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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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香
渭北旱塬有个虽不成文、但遵守起来却很虔诚、很严格的规矩：一个人年龄大了，其尊姓大名就成了禁忌，不得随意直呼的。小娃娃们之间如果爆发冲突，吵嘴打架，高叫对方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的名字，被认为是最有力的攻击手段。
香香是在清朝末年度过了与自己的名字相协调的少女时代的。到了老年，这个名字连同她少女时代那一段香艳的历史，文物似的留存在老一辈村人的记忆中，以至在她的家中甚至门族中，香字也成了避讳。凡涉及到这个字时，都得避开。如把烧香叫点蜡，把香皂叫胰子等等。
香香的少女时代，拥有一张俊脸，一双小脚，一副风摆柳的身材。她在田间地头一走，或者往场院门口一站，“耕者忘其犁”、“来归相怨怒”就成为必然。但正因为如此，她艳炸了，她属于“绿干了”的人。村子里的人都这么说。
“绿干了”，原是指庄稼因天旱或雨涝或虫灾等原因，不等成熟就枯萎了。用到人身上，就是指这个人一辈子没有消受到男女情爱，冤冤枉枉地白活了一生。
村子里有一家财东，财主姓骆，单名一个有字。骆有的富有，不是靠巧取豪夺剥削来的，是属于劳动致富。加上他乐善好施，有怜悯之心，很受村人尊重。
骆有有几十亩黑油油的厚地，有一圈高脚牲口，仓里还有十几石陈粮食，确实很富有，但他却有一个糟心事：他老婆的肚子一度春风一度鼓，但就是生不下一个顶立门户的“牛牛娃”。骆有给西瓜山上的娘娘庙里送了一次又一次供品，可就是不见老婆喜开怀。
老婆已经生得黄皮寡瘦，一脸核桃皮，即是播下龙种，也难生个瘪虱。骆有只好改弦易张，决定再娶一房。按他自己的话说：“换片地种种，我就不信，打不下粮食，还打不下草籽儿。”
于是，香香那一双三寸金莲就踏进了骆有家黑漆漆的大门。
新媳妇那白白嫩嫩的俊脸，那紧绷绷的胸脯，那婀娜扭捏的身段，把骆有急得象个老骚猴。新郎新娘拜天地那阵子，他就抬头把太阳看了个没遍数，急着盼着它赶快落山。
可是，就在人散席空、夜幕降临的时候，一伙头上套着布筒子、只留两只眼窝、手里拿着土枪的土匪，恶汹汹地涌进了骆有的新房。
打头的那个人伸手拧了一把香香的大腿，说是来闹新房的，顺便要点过路钱花花。
骆有不干，扯着嗓子骂：你们亏了八辈子先人，搅了我的好事，生的娃娃没有屁眼门子。
土匪也不和他多言，他们脱了骆有的衣服，把他捆在一张太师椅上，点着了扫帚，又扑灭火焰，留下一簇红火头，在他的光身子上乱戳。
香香吓得滚进坑角落，头上包着新被子，颤得象个将要挨刀的鸡。
骆有很坚强，仍然叫骂不止。领头的那个土匪也不恼，象抓小鸡一样把香香往胳肢窝一夹，说先受活受活。
骆有顿时就蔫了，骂声也弱了，没奈何交出了钥匙，眼睁睁地看着土匪把钱匣子从柜子里取出来，又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吆三喝四地出门扬长而去。
骆有虽然留下了青山，却再没有力气上山打柴。积攒了大半辈子的血汗钱，眨眼就一个子儿都没了。骆有抗不住这突然的打击，一堵墙似的倒下了，病得黄皮寡瘦。水灵灵的新媳妇就拥在下巴底下，可就是做不了生儿子的事。不出三月，人眼变成了鱼眼，直勾勾地再不转。
大老婆为生儿子，本来就把生命熬成了萤火虫。土匪抢劫，连惊带吓，得了一种手脚乱颤的毛病，自己连饭也吃不到嘴里。神志也一阵清，一阵混。骆有刚死不几天，她也紧跟着去了。
这一系列突变，自然而然地被认为与香香进骆有家门有关。
“丑媳妇家中宝，俊婆娘屋里妖。”
“狐狸精上炕，席片子裹郎。”
……
香香不出门，就知道外面传些啥话。
她也想到了死，粗绳子细绳子准备了好几根，井盖打开过好几回，但一看到大老婆留下的那一炕女子娃，心里难受得象猫抓。
她哭着想，想着哭，纠结了好几天，才咬咬牙，狠狠心，决定做这一炕丫头片子的母亲。一种不阴不阳、要死不活的日子开始了。
没过多久，一声炮响，社会变了。接着就是土改运动，按香香拥有的土地和房产，她家被划为富农成分，香香也就成是当然的富农分子，也就是当然的阶级敌人。但在土改后的历次运动中，凡是驻队的工作组，都对她很宽容，乡亲们更不用说了：“在一个小寡妇头上耍啥点子。”
耍政治点子的人没有，要花花点子的人该有吧？她拥有的那一派香艳和风韵，多么令人神往呀！再说她自己，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也该有些荤腥闻闻吧？可是，人们伸长了耳朵听了多年，终究没有听到一丝带彩的风声。
村人只听说她对那几个女娃娃管养的特别精心，对她们上学念书抓得特别严格。
她家的那道黑漆斑驳的大门每晚关得最早，紧紧关闭的门就象她紧紧关闭的心。她成了村人教育后代、特别是女子娃如何贤良淑慧、如何操守贞洁、如何做烈女贞妇的一个活生生的教案本。
就这样一天天捱，一直到人老珠黄，一直到她走起路来象一只熊。
农村人给女儿找婆家都比较早。到了“文革”时期，香香的美女们一个个都有了主儿，接着又一个个嫁出门去。每嫁一个，香香的家里就多一份冷清。不出五年，香香就以孤灯为伴了。
除了出嫁的女儿们隔三岔五地你来了我走了，其他再没有别人，没有人能随便进她家那一块圣洁的领地。每天，她家的那扇黑漆大门，总是关得严丝合缝，象她的心。
