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村寨的追梦人
口 杨艳玲
2014年腊月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苗尾乡表村村上场村民小组74岁的傈僳族老人和瑞妞坐在自家的老火塘边,一边靠着火塘里跳动的火苗取暖,一边看着蜷缩在被窝里的儿子发呆。身旁老火塘的火光映照在她满是皱褶的脸上,那皱褶,如家门口那一道道荒芜的田埂,看不到一丝生气,只有岁月刻下的苍凉无休止地向四周涌动。
淡红的火光中,和瑞妞看着被伤痛和现实折腾得没有一点生气的儿子,想起离家出走多年、杳无音信的儿媳,想起一对尚未成年的孙子和孙女,想起自己的傈僳族先祖曾经被称为“追赶太阳的民族”……而身边这个正值壮年的儿子,终日酗酒和睡觉,被村民戏称为“酒杯里的男人”,无奈、无助、绝望,各种复杂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和瑞妞不知道的是,一场载入中国史册的脱贫攻坚战正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云龙县针对傈僳族群众的脱贫攻坚工作也将全面拉开,和瑞妞和家人的命运、整个“直过民族”傈僳族的命运,即将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变。
(一)从“葛优躺”到“站”起来
“穷!村民像霜打过的茄子,软塌塌的,看不到精气神。”这是云龙县苗尾乡宣传委员尹涵5年前记下的笔记。扎根基层5年,尹涵闻过散发霉味的垛木房,喝过生锈的水,遇到过不支持工作的村民,她发挥自己是傈僳族,熟知傈僳族历史、通晓民族语言的优势,成为带领傈僳族群众追梦小康的普通一员。
听到苗尾乡脱贫办主任杨智鑫介绍和瑞妞的儿子余建雄最近变化很大之后,尹涵决定亲自到上场村民小组去看看。2020年春节前,尹涵如约来到上场村民小组,听大家讲述余建雄的故事。
余建雄今年36岁,几年前,因意外摔断了腿,留下后遗症,他的小腿因肌肉萎缩越来越纤细,干不了重活。余建雄媳妇眼瞅着这苦日子是熬不出头了,一狠心,丢下一双儿女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余建雄一蹶不振,索性一年四季都赖在床上不起来了,日日酗酒,家中所有事都靠七十多岁的父母亲操持,年纪轻轻便成为了村民眼中的“啃老族”。
村干部了解到情况后,立马上报,杨智鑫立刻来到了余建雄家,一进门,就被躺在床上的余建雄吓了一跳,头发长到了肩膀,眼神迷离,没有一点生气,一股浓浓的酒精味围绕着余建雄。杨智鑫一时语塞,坐在余建雄旁边抽了两支烟后,开始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杨智鑫离开时,想着:这得回去好好盘算盘算,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2019年3月,苗尾乡卫生院组成的卫生签约服务队上门免费为余建雄体检和治疗,诊断结果显示,余建雄并非由于生理而是心理原因“站”不起来。随后,驻村工作队对症下药,开始了一系列的“扶志”计划,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余建雄如铁了心的秤砣一样,躺在床上背对工作队员,任凭大家讲得口干舌燥始终换不来他的一个转身。一贯溺爱幺儿的父母亲眼见证了驻村工作队的付出,此时也不再袒护余建雄,眼里装满了失望,余建雄被父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刺痛了。驻村工作队看到余建雄有所反应,于是趁热打铁,对余建雄说:“你有一个大家庭!这个家里有儿女、有父母、有亲戚,还有我们……”一番话,彻底打动了余建雄。
2019年4月18日,一个好消息让驻村工作队员兴奋不已,余建雄终于重新“站”起来了,并把头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表示自己要“从头开始,重新做人”。
在精准扶贫政策扶持下,上场村村民小组“直过民族”傈僳族同胞开始“觉醒”,开始了一场战胜自我、战胜贫困的“实践战”。2019年5月4日,上场村民小组的村民集中在一起,共同讨论村组主干道、串户路以及自家住房如何修建、如何拉运材料的问题。“资金不足,那我们就自己投工投劳。”“二次搬运费用太高,我们自己拉建材。”党员何扬清率先表态。余建雄的母亲和瑞妞也参会了,她听懂了“少喝一瓶酒,少抽一包烟,省下力气和钱修自家的路和房”的主张,毅然和儿子一起劳动。此后,从来不干农活的余建雄在地里一干就是一天,他还帮助村里干不了农活的老人李六妹家劈柴、点包谷、拉建材,家人对他的改变感到非常惊喜。
