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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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萌是陕西作家群中日见强实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除了长篇小说《爱河》、中篇小说集《绿太阳》之外，还出版了两部散文集和几部报告文学集。有的作品被多家报刊重复转载，有的还被介绍到国外。省内外有60多位专家学者对他的作品评论推介，给予很高评价。日前他的另一部长篇《悲喜娱乐城》由大众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并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为此，记者就读者关心的几个问题专访了梦萌先生。
问：梦萌老师，能谈谈该书创作和出版的情况吗？
答：该书约32万字，分57个章节，于2000年春完成，历时一年，三易其稿。李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建军是第一批读者，根据两位专家意见，我又作了一次大的修改，这才送交出版社。书稿在京运作一年多，正要开机付梓，由于社方原因又耽搁了一年多，真是难产难生啊！
问：据王仲生和邢建海等论家撰文称，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严肃文学，却为什么要用这个颇具商业意味的书名？
答：该书原名《情祭》，出版社拟改为《逍遥娱乐城》，处于无奈，我又改了两个字，这才成了《悲喜娱乐城》。而且封面包装也多有商业操作之嫌。对此我很反感，但又一想，这些只是个代号，商家从经济利益出发，特别在乎这些。所以我只好默认，觉得土点、俗点也好，就像农村人给孩子起名字，什么狗剩呀，毛蛋呀，二怪呀，似乎越俗越贱越福大命大。
问：你为什么要把人物和故事设置在鬼城、集资、官司这三驾马车上？
答：（笑）如真可称为三驾马车的话，那么车上还坐着金钱、美女和法律三个乘客。小说的背景处于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泡沫经济”时期，人们的心态都很浮躁，这便有了产生“泡沫诗人”和“泡沫爱情”的土壤。在这一环境条件下，猎艳涉奇、回归自然、寻找刺激就成为商业社会的一大特征和时尚。所以鬼城、鬼宫之类游乐场所应运而生，十分火爆。鬼一旦受青睐，就有了比人还多的魅力。再说集资，这个亚金融就像性病，既充满诱惑，又遍布陷阱，任何自信心都在它麾下成为空洞无助的阳痿。而官司呢，法律的双刃剑如掌握在正义者之手，就是孙大圣“玉宇澄清万里埃”的金箍棒；如落入奸佞之徒手中，就成了兴风作怪的潘多拉匣子。所以我选取了这三个特具商业社会特点的事件，正如你说的三驾马车。在它面前，人性与鬼性、正义与邪恶、情爱与仇恨、崇高与龌龊，都表现得异常敏感而强烈，执拗而深刻。于是，车上三位乘客就导演出这场爱恨情仇、生生死死、大喜大悲的人间活剧。
问：听说有人提前读了手稿，称《悲喜娱乐城》是中国的《巴黎圣母院》，称独臂哑巴是20世纪的伽西莫多，你是否认同这一说法？
答：妄不敢认同。在我眼里，《巴黎圣母院》是一棵参天大树，而我充其量是在树下乘凉或望着枝头流口水的孩童。真要说与这部世界名著有点瓜葛的话，那就是我读过三遍《巴黎圣母院》，总算口水没白流，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雨果的某些基因和维他命。这大概就是那几位爱看小说的朋友浮夸溢美的缘由。
问：主人公殷小铨有哪些社会认识价值？
答：小说里有名有姓的人物五六十个，我都喜欢，因为他们都是我十月怀胎孕育的艺术生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主人公殷小铨。他虽然是个尚未成熟的“问题人物”，但他身上表现出的先锋意识、市场观念、人文精神、真情真性和嫉恶如仇等品质，不但是底层文人的缩影，也具有当代青年的某些鲜明特征。特别在当前，下岗工人、城市待青、打工仔和择业不第的大中专学生，是游离于社会创造奇迹而又构成不安定因素的“四大家族”。他们的前途命运、生存状况、喜怒哀乐等，不但应受到文学的倾情，也应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
问：《悲喜娱乐城》也涉及性生活，但读起来却很优雅。这是你抵制日见媚俗的“性文学”的刻意之笔吗？
答：无论是性爱还是伟大的爱情，都给人以精神愉悦和享受，如果只为了生理刺激和感官纵容，就无须搞什么文学，而完全可以撰写《房事大全》那样的科普书籍。我读过一些著名的爱情小说，都无一例外地回避了性描写。特别是《娜娜》中的女主人公，这位名噪法兰西帝国的名妓，全书几乎没有一处性描写，但作品所创造的欢跃癫狂的气氛，是任何床第之事都望尘莫及的。这不是我刻意抵制什么，而是在想，性生活究其本质，乃人类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那种浅尝辄止、稍纵即失、朦胧优雅的美感力量，连上帝也心知肚明，又何须连篇累牍地恣意描写呢？
问：梦萌老师，听说你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正在出版运作之中？
答：是的，这部小说暂定名《城门楼》，是去年2月开始写的，也是我第一次用电脑写长篇，花了整整8个月，小改不知其数，大改一次，11月完成，12月送出版社。全书32万字，分上中下三部，共26章。小说通过主人公麦娜和三个男人的爱情婚恋及感情纠葛，反映了转轨时期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透视了当代青年不同的审美观、价值观、爱情观，以及饱满的生命和生存意识，折射出人性的不朽和幽微。作品熔西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市井风物于一炉，特别是把美国总统来访的入城式当作盛大婚礼，把露宿城头当作爱情的最后晚餐，不但增加了作品的厚重度和时代信息量，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问：你对评论界曾称你的作品为“老陕味”、“平民化”、“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有什么看法，你又如何为自己定位？
答：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现实的一方晴雨表。在我的生活库存里，现实与历史相比，前者是九牛，后者是一毛；而且，当代中国正处于科技爆炸、物质膨胀、思想活跃、社会结构和劳动关系骤变、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的时代，我只恐视野不及、笔力不济，又为何要避其多而就其少，舍其近而图其远呢？对于评价和定位，我不刻意求之，那是读者和论家的事，我只按自己的习惯写作，只和作品中的人物商量着写作。真要说个人风格的话，我始终追求一种幽默感、尖刻性、深沉度，以及在命运沉浮和感情跌差中大起大落的冲击力。我对这一点很在意，试图坚持下去。这也许就是有的论家所赐光环“现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吧。
（原载《咸阳日报》，作者时任《三秦都市报》编辑、青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