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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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这座公园也是百岁高龄了，最早它叫少城公园。满人入川的时候，为了长治久安和缓解满汉冲突，给八旗军和家属在成都筑了座城中城，名曰：少城。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富人区。富不过三代，后来旗人败落，有地，缺钱。有好事者出主意，按照江南园林的款式，在少城内辟了块地，砌墙，植柳，挖湖，垒山，引水，于是有了少城公园，有了湖和假山。而围墙造园带来的门票收入解决了部分旗人的生计。
凡事要赶早，就像百乐门是上海滩的销魂处，少城公园也算辛亥年间成都的“嘉年华”。巴掌大的公园，项目生猛，龙蛇混杂，唱戏的，卖艺的，占卜打卦的，摆摊卖货的，打金章（擂台）的......当然，还有喝茶的。茶铺不止一个，“物以内聚，人以群分”，有青年学生聚会的“枕流”，有士绅云集的“绿荫阁”，有富商扎堆的“永聚”，有武林中人摆龙门阵的“射德会”，当然，最有名的是依湖而建“鹤鸣茶铺”，那是专门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文人准备的。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鹤鸣的常客。周末和没有排课的早上，他会出现在鹤鸣，他习惯这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声音高亢，肩搭毛巾的茶博士永远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出现在面前，引路，伺座，掸试本来就很干净的桌面……同样的位置，同样的“三花”，同样的竹椅。新朋老友永远都是不期而至的，要么是学府里同行，要么是毕业不久的青年门生，也有以前共事的编辑，时不时也会遇见一两个在衙门里混得不错的同窗……话题当然以教书育人为主，远可以延伸到江山社稷。近可以讨论经费师资，也难免会聊起持续不断的战争和遥不可及的和平。当然，有时话题也会剑走偏锋，讨论一些娱乐界的风月以及餐饮界的新作。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几千年的皇宫掩上的斑宫门，而民主共和像一盘争奇斗艳的佳肴，好吃得不易消化。每个人都上演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和挣扎，他也一样。五四期间，作为学生会主席，领导过罢课；北伐期间，身为老师，因保护学生，被列名通缉；抗战期间，作为教授，因为同情进步老师，政治错误，解除公职......
1947年的夏天，树欲静而风不止，“鹤鸣茶铺”的浓荫下，蝉鸣嘶唱，他在人生的棋局面前举棋不定。
两个月前，消息传来，财务部长宋子文要包办成渝铁路的修建，官与民争。一边是皇亲国戚的生意，一边是川人治川的梦想，孰轻孰重，落子无悔。
“鹤鸣”向晚，模糊了时间，彼时的他，除了大学教授，也扮演了一个戏份不轻的社会角色——立法委员候选人。古往今来的文人，永远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也面临同样的纠结：是明哲保身,还是取义成仁？是壮士一去风萧萧，还是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茶杯沉重，“三花”变成了一杯壮行的酒。
