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音已逝

一

夕阳西下。摸索老半天，两眼一抹黑的七爷哆嗦着手，捡拾起那把拳头大小的铁锤，双手持柄，重重砸向老槐树上挂着的半截子铁轨……叮,叮，敲击声泛着金属的质地，带着悠长的颤音，蒙头蒙脑向四周狠蹿几下，挨挨挤挤穿透黄昏迷蒙的薄雾，久久回旋在村庄烟火升腾的空气中。受到惊吓，槐树枝头栖息的几只老鸹“啪啦啦”扇着羽翅一跃而起，乱哄哄蹿到半空，“嘎嘎”大声吵闹着，似乎在咒骂七爷惊扰了它们的美梦……

这是蹲踞于小山庄中央的一所村小。原先，曾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场院和库房。一尺见方的大青砖，肩挨肩、背靠背，砌成四堵结结实实的院墙，将场院团团围成一处长条形的四合院。说是四合院，其实，场院的东西方向都没啥建筑，唯在南面，以一座高大的旧戏台居中为轴，如同一只巨鸟直直地展开双翼，两边对称排列着统共八间库房。土改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庄子里的人们喜滋滋地搬空库房里的财产，分光场院中储存的粮食，只留下这一处空落落的大院阔口朝天，与朝来夕往的流云低诉着它往昔的富庶与饱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业社的干部们不知怎么就相中了这处场院，空置的库房里，钉上一块大黑板，添置起二三十张桌椅板凳，又向镇子里打报告，请来几位教书先生，简简单单，办起了学堂。村干部大多大字不识几个，唯独丁会计，年少时曾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也算庄子里少有的文化人。据他说，在庄子里办个学堂，就是要让娃儿们跟着先生学会识文断字，免得一辈又一辈再做“睁眼瞎”。

拆掉四合院北边的旧门楼，临街，豁开一个大口子，打桩，立起两扇双开的铁栅栏门。门里，左右两边，又新建起几间土坯房，算作门房和先生们的办公室。场院西南角，一株老槐腰身粗壮，两个壮汉方能合抱。庄子里的那些白胡子老头，即便是年纪最大的二爷爷，论谁都说不清楚老槐树在此已度过多少个春秋。借着庄子里的几许灵气，老槐树伸胳膊踢腿，枝枝杈杈发了疯地长，犹如一柄巨大的伞盖，凭空撑出一片方圆十几米的绿荫。那些个通身乌黑的老鸹们，极善选择风水宝地，一代又一代，于老槐枝头搭窝筑巢，生儿育女，时不时还带着儿女们上下翻飞、外出觅食，嘈嘈杂杂的喧闹声里夹杂着凌厉与沙哑，还有一丝深不见底的况味。

会计老丁，不知从哪儿找来半截子铁轨，在一头打个孔，穿上一根铁丝，将铁轨结结实实挂在老槐树最粗的枝干上，试着用铁锤敲了敲，叮当作响，完全能当作上下课的号令。

说起这学堂的来历，七爷是知道的。七爷本姓耿，在家族弟兄里行七。庄子里年纪小的，都习惯按辈分称呼他“七爷”，究其实，爹娘无非生下他一个罢了。因家贫，再加上眼瞎，七爷没有成过家，一直跟着爹娘过活。年轻时候，七爷曾在合作社的饲养院干过挑水饮牲口的活儿。等到年岁稍微大些，学堂里又需要一个打铃敲钟的工人，村干部一商量，也算照顾七爷是个实瞎子，两眼蒙着一层灰皮，就是个摆设，还不如派个轻松活儿，到学堂里打打铃，兼给先生们烧烧开水。

