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父亲

“哑巴”父亲

张一夫

      很多年前的一个黎明，我的父亲告别我的爷爷奶奶和家人，拎起一领大锯，从豫中平原逃到了西北深山求生。

战争和灾害没有放过我的祖先为我爷爷、父亲他们留下的那点财产，日子终于也过不下去了。

10多间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被一次次战乱和灾难分割得只剩下勉强容纳爷爷奶奶和他的后代们栖身的孤零零两间小楼，家存的全部余粮也只不过能让全家人喝上月儿四十的清汤寡水，撂荒的田地里是战火与灾荒留下的弹坑、坑道、乱葬坟和残枝败叶。

我们家世世代代生活于豫中平原一个叫校尉张的小村庄，暖泉河从村西流过，一座狭长的小湖环抱半个村庄，村子的另一半被一眼望不到边的、古老的梨树林包围着。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是当时我们家乡的场景写照。不过，风景以外的真实却是千百年的贫穷与饥饿。

父亲的家庭当时在村里是一个相对富裕的人家，所以我父亲年少时有幸念了五六年私塾。不过很快，战争和灾荒也把我爷爷和父亲的家庭拉入了穷人家的行列。很多年后我父亲曾经对我讲过，1940年代，遭遇灾害饥荒前，我们家存的余粮足够全家几十口人吃上两三年，但是面对三里五村到处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爷爷做主把粮食都分给了前来求助的乡亲，这样，我家很快也开始饿肚子了。

父亲和爷爷一样，都是很善良，很胆小，从小谨小慎微的人。去西北大山里拉大锯做伐木人，类似于今天的外出打工，是逃荒求生的一种选择。因为家里已经养不下过多的人，为了一家人生存，青壮男人自然要外出求生，这样不仅省下家里有限的口粮，幸运的话挣回几个工钱，也给家里妇幼老人增加一点生存保障。

父亲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踏上了西去逃荒干活的路。

父亲在大山里的伐木生涯不到一年，便遭遇了国军抓丁。那是1947年，那天父亲正在山里干活，很不幸，被一支闯进来的队伍拉走了。

父亲像一叶飘萍，随着那支国军的队伍，东奔西跑，居无定所。不过，一开始他就遇上了一个叫王肇基的连长，河北正定人，读书人出身，这个王连长发现父亲竟也识字，于是便让父亲做了他的文书。王连长是一个忠厚的人，每遇打仗，总是让父亲跟在他的身后，这样得以保全父亲。

王连长对我父亲很关照，不仅打仗时庇护着他，还为他改了名字。我父亲原名叫“张文秀”，王连长为他改名为“张绂”，意指父亲将来是一个掌管官印的人。

那时候，国军很不耐打，所以军官升职也是非常快速。随着王连长他们的部队一次次被打烂，王连长也很快的从连长升成了团长。到了1948年底，部队被战争牵着一步一步向南退，到了河南豫西，遭遇一场战役，王团长负了伤，父亲带着他躲进了山洞，用随身携带的药，帮他疗伤。

那个时候国共战争的胜负已经初现端倪，国军节节败退，一路南撤。我的老家豫中平原腹地，已经建立了基层政权和农会，但是父亲带着重伤的团长，没得选择，必须救他，因为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更因父亲认为王团长于他有恩。

父亲只能冒着风险，昼伏夜行，背着他的团长，历时半月多，艰难跋涉五六百里，硬是回到了老家。

父亲和爷爷把负伤的王团长安顿在我家唯一尚存的小楼二楼上，私下问医寻药，秘密治疗王团长。

三个月后，父亲的这个长官终于康复。

就要分手了，王团长流泪说：“老弟，啥时不打仗了，我就回来找你”！

时间一晃40多年，那个和父亲同样淳厚的长官、河北人王肇基团长没有了音讯。父亲留在了故土，从此在政治的阴影下苦苦捱日子。

父亲当过国军的书记员，救过负伤的国军团长，又冒死把他藏在已经是新政权天下的家里疗伤康复，当时，这是不啻于是件掉脑袋的事。

这件事就像大山一样压得父亲几十年大气不敢出，平时沉默寡言，不管大事小情，从不乱说话。时间一久，村里人送他一个绰号：哑巴。

好在，我的爷爷、父亲乐善好施，从不吝啬家里的余粮和财产，战乱和灾难面前，不留后路，有多少就帮助父老乡亲多少，人命关天，能救一个是一个，从没二话。王团长被藏在我家楼上养伤一事，其实很多父老乡亲也多多少少知道些，由于敬佩我父亲和我爷爷一家人为人善良，急公好义，所以在农会时代、土改时期，以及此后的数次政治动荡中，我父亲虽有波及，但从未遭遇“黑五类”那样的恶劣待遇。