公园的一角，夕阳在保路纪念塔的塔尖留下血红色的吻。三十六年前，为了捍卫民间铁路的股权，川人聚力情愿，省政府门前响起屠杀无辜的枪声，而那场悲壮的保路运动最后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三十年后，似曾相识的历史等待新的保路英雄。
三天以后，在成都新闻大厦的记者招待会上，身着中山装的他和伙伴们一起宣布：“川路川人修！”四川，掀起第二波保路风暴。
一个月后，因为政治不正确，他被取消立法委竞选资格。从此，他远离世事，俯首讲台，直到1949年市郊传来隐隐炮声。
他其实是我的爷爷，四川合川人氏。按照流行说法，他是一个小镇青年加学霸。幼年丧父，还算殷实的家道拐进了捉襟见肘的泥泞。不知道少年的他是否读过那句“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不过二十岁以前，凭着自己的好学勤奋，一骑绝尘。从小镇私塾，考重庆求精中学，进省府华西大学，最后在千里之外的国立北京大学接过法学系的毕业证。他30多年的职业线起伏不定，虽然有过历史聚光灯下的正直和精明，但也有些消沉时刻的暗淡----做过军阀的参谋，当过资本家的账房先生，炒过黄金、香烟和药品，好在最后都迷途知返，回归讲桌和书本。直到1957年的一次课间休息，他在西南财大的办公室中风，一周后溘然长逝，留一缕春蚕到死丝方尽的遗憾。
没见过他，是我作为后人的遗憾，更多的时候把仰慕和追忆寄托在泛黄的老照片和他留下的一座老宅里。
（二）
老宅在离少城公园不到2公里的街上，现在成都网红地-----宽窄巷子。年事已高的屋檐下遗留着他的遗孀和子嗣，夏夜里，夜猫在瓦脊上迈着踌躇的步伐，像个昼伏夜出的更夫；冬日里，裹得再紧，寒冷也会从四处透风的门窗爬到床上。我的童年，70年代初，就是从这间老宅开始发芽的。
那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年代，没有冰箱和商品房，大人们只关心捉襟见肘的工资能否维持大米和猪肉的购买；没有课外班和网络游戏，放学后的孩子大多沉浸在跳皮筋或者滚铁环这样技术含量低的快乐里。
虽然历史已经翻过几十年的章节，虽然“少城公园”改名换姓成了“人民公园”，但还保存着收费参观的遗风，所以有限的游玩成了我的童年回忆中一些快乐的碎片。一般都是劳动节或者六一热气腾腾的下午：少得可怜的转椅和滑梯，跳动着我们拥挤而瘦小的身影；身材矮小的假山，陪伴着我们大汗淋漓的攀爬和尖叫。无数次“登顶”，手搭凉棚，眺望下面那弯日渐浑浊的人工湖和绿荫下的 “鹤鸣”，好奇地注视着那些陷在竹椅里的大人，注视着那些聊不完的话题和嗑不完的瓜子。时光似乎沉睡在那碗淡黄色的茶里。公园一角，孒然而立的保路纪念碑，像一个熟悉而叫不出名字的老人，当孩子们好奇地问起它的过去，大人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就像避讳一块属于过去的疤。
80年代的大家依然喝茶，不过当时流行的茶具既不是布满茶垢的搪瓷杯，也不是带着遗韵的青花盖碗，脱颖而出就是广口玻璃瓶，可大可小，可以是用完的豆腐乳瓶子，也可以是退休的水蜜桃罐头，当然最时髦的是一个雀巢咖啡的瓶子，棕色的瓶体，白色的盖子，里面是浓酽的茶汁。有很多不事咖啡的茶客就是为了喝茶而买雀巢咖啡。那时候，在鹤鸣，总会在茶桌上找到几只兀立着雀巢咖啡的瓶子，带着茶客卓尔自信的个性，从物质到精神，就像现在地铁里经常相邻而坐的GUCCI皮带或者LV包。
1982年的夏天，一部万人空巷的电影横扫了华夏大地的所有影院，也横扫了我刚刚萌芽的价值观。那部电影叫《少林寺》。那是禁锢后的释放，尤其对于青涩的中学生。所有和“武术”有关的书籍，报纸，电影就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着学校里的教学质量。有人辍学，远赴嵩山，最后在破败不堪的少林寺门口铩羽而归；更多的孩子，如我，病急乱投医，就近参加武术训练班，随时准备提前结束学业，仗剑天涯。
