，不是我小瞧你，你再也吃不了苦了。”
她深深地，怨怠地看我。她抿着嘴，“林成栋，你一点也不肯花时间了解我了是吗？”
我无言以对，只好说，“我们不是说哥哥的事吗？你怪不着我，他这样下去，只能给逼得没路可走。”
“那你能不能给他留一点颜面？你能不能不那么尖锐。”雅芝低低地说。
“我是为他好。就像当年他也没有借给我钱，反而逼上梁山，破釜沉舟不是？人得破一次，才能醒悟一点，也早早地把钱用在刀刃上，别叫钱哭。”
“你就是想看他在我面前没脸，林成栋，也许别人看不透你，可我知道你。”她的眼森森地红了。看我的眼神像是井里升起的水，有一股湿寒气。
“你要签别人的合同，总要知道同船的人带着什么风险吧？我在好心提醒你呢。”
我拉着她的手放开了。夕阳撕裂似的在天空中猩红着。
“成栋，你后悔吗？”她最后说。
我想了想，天上的云朵开始告别我，蓝天开始倒垂，夕阳一点一点地收回它的凌冽，我说，“不后悔。”
她于是狠狠上前，对准我，啪得扇了我一巴掌。扇到我浑身颤抖，不，我本来就浑身颤抖着，我渴望着她凶我，发了疯似的报复我，那样证明我们中间真实存在过某种东西。然后她只是擦了擦泪，又淡淡地笑了，她从包里迅速掏出一只小巧的口红擦了擦嘴，她看着我，缓缓说，“我们仨，我们仨都变了不是？生活在继续呢，还要继续呢。算了，成栋，再见吧。”
我回到哥哥店里，他蹲在那呢，跟个石狮子似的。
“成栋，你咋这样逼哥呢？”见我进来，他站起来，“你觉得你走在社会头上，你人上人了，就和我、和大家不一样了。你在可怜我。”我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上面横七纵八，“你觉得你这样挺对，你在可怜我，在体谅我这样儿的人。”
我说出了我最不应该说出的话，我说，“难道我不应该‘可怜’和‘体谅’吗？”
“就算我，”他憋得满脸通红，我可怜的半文盲的哥哥，为寻找一个合适的词语传情达意，满脸通红，两个手伸到空中，好像要从天上抓住那些词，“就算我不行，我啥啥没有，那你也没权利，对，”他拼命搔着头，“没权利可怜——我也在拼命啊成栋。”他又蹲下来。你瞧，他们这样儿的人就喜欢蹲着。
“哥，我知道你在拼命啊。”
“我们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哥猛地又站起来，手插进兜，来来回回走，地上湿滑的青苔被压下去又挺起来，“我怎么说，要是我上过学。你会看得起我。成栋。你看外边，你看那些工地上打工的，他们蹲地上，出溜溜地喝面条，可怜吗？你看旁边那个罗锅大娘，捡垃圾的那个，你看她，可怜吗？你寻思你是可怜他们，你可怜是因为你觉得你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活得好，你有身份，你有，你有这个，”他把右手伸在我面前，大拇指哆嗦着，捻着食指和中指，“在你心窝，”那只手开始戳着我的衬衫口袋，戳得我往后退了一步，“在你心窝，你觉得你有理想，有目标，你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在你心窝窝，你就不觉得他们会有想法，有目标。这就是，这就是凭啥你可怜他们，可怜——我们。可我们没法儿可怜你。”
他说完了，他看我的眼神灰蒙蒙的，像鸽子。我的哥哥，他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都听得懂，可是他表达的，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蝼蚁虽然卑微，也有自己拼命活着的目的。这就是我哥哥的意思。可是——一只蝼蚁拼命活着的姿态，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也不好看，它更不会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它只是自顾自。我的哥哥。
六
被水泥钢筋架构的高楼，水样的玻璃，玻璃下面乌泱泱的人群，一块一块揦子疤似的建筑工地。我就这样日复一日俯瞰着像我一样生机勃勃、野心勃勃的城市。一开始，我像乌龟背上一只蚂蚁。认定我爬得比下面快，后来我像骑在兔子上的一只蜗牛。我赶不上它的发展了，我狠狠揪住它的毛，试图不被它的速度甩开。没有用的。