在苗尾乡副乡长李俊杰的带领下,尹涵准备去住在山顶上的余建雄家。“快看快看,那就是和瑞妞和儿子余建雄。”顺着李俊杰手指的方向,只见在正午的太阳下,74岁的和瑞妞和儿子余建雄一起,肩扛着沉甸甸的钢材,沿着水泥山路在艰难地爬坡,几个驻村工作队队员也在帮忙,每个人肩上都是一根沉甸甸的钢材。和瑞妞由于年迈,余建雄由于肌肉萎缩,这段上坡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轻松,两人颤颤巍巍、挥汗如雨,走一段、歇一段,但母子俩始终目光坚定,脚步始终坚实。和瑞妞走在儿子后面,一面吃力地扛着钢材上坡,一面微笑地看着走在前面同样吃力到已经半驼的儿子,这些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儿子这样努力地生活,儿子变了,真的变了……和瑞妞擦去汗珠和眼角的泪珠,这一次,她明显地感受到,泪珠是甜的,母子俩用实际行动走完了这段属于他们的“长征路”。
从此以后,余建雄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以前他从来不干农活,现在在地里干活,一干就是一天,不仅如此,他还热心助人,村里的李六妹年纪大了,干不了农活,余建雄帮助她家劈柴、点包谷、拉建材;以前余建雄从来不送孩子上学,父母辛苦赚的一点钱还被他换酒喝,哪里喝醉了就在那里睡觉,儿子都觉得很没面子。而现在,孩子的接送他都主动担起了责任,对父母也开始嘘寒问暖起来,家人对他的改变非常惊喜;以前余建雄个人和家庭卫生都非常糟糕,现在学会了勤洗脸脚、勤扫房间,整个家不当干净整洁,还有了温暖和快乐的氛围……
在和瑞妞家修缮一新的新家里,拉着和瑞妞枯瘦却温暖的手,看着和瑞妞始终微笑的表情,尹涵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一个母亲的坚持和满足,也让她明白了,脱贫,对于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傈僳族是多么渴望。扎根基层5年来,尹涵坚持用自己的“笔”和“相机”记录苗尾乡脱贫攻坚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和艰难时刻,而此时此刻,感受着和瑞妞手心里的暖,她感受到了扶贫的意义所在。
2020年4月,春暖花开,尹涵再次走进苗尾乡表村村上场村民小组,只见一座座新式厨房里,一个个冒着烟火味的老火塘周围,单一的腊肉、苦荞粑粑变成了新鲜肉、蔬菜、点温暖的手,看着和瑞妞始终微笑的表情,尹涵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厚实的答卷不是从天而降,喜人的成绩源于精准实干。2020年4月,春暖花开,尹涵再次走进苗尾乡表村村上场村民小组,只见一座座新式厨房里,一个个冒着烟火味的老火塘周围,单一的腊肉、苦荞粑粑变成了新鲜肉、蔬菜、点心等等,还有很多自家生产的粮食、蔬菜,一个老火塘的变化见证了傈僳族群众生活方式的转变,曾经因村民喝酒太多而被预言为“以后会自然消亡的村庄”在干群努力下,逐渐焕发出生命力。
云龙县作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集民族、山区、贫困、偏远“四位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有4个深度贫困乡镇,同时还承担着占贫困户人口四分之一的“直过民族”傈僳族的脱贫任务。脱贫攻坚以来,云龙县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两个确保”入手,把全县贫困群众和傈僳族群众精准脱贫“路线图”一点点变为现实。今年5月,云龙县拟退出贫困县,傈僳族同胞不但实现整族脱贫,还实现“一步跨千年”,在云龙脱贫史上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
2019年,云龙县傈僳族总人口11773人,其中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6.3%,分布在苗尾、检槽、白石等9个乡镇23个村委会86个自然村。至2019年末,云龙县傈僳族贫困人口从3838人减少至204人,贫困发生率从32.9%下降至1.75%。2020年5月,云龙县退出贫困县,云龙县“直过民族”傈僳族的脱贫史,注定会在时间的坐标上镌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山外的家和傈僳族老人的背水桶
当外地人来到云龙,随意找一间大山里的垛木房坐下,围着火塘,喝着烤茶,看着阳光下小小的尘埃在那一层层木板之间的光影里舞蹈,这种诗和远方的美好会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对于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傈僳族同胞来说,他们更多的记忆是垛木房里寒冷的夜晚、刮风下雨时的不安和辛酸。
2020年春节,外出打工的傈僳族村民回村过节时惊讶地发现,村里已经旧貌换新颜了,房子焕然一新、路灯点亮大山、泉水汩汩流淌在小院……随着扶贫工作成效的显现,一批批傈僳族村民或走出大山住进了楼房,或告别住房难、饮水难、出行难,开启了新生活。