香香也绝少去人多的地方。除非开社员会，她端个小凳子悄悄地坐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心地听外，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于是，一块碑，或者叫一块碑坊，在村人的心里竖起来了，上面刻满了赞美诗。那是香香用自己的心血熬铸成的啊！人们对她的尊重、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不容易啊！旱了几十年了呀，没有裂一点儿缝隙啊！”
“就是兔子，恐怕也熬得哼哼了！”
“咱们这方圆几上里，人老几辈子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伟人哩！”
……
农村人拜年很简单，年节到了，见面先让一支烟，再吼一声问候：“吃了么？”但给香香拜年，就隆重得多：提猪肋条肉的，提点心的，提染绿描红的白蒸膜的。格吱吱推开门，吼秦腔的嗓子震得窗花瑟瑟乱抖：“香香姨，你侄儿给你磕头来了！”
“香香妹子，老兄弟我没有啥拿的，知道你牙口好，我给你提了一篮核桃！”
“香香婆，我娘说让你试试这双鞋，看穿上合适不合适？
……
对这一切，香香都报以浅浅一笑，并不多言。对送来的礼物也不推辞。因为她知道推辞也没有用，就悉数全收，堆了半炕，然后又根据不同情况选定对象，一一发送出去，自己不留一份。
这一年正月，村子里平整土地，不知怎么就挖出了半截石碑。年代久远了，字迹模糊，也弄不清过去是何种用途。不知是谁的主意，大家一商议，都说甚妙，然后就由石匠罗全执凿，在石碑上刻了一行碗口大的字“王老孺人香香风范长存。”
一经刻好，大家就吆五喝六的抬到香香家大门口，立起来了。
小娃娃争先恐后地跑去给香香报告：“香香婆，大人给你立碑子了！”
“我没死，立啥碑子？”香香很吃惊。
“大青石的，还有字！”
香香气了，盘盘腿立马解散，翻身下炕，颤悠悠地出了门。
见香香气咻咻的样子，在场的人都成了闷葫芦。不等大家回过神，只见香香就地拣起一块石头，死命地往碑子上砸。那一头白花花的头发散了，扑了一脸，大颗大颗的泪珠子滚下来，把脚下的浮土砸了一个坑、一个窝。
石匠罗全见状，慌忙拉起香香的手说：“老妹子，你这是弄啥哩啊？这咋就伤亏你了嘛！”
香香的脸变得土一样黄，眼睛瞪得象两个血窟窿。她头一低，口咬一络头发，猛的往前一撞，直冲罗全的心窝子。
罗全不防备，一下子被顶了个四仰八叉，吓得围观的人一片惊呼。
由于前倾太狠，香香自己也扑倒在地，人事不省了……
等众人象端盘儿一样把她弄回家放到炕上，香香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了。
弥留之际，她指指炕角落那个黑匣子，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要！
众人忙端给她。她的手抖抖的，伸进匣子摸，摸索了一阵，才取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黑平绒布做的旱烟袋，旧的，两面都绣着图案，一面是一对红嘴绿羽的鸳鸯在游水，一面是一座拱桥，桥边长一棵柳树，柳枝在风里摆。
香香双手拿着烟袋，在手心里轻轻地搓，轻轻地搓，眼睛里一滴泪，漫漫地溢出来，顺着眼角的纹路，泻开……
香香死后，关于烟袋的问题，人们议论了好久。因为骆有一辈子也不吸烟，那烟袋是谁的呢？
村人在反复议论、讨论、证论之后，得出一致结论：肯定是野汉的！
那通石碑理所当然的被砸了……
雪 儿
雪儿的大名叫雪花，她是她父母双双过了“不惑”之年才呱呱坠地的，而且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孤根单枝，独苗一个，这理所当然地构成她作为父母掌上明珠的地位。出于亲昵的考虑，父母唤她时常常舍去“花”字，只点出一个“雪”字，叫起来，舌头稍一卷曲，带出一个“儿”字，作为后缀，构成雪儿。
“雪儿——”“雪儿——”
多少年了，她的父母在炊烟缭绕的黄昏时分，站在她家大门口，唤她回家的那苍浑、悠长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晰地回旋在我的耳边。
雪儿的父亲身材高大，体型魁梧。他早年师从一个远方亲戚，学得一身盖房做木匠活的手艺。但他给别人盖了半辈子房，自己到了婚娶年龄却没有一间洞房，由此，便没有人来提亲。一直到了四十挂零，他才收留了一个操河南腔的讨饭女人作妻，雪儿便是他们 “爱情”的结晶。
雪儿生得细眉花眼，鼻挺口小，而且脑子活泛，嘴巴乖巧。按说，她除了皮肤黑些外，“仙女儿”的称谓也离她不远了。可是，不幸得很，她有个生理缺陷，双腋下生着狐臭！这就让人大倒胃口。
好端端一个姑娘家，一扬胳膊一转身，便从身上飘出一股掩人鼻息的狐骚味，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能不皱眉头的事情。加之她的母亲是河南人，这对本来就歧视外乡人的土著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说，都是难以合群的。因此，雪儿从小就没有朋友，生活在一种被欺侮、被蔑视的环境中。
我的父母被一个极其荒诞的理由放逐到这块土地上后，根据“人以群分”的法则，我成了雪儿的朋友。
记得是初来乍到的那一日。当母亲用执了十几年教鞭的双手，拖着两根木棍子（后来才知道那叫“风掀”）煽熟了一锅玉米面糊糊，喝圆了肚皮，我才满有兴致但惊魂未尽地打量起眼前这个全新的世界。
“看！炒面客！洋芋旦！”
我们刚出屋门，一群与我们同龄的娃娃便蜂拥而上，又忽啦后撤，站在不远处，嘻嘻哈哈，指指点点。