鹤鸣茶馆不远处就是公园的游泳池，游泳池夏天是中午开门，所以清晨，门口的水泥地成了长拳班的训练场地。经过快一个月的死缠硬磨，母亲不堪重负，终于同意暑假参加长拳班的要求。于是，又一次，我回到了人民公园。
所谓长拳，接近广播体操。每天清晨不到6点，穿着背心短裤的我就会一跃而起，沿着那条凹凸不平的窄巷子，半梦半醒地跑到小南街路口，叫上一个叫曾晓宇的同班同学兼师兄。他我高一个头，健壮，虎背蛇腰，从背后看，像小一号的成人。他是个武打片深度痴迷者，而且还饱读《武林》，《中华武术》，《武魂》等一系列杂志，在理论方面一直是班上的权威人士。教练姓孙，他是个身材匀称的中年人，穿着一套画报上李连杰式运动服，浑身上下收拾得很利索。他的分解动作像教科书一样标准，但从来不一气呵成地打完。多年后，我看了奥运会的跳水比赛，才知道，高级的教练就应该是点到为止。
那些长拳班的清晨，我常常会遇见一个白眉老者，对襟唐衫，腰板笔直，坐在“鹤鸣”茶铺的一角，身边的竹椅上放了一柄长剑，鱼鳞剑鞘，不知道是金属的，还是木制。每天清晨，老者精确地安放好时间、位置和形象，就像一张反复冲洗的相片。而孙教练会时不时出现在那张茶桌旁，毕恭毕敬地听着，点头如捣蒜，拘谨得像刚打破了茶碗的少年。而老者则娓娓道来，有时候，甚至会在空中比划几个动作，武打片里熟悉的招式，此时像慢动作回放。
后来晓宇神秘告诉我：可靠的情报，那老者是一个藏身市井的民间武师。人不可貌相，据说解放前还在少城公园打过金章（就是打擂台）。
那个暑假，我正一知半解地啃着半白半文的《水浒》，每次望见孙教练和他师傅两个模模糊糊的背影，想起那一百多条好汉，心头一热：原来，江湖离我就这么近。
（三）
茶有两面性，既有吮吸时的苦涩，也有回味时的甘甜。同样的东西，不同的年龄段，也许有不同的感受。
当我展开布满迷惘的青春，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有段时间，我像爷爷一样热衷于“鹤鸣”但不是因为“三花”，而是因为聊天。
那时候国门刚启，学英语成为一代年轻人时尚，尤其是在校学生。到成都的外国人，还珍惜得像海外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当时成都有两个著名的外语角，一个是滨江大桥桥头的角落，一个是人们公园的鹤鸣茶馆，一个是晚上聚集，一个是白天活动。每个周末，我和晓宇，就会带着自己羞涩的好奇心和半生不熟的英语日常用语，坐在鹤鸣，等待着能和附近茶桌插上一嘴的机会，因为很多邻桌都有来“鹤鸣”喝茶的外国游客，他们带着自己的高鼻深目，带着遥远的好奇和一点点优越感，我们则带着努力支起的耳朵，像一群饥饿的狗追逐着肉骨头一样，追逐着每一个稍纵即逝的单词，虽然大多数时间都不知所云，但总不忘了像个跟屁虫一样不住点头：嘢——嘢——嘢
也许蹉跎本来就是青春的底色，那段时间，上课，喝茶，谈着青涩的爱情。看着新闻里，马路上暴发户像星星之火开始燎原，感觉到这个世界，这个城市既新奇，又陌生。
一个下午，晓宇和我正与一对以色列年轻情侣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聊天。希伯来语是以色列人的母语，所以对方的英语也不顺溜，大家都处于一种欲言又止的初级阶段。
正当我们搜肠刮肚地寻找话题和单词时，邻桌的一个关注了我们很久的男人实时地插了进来，他应该属于那种叫做“老油条”的茶客。那是一群游离在鹤鸣茶馆的一些民间高手，由于英语好，喝茶，嗑瓜子从来不用买单，中午的时候甚至还能蹭一两顿摆在桌子上的快餐和炒饭。他们聊天可不是为了练英语，而是为了银子。要么带着老外继续在成都街头巷尾的兜风，要么陪着去武侯祠或者杜甫草堂访古探幽，买点仿古文物，收点不菲的小费。