学堂开门招娃儿们念书，那可是庄子里千年未遇的大事。有几个好事的年轻人自告奋勇，扯出庄子里逢年过节用来闹红火的两条大红绸子，又请巧手的妇人们挽成两朵花，三下五除二，麻利地爬上两扇栅栏门，一左一右，将这两朵大红花戴到了铁栅栏头上。两扇栅栏门披红挂彩，身姿挺拔，就像两位模样俊俏的新郎官，静静地，正翘首等待着他美丽的新娘。更有几个爱凑热闹的半大老汉，死缠住会计老丁不放，央求老丁请出农业社新置办的锣儿、鼓儿、镲儿、铙儿，在学堂门口围成个半圆，你瞅着我，我盯着你，仿佛相互较劲，抑或为统一步调，“咚咚嚓、咚咚嚓”热热闹闹敲打起来。那些个报名念书的娃儿们，由爹娘、爷奶牵着，肩背各式各样的书包，带着三分惊奇、七分扭捏，一步一回头，咧的个嘴，傻笑着；有的，鼻孔下面还淌着两筒子鼻涕，一个一个犹犹疑疑走进校门，在会计老丁吆喝下，恭恭敬敬向立在门口的先生们一一鞠躬，行过拜师礼，摇身一变，由“小泥鳅”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小学生。

学堂门口，锣鼓喧天，人声嘈杂。庄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过年赶大集，纷纷从东街西巷、茅屋瓦舍赶赴过来，抢到学堂门口瞧热闹。男人们一个个擎着长长的烟袋锅，“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呛人的烟雾升腾处，或赭红或黑亮的脸上泛着一层捉摸不定的光泽，乐滋滋地看着自家娃儿进学堂念书。庄子里的那些个女人们哪里自甘寂寞？她们丢下手头的活计，脚尖追着脚踵，风一样一头扑来，又三三两两聚拢在一处，半捂着个嘴，啥时也不忘道道东家长、论论西家短。在这帮女人里，快嘴春花婶、二孬家老婆，是那种针线活儿做得好的，时不时，还戳戳点点品评一下娃儿们背的书包，到底谁家的女红做得好，哪家的女人手艺差。她俩撇着嘴哂笑的神情，自带着三分傲娇与优越感，仿佛别人统统手拙得很，唯有自家，就是巧手的七仙女。

庄子里，二爷爷年岁最大，资格最老，也最受人尊重。受村干部委托，一大早，老爷子就拄着一根拐杖，晃悠悠踱到学堂里一一拜会了先生们。到学堂开门的时候，丁会计乐呵呵搬把椅子，请老爷子在门口亲自坐镇。老爷子也不客气，正襟危坐，双手并拢，将拐杖杵在颔下，佝偻着腰，笑眯眯地目送娃儿们一个一个走进学堂，走进教室……

在人们新奇而欢畅的笑声中，小小的山庄也有了自己的学堂，一所山庄娃儿们可以学知识、学文化的小学校。

二

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分里，每当清脆的铃声响过，庄前庄后，无论在哪儿，跟着风的脚后跟，隐隐约约，都能听到娃儿们朗朗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桑木扁担轻又轻，我挑担茶叶出山村……”这些，显然是大一点的娃儿们在念书。刚入学不久的，声音稚嫩，嗓音里还带着奶汁的味道、尿湿裤子的味道：“小白兔没吃的了，就到老山羊家里去要白菜……”“我们从小就要有好思想，养成好习惯”云云。自从有了学堂，除了过年、清明、端午、中秋，庄子里又平白冒出一个新的节日——六一儿童节。每年这个时分，学堂里披红挂绿、彩旗飘飘，娃儿们也一改往日邋里邋遢的模样，穿起白衬衣，打起红领巾，在旧戏台上唱歌跳舞，一起欢度自己的节日。娃儿们过节，大人们自然闲不住。有的女人，将自家娃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在娃儿屁股后头，一同来到学堂，呆呆站到戏台下，像个痴痴傻傻的愣子，眼睛眨也不眨，直勾勾盯着自家娃儿上台表演节目。表演一结束，那心里是既激动又自豪，恨不得把这份骄傲通告给庄子里的每一个人。凡是遇到熟人，一定不肯轻易放走，非得拉住人家的手，眉眼笑得挤在一处，前前后后将自家娃子狠命夸奖一番，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人家走人。