这时，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只见她一手插腰，一手指着一个长两只大耳朵的孩子破口大骂：“放你娘的屎臭屁！人家是城里来的洋人，谁敢骂？谁敢骂我就臭谁！”
她高高举起胳膊，队伍忽地作鸟兽散。
女孩子远远地看了我们一会儿，才踽踽地靠过来，她告诉我，她叫雪儿。从此，雪儿成了我的朋友，兼任我的“保护神”和小老师。
她常常来到我家那没有土围墙的院子里，脚蹬着门槛，听我们说话，看我们玩积木，教我们把“小”说成“碎”，把“找”说成“寻”，告诫我们吃白馍时要藏在屋里，不然队长看见了会扣粮；放羊时不要让羊吃带露水的草，不然羊就会胀死；晚上睡觉时要关好门，要不屋里会钻进“妖娘”……
春天一到，她就领着我挎一个荆条编的筐子，上塄坎，下沟壕，挖野菜，挑猪草，教我们辩认什么是“胖婆娘”、“猫儿眼”、“羊蹄甲”……到冬天，她又教我用一根约一米长的竹棍，顶端插半截玉米芯，组装成一个拣树叶的贮存器，把落在地上的桐树、楸树等阔大厚实的叶片扎串起来；或执一把秃秃的扫帚，找一块枯黄了的蓑草地，狠劲地刷扫。尔后，把这些柴禾背回家，交给母亲，让她烧炕烧饭。
每到这时，我总要用崇敬的眼睛读着这个脑子里装满田野、装满乡情的小老师。从那时起，我们对“一粥一饭”有了切肤之感。
乡村的四季更替，是以田野里的色调变化为标志的。不知不觉，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乡村小学就在一个叫红花寺的老庙里，雪儿的家与红花寺只有一墙之隔。不知什么原因，雪儿没有和我们一起走进学堂。
每天清晨，当我经过她家门口上学校时，她总是站在门口，嘴含食指，用极其艳羡也饱含祝福的眼睛望着我。我上课时，她或牵一只羊，或挎一个笼，徘徊在窗下墙根，听我们用已经学得地道的“秦腔”念“司马光，打破缸”，念“乌鸦喝水”，念“小猫钓鱼”，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儿。一放学，她就象雪花一样悄然没声地飘到我家，继续“听课”，也学着写字。“雪花”两个字，就是母亲手把手教给她的。
雪儿的遭遇，恰恰就是因为她学会了写“雪花”两个字。
相传红花寺在若干前是一个香火鼎盛、僧人众多的清静之地。僧人每天除了打坐念佛唱弥陀，还在主持的带领下，经营寺外一片有五十多亩大的红花地，寺院因此而得名。
相传，有一年，玉皇大帝身边的一个大臣扮作乞丐下凡体察民情，来到红花寺所在的村庄。
乞丐一经按落云头，下地四顾，便见一个恶婆用白面烙的油饼给她的孩子作尿布，却不愿施舍，并对乞丐恶言恶语，好不恭敬。结果，扮作乞丐的仙人“上天言坏事”，玉帝龙颜大怒，下令仓神把给人间下白面改成下大雪。
一场鹅毛大雪下歇气地一连下了九九八十一天。坎平了，沟满了，红花寺所在的地区成了雪的世界。那一片红花因雪压寒冷而枯萎了，寺院主持也因天降灾祸，惊恐交加，圆寂升天。随后，僧人纷纷背离，连寺内那十八尊石刻罗汉也一个个生羽而飞。从此，寺院“家道中落”，彻底衰败。方圆几百里的乡民因没有从天面降的白面，光景过得凄惶起来。
雪，这个大自然的精灵，成了在那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目中的恶魔，恶兆、恶物。
时间过了千百年，人换了几十代，这个观念仍顽强地影响着后来者的感情、意志和思想。人们忌讳雪，诅咒雪，对雪的偏见，成了人们的心理定势。
雪儿犯了大忌。她不知是为了炫耀，还是觉得好玩，把刚刚学会的“雪”字随手写在她个头所能及的墙头、树上、门边、窗台、碾盘、猪圈、羊拦、鸡窝、牛棚、木桩、电杆……把村里写得冷气森森。
乡民们在颤抖中抖搂起精神。先是几个颇有些“法力”的“神姑”老婆出面干预了。她们颠着小脚，象一群黑老鹰捕一只毛茸茸的雏鸡一样，把那个“野汉日下的”雪儿抓将起来，要她把写在各处的“雪”字抠干净，并要在抠掉字的地方，挂一块七寸见方的红布，还责令她在父母的带领下，在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分，在全村各家各户的门口钉一根桃木楔，以避邪气，驱阴晦，镇妖孽。
“神姑”们对实施以上惩罚还觉得不够解气，又从她的身世、她的狐臭以她的母亲可能就是对玉帝钦差不恭的那个恶婆转世等方面研究论证，生发开去，一致认定：此人不祥，必是“妖狼”，必须剪除之。于是，一场更残酷的催残降临在雪儿的身上。
那是一个农历十月初一。傍晚，血红的晚霞象夕阳留下的遗言，在西天横涂斜抹，形状狰狞，可以任凭想象，幻化成少女骑狮，美妇背虎，天地间浮游着一阵阵森煞之气。
村子中央的碾房北侧，放了一顶用高梁杆作骨架，红黄绿黑白各色纸张糊的轿子，几个“神姑”老婆黑衣皂裤，头发梳得油光水滑，鬓角上还插上一朵散着淡淡幽香的黄芩花，脸上擦了一层薄薄的白土细粉。初阑的夜色中，似觉光怪陆离，鬼影憧憧。
她们要设置一个祭坛，把雪儿作为供品，祈祷上天对她进行惩罚，以此来消除雪花遍地飘而可能招致来的灾难。
对此，我的母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她教会了雪儿写字，要说犯罪，她当是始作俑者，雪儿不过是个受害者！
于是，母亲怀着义愤和不安，准备与那些播种愚昧的老一辈论理。我紧拽着母亲的衣襟，怯生生地来到鬼气缭绕的“祭坛”前。
可是，“神姑”们根本不把这个穿“列宁服”的外乡女人看在眼里，也根本不听她的任何道理。
无奈，母亲来到纸桥前，揭起缕刻成鬼符的纸窗帘，只见雪儿端坐其中。她显然被刻意打扮了一番：红裤绿袄，黛眉丹唇，发辫梳成两根朝天椒状，垂头丧气，表情木然，等待着发落。