2015年之前，我们投资的房产正像跟着这只巨大的兔子在跑，两年腾起身，两年落到地，偶尔踩踏进坑，偶尔跨进云。那些一睁眼就在见证神话的日子，我像发盘样儿，拓宽公司的营业范围。从单纯的地产到建筑工程后期装饰、服装贸易.....开枝散叶越来越茂。然而，市场是风雨骤变的。三年前，我投资的几个服装店、电话产品接连倒闭、退出市场。我的鬓花白了，我的小腹滚起来了。我老了。岁月已经用尽了我，待到了抛弃我的时候。曾经的勇立潮头，也不过是命运摆弄我前，给我的甜头。失眠时，我就开车到河边睡觉，听风的声音。风里有我小时候的气息，风原来天下统一，从南方飘荡到北方，从我流转到哥哥。
后来，我是听雅芝说的——说来可笑，在我走下坡路时，这个女人又出现了。最初是在我烂醉被一家酒吧轰出来。我在一张长凳上睁开眼，却看见她的脸。穿着夜黑的连衣裙，脸上抹着淡白的粉，好像烘托着一个月亮。一巴掌精准有力地打我，对我说，“你咋了成栋。想死吗？”
我晃晃脑袋，剧烈的头疼让我像两截断开的钢筋。我感觉到沉重、难受、胸闷。胸闷——因为她正骑在我胸口打我。她的小手啪啪啪地在空气中舞动，好像一只奔跑的白猫。我后来知道，我睡的长凳是派出所的，我所有紧急联系人都填了她名字。万幸中的不幸，让她瞧着我这副破败样儿。
她说，“也是巧了，我就回深圳一趟，就赶上你这种破事，就好像专程来看你似的。呸！”
酒醒了。酒醒了我就在她家待着。她开一个小服装店门头，在门头楼上，熙熙攘攘的热闹响沸在街头，她跟我说，她母亲，也就是我前丈母娘，我们的玉兰姨，一年前驾鹤西去。她叹了一口气，并没有对此抒发什么实际的感慨，又接着说起我们家。我每个月打给母亲的钱，除了固定买药看病，保障生活，余下的并不多。在那十年里，我的哥哥也经历着波折。她问我，你去看他没？我说两个字：没脸。我偷偷问起哥哥。她说，那几年，哥哥的债像是雪崩一样地滚大，债主天天逼他，把他揍了几顿，把我给他买的机器、家里的电器都搞走了。他于是求爷告奶，抵押房子，购入设备，起早贪黑。好在这个年代总不亏待起早贪黑的人，总算还得差不多了。我问雅芝，“你怎么回来了？”
她难得现出羞涩的神情，她的头发留起来了，拉直了，盖住她的圆脸，一方月亮映在她额头，她的脖颈从小方领中透出来，白得耀眼。但她已经比我先抵达了苍老，细纹抓住了她的脸。她说，“我又要结婚了。”
我抽了一口烟，烟灰掉在自己的胳膊上，我低着看着细碎的灰烬，“祝贺你。”
“你不问问是谁吗？”
“你有你的事，干嘛要向我汇报？再说，我有权利知道吗？”
她嘴角牵动一下，一丝苦笑微微泛起，她说，“你还记得清楚哩。他就是我那个同学。神奇吗？在海口创业失败了，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也离了婚——哎，好像你们成功人士，离婚是一种人生标配呐——他回了家乡，我一眼认出他。他让我想起那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我整天想着远走啊，高飞啊，要过得跟小镇上的人不一样，要看好大好远的世界。真怀念啊。”
“你做到了。”我深深望着她。
“都回不去了。”她叹气。胸腔里埋着一股温柔。
“他呢？”
“谁？哦，”她好像一副不适应的样子，“他特别会照顾人，本来也要来的，还没来。我先过来把店开张。好了，这下好了，我们都老了，老了好，老了就光感怀，不折腾了。这不是个好事吗？你呢，说说你，怎么沦落到街头了？我的亿万富翁？”
“是，”我笑了，“现在名副其实了，我是一个‘负翁’。”
“怎么呢？”她把腿交叉起来，牛仔裤依旧紧紧捆在她身上，画出一个美好的腿型。她的额头正流逝着数不清的时间。如果我们一直在一起，我有种错觉，我不会感觉到时间的逝去。
“我破产了。公司倒闭了。”
她笑了，伸出手来捏捏我隆起的啤酒肚，“我好想说，你也有今天。”
我的笑声一定很寒酸，“在很多次决策中，如果我不那么自负，我们公司可能还有救。我一步错，步步错。本来，我叔的公司可能也有救。我是搬他公司的砖补我公司的砖，最后两个墙都倒了——幸好他没亲眼看见我糟蹋了他的事业。”