年代一长，渐渐地，这学堂越来越成了全庄人关注的焦点。起先，人们看着一茬接一茬的娃儿们走出学堂，又陆续升到镇子里的初中。再到后来，有那么几个出息的男娃，竟然走出大山，从镇子里的中学升到县城高中，没过几年，脱胎换骨，竟在外面的大城市吃上公粮落了脚。这还了得？好比大年吃扁食，这可是小山庄破天荒的大事！祖祖辈辈，除了出去逃难，有谁走出过大山，有谁家娃儿能在大城市吃上公粮？庄子里的人，一个个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学堂，如此神奇，出了这样的大人物！想想，这一屁股大的山庄，庄前庄后，有谁不认识谁？哪家有事，又有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骨子里，人们都在暗暗较着一股子劲，论谁都不肯轻易落在别人家后头。这下，人们突然开始看重娃儿们念书的事了：念得好，光耀门楣，扬眉吐气，连走路都横着；念得差，灰头土脸，恐怕遇人都抬不起头来。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也不知道丁会计家祖坟里冒什么青烟，三个秃小子，一个比一个有出息，一前一后全上了大学。最小的三儿，据说还上了什么清华。这下，整个庄子彻底开了锅，人们对丁会计家那是眼红得要死，暗暗地，又不得不给人家挑个大拇指。父由子贵，一辈子谨小慎微的丁会计老年得福，终于找到了一种人上人的感觉，无论走到哪儿，一副老腰挺得板直，脸上的褶子都能笑成一朵花儿。

丁会计家接连出了三个大学生，不由自主地，人们都把眼光聚到了学堂，聚到了那一排教室里，盼星星，盼月亮，恨不得自家娃子也能念上个什么大学……

三

学堂，无疑是这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泥腿子们窥探外面花花世界的“眼睛”，它的周围，自然而然，也成了庄子的核心地带。庄子里的男男女女，一年四季，有事没事，就爱往这疙瘩里凑——男人们抽烟瞎谝侃大山爱往这儿蹭，女人们带着针头线脑做活儿，也爱搬把凳子来这儿扎堆。快嘴春花婶、二孬媳妇历来爱凑热闹，都是这里的常客。春花婶里外一把手，人勤嘴也快，用学堂课本上的话讲，春花婶子就是庄子里的“新闻播报员”，凡是庄子里有啥大事小情，都能最先从她嘴里听到。

“嘿，大伙儿听说没？前些日子，二孬家娃可是跟他娘干了一架哩……”

春花婶“嗤啦嗤啦”扯着针线，一只手还不忘括在嘴边，好像是怕走漏什么风声，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

“咋来？咋来？到底咋回事？小娃儿还敢和他娘干架？”

一群看客，多多少少都有刺探别人家隐私的喜好，好像，庄子里若是没有点离奇古怪的花边新闻，这日子就活得没啥滋味。

“咋来……？”春花婶故意打住话头，拖着长长的声调，像是要吊足众人的胃口。

“庄子里上上下下的人谁不清楚，二孬家媳妇论啥都好，就一个坏毛病，对自家公婆实在不咋地。大伙儿别小看二孬家那个小屁孩，跟学堂里的先生那可是学上真本事了。那天，见他娘在爷奶跟前甩脸子，小屁孩一急眼，磕磕巴巴地，就拿学堂里先生讲的龙抓雷劈的故事教训他娘。二孬媳妇气不过，一鞋底扇到娃嘴巴上，打得娃的嘴都肿了好几天。不过，听说啊，自打那天起，二孬家媳妇心里胆怯，再也没敢吼过她公婆……”

蹲在一旁抽烟的二爷爷，听到春花背后嚼舌头，故意干咳两声。

“春花哪，你就瞎嚼舌头吧！说人道人不如人，自家的屁股还瓦盖的哩！”

