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

二十年前，祖母常常牵着我和弟弟的手，在村头的黄土路上玩耍。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村子里空荡荡的。偶尔传来三两声狗叫，给漫长的午后增添了些许荒凉的味道。

山里的春天总是来的很迟，北风呜呜的呼叫着，沙尘把整个天空罩的灰蒙蒙的。榆树刚刚发了新芽，我们便开始盼望着结满榆钱，日日盼夜夜盼，终于有一天，不再刮风，祖母便拉着我和弟弟去摘榆钱吃，那份甜丝丝的味道陪伴着我整个的童年。每次摘榆钱，祖母都不让我和弟弟折断树枝，她说“六O年饿死人，村里的榆树皮几乎都被吃光了，榆树救过人的命。”说完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总会浮现出晶莹的泪光，我和弟弟便不再争抢，只是轻轻的把榆钱从树上摘下来捧在手里，用嘴一口一口舔着吃。

春天的山野里，除了榆钱还有另一道美味，我们叫它“辣辣”。很好吃但不好找，它长的又瘦又小而且又深埋在地下，春天它会发出一点点嫩芽，需要蹲在地上慢慢的细心的寻才能找得着，不像榆钱，挂了一树。我和弟弟很没有耐心，所以很少吃得到，偶尔有那么一两次，也都是祖母找见了拔出来擦干净土给我和弟弟吃。

家乡的山里可以吃的野物很多，再比如“鸡腿腿”，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味道真的好极了！只是很难寻到，它一般生长在草木茂盛的陡坡上，祖母腿脚不好，上不去，我和弟弟年纪太小，祖母不让去，只有放羊的祖父偶尔摘回来一两根，给我们解解馋。

细细算来，山里最好吃的还数地软菜，冬春时节，一个下午就可以捡回来半篮子，倒在簸箕里挑去混在里边的柴禾，用水泡湿洗净，和洋芋放在一起烙成馍馍或蒸成包子，咬一口，味道透鲜，尤其是祖母做得更是格外的香。二十年过去，我吃遍了山珍海味，就是再也没有吃到祖母做的那个味。

夏天无声无息的来了。院子外面的杏花开了又谢，渐渐的长出了指头蛋大的小杏子，我们便开时盼望着它快快长大，有时候实在等不及了，便偷偷的摘一颗放进嘴里，顿时酸的只掉眼泪，有的时候忍不住吃多了，酸倒了牙，连晚饭都没法吃。祖母是不吃酸杏的，她说怀了娃娃的小媳妇爱吃，于是我和弟弟便摘了很多酸杏，专门跑到隔壁的阿姨家里，看着阿姨把一颗一颗的酸杏全部吃光，都没见她挤一下眼睛掉一滴眼泪，我觉得怀了娃娃的阿姨真的很神奇！

麦子成熟的时候，杏子就长大了，渐渐的由绿变黄，拿一根长长的木棍，对准树梢轻轻的敲打，便噼哩啪啦下冰雹似的掉下来一层，捡起来装进草帽，蹲在场边的土愣愣上用手轻轻一捏，“叭”一声脆响，杏子便裂成两半，赶紧塞进嘴里，一股酸酸甜甜的汁液便顺着嗓子眼只往胃里流。祖母的牙口不好，只挑特别软的吃，往往特别软的杏子从树上掉下来时就摔烂了，所以祖母每次只能吃“烂杏”。

夏天的山村就是人间的天堂，除了好吃的杏子，还有一种野生的植物，藤蔓上长满了小刺，结一颗颗红色的水灵灵的小果实，我们叫它“莓子”。山坡上地头上随处可见，每当正午的太阳一晒，便散发出好闻的浓浓的甜味，从羊肠小道上走过，隔着几十步远就能闻到。祖母总喜欢蹲下来摘给我和弟弟吃，我和弟弟就像两只馋猫，总是吃不够，直到把整株藤蔓上的“莓子”吃的一颗不剩，两只小手被“莓子”的汁液染成紫红才肯罢休，而祖母为了给我们摘“莓子”，手指总会扎上小刺，回到家里，她拿出缝衣针，我和弟弟争抢着要给祖母“挑刺”，争抢的结果是往往在祖母的手上多扎了几个洞，冒出几滴滴鲜红的血，刺还是没有挑出来，最后不得不请隔壁的阿姨过来帮忙。

