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厂和旅店

印刷厂的历史是悠久的。它曾是老城唯一的印刷厂，公办，有上百工人和数十台机器。后来兴市场，印刷厂散伙，祖父母借了钱买下三台机器，重新办了一家小印刷厂。其后又陆续置办了一些东西，渐成我记事之初所见的样子。

印刷厂的位置可并不怎样高明。设若是有客人来订货，他便须在那一整条街的许多商铺中间寻一窄巷口。如他略魁梧些，更得低头侧身而入。走上几步，眼前是豁然开朗了。登上一旁遍生青苔碧草的石阶，才能进到厂里。幼时不觉如何，年岁渐长，思之，颇觉奇怪。为什么要把厂设在这样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偏僻所在？为什么要筑丈许高的石台，将屋舍修在石台上，因而还得垒一道石阶？为什么垒的石阶不仅狭窄，堪堪够二人并肩而上，而且明明只有十余阶，中间却还要拐上一拐？不明白。

说是厂里，其实这更像一处半山腰上的院落。四方的旧居民楼比厂高出许多，而离得近——这也就是群山了。有几次我在中间那块东西长而南北短的空地上仰着头和楼里的孩子聊天，好像这样聊的天特别的好。东面有一架极大的葡萄藤。每年它都发许多新芽，结许多葡萄。这葡萄色青粒小味酸，一点也不好吃。没有谁管它，任它自己长。它也是很知道规矩，只有喝水的时候才吧嗒吧嗒地出一点声音。北面是三间大木屋，但并未隔断。地面都是不平整的灰白石面。靠西的两间是工作间。三台机器已经很老了，动起来“轰隆轰隆”“嘎吱嘎吱”地响。几张木桌上用糨糊随意糊的些纸也泛黄脱落，如人老珠黄的妇女所化的低劣的残妆。我对这工作间实在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曾在墙角的废纸堆下翻出一族仓皇逃窜的灰色虫子。靠东的一间用两个木架分成了两部分。外面设一张黑漆木制长椅，柜台上还有我摆的小鱼缸。不知道为什么，买来的金鱼总是很快就会死去。我还养过仓鼠，一只米黄的，一只雪白的，但是它们不久都被我抹着泪和金鱼一起埋在了苗圃中的墓冢里。里面是一张床。这三间屋后是饭厅，祖父一房人和曾祖父常在这里吃饭。母亲和叔母有一次将灶台上的淘米水当作米汤喝了下去，还疑惑今天的米汤怎么这么清。家中已经很久没有煮过米汤了。主位上悬着神龛，我不认得那供的究竟是灶王爷还是财神爷，我想是灶王爷，因为我们似曾在过年把他请下来，糊了他一嘴饴糖。饭厅上还有层楼，我很少上去。祖父告诉我，父亲在那天台上养过一只狼狗，一只哈巴狗，但因为我的出生而都去放生掉了。后来哈巴狗被街上的几个医学生抓去做实验，狼狗不知下落。西面是曾祖父的屋子。曾祖父总是带了一顶白色细巧草帽，穿了靛蓝或深青的上衣和黑的长裤在门口的藤椅上坐着，他的荸荠紫漆的桃木拐横搁在藤椅的扶手上。南面原本只有种花陶盆二三，我出生后，祖父就用砖砌了苗圃将南面封闭，只留下供进出的石阶。除却不引人注意的草叶，苗圃中有：一小架牵牛花——月白，边缘作浅蓝色，其中微微几点淡金花蕊；两大株开花时香味有点冲的夜来香；十几朵开得很好的玫瑰，样子很高贵。另外，还有曾祖父为了纪念我出生而亲手所植的枇杷树。

我是所谓“长子嫡孙”。曾祖父很喜欢我。在饭厅的黑漆圆木桌上，曾祖父自然坐主位，他右首下边是祖父，然后是父亲，而我坐在他左首第一个位置。有时他陪我玩牌，我永远能赢，因为我总是会把牌分配好，数值大的牌都在我手里，曾祖父还是乐呵呵的，没有一点不耐烦。曾祖父会在带着我很慢很慢地去逛街的时候，给我买糖炒栗子，买豆面糍粑，买豆沙馅的小馒头。父亲给他买了放在手里揉的铁球——本来是玉石的，他不要；我去他屋中捣乱的时候看见了，拿了一个学着盘，因为那时我的手太小了，而且铁球很重，所以一会就放下了。我抬头的时候，看见他用因失去牙齿而瘪下去的嘴微笑着，眼睛也许是看着我，也许只是那么空空的。阳光从窗中斜斜地透入，给他的脸上有皱纹的地方都画上一些暗淡的细道。

曾祖父八十一岁时，叔母生下辰弟，母亲也怀着航弟。叔母和辰弟刚从医院出来，祖父就将襁褓中的辰弟抱到曾祖父床边，让他看看。后来没多久，曾祖父就回了族中墓地。枇杷树正结着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深绿的叶子遮住了阳光，给那一路抱回来的、放在木椅上的灰白遗像打上阴影，恰好蒙住那微笑的老人的双眼。