“小尹,我准备搬进新家了,到时候你来我家‘烧锅底’好不好?”2019年9月9日,看到尹涵来家里走访,苗尾乡水井村下铁门山村民小组傈僳族建档立卡贫困户紫果麦高兴地发出邀请。
“咳咳咳咳咳咳……”搬家前一天,紫果麦在自家的老火塘上给一家人做饭时,被烟熏火燎的火塘呛得咳嗽到眼泪。想到明天就搬迁,以后用帮扶干部送的电器,紫果麦索性封了用了半辈子的老火塘。
“大山头山垛木房,三个石头搭火塘,无床无被地下睡,房破脊寒围火塘。”在云龙县,这句形容傈僳族生活状态的民谣很少有人愿意提起,但却是傈僳族贫困群众在脱贫以前的生活写照。
虽然没读过书,但通过看电视和扶贫干部的宣传,紫果麦懂得了“孟母三迁”的道理。“一定要搬下去,让孩子有更好的将来。”这个念头无数次在她脑海里萌生,但往山下搬谈何容易?找到适合居住的土地寸土寸金,而且钱从哪里来?搬下山,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又靠什么生活?紫果麦为这个“心事”烦恼不已,再加上患有肌肉萎缩导致肢体残疾,无法承担重活,但身边又无“轻活”可挑,接二连三的压力让她备受打击。
“前几年,看着周围的亲戚建新房,我们一家只能唉声叹气。我常常担忧会不会耽误了孩子的前途。”紫果麦一直想改变现状,却没有能力改变,为此,她一直很消沉。
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2018年,云龙县围绕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难题,精准布局,新增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从解决傈僳族群众“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两个确保”入手,把党的扶贫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一个傈僳族群众的身上。紫果麦家符合扶贫搬迁条件,被列入搬迁户。想到搬新家后政府安排了公益性岗位的“轻活”、晚上还能像城里人一样跳跳广场舞,紫果麦心里美滋滋的。再想到终于可以给两个孩子更好的教育时,紫果麦忍不住拉起襁褓中女儿的小手开心地说:“妈妈带你下山住新家!”
2020年春节前,一辆辆货车在云龙县的大山和县城之间有序穿梭,身穿新衣的傈僳族搬迁户相互打着招呼,搬迁到云龙县城附近的福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和漕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2019年11月15日,尹涵和同事带着慰问和祝福一起来到功果桥镇群众紫果麦的新家“烧锅底”。紫果麦的挂钩帮扶责任人杨赵宇打趣道:“原来在老房子吃饭时,畜圈的粪味总是飘到饭桌上,饭怎么都不香,现在咱们吃饭就只有‘饭菜香’了。”大伙都会心地笑了,紫果麦笑得尤其灿烂,她计划在镇上打份临工,两个孩子今后将在功果桥镇上学,易地扶贫搬迁让她和家人从“糠箩箩”一下子跳进了“米箩箩”。
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题,云龙县在2015年下拨资金3.777亿元,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共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0076户,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零负担”。2016年以来,云龙县累计投资8.9亿元完成24个安置点1617户6041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傈僳族群众陆续告别大山,迁向城镇、迁向县城、迁向充满繁华和机遇的地方。
2019年12月17日,刚走进下铁门山村民小组尹文光家里,尹涵就被70岁的傈僳老人尹文光叫到厨房里。知道尹涵喜欢收集故事,尹文光每次看到尹涵,总忍不住“显摆”他的“宝贝古董”——一个用竹板拼成的背水桶。
尹文光一边摆弄背水桶,一边打开了话匣子,这个背水桶是下铁门山村民小组156个傈僳族同胞共同的记忆,也是他们努力背水的见证。数百年来,下铁门山的群众“靠天”吃饭,为种更多的包谷,村民们乱砍滥伐,生态环境更加恶劣,水,成了全村人梦寐以求的稀缺品。有一年大旱,村里的两个水塘干涸了,村民们只能到山脚下去背水,由于山路崎岖,通常半天一个来回。有一次,尹文光好不容易把水背到家,谁曾想,进门抬脚跨门槛的时候却被门槛绊倒了,千辛万苦背回来的水洒了一地,自己也摔得浑身都疼。他媳妇看见了,急忙去把家里的牲畜放了出来舔地上的水。“滴水贵如油!”尹文光又好笑、又无奈。尹文光对水的渴望,在那天强烈到了极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云龙县开始着手解决下铁门山村民小组的饮水问题。尹文光参与其中,经历了4次“通水战”,越“战”越好。脱贫攻坚开展后,云龙县从民生扶贫项目入手,对不符合搬迁的群众,通过实施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安全饮水等工程,让傈僳族贫困群众甩掉穷帽,过上好日子。