“你叔？”雅芝瞪着眼看我，“神仙呀，你难道一直不知道？”
七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对，我终于回忆到这里，我的过去条条缕缕与真实的时间即将重合，即将不再是“我的回忆”，而是现实的时间。我该怎么措辞来描述事情的最后，也就是我命运的最终呢？很多小说家穷尽一生，不也在寻找一个适当的句子去表达，可你别忘了——表达的宿命是被误解。
让我还是以哥哥的事件开头吧。
我哥是在去年出事的，去年——2018年，林成材享年55岁。他的坟墓没有像他遗愿里嘱咐的那样，坐落在河边，但他的骨灰，我是认认真真带到了大海，用手掬一把，然后洒落在所有的粼粼的海面上，风带走了他，带走我们林家的香火。
哥哥在做工时，刨木机不运转了，一块木渣卡住。他半个身子歪着，直接将手探进机器，取木渣。而那该死的机器又运转起来，把他的左手连带着肩膀绞入。当店里伙计发现时——哥哥半个身子只剩下一点皮挂在刨口上。秋日的高阳，天上残红一个太阳，地上，木屑、青石缝里的全是血的艳红。
给我打电话的伙计嗷嗷大叫:“成栋哥！快回来吧！成材哥不行了！抢救费用还没结！你娘闹着上吊哩！”
我租辆车，超速狂奔抵达我的家。
我的家还叫家吗？到医院时，只得到医生那张淡漠的脸，嘴扭动扭动，说，“准备后事吧。”母亲在另外的病房，由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而我浑身是汗，是震惊，是泪。是，我的前半生。
母亲躺在狭小的病床上，眼皮肿着，嘴里嘟嘟囔囔那套要死要活的胡话。
“娘。”我舀了一勺粥，抵住她发灰的下唇，“吃点吧。哥走了。”
她的脸开始移动，脸上的两个黑洞冲我来，她抖得白粥洒落，“你，”她狠狠推我，“你别叫我娘。”她把脸转到一边，泪开始奔涌，声音嚎啕。
我去给她擦眼泪，她使劲推我，她枯木桩子似的手戳得我很疼。
“娘，哥走了，就剩咱们娘俩了。”
母亲嗷的一声，又昏了过去。
护士们七手八脚给她上设备。我抱着她的脑袋，她醒来，哇一声又哭，哭着就吐。她不对我说话。
我给她捋了捋额前的发，“娘，就剩我俩了。”
母亲把头偏到一边，“我做了什么孽呀。我啊......天爷爷啊......我的儿啊......”
“娘。”我唤她，我握她的手，“我哥才是你亲生儿子对吗？”
她本来脑袋一下一下撞着床板，听这话，动作止了，她慢慢抖着身子，转过脸来。
她断断续续，不清不楚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上一辈人的故事，她曾经跟雅芝也这么说起——故事是这么开始的：1963年，她生了一个男孩，村里算命的说，他们相克，需要寄养给别人冲一冲——这我知道，下面是我不知道的部分——1968年，她又怀了孩子，当时已经快满八个月大，可那孩子脐带绕颈，死了，她在产婆家引产，我叔叔连夜来求。婶婶也临盆了，是个男孩——他求说那个孩子就算是他们的。他只求别让活着的那个孩子跟着他受苦，他要出去闯荡，他没办法顾他。他背着婶婶把孩子抱来。婶婶是因为那孩子，才无望地跳了河。
那个孩子就是我。
我怎么会以为那个孩子是哥哥呢？这么多年，我竟以为是哥哥！我且把这个消息装在心里，真理似的端给哥哥，我心里生出一股不休不止的怨气和悔恨，我说，“你为啥不告诉我！在我跟我哥说他不是亲生的时，你为啥不纠正我，你为啥不说其实我才不是！为啥送我去上学，为啥看上去都是我在占便宜我在受偏爱，为啥！”
母亲——半个世纪以来，我都叫她“母亲”。我已经忘了我真正该称呼她什么，难道是“大婶”？不，她还是母亲，她抹了把泪。
“对不住啊成栋，我们也对不住成材。我们，”她又哭，连带着胸腔的嗡鸣，“我们最对不住成材了啊。有人知道你不是我们亲孩子，很多眼睛都看着我们呢，我们这辈子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宁愿她说她把我当成亲儿子，我宁愿她骗我，她没有，她说的话一句是一只尖锐的钉子，她把它们一个一个拧进我身子里。
“这下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报应，我的成材啊......”