“雪儿！”母亲轻唤几声，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两行清泪籁籁而下。
母亲不忍目睹这封建迷信的黑手对一个纯洁少女的蹂躏，对她说了几句宽慰的话，抹着眼泪，匆匆离去。
一捱天黑尽，“神姑”们便点亮灯笼，围跪在轿子四周，每人拿两只大碗，上下相扣，边磨边唱：“大姐娃，快下凡，抓走妖狼人间安……”
就这样不断重复，一直唱到夜露染衣，寒气贬骨，方才罢休。
也许是“大姐娃”真的显灵了，也许是她的心灵受到伤害，抑或是她那晚穿得太单薄，着了凉，雪儿病了，忽热忽冷，发烧时口中念念有词：“灰大仙，毛毛长……”
我每天还去上学，但再也没有见到雪儿了。我怀着深深惆怅和淡淡的哀愁，从小学升中学，升高中，升大学，直到远走高飞，永远离开那古老而敏感的土地，对雪儿也渐渐的淡忘了……
十几年后，当我再次回故乡，又见到了雪儿，而且是在舞台上。
她身穿藏族姑娘的服装，甩着长长的水袖，与一个藏族老头打扮的演员载歌载舞：“拉萨城里的风光，翻身农奴得解放……”
母亲告诉我们，那是雪儿和她的招契女婿。母亲向我们讲了雪儿后来的故事。
那次被“神姑”折磨后，雪儿一直病病歪歪，不死不活，在炕上躺了五、六年，一直到村里来了一个卖老鼠药的小伙子，她才奇迹般地好转了。
卖老鼠药的小伙子从秦岭山区来，叫秦宽。此人浓眉大眼，能牙利齿，脖子上挂一串死老鼠，挨门串户售鼠药，生意十分红火。
据说，他第一次进雪儿的家门，一只硕鼠不等吃他的药就毙命了。有人说，那老鼠是被吓死的，更多的人说那是缠害雪儿的“灰仙”遇到了克星。反正那只硕鼠死后，雪儿再没有发过高烧，更没有说“灰大仙，毛毛长……”的呓语。她重新出现在村子里，而且有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变化：脸上的黎黑褪尽了，长发飘逸，婷婷玉立，颇有些仙姑之风。
秦宽经过几年闯荡，手头了了一些积存，也到了婚娶的年龄。他看上了红花寺那方水土，更瞅上了雪儿。经托人说亲，入了赘，当上了雪儿的如意郎君。
秦宽经见的世面广，脑子活，雪儿又天性聪慧，心底善良。小俩口男耕女织，日子过得很红火。第二年，他们就生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金童玉女。
孩子满月那天，雪儿请来全村的人来她家“坐席”，连当年那几个已经年迈的“神姑”婆婆也请来了。
就在席散人空后，雪儿的父母奇妙地无疾而终。“神姑”们吃了她的，喝了她的，却又在背地后里“编排”她：“雪儿生的那俩个娃娃，折了她爹她娘的阳寿，保准不是好货色！说不定……哼！”
“神姑”们用拐棍狠狠的戳着地面……
七 婆
七婆姓苗，及笄之年嫁给罗家老七，所以,她户口册上的名字是苗罗氏。父亲那一辈都唤她七姨，我这一辈就喊她七婆。
七婆当年是九村十八庄有名的俊媳妇。也许是因了“红颜薄命”之说，她这一辈子过的光景实在是恓惶。她的男人行七，虽说脑子灵透，人样儿也排场，但就是不务正业，抽大烟，喝花酒，耍银钱，偷女人，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村里人暗地里都喊他“哈七”（关中人称坏为哈）。
“哈七”娶了七婆第二年，鲜味尝够了，就把她押上了赌场。一圈下来，七婆就换了男人。“哈七”自知没脸再见七婆，黄牙一咬，趁一个风高月黑之夜，远走高飞了。
有人说他跟上过路的队伍，扛枪吃粮去了；有人说他去了口外，给一个淘金的老板喂马去了；还有人说他吊在秦山箭豁岭上那棵土漆树上，被七只野狼会了餐……反正，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七婆宁死也不愿意跟那个长了一脸刷黑子似的硬胡子的赌场优胜者走。她把“哈七”的三亩薄地和两间房以及娘家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全都变卖，抵了赌帐，又忍辱负重，让那个黑胡子连咬带啃地揉搓了一顿，这才算收拾了干净“哈七”留下的那一堆臭狗屎。
一个迎春花般灿烂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了无房无地无人的叫花子。七婆坐在村口的洋槐树下，哭得连蚂蚁也为之心碎。村人可怜她，就你出一条檩子，他拿两根木椽，帮她搭了一间简易草房。七婆睁着流干了泪的眼睛，把无尽的感激之光，投射在村人的脸上、身上。
过了不久，七婆就在这间草房里，生下了一个娃娃。
“我娃锁锁不是‘哈七’的根！”七婆对村里人大大方方地说：“锁锁是西瓜山里的三俏娘娘送给我的。”
她给娃取名锁锁，不知是啥意思。
七婆扯着锁锁，清清苦苦地捱日头，一口气捱了十六年，锁锁已成长一个一顿能吃三大碗干面的小伙子。那时到了解放后的第二年。
儿子大了，心也大了。有一天，锁锁抠着墙上的泥，结结巴巴地对七婆说：“娘，乡里征兵，我想……”
“放你娘的屎臭屁！”
不等锁锁说完，七婆就骂开了：“啥粮食不能吃，要吃当兵的粮？
七婆想起 “‘哈七’跟着队伍走了”的传说，她伤心得眼泪鼻涕湿了半个身子。
锁锁不为娘的泪水所动，嘴利落得象刀子：“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骑马戴花，不是为你装脸吗？”
见娘不言语，锁锁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锁锁终究还是走了，走的是朝鲜，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只回来了一个红本本，是队伍上的人给七婆送来的。