那光线不大好、又有些潮气的屋子，也就没有人住了。

后来，印刷店多了起来，厂里生意越来越少，只有一些老一点的饭馆还在找祖父母订菜单。于是在他们商量了很久之后，决定将印刷厂挪到曾祖父旧屋的位置，而在印刷厂原来的位置修一所旅店。对于这个提案，我的抗议是哭了一大场，并且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才能又去厂里。这次我差点没找到上去的路。几乎可视作苗圃一部分的石阶没有了，在另一侧——原本葡萄架的位置——用似粉似紫似棕的砖瓦砌了新的阶梯。比起原来的表面坑坑洼洼还生了青苔的石阶，这瓦阶反而更容易使人滑倒，即使是后来特别加修了扶手也一样。母亲有次在雨天不小心带着父亲一路滑下去，竟奇迹般地没有伤到哪里。苗圃中牵牛花也没有了，但是多了四季桂和栀子。四季桂矮矮小小，不香，叶片划手；从香气上来说，栀子更近乎于四季桂的嫡堂兄弟月桂。栀子很好看，很香。祖母对这栀子很得意。栀子开的时候，旅店的客人似乎都会多一些。

旅店不知道是谁设计的。镶了大块暗金边框的玻璃门两侧凸出的紫红色柱子、浅黄的唯一外墙上窗户的白色装饰，都是用黏土——也许是混凝土——做出来的罗马风格。不大的大厅贴着棕褐色壁纸，铺了略粗的黄色陶砖，摆着三张藤椅和配套的茶桌、白底紫花的沙发和饮水机。饮水机的水不一定只等着水工送来，祖父就带着我去附近山上的野井打过水，那水很凉。由于这许多物件，白色大理石柜台旁通往各房间的通道就被压缩了。虽然有两个方向，但是只能供一人通过。左转是一楼的几个大房间，直接循白瓷砖阶而上，先是没有装修过、仍作饭厅的二楼，随悬空楼梯左拐而向上，一边是叔母给人上舞蹈课的教室，一边是十数个一床一柜一盥洗间的小房间。大房间只多着一张床与些空隙。天台挂着的干菜腊肉也收起去，改晾床单。这可苦了那些从前常来偷嘴的鸟雀——它们总不能吃床单啊。

一般来说，客人虽不多，但也几乎每晚都有。在白而并不明亮的灯光下，那脸上往往是沮丧或疲倦的神色。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家吗？

有些客人的确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次是两名大学生，她们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们有时拿剥好的橘子给我吃。她们都喜欢吃橘子。舅奶奶——祖母唯二的雇员便是她的幼弟和弟媳——收拾她们的房间出来后，总是要作如下感慨：勒两个妹儿的屋头，一股橘子香，嗐！我也把买来的一串一串的栀子花分两串放在她们的窗台上。前些日子，她们还在联系祖母呢。祖母待她们也很好。另一次是三个混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楼上砸东西，还动起刀来。当我还在努力跟电话里的女警察描述我是谁我在哪的时候，父亲已经不慌不忙地从冰柜拿了四罐啤酒上楼去。隔了一会儿，他就探出头来叫我：“星谕，莫打电话老，没得事的，爸爸和勒几个叔叔摆哈就下来。”遇见母亲前，父亲在老城可是有义气，有”身份“的人。

也正是因为有客人吧，除非天气实在太热，我们都不怎么上那边去，多在印刷厂和院子里玩。印刷厂并不大，但新装的卷帘门气派倒是十分大，开关的时候“哗啦”一声，很吵。还住在旁边老楼里的人家一听这声响就知道该起来了。我总是要抢着用那特定的一根铁杆开关这门，尤其是最开始、我还不太容易碰到这门的时候。上次我回去，也得低头才能进去了。我带着辰弟航弟，把天弟的识字卡标上价格做”生意“；麻将既是城堡，又是将士，两个赵子龙打两个赵子龙并不算稀奇，毕竟一副麻将有四张”红中“；在幻想中进行冒险游戏——哪一个也没能玩得完整，因为我没有足够编完一整个故事的耐性和计算力。天弟在婴儿车里摇晃着小手小脚，胖乎乎的小脸上显出认真的样子，好像他也看得懂似的。

祖母常常在类似的时候规划：以后星谕去当医生，辰辰当律师，航航和天天当公务员，到时候走在街上，齐齐崭崭的。一旁的祖父分明已经输了这盘棋，还要把他的”将“拍在我的”帅“上，哈哈大笑，连帽子都掉了。

后来，我到渝城念书，生病要喝中药调理，祖父母来照顾我，因而将旅店租给别人，听说没有什么生意。印刷厂已是常闭了门。那院落，大抵终久空荡荡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