夏天，大人们总是很忙，收完苜蓿收麦子，收完麦子收胡麻，收完胡麻就开始种荞麦，荞麦种完转眼就到秋天了，又开始刨洋芋掰玉米。祖母这个时候也很忙，每天要做三顿饭，还要往地里送。那时候我和弟弟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往地里送饭了，我提着瓦罐弟弟背着馍馍，一高一低走在山间的小道上，有时候低头摘一朵山丹丹花，有时候追赶一只野兔子，有时候也会把瓦罐和馍馍放在路边，爬到山坡上去摘“莓子”吃，等一顿饭送到地里，基本上半瓦罐鸡蛋汤就洒到路上喂小虫子了。为此祖父曾经常说是祖母舀的太满，祖母也从不说是我和弟弟贪玩才洒的。反正没我们俩什么事，我和弟弟也从来没把洒了鸡蛋汤当回事，祖父和祖母对我们俩的疼爱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

送饭回来，祖母已经在场里“扬”好了麦子，四周围上口袋，防止鸟雀啄食时扑到外面。然后在树荫下把几个麻线口袋摞在一起便成了一张天然的床，我和弟弟总会抢着去睡，爬在“床”上拿着弹弓静静的等待着偷吃的老鼠。正午的太阳很热，仿佛就能听见麦子被晒裂了的噼啪声，仿佛就能闻到麦子爆裂后的香味。在这香甜的包围中，我和弟弟不大一会就睡着了，这期间不知道有几只老鼠、有几只麻雀来偷吃了我们的麦子？

我们香香甜甜的做着美梦，下地干活的大人们赶着毛驴回来了，我们全然不知。等祖母做好了午饭，踮着一双小脚跑到场里来叫我们回家吃饭，我们才揉着惺松的睡眼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可恶的麻雀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一坨屎拉在了我的头发上，惹的弟弟哈哈大笑，祖母用树叶给我细心的擦干净，然后坐在我和弟弟刚刚睡觉的麻线口袋上继续驱赶老鼠和麻雀。

八月十五中秋节，正是掰玉米的时节，掰回来的玉米倒在院子里，祖母搬个小凳，坐在堆成小山一般的玉米旁，一个一个的剥玉米皮，玉米剥了皮，露出黄灿灿的颗粒，很惹人喜爱。祖母把剥好皮的玉米四个四个挽在一起，整整齐齐的码在房檐下，几天下来，房檐下就出现了整整齐齐的一座用玉米搭建的“城墙”。清晨的太阳一照，黄灿灿的，映的屋子里都明亮了许多。但是再看看小院，玉米堆成的“小山”才剥去了一小半，还剩大半个“玉米山”堆在院子里，北风吹过，干枯的玉米叶发出涮啦啦的响声。

山村的秋天已经有了很深的凉意，我和弟弟总是不愿意起床，有时候睡醒了，爬在炕上看着院子里不停剥玉米的祖母，她的头发花白，腰深深的弯下去，捡起一颗玉米，用指甲扣一条小缝，然后顺着小缝用力一撕，玉米皮便一撕两半，把多余的剔掉，留三五片细柔的叶子连在玉米棒上，剥一会攒多了，她就坐下来往一起挽。有时候祖父也会过来帮忙，那是他放羊归来，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把祖母剥好的玉米往房檐下的两根柱子上摞，没几天，房檐下的“城墙”旁又多了两根金灿灿的玉米“柱”。顿时觉得我们的小屋变得金壁辉煌，每天早晨起床，我都要站在金色的“城墙”和“柱子”旁边晒太阳。为了晒太阳，我和弟弟比赛着起床，谁先起来谁就可以抢占太阳最先照到的那棵“金柱子”。

祖母在剥玉米的时候，总会挑一些还没有熟透的嫩玉米烤了给我们吃，用一根长长的铁棍从玉米的后面戳进去，然后架到冒完烟的火炉子上慢慢的烤，直烤到满院子散发出一股玉米特有的纯香的香味才给它翻个身，继续烤另一面，等整个玉米都烤黄了烤焦了烤得散出了甜腥腥的香味，祖母才把玉米棒从铁棍上取下来，拿干净的玉米皮裹上给我和弟弟吃，她的牙口不好咬不动，但是看着我和弟弟吸溜溜的吃，她的脸上总会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秋天在北风的催逼下一天天转冷，院子前后的树叶纷纷飘落，祖母总是起得很早，等我们睁开眼睛时，她往往已经背回来一背斗树叶。

山村里没有煤，整个冬天烧炕基本都用扫回来的树叶和枯草。在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勤快的女人，总会用毛巾裹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戴上破破烂烂的手套，背一个大背斗，满山遍野的去扫树叶，祖母便是其中的一员。我和弟弟总是不愿意早早的就起床，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外面的天很冷，起来也没有什么可玩的，还不如钻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做一个又一个甜蜜而又遥远的美梦。当然我们的好梦有时候也会被祖母打断，她扫了一早晨的树叶，手冻得特别特别的冰，回到家里，看着我和弟弟还沉浸在梦乡，她会悄悄的走到炕前，把冻冰了的手慢慢伸进我和弟弟的被窝，轻轻的碰一下我或者弟弟，我们便会惊叫着一骨碌从被窝里面爬起来，这时候，祖母便会赶紧撑开被子，让我们原模原样的躺回去，嘴里还一个劲的念叨着：“小心别冻感冒了，小心别冻感冒了……”