七婆成了烈属。吃粮有镇上的粮站送，花钱有县民政局寄，日子过得怪自在，只是孤单。
也许是老天爷不忍把人世间的苦情全摊在一个人身上。有一天清早，七婆在红花寺墙背后解手时，发现墙根处有一个篮包袱，包袱还悠忽悠忽地动。她连忙撩起裤子，走近一看，一个浑身青紫的月子娃娃手舞足蹈，小嘴一张一合地哭，只是哭不出声音来。
七婆一把抱起婴儿，揣在胸口上，一路小跑回了家。在路上，她就给这个娃娃想好了名字：叫庙娃。
五十多岁的七婆，又当上了娘。她把对庙娃的抚养，看成是三俏娘娘的又一次恩赐，所以她给庙娃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每天，她抱着庙娃，坐在村口那棵洋槐花树下，慢慢地摇，幽幽地唱。洋槐花开了谢，谢了又开，庙娃也一天天长大了。
多年后的一个干冷干冷的冬天，我和庙娃穿上了一身很肥大的军装，准备远赴西域边疆。我们走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到洋槐树下相送。庙娃挨个儿给乡亲们磕头：“爷，婆，叔，姨，哥，嫂，我不孝顺，你们帮我照看我娘吧，我会抱恩的！”
转过身，他又给七婆磕了九个响头，眼泪湿了一片脚下的黄土。
在无数依依不舍的目光牵扯下，我俩走了。一直走了很远，我回头看时，七婆还孤身站在那里。蓝蓝的太阳风吹拂着她的衣襟、她的头发，她象一棵老树。
在西行的列车上，庙娃告诉我，当他把自己要当兵的消息告诉七婆时，她没有言语，一个人流了半夜泪，未了又把他叫醒，让他看锁锁队伍上送来的那个本本。
那时，洋槐花还没开。
自那三年后的一天，我从天山回到了故乡。此行肩负了一个部队首长交给的重要使命。
还没有进村，我老远就发现了七婆。她仍旧坐在那棵洋槐花树下，伸长脖子朝西痴痴地望着。
太阳光，透过粉白粉白的串串洋槐花，在她身上投下迷离的光斑，象戴了一身灿烂的奖章。
她老了，白头发已经遮不住头顶，眼睛凹下去地方，里面汪着一堆将流未流的浊泪，木木地盯着走近的我。
“七婆！”我上前紧紧握住她的手，把一肚子哭意竭力控制在手上，生怕流露在脸上。
“你……你是谁家的娃娃？”七婆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是旦旦呀，七婆！”
她的眼睛忽地亮了一下，伸手在我的左耳朵上摸摸，又拽拽我左耳朵上那个肉疙瘩，又哭又笑地说：“是旦旦！是旦旦！蛮旦旦，乖旦旦，你回来了，你奶奶今早起还和我念叨你哩！看你长得浑浑实实，高高大大，还戴个白腿子眼镜，真象个文案子上的人！”
我全然没有在意她的唠叨，只思谋着如何告诉她庙娃在一次隧道施工中英勇牺牲的噩耗。
听父亲说，自打的我们走后，七婆常坐在洋槐树下，面朝西方，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不动不挪，不言不语，只是征征地望。那落日余晖，那云影长风，那黛岭苍山，在她老人家眼中，究竟是些怎样的图景呢？
我终于没有勇气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只是交给她一笔数目菲薄的抚恤金和一本烈士证，骗她说，庙娃在队伍上立了大功，前途大着哩！庙娃让她用这钱买香的吃，扯好的穿，好好享福。
我临走时，和生产队会计玉田说好，每月由我写信寄回，让玉田给七婆念，就说是庙娃寄来的信。
自那之后，七婆经常收到庙娃的信，当玉田念给她听时，周围就拥了很多人。大家都夸庙娃有出息，是英雄，是乡亲们的光荣。
七婆却不见笑容，她从玉田手里拿过信，紧紧地攥着，神情平静地望着远处，不言不语。围着的人觉得没趣，就怏怏地走开了。
又一个洋槐花盛开的季节，我正式探亲回到故乡。这次在村口没见到七婆，回到家才听说七婆病了多日。我赶忙写好一封信，来到七婆家。
七婆半仄在土炕上，头顶的窗台上放一尊小香炉，香炉里插着几根褐色的香，香头在空中划着弯弯曲曲的烟道道，屋子里有一种不祥的气氛。
我掏出信和70块钱，说是庙娃捎来的。我又告诉七婆，庙娃当上了副排长，管了30多个兵，长得比我还高……
不等我把“喜”报完，七婆伸手捏捏我左耳上的肉疙瘩，长叹一口气：“蛮旦旦，乖旦旦，你甭宽婆的心了！庙娃命短，他早走了，他是公家的人，我想得开……”
见我愣了，她苦笑道：“你前年拿回来的那个红本本，和那年锁锁队伍上的人拿来的是一样的。我命里没有，也不强求，想得开，想得开，难为你了，娃娃！”
还不等我假期满，七婆就没了。临走时，她手边放着两个红本本和我写的那一堆信……。
那时节，洋槐花刚刚开过。
俊 俊
俊俊其实是一个很不俊的女人。她稀头发，大板牙，宽额头，高颧骨，上面还布满丝丝缕缕、清晰可见的血丝丝。尤其丑的是那一双脚，玉米棒似的，缺乏秀气感。
俊俊少年当过童养媳，青年时又守寡，到中年才抱养了一个儿子，不想又是个哑巴。会观麻衣相的六人说，俊俊的两只耳朵长反了，一辈子只能是牛的命。
是不是牛的命且不知道，但象牛一样使力、干活，象牛一样苦打苦熬，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爱社如家的农村妇女，仍然逃不脱生活的厄运。
那是一个除夕的傍晚。
渭北旱塬农村的除夕，越近黄昏，年气就越浓。那灰灰的天色，撒网一样，慢慢地从四周围拢过来，盖过树梢，盖过房脊，越盖越低，越盖越浓。终了，轻轻飘飘的雪花，三三两两地洒落下来，悄无声息地给乡村降下了安详。
习惯了用吼秦腔的嗓子大声说话，习惯了抢在雪到来之前收拾院落麦场上晾晒的粮食而大步走路，习惯了瞪起牛一样眼珠子看人看天看地的庄稼汉，此刻却显得那么乖顺。他们象哲学家，凝望着深邃的天空，脸上布着高古的气象。他们又象艺术家一样，细眯着眼，观察雪花怎样的飘，怎样的舞。脚下围着裤角转悠的狗，灶房里忙前忙后、被灶火映红了脸的妻，还有为一串鞭炮争争吵吵的娃，组成了一幅古老而悠远的乡村除夕图。