第一次是90年代初修“蓄水池”,当时苗尾乡给一部分补助,发动每户建蓄水池,但喝水只能靠老天下雨,有时池子里会掉进去死老鼠还有牛屎马粪,卫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第二次是90年代末采用“胶管引水”。“苗尾乡给村民补助了胶管,村民家里历史以来第一次各家各户通了水。但是,胶管寿命不长,还会时不时断水。第三次是2005年实施“三面光沟+钢管饮水”。苗尾乡一次性解决了农业灌溉和安全饮水。第四次是2019年实施“水塔储水”。苗尾乡补助修建水塔,一个水塔可存储1至3立方水,自此,村民不再为喝水犯愁。
“下方垫一块塑料布,或者穿上蓑衣,然后架上靠板,如龙虾般弓着背,每走一步,都要坚如磐石,每次落下脚步时,又要掌握背水产生的振动和力度,这样水才不会晃出去。”尹文光情不自禁演示起来。“这阵势,分明是‘武功再高也怕水浇’嘛。”尹文光听到尹涵说的话,满是皱褶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
2015年以来,云龙县累计投入资金10639.53万元,在全县范围内新建和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821件,安装消毒设施591件,解决121182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853户40229人。
走出尹文光家,尹涵看到下铁门山村民小组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截至2019年末,下铁门山村民小组森林覆盖率达到67%,是17年前的1.5倍。如今,背水桶已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而带领全县傈僳族群众化“苦水”为“甜水”的正是一批批党的好政策,正是有了各级党委、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才有傈僳族同胞有水喝的甜日子。
(三)火塘边的故事
“我在科立村火塘上烤包谷,来吃的举手。”
“我在科立村火塘边烤火、数星星,你在哪里?”
这些内容来自云龙县扶贫干部的朋友圈,其中的“火塘”来自苗尾乡科立村委会院子一角,这个在扶贫人朋友圈里出现频率很高的“网红火塘”以及火塘上飘香的烧包谷,还有女生宿舍里可以听夏夜鸣蝉和清晨鸟鸣的高低床让很多住过科立村的扶贫人至今难忘。
2019年年末,漫山遍野的柿子红透半边天的时节,尹涵来到科立村。“小尹,今晚你得‘抢床’睡觉了!女同志多,床不够。”“没事,在火塘边坐一夜数星星也可以。”刚到科立村,村党总支书记刘凤良就拉着尹涵开起了玩笑。
刘凤良和尹涵一样也是傈僳族。每次到科立村,就在那个“网红”火塘边上,尹涵听过很多扶贫人的故事,其中也包括刘凤良的精彩扶贫故事。那是2019年的一天,刘凤良带着十多名党员先锋突击队队员,提着米、油、新被褥,扛着新床架,前往村民刘光才家。86岁的刘光才孤身一人,并丧失了自理能力,瘫痪在床。刘凤良不嫌弃老人蓬头垢面,蹲下身给老人剪脚指甲,安排男同志帮老人洗澡,并帮老人洗衣、换被褥、打扫卫生,刘光才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那泪水清澈得在阳光下闪烁,似乎看得见村干部的为民分忧的诚心。这样大大小小的故事在刘凤良身上比村里的石头还多,群众想起她,就会想起火塘里扶摇直上的火光,温暖而又亮堂。
“你帮我交50元话费、我这个补助怎么领,你在手机上可以帮我弄吗……”尹涵与刘凤良一起走访时,总是有群众拦住刘凤良办事,事无巨细,她立马在手机上给群众办理了,在大家眼里,她就是最快捷的“办事通”,云龙县正是有了一个个像刘凤良一样的基层“指挥官”,党群脱贫攻坚主体作用得到充分释放,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脱贫攻坚中聚民心、在服务群众中暖民心、在攻坚克难中赢民心,不仅提升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用汗水浇开了傈僳族群众的“幸福花”。
闲暇之余,尹涵也会和扶贫干部们一起交流扶贫工作中的喜怒哀乐,当问起扶贫工作苦不苦时,她总会用轻松的语气说:“一点都不苦!”但是熟悉尹涵的人还是会被她“小女子有大能量”的精气神打动。13089、19987、30769……这是尹涵微信运动里不停跳动的步数,这样的运动轨迹对于身材瘦小的尹涵来说,是用上坡下坡、进村入户、小腿打颤换来的步数,而这样“连轴转”的日子,在尹涵和同事们看来早已稀松平常。尹涵调侃道:“只是长期走山路,那粗壮的小腿让很我们多女干部不敢穿裙子。”