这就是——我的报应。然后突然她伸出一只好像脱去了树皮的手，她伸向我，食指颤颤巍巍指我，她说，“你连钱都不肯借给你哥，当年你借你哥钱，你哥背着你嫂儿，把钱塞进可乐箱里。那是他们攒了好几年用来开店的钱，你是个畜生，你就这么跑到南方，你就一声不吭，就把这事当成是理所应当，你就是个畜生，你非劝他用机器，你是个畜生，你害死他了......”
我整个人跪下来，我是颓然倒地的，那些钉子把我插得浑身是洞，我记得那个箱子，被雅芝扔进河里，河水迅速吞没了它，原来河神也是爱财的。我误解哥哥这么多年，这么多年里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却没有再好好地谈一谈，更要命的是，我哥从来没把这件事拿出来，连我羞辱他时，他仍然没有。他把事情含在嘴里，打碎了牙，往里咽，他咽进去他的尊严。我怎么有资格可怜和体谅他呢。
这么多年，他明明在可怜和体谅着我。
这时候她又迎来一个剧烈的抽搐，“啊——我快不行了，这真是好，真是好，我能团聚了，老林啊,你等我啊，”说着声音又变了，又厚又沉，像是一把锉刀，“老林你不是个东西，我就说不要不要，你偏要，你应承下来，结果呢，结果我们儿子没了啊，老林你不是个东西，我们两个儿子都没了，亲生的以为自己是领养的。领养的孩子恨我们，这下好了，我们亲生领养的都没了。没了！没了老林！你这个狗东西啊！”
“娘，”我扑倒在她床边，我搂紧了她的瘦胳膊，我把眼泪往上抹。
她哐哐哐地砸我的背，砸我背，然后我们一起哀嚎。我听到医院的楼板在震颤。又一波地震来了，我上前挽住她的两只翠竹杆似的胳膊，背起她。背着她我往下跑，我和众多醒来的人一起跑，我们在楼梯间挤着搡着，直到来到医院前面的空地上。
太阳出了，日头滚烫滚烫地掉进来，大地震颤了，好像被日头的滚烫所灼，所有人跟着东倒西歪。我叉开腿，稳稳驮着她。大地平静了，日头温柔升起了。我们在明亮的空地上享受这种救难时刻。
“放我下来啊，”她在我背上吼，声带像是被撕扯开的。
“娘，”我叫她。
她不说话，光哭，她的胸腔里的颤动一阵一阵传向我。
“娘啊，”我又叫。
直到她回答，“成栋啊，好孩子，你放我下来。”
八
当初，雅芝告诉我的时候，我夜夜拿头撞墙，直到再也感觉不出疼痛。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叔叔——我生父，始终不让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因为他认了命。可我不能认命，我要好好活着，活得像个样子，这样——当我有一天到“那一边”，我才能说，我活得够劲，我拼命了，我把林家男人们没活好的那一份都认认真真地活好了，我没糟践了这个烂命，我没辜负任何一个人对我的指望，对，他们都曾在我身上托付了指望——生活得更好的指望，那是人活下去不像蝼蚁的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活下去，并且活得有尊严。
请你们原谅我。
哥哥的骨灰盒安安稳稳放着。我们一家齐了。
母亲平静下来。我给她置办一个摇椅。推她去护城河边，日头明亮。
日头明亮，日头比过去要高，黄土大地都疯了似的奔跑。城市在腾飞，这片土地上，整整一代人的汗水，终于化成滋养这土地的河流。我们荫护下的儿女，跟着城市飞腾，见到无数的“可能性”。我想也不敢想，我梦都不敢梦。
雅芝跟我一起守了孝。我们默契地只字不提往事。
白天我们把母亲推出门，晚上她做饭，做水饺，水饺好吃。她穿着黑色的连衣裙，裙子好看。我问她，“你男人呢？”
她说，“嗐，”这回她又叹口气，叹得举重若轻，“不是说过吗？他特会照顾人，可他不仅会照顾我，也会照顾别人，唉。”