等地里的所有农活都干完，一年一度的“修梯田”运动又拉开了大幕，队长在大喇叭里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吼叫着今年乡上下达的任务：“进财，六口人，修一亩二分地，进旺，四口人，修八分地……”

村里的喇叭成了我和弟弟起床的号角，就算懒着不起床，也断然是睡不着了，敬业的队长有时候会整整一个早晨坐在大喇叭前不停的喊叫。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队长大人其实只喊了一遍，每天不停播放的只是他的录音。在播放录音时他早已经坐在火炉前一边熬着罐罐茶一边大口吃着他媳妇给烙的“油千子”。祖母的腿脚不好，干不了修梯田的重活，但每天她仍然起的很早，在我和弟弟睁开眼睛之前，她早就烙好了馍馍烧好了米汤，等我们俩一睁开眼，她先让我们俩吃，吃饱了就去地里给“修梯田”的大人们送饭。

冬天给“修梯田”的大人们送饭远没有夏天给地里干活的大人们送饭有意思，首先冬天是摘不到“莓子”吃的，也找不到山丹丹花，偶尔也会碰见一只野兔子，但还没等我们看清楚，它就已经疯疯涨涨好像家里死了人似的窜的没影了。再说“修梯田”的时候，天气总是很冷，提着瓦罐的手总会冻的生疼，我和弟弟俩都不愿意提瓦罐，有一次在争执的过程中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瓦罐，黄渗渗的米汤倒了一院，祖母心疼了好多天，即便是倒了米汤，她也不骂我们。

从那以后，每次都是祖母一个人去送饭，把我和弟弟留在家里。我们有时候会在炕上睡到祖母送完饭回来，有时候也会起床，搬个凳子坐在金色的“城墙”和“柱子”前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一群蚂蚁把半粒玉米搬回它的洞里，等它们快要搬到洞口时，我总会拿个小树枝把玉米粒拨出去，然后看着这群苯蛋蚂蚁继续往回搬，它们搬回来，我拨出去，它们搬回来，我拨出去，不停的重复，一个早晨的时光就这样缓缓的在我眼前流过。

有时候任务紧，在地里修梯田的大人们顾不上回家吃饭，祖母就会踮着小脚跑回来，然后匆匆忙忙的做好午饭，匆匆忙忙的给我和弟弟盛好饭，还没等我们俩吃完，她就又踮着小脚匆匆忙忙的提着瓦罐挎着馍篮去给地里的大人们送午饭。

冬季里的白天很短，不一会儿，太阳就落山了，太阳一落了山，院子里就格外的冷，风嗖嗖嗖的吹过，冻的我和弟弟瑟瑟发抖，再也没心思看蚂蚁搬玉米粒了，这时候我们又会钻到被窝里去，不是睡觉，而是静静的爬在炕上，等待着“修梯田”的大人们回来，等待着祖母回来。

等交了“九”，地冻的严严实实，用镢头再也没有办法挖下去的时候，“修梯田”的运动就不得不停下来，每年的这个时候队长总会拿着厚厚一摞纸条，挨家挨户的核查登记“修梯田”任务完成情况，要是谁家没完成，轻则罚款，重则封门拉粮食。那时候在村里流传一句话，不管大人小孩只要一看见队长，都会说：狼来了，狼来了！

寒冷的冬天过去，春天紧接着就来了，祖母又会牵着我和弟弟的手去摘榆钱吃，我们又会去冰雪刚刚融化的田野里寻找“辣辣”，又会去山坡上捡地软菜，捡回来烙洋芋馍馍或者蒸地软菜包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过着，我和弟弟在一天天的长大，而祖母在一天天的老去。终于有一天，我和弟弟被父亲送进了村里的小学；终于有一天，我和弟弟从村里的小学升到了乡上的初中；终于有一天，我和弟弟又从乡上的初中考到了更远的地方读书。

山里的孩子长大了都往外走，我和弟弟也一样。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祖母，每逢过年回家，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可能还不够一天。

后来，祖母就去逝了。

再后来，祖父告诉我，祖母去逝的时候，颤巍巍的手里抓着我和弟弟中学毕业时照的相片，模糊不清的眼睛吃力的眨了最后一下，相片就从她的手里滑落到了地上。

祖母安静的走了……

临走，她的心里只有我和弟弟。

其实，祖母一生都没能生育孩子，我和弟弟就是她的心头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