俊俊家没有这幅图，从来没有，有的只是汪在心里的一潭悲苦。
“出来！卖×货你出来！”
一阵高喉咙大嗓子的叫骂声从门外传来。俊俊心一紧，想，谁有这么大的冤屈，过年了也忍不下。
叫骂声又起：“是好货你就出来，我今天非整治整治你不可！”
俊俊听得真切，叫骂的人是生产队会计根记，挨骂的人就是她俊俊。
她晕头晕脑地冲出门，只见根记披着一身雪花，在夜色里一蹦一跳，象只白鬼。
“她叔，啥事放不下，过年了还跑到我门上来骂？”俊俊尽量压低嗓子，和气地说。
“啥事？自己做的事自己清楚，你甭装糊涂！”根记身子一弓，又猛地向前一倾，嗓门更高了。
“啥事嘛？你红口白牙说清楚！”
“你为啥要把自留地的界石挪了？把我家的地占了一大溜，你安的啥心！”
“你家和我家的界石是红的绿的我都不知道，你甭血口喷人！”
“你没挪，难道说是我挪的不成？”
这时，闻声赶来的乡亲越来越多。大家从对骂中听清了原因，倾向性一堵墙似地倒向了根记，说俊俊不该做挪界石的缺德事。在农村，做这种事最让人瞧不起。
见大家都向着自己说话，根记蹦得更高，骂得更难听了。
对在这年关时节找上门来的污辱和漫骂，俊俊再也不能忍受。她象发了疯的一头母老虎，连吼带叫，直扑根记，又撕又抓，在根记的脸上留下曲线优美的血道子。
根记被这突然的攻击吓蒙了。他连连后退，不想被脚下的一堆牛粪滑倒了，引起围观者的哄然大笑。这笑声，象刀子一样扎在他的自尊心上。他一骨碌爬起来，对着又扑过来的俊俊的肚子就是一脚。只这一脚，俊俊便口吐白沫，直挺挺地倒在雪地里没了声息。
这时，闻讯赶来的队长挤进人群，上去就给根记一个重重的耳光：“土匪日下的，咋敢往要命的地方下死力，想坐班房呀？”
队长一边骂，一边把俊俊抱在怀里，又是提人中，又是捶后背，折腾了好一阵，俊俊才发出一声痛苦的哭声。
事后，尽管根记被老队长领上，提着鸡蛋白糖给俊俊赔不是，求原谅，还几次请医生给俊俊号脉打针，但俊俊咽不下这口恶气，她开始告状。她先找大队干部，声言她绝没有挪界石，要求大队干部在全村社员大会上为她恢复名誉，不然以后不好做人。至于挨打的事，她想得开：“他踢了我一脚，我抓了他几把，两清了！”。
大队干部说，根记给你赔了礼，道了谦，付了医药费，够可以了。至于界石嘛，你挪过去了，就再挪过来；没挪更好，多打粮食也不在于挪那屁股大一块地。
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叫俊俊满意。她又去找公社。公社接待她的那个干部，曾经下乡在她家吃过派饭，有一顿饭之交，所以很热情。
当听完俊俊的诉讼，他一边拿一支烟在大姆指上不停地戳，一边慢悠悠地说：“民事纠纷在我们公社是个突出的问题，其根源是农民意识作怪。唉，真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啊！”
俊俊望着这个青天大老爷的下巴，巴望着从他的理论中听到些对她有利的东西，但公社干部生发开去，越扯越远：“落星大队今年上半年发生了15起民事纠纷，南阳大队发生了11起，北阳大队发生了21起。原因基本上都是为了一锨土、一寸地，这何苦来呢？没有那个那个必要嘛！流了一堆血，争扯的那点地，长出的粮食产出的利润能补回来吗？补不回来嘛！人活命，不就是靠血吗？血在人体中，就象水之于土地，是命脉嘛！你们为那么一点小事，弄得血糊拉碴，划不来嘛！”
俊俊心凉了。那顿饭喂了狗，狗还能给我摇摇尾巴呢！
她这样想着，就离开了公社，怏怏地回了家。
一路上，她的心很沉，抬头看看天，天阴着脸，也看着她。低头看看地，地也阴沉沉地望着她，她一肚子哭意苦情。
就这样苦不堪言地走着，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她死去了多年的丈夫的墓地。
丈夫的墓堆上长满了荒草，土皮硬硬的发霉，象一层黑痂。墓堆旁边被老鼠打了几个洞，深入到看不见的地方。
俊俊一把一把捧起土，一下一下地填，一脚一脚地踩实。填着、踩着，就忍不住抽泣起来。先是流泪不出声，再是闷闷地哼哧，再后来就爆发出嚎啕。
“唉……我把你个没脸的，走的那么早，撇下我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啊啊……”
这个不穿白不戴孝、守在一个老墓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引起了路上跑的一辆吉普车的注意。
车停了，下来一个穿戴整齐、形象英武的青年人。
青年人雄赳赳地来到俊俊身旁，看了他一会才说：“这位大娘，请不要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
俊俊睁眼一看，又连哭带说：“我不是哭死人，我是哭我自己哩！冤死我了！屈死我了！没人管呀！人心都是铁长的，比锅底还黑呀！”
“你有啥冤屈就给我说，我是驻队的干部。”
俊俊一下子顿住了哭，哑着嗓子问：“可真是？”
旁边的小车司机搭上话：“他是市里来的金主任！”
当金主任往俊俊家的炕头上一坐，村里立马就传遍了。
“俊俊不简单啊，连市里的大干部都请来了！”
“根记这下碰在硬茬口上了。”
……
老队长听说上头来了干部，揣了盒香烟，就往俊俊家跑，一进门，就挨了一头雷阵雨：
“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苦大仇深的寡妇？有没有一点政策观念？你这队长是咋当的？你叫你们那个会计来！”
根记一头虚汗地赶来召见。
“界石到底是谁挪的？”根记一进门，就听见一句“天王盖地虎”般的喝问。