拉家常、问困难、听想法,这一天,尹涵和同事回到科立村委会时已是晚上11点,科立村的大学生村官董洪景已经烧好了包谷,在火塘边等着夜归的扶贫工作队员。“在云龙扶贫,特别是在傈僳族群众聚居地,那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漏了鞋底跑断腿,付出的心力、劳力和时间是其他地方的几倍。但我相信,奇迹是干出来的,我们有能力战胜各种挑战。”董洪景说。
吃完包谷、听完故事,睡意袭来,尹涵最坏的打算是:今天没有床睡觉的话大不了在火塘边坐一宿。
“走,睡觉去了。”刘凤良过来拉着尹涵说。
“不是说女生宿舍满了吗?”
“放心吧!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员已经到村民家里睡了,我们睡宿舍里的高低床。”“自从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科立村都非常热闹,县、州、省领导都来过科立村,特别是去年以来,科立村的男女生宿舍几乎天天爆满,高低床基本没闲着。”刘凤良说。
睡在高低床上已是凌晨一点多,借着月光,尹涵看到其它3张床上睡满了人。她瞬间心怀喜悦和感激,且一夜好梦。
在入村走访时,尹涵遇到很多扶贫干部,不论男女,大多都穿着耐磨又方便的迷彩服,他们在云龙县1465个村民小组里穿梭,那一抹抹迷彩绿在云龙县村村寨寨成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些身影背后,除了真心真情投入扶贫工作的各级干部外,还有云龙县最完善的责任体系,云龙县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同时逐级签订脱贫攻坚政治生命责任状3344份,包保责任全面落实落细到1465个村民小组,147个挂包单位4258名帮扶干部、356名驻村工作队员、77名第一书记与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解决他们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广大扶贫干部翻山越岭,为傈僳族群众和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期脱贫而努力苦干、实干,他们用苦乐自知的“辛苦指数”,换来了傈僳族群众的“幸福指数”,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在云龙汇聚,扶贫大格局全面形成,点亮了傈僳族群众的追梦之路。
“谷中有农户,岭上住人家,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是傈僳族群众居住地的真实写照。大批干部下村,大量民意收集上来,为努力改善傈僳族聚居地区群众的出行条件,打通全县扶贫“大动脉”,云龙县党委、政府决定,倾全力加速“啃”掉基础设施差这个“硬骨头”。2015年以来,云龙县投入资金11.32亿元,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3064.5公里,完成建制村硬化路建设173公里、直过民族地区公路建设137.5公里,扩宽改造村组公路2600公里,完成危桥改造、灾毁恢复重建、生命防护等工程项目建设,通村通组通户道路像毛细血管一样不断延伸,改变着大山里的落后面貌。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道路的通达,以前扶贫干部隔着山涧打招呼、走路走半天才到农户家已成为历史。
“扶贫干部就像赶集一样穿梭在我们村,今天在村委会吃饭的各级扶贫干部估计有30人,今天晚上你还得继续‘抢床’睡觉。”离开科立村前一晚,刘凤良和尹涵开着玩笑说。
健全的组织体系让云龙县的扶贫工作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也呈现出了每天数百名扶贫干部在扶贫一线“抢床”睡觉的热闹场景。在“抢”的过程中,云龙县各项扶贫措施真正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实现了事事有人抓、件件有人管、个个有成效。“抢”的背后,是一场场干部作风的锤炼,是一段段见证初心的书写,是一次次定义幸福的画面。
决战贫困勠力同心,共奔小康责无旁贷。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云龙县将以尺寸之力积千秋之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确保全县各族群众与全国全省全州人民同步迈入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