同样善良的乡亲们也一直替父亲隐瞒了这段历史。

文革期间，公社革委会工作队影影绰绰听到我父亲在我家阁楼藏过国民党军官，并为他疗伤，于是我父亲迅速被审问，父亲矢口否认认识王团长这个人，对于隐藏王团长并为之疗伤一说，除了两个字“没有”，便一言不发，充分发挥他沉默以对的“哑巴”特征。

其实，王团长伤愈离开我家后，不敢向北回乡，辗转南下，又被国军发现，报了番号和职务后，官复原职，不久因国军部队越打越少，军官战死、逃匿太多，又升为师长。

国军一路溃退西南，已经从王团长变为王师长的他深感已无前途，于是在四川率部起义，投奔解放军。建国后复原地方，在四川一地区任处级干部。

“革委会工作队”辗转周折，打听到王师长率军起义后留在四川地方工作，前往“外调”，并会同当地革委会羁押王师长，展开严酷的拷打审讯。

王师长也是一个铮铮汉子，历言斥责工作队，声称工作队捏造事实，捕风捉影，否认和我父亲认识。

工作队无功而返，铩羽而归。

时间到了80年代末， 有一天中午，我们老家校尉张村口来了两位老人和一个年轻人，老人为一男一女，年约7旬的样子，年轻人二三十岁。那时我刚好从外边回来走至村口，老伯便拦着我询问一个人，我一听，巧了，他要找的竟然是我父亲。

他们一行三人就跟着我到了我家院门口，我父亲正好从回屋里出来，老者上前就拉着我父亲的手，颤声问道，你是张绂？我父亲点点头，问：你是？——

老伯一下跪倒在地，泪如雨下，“张绂，我是王肇基啊！”

两位已然白发苍苍的老人，当街抱在了一块，泪水，填平了他们纵横沟壑的沧桑面孔。

后来，王肇基老人多次从四川、河北往返，中途绕道河南我老家，探望我父母，叙旧怀古，每每欷歔涕零，不胜感叹。

他多次邀请我父母到他河北正定的老家看看，去正定大佛寺玩玩。我父亲也每次都会答应下，只是这个约定总是未能践行。

2000年代，那个曾经梨花婆娑、荷花连云、鱼翔月下的美丽小村再也找不到了，过去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村的周围是刺破云天的烟囱，村子里到处是一片片挺拔的新式小楼洋房。而村边曾经美丽的湖畔，我家的那栋一度让王团长藏身养伤的古老小楼，也被修路时拆除。存在了几百年的青砖灰瓦建筑不见了踪影，父亲母亲以八旬多的高龄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那年的一个夜晚，我到保定河北大学参加一个交流会，正和学校的领导和相关老师讨论工商学院涉及专业筹备事宜，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父亲中风了。

父亲一直很健康，八旬的老人健步如飞，每天坚持下田干农活，谁劝也不听。他怎么会突然中风呢？！

次日晚，我搭乘火车急匆匆来到老父的病房，85岁的他已不能言语，满脸愤怒，满口乌拉之声，两只半睁半合的眼睛淌着浑浊的老泪。更令人哀伤的是，病房的另一张床上，躺着同样年迈的母亲，母亲的一只胳膊竟然打上了绷带。

大姐和哥哥们个个一脸凝重，一言不发。几经追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那座曾经为王团长养伤的小楼、传承几代的老屋要被拆除，更让父亲不可忍受的是腾出的宅基地也被强势的邻居占用，父亲在阻挡和争执中被推到，气愤交加，突发冠心病，导致中风。而母亲为了搀扶父亲，也被拽倒，导致胳膊骨折。

随着事情的渐渐远去，母亲强拗着不让大家再提起这场伤心之事，这一点，倒很像父亲逆来顺受的沉默的性情。而父亲，自此逐渐全身瘫痪，神智不清，言语不灵，余生恐以身心俱瘫，在床上度过。

2011年，父亲迈入了90岁高龄。这年农历正月十八，是我们村古会，距离父亲90岁生日还有不到三个月。

这个农历正月十八的中午，天空是那么的阴暗，泪，成为这一年春节过后的第一场雨。

父亲走完了90年的人生历程，在长期的病痛折磨下，离我们远去。

翻遍父亲90年跨越两个世纪的历史，通篇充满“正直、勤劳、善良、仗义”的字眼。

2011年的正月二十，我们送走了多有苦累、鲜有幸福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谨小慎微，呐言慎行，给人以胆小的印象，甚至被人冠以“哑巴”的绰号。但是在救助别人生命的大事面前，父亲却毫不犹豫，以超常的勇气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急公好义，不顾个人生死。

当年王连长为他改名为“张绂”，期盼父亲将来成为一个掌管官印的贵人，只是我父亲一生无所追求，既没当官，最终也没成为掌管官印的人。可是在他看似沉默寡言、庸庸碌碌的一生中，却做出了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

人们常常有英雄情结，而我，至今最敬畏的人之一，便是我的看似“窝窝囊囊”的、胆小的“哑巴”父亲。

父亲，你在天国还好吗？你心心念念的小楼还在吗？你和王团长还常常见面怀旧吗？

2022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