“你活该。”我笑，拉过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你摸摸，再这么让你喂下去，我要得高血糖和肥胖症了。”
她没推开我的手，我觉得很好，我们都年过半百了，岁月把她又还给我。
“走吧，”她拉起我往屋外走。
“干啥去？”
“我跟你娘要来钥匙，咱把你哥的铺子收拾收拾去，咱得绝处逢生呐。”
我走在她后面，她的影子蹒跚起来，我也是，我们的影子交合在一起，我们的过去就款款而来。
她带我到了哥哥的店铺前。夏天的风一截一截从我们身边绕过。稀疏的柳条捶打路面。她从边缘有些磨损的手包里，掏出钥匙，她说，“成栋，我并不是舍不得这个贵包，我就是看着这包，就想起你那时候拼命的样子。”
我上前抚摸她茧子丛生的手，闻着她身上淡淡的发香，“我知道，”我说。
不用寻找，就在开门的刹那，我看到了它——那座巨大的木雕，像一艘从过去开来的老船：风雨桥。
院子只能放下它，它——黄花梨木的鬼眼在阳光下矫揉造作地闪着亮着明媚着，奶香、木香温温暖暖地钻满角落。那只我嫌弃过的木头，如今已咸鱼翻身，线条深邃、纤毫毕现、桥体雄浑、廊檐精巧，几个背着背篓的人缓缓而行，蜂窝状的树、人的衣袂、地上的草向着一个方向微微弯着。我仿佛看到了风。
雅芝晃着我，“神仙呀，”她转来又转去，“这侧面还有字！”
两行小字，婉婉转转，活过来似的：
风雨停，风雨停，骤雨疾风赶人生；
赶人生，莫欺穷，谁在世上能成雄？
我哭了。雅芝拉紧着我的手说，“快看看呀！看那些小人！”
我看到了——我怎么看不到——那些背着背篓的人：一个瘦脸盘女人在前面，背篓里装着一支一支的花，头上插一只梳子，梳子上立着一只丁丁大的鸽子；两个男人跟着，一个高些一个矮些，矮个男人弓着腰，背篓里装着碎木头，高个男人拉着矮个男人，背篓里装满书。在风雨桥里面，还坐着一个胖脸盘女人，背篓里装着一个伸出头的胖孩子，胖脸盘女人在冲着前面笑，风把她的笑吹到前边去了。
那是我们。
九
好了，现在是——让我看下手表，现在是北京时间：2019年11月。这一年的冬天不太冷，冬天的冷几乎已经成了记忆。我在窗玻璃上贴“福”字。贴完，我将动身南下，去干什么？不好意思，谈项目。跟谁呀？嗨，还能跟谁，我叔叔——抱歉，我生父。他卷土重来，或者说东山再起了。你知道的，他可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我怎么会想不到，我跟他一模一样。
风还是一往无前的吹来，我又要一往无前地出发了。哥哥留下的海南黄花梨救了我的命。当然，在抵押的时候，雅芝恨得牙痒，说那应该是传家宝。不，雅芝，哥哥留给我就是要我用它。如果你懂我，如果你懂我哥，你就明白，我们是林家的人，我们林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挣扎，我们会一直挣扎到底，操刀命运，至死方休。
朋友，如果你路过北方，路过我们小镇，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店面，被左右挤着。那个店面如今已经换了招牌，那招牌也在南方重镇冉冉升起，耀武扬威地成了一家公司的名字。这里可以说是那家公司的遗址。
如果你路过，请你停下来，想着我们的过去，想着我们的经过，想着我们的以后。那个招牌是，风雨桥。
我的一生都在那桥上了，那桥上有我爱的人，和我不具名的奋斗。我是一只蝼蚁，也是一个泡沫。我曾经爬满了世界，也曾经颠倒了虹光。我总算对得起我哥那并不卑微的怜悯和体谅。有一天，当我和他面对面时，我会对他说——算了，那是一个秘密。
你们永远，永远不知道我会对他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