“我挪的！”根记着头，出气很不均匀。
“那你为啥陷害他人？”
“我……”根记直翻白眼，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这件事不简单的是个界石的问题，而是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我这次来住队，就是要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金主任心明眼亮，是“三结合”班子里的佼佼者，使命感不言而喻。
一听这话，根记头上又浮出一层虚汗，两条腿抖得象筛糠。
这当然没有逃出金主任的“阶级眼”。他说这类话说惯了，原本只是是吓唬，不想引出了根记的异常反应，他当然要抓住不放了。
“说！”他呼地抽出腰间四指宽的皮带，抽得坑沿啪啪响。
“还有什么罪恶目的，老老实实的地交待！不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是无情的”
根记毕竟是个庄稼汉，那里见过这阵势，一泡虚尿夹不住，顺着大腿浇下来，灌了一鞋，湿了筛子大的一片地。
俊俊慌得连忙给金主任说好话：“他有虚病呢！你甭打他，小心出人命案子。”
“对这样的人怎么能心慈手软！你的阶级斗争观念哪里去了？”
金主任瞪着黄眼珠，又把俊俊收拾了一顿。她吓得缩在一旁，再不敢出声。
经不住金主任的连唬带诈，根记只好坦了白。他说，他爹临死的时候告诉他，他家自留地里埋了个瓦罐子。要他好好保管。他听广播上天天喊抓阶级斗争，怕埋在地里不保脸，想挪个地方，于是就趁大年三十，天黑无人去地里挖，但没有找到，就怀疑可能埋在与他家自留地搭界的俊俊家自留地里。去别人地里挖，怕人家不让，只好说俊俊挪了界石，就可以明正言顺地去她家地里挖了。
“好哇！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金主任眼里放出异彩：“你们听听，不抓阶级斗争行吗？书生气十足行吗？”他的皮带又指向根记，“那个罐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根记灰着脸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家是什么成份？”
“中农！”
“中农也有变天帐！”
他一把揪起根记的领子：“走！把那个黑货现在就挖出来，连夜示众！”
瓦罐子挖出来了，里面装了一块黑乎乎的大烟土。这是比原子弹还有冲击力的东西。
根记由于窝藏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理所当然地被勒上绳子，送到公社大戏院的舞台上交给黑压压的人群批判，后来又送到了监狱，判了五年徒刑。
这一切变故，是俊俊始料不及的。她上告只是想出口气，消除根记给她造成的“挪界石”的坏影响，争个脸，恢复个名誉，万万没有想到会惹下这一场大官司。
她觉得亏了人，造了罪，良心上过不去。从此就老得特别快，神志也一天天不清。
有一天早晨她对人说，她夜里做梦，梦见天上下来一个穿黑袍子的老爷，见了她不说话，只抓她的白头发，吓得她藏在红薯窖里。
就在那一晚，她死了。
当她那哑巴儿子怪喇喇的哭声传遍村子的时候，正是鸡不叫，狗不咬的子夜时分……
玉 莲
天上布着灰云，将雨不雨地哭丧着脸，把人心也濡染得很不舒畅。
通往村南墓地的土路上，蚂蚁似的布满了人群。有的端着木盘，有的挎着竹篮，里面盛放着白馍、黄表、香火、酒壶、酒盅，个个拧着眉头，脸上布满悲戚的气象。
这是清明时节上坟的情景。
每次，人们在长了草或没有长草的坟包前，三叩九拜、焚香祭祀，完成了上坟的例行手续后，总要集中在一个旁边长一棵碗口粗的大柳树的坟包前，观赏放在这里的祭品。
那是几个很白很细的麦面蒸的老碗大的馍。馍顶上盘着一条面捏的似龙似蛇的玩意儿。似龙似蛇的头上还点染着黄豆大的红点。大家都知道，这是玉莲为他屈死的男人蔫牛上供的“蟠龙龙”。
玉莲是村子里数得着的能干媳妇。她一年四季都穿一件阴丹蓝色的衣服和白色洋丝线袜子。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显得特别清爽、明丽。她的眼睛对谁都闪着和悦的光。这光投到哪里，哪里的组话就噎住了喉咙，笑闹就失了底气，变成没有任何内容的干咳。尤其是她蒸的馍，更是享誉全村。一样的面，一样的火，一经她的手，馍就格外白大、酥胀。谁家有婚丧嫁娶，她就被请去蒸“老虎馍”。碗大的馍，既是馍，又是虎，有鼻有眼，有嘴有须，栩栩如生，一副威猛状。
过春节时，她的馍就仿麦垛的形状，蒸一笼“麦积子”馍，祈禳来年的丰收。
阴历七月七日，她又蒸蒲篮馍、砚台馍、笔架馍、书馍、艾叶馍。谁家孩子来她家，她就塞一个；娃娃们高兴地唱：房檐水，响叮当，大白馍馍泡肉汤……
村里人说，玉莲心那么善，咋就命不强?天爷也是个糊涂虫!
玉莲确实是个心善命苦的人。
渭北旱塬农村有一种风俗：娃娃生下三日内，须由他舅家蒸一种形状若救生圈、叫“互联”的馍送去，往月子娃身上套一下，大概就是祈福消灾之类的用意。
玉莲的小姑子出嫁年余，就坐了月子，而且一生就是一对金童玉女。作为娘家嫂子，玉莲送“互联”当然责无旁贷。月娃出生第三天，“互联”就准时套在了月娃的身上。
可是，到了第七天，同样套了“互联”的“金童”一切正常，而“玉女”却突然抽风不止。不出一个时辰，便香陨气绝。
月婆的丈夫一口咬定是玉莲施的坏心。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明明知道生了两个娃，为啥只送一个“互联”?