这根“老油条”，长得又瘦又矮，由于瘦，似乎夹克和裤子都像川剧戏服一样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由于矮，如果不是嘴上陪着几根短短的胡须茬子，很容易被人当作是在校高中生。只是不到一根烟的功夫，让一桌中外茶客刮目相看：一口流利的美语天南地北地谈论国内外琐事，从海湾的石油危机到成都的街边小吃，从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到杨贵妃和唐明皇的艳史，一个本来属于七嘴八舌的下午最后演变成一场“老油条”的脱口秀。
太阳西沉的时候，“老油条”终于说累了，茶客们都作鸟兽散。包括那对以色列情侣。看见我们两个穷学生抢着买了单，“老油条”吮了最后一口茶，道：你们进来公园，每次都买门票？——对啊。
好奇怪的问题，5毛钱的门票在当时对于没有收入的我们，算笔不小的开支。
——以后到门口，如果没人问，就直接进来；有人问，就说找陈武。“老油条”小声地吩咐道，像是传授秘籍的民间老拳师。
——陈武是谁？
——你不要管，信得过我，就按照我说的作。
丢下最后一句话，“老油条”和夕阳一起消失在暮色渐深的“鹤鸣”茶铺的牌坊后面。
借助“老油条”的暗号，我和晓宇小心翼翼地尝试了一次。虽然涨红了脸，虽然听得见自己加剧的心跳，但是亮出“我找陈武”这张门票，我们还是在门卫大爷略带狐疑的目光里进了公园。
“老油条”其实年纪不大，刚过三十，是附近中学的历史老师，返城知识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仅凭着生猛，一本本啃完高中教材是考上了师范学校。两年的教师生涯，边教历史，边学英语，两年后，考上市里第一批电大英语本科。毕业后，靠着自己油嘴滑舌的英语口语聘上了一家大型石油国企，直接飞到那个时候平静而富有的伊拉克。当了2年翻译，回国后，娶妻生子，边在大学里教口语边倒腾旅游生意。
“鹤鸣”茶铺，在我们那段不长的大学时光里，像一座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而“老油条”就像一本装帧普通，内涵精彩的书。有时候，是五千年的华夏历史碎片，有时候，是他上山下乡的峥嵘传奇，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他信手拈来的英语，，，，，
过了段时间，“老油条”离开学校，靠自己在旅游圈的人脉做起户外用品生意，在市内几个旅游热点附近开起了连锁店，生意做得风车斗转。但生意再忙，他也会抽时间来鹤鸣坐坐，按照他的话：鹤鸣就像旁边的人工湖，湖大了，什么鱼都有，遇见对的鱼，你多个朋友；遇见错的鱼，你就多个损友。
后来，我和晓宇，两条青涩的鱼也离开了鹤鸣和校园的鱼缸，游进了鱼龙混杂的大江大河。十多年，别说鹤鸣，同在成都的天空下，我们也因为天南地北的工作鲜有聚会。
不知道何时起，人民公园拆墙透绿，自由进出，那句“我找陈武”自然也就排不上用场了。当我和晓宇又坐在的“鹤鸣”时，他虎背熊腰的青春已经退化成怀胎婆一样的肚腩。一样的盖碗茶，一样的树荫和慵懒，一样的棱角分明的纪念碑。只是人过半百，茶是人非。
“三花”越喝越淡，往事越聊越浓。提起“老油条”，晓宇轻叹一声：版本繁多，莫衷一是，有人说他功成名就，出国定居了；有人说他成功IPO，在某个一线城市安居乐业；也有传言他生意亏空，人间蒸发了......抚着茶碗，像是总结，晓宇说了句熟悉的电影对白——--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太阳好，午后的茶铺人座无虚席，闲言碎语像游离的背景音乐要稀释了晓宇的叙述和“老油条”模糊不清的人生。
“鹤鸣”，有时像一本摊开的历史书，字里行间既有历史的清晰和模糊，也有每一个过客的杯中茶叶一样的浮沉。有时“鹤鸣”像那杯摆在爷爷和我身边的茶，每一次端起，不知道是浓是淡，是冷是暖，也许喝到嘴里。不是你熟悉的味道，但你可以等待，等待茶融在水里，你融在茶里。
2022年，后生们早已早开始流行咖啡了。而我，还是时不时想起“鹤鸣”，想起那杯盖碗“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