消息传来，玉莲把正在吃奶的儿子往蒲篮里一扔，和丈夫火烧屈股似的往小姑子家里赶。
一进门，舅子乃林就泼来一堆脏话：“看笑话呀？把人害死了还不甘心，还想咋？自己的瞎×生不出来，就干昧心事，亏不亏心呀？”
这迎头一顿臭骂，噎得玉莲眼憋脸白，但她还是悄声细气地劝舅子：“他姑夫，你轻点嚷!他姑身子虚，甭让她生气！”
“怕她生气？你咋不怕我生气？我费心劳神下个种子容易吗？你咋这么心屈？”
玉莲即使再蒸八个“互联”，也难把“玉女”套回来了。她一路跑，一路哭，回了家。
小姑子由于娇女夭折，由于娘家人受了冤枉气，悲伤不已，急火攻心，断了奶水，“金童”也面临着步“玉女”后尘的危险。
玉莲得知，一天几遍地往五里之外的小姑子家跑，把自己儿子的口粮，移给一尺长的外甥，作一种特殊的仟侮。
时间不长，到了1966年的初夏。
逢六没有好年景，何况还是两个“六”叠在一起。农村里一片鸡飞狗跳墙的场面。
原先在当过民兵连长、也是玉莲小姑子男人的乃林，官运降临，当上了县“农总司”下属组织的分队长，他耳朵里像灌了黄菜花的狗一样到处乱咬。他咬“走资派”、咬“保皇派”，也咬那些曾与他有隔阂、有宿怨、有矛盾的人。玉莲与他有杀子之仇，当然是咬的重点对象。
他以革命的名义，抓玉莲的辫子。而玉莲的辫子实在太多了。她用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剪鞋样；她用领袖的半身空心胶塑像当玩具哄娃玩；她不积极参加跳“忠字舞”活动……
这就够了。玉莲被押上批斗台，麻纸糊的高帽子能戳上树权上的老鸹窝。
批斗会一结束，玉莲就急着往乃林家跑，给娃娃喂奶。一年多来的哺育，她已经和娃娃之间有了一种母子般的感情。由于身心受折磨，她的奶水少得可怜。娃娃噙着空奶头，嘬得她心疼。她清楚地知道，乃林是一只恶狼，怀中的孩子就是狼息子。有时她气得狠劲拧娃的屁股蛋，捏他的嫩肉。见娃娃哭得恓惶，她又心疼得紧抽。
玉莲的丈夫安平生性腼腆，一向与世无争，外号叫“蔫牛”。但蔫牛也是牛，牛性发作了，也了不得。
这一天傍晚，乃林又领着人来揪玉莲上批斗会。
造反派如狼似虎，踏开门就去炕上拖。正在脚地闷头吸旱烟的蔫牛再也看不下去了，他牛似地大吼一声，一把揪住乃林的衣领，用力一搡，乃林来了个后滚翻，头栽在地上，脚举在空中，挣扎了几次，也没有翻转过来。
这还了得，反革命家属殴打革命造反派。
造反派一拥而上，皮带棍子像蝗虫一样飞舞，打得蔫牛满面开花，血流如注。蔫牛疯了！他又是头顶，又是牙咬，展开了殊死搏斗。
玉莲抱住丈夫的腿，苦苦哀求。凄厉的哭声荡满了整个村子。
这一夜，蔫牛被五花大绑，和玉莲一起上了批斗会。第二天，蔫牛和玉莲各提一面铜锣，由乃林和他的战友押着，在大队各村游街。走几步，敲一声锣，自报家门，自述罪状。每到一处，男女老少列街而立，人人眼里溢着恐惧。
蔫牛性拙心却高，他受不了这般污辱，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分，往门梁上挂根绳子，上吊自尽了。
当玉莲在浓浓的晨雾中解下绳子，抱起丈夫已经僵硬的身体，她仿佛听见蔫牛说了一句话：“他娘，你再喂那狼儿子，我进了阴司也闭不上眼。”
玉莲知道，这是丈夫在她挨斗之后，一直想说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
这一刻，替丈夫报仇的火焰在她心中腾地燃烧起来：乃林逼死丈夫，我要叫他断子绝孙!
漫漫长夜，她思谋了多种复仇方案。喂奶的时候，用奶头捂死！乘他唾着了用裤带勒死！推到井里淹死！扔到牛圈让牛踩死！她下手的机会太多了。
亲哥上吊，与丈夫有直接关系。小姑子自知再无颜以对新寡的嫂子，无颜以对所有的娘家人，但娃娃饥饿的整夜哭闹，使她不得不踏进娘家的门槛。
出乎小姑子的意料，玉莲异常的平静。她接过孩子，轻声说：“你回罢，我会照顾他的！”
小姑子如果挨一顿骂，挨一顿打，甚至挨一刀，她也心甘情愿。不想玉莲是这么一种态度。她不敢看娘家嫂子的眼睛，只对着桌子上供的亲哥的灵牌，一顿嚎啕后，落荒而逃。
孩子闻到了熟悉的乳香，欢得手舞足蹈。一阵狂吸猛嘬，脸上浮出了红晕，甜甜地睡着了。
用奶头堵死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只好采取又一套方案。
玉莲掩好胸衣，悄悄地下了炕，关好门窗，解下裤带，一下就套在了娃的脖子上。
这时，蔫牛依稀出现了。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也在这时，娃娃抿了抿嘴，嘴角露出一丝笑影。
笑影，像一道激光，直射她的眼睛，玉莲一阵眩目。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温情潮水般汹涌澎湃，拍击她的心岸，激满她的灵魂。那粉红粉红的肌肤，是她的日积月累的心血凝铸，是她生命的延续啊！
丈夫的笑，孩子的笑，在她的脑海里交替闪显。她大汗淋漓，气虚神疲，一下子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多年后。
又是一个清明时节。蔫牛那长满荒草的坟包上放着染了红顶子的大白馍。坟旁跪着两个已经年迈的妇女和两个穿着新军装的小伙子。他们是玉莲和她的小姑子以及她们即将入伍的儿子。
一阵旋风吹来，纸灰像黑蝴蝶，在坟头飞舞，飞舞，久久落不下来。玉莲哭腔浓浓地喊：“安平，你就闭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