春花本来底虚，见二爷爷发话，哪里敢顶撞，一吐舌头，硬把半截子话咽回了肚子。

可不是，学堂虽小，那一册册书本上却泛着油墨的清香。这股子馨香，给出息的娃儿们插上了一双飞出大山的翅膀，也让更多的娃儿们开了眼、通了窍。原先那些个一到冬天就流着清鼻涕的，在学堂里学会了讲卫生，回家便跟爹娘讲“饭前便后要洗手”；那些晓不得孝敬爹娘的，也跟着先生明白了“尊老爱幼”的道理。至于什么礼义廉耻、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自小，也在娃儿们心里埋下种，扎了根，发了芽。慢慢地，从学堂到庄子，由娃娃到大人，庄子里的老老少少，一边把命根子深深扎进泥土，另一边，又虔诚地把灵魂交给了这学堂。这小小的学堂，就像横亘在人们面前绕不开的一座神圣庙宇，里面，仿佛还端坐着一尊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明，悄悄教化人，影响人，也改变着人。偷奸耍滑的，渐渐为人所不耻；圆滑世故的，常常遭他人生厌；糊涂不明事理的，徒惹人们笑话；即便那些生性刁狠难缠的角色，也一天天变得像个瘟神，人们纷纷离他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

常年蹲在学堂里的七爷，不方便到处走动，也乐得大伙儿聚在一处谈天说地解闷。只要听见脚步声，忙捅开炉子，煮好茶水，除了专供学堂里的先生们喝，也供到这儿来编排恶人糗事的乡里乡亲喝。

往这儿跑得最勤快的，当然要数丁会计。这儿人多，眼睛多，嘴巴也多，他乐见人们羡慕的目光，也喜欢听婆姨们讲几句奉承的话。在七嘴八舌的赞扬声里，丁会计说话也陡然文绉绉起来。

“大伙儿还别说，这学堂啊，就是有讲究。就好比人，得有个魂儿是不？你说，论谁没魂儿能活？咱这学堂，要俺说，就是咱庄子的魂儿哩！”

说完，老丁还禁不住啧啧赞叹几声，让人觉得，这学堂里不仅端坐着一座座神明，而且，还暗藏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魂儿——一个让庄子里的人挺着腰杆做人的魂儿……

四

一晃，三十多年的光阴跳着脚倏然而去，德高望重的二爷爷早已作古，会计老丁也在前几年解甲归田，不再管庄子里的事。快嘴春花婶年纪大了，手脚不再那么灵便，瘪着个嘴，说话含含糊糊慢了许多。至于二孬家老婆，也娶过儿媳，当上了婆婆，每日里专司看管孙子、孙女，一家子过得和和美美，从来没人听说她跟儿媳妇拌过嘴、红过脸。学堂里，校长倒是换过几任，教书先生的称谓早已变成“老师”。而七爷，反倒像院中的老槐树，根深叶茂，一待就是半辈子。

“叮，叮……”霭霭暮色中，铃声消散处，宁静的学堂很快沸腾起来。起初，只是一间教室的门“吱呀”打开一道缝，探出一颗鬼灵精怪的小脑袋；而后，一嗓子“放假喽”的欢畅呼喊，犹如在波澜不兴的湖水中投下一块顽石，霎时，引得这池湖水激烈地鼓荡开来。三个、五个，十个、二十几个……一个个野猴子似的身影从教室里吱溜吱溜蹿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嘻嘻哈哈一窝蜂向着大门口拥去……

这是一学年中的最后一天，明儿，就该放暑假了。娃儿们不知情，可两眼黢黑的七爷心里头却如同明镜一样——歇过这个炎炎假日，再到秋季开学的时候，他伺候了半辈子的学堂就得关闭了。老师们曾不止一次在七爷面前谈论过，上头下了红头文件：小村小寨的学堂必须全部撤并，一个不留；至于老师和娃儿们，也要一律并到镇子里的学堂。老师们要走了，娃儿们也要走了，庄子里的男男女女再也不往这儿凑了，他这个瞎眼的老光棍还有啥用处？七爷不敢想，可又不能不想，伸手将伴了他半辈子的铁轨搂在怀里，细细摩挲了老半天，长长叹一口气，像是要吐尽腔子里憋着的一口闷气，拎起那把铁锤，一步一步向着门房的那边挪去。

门房不大，靠墙的桌子中央立着一座闹钟——那种能打开表盖触摸指针的闹钟。七爷从小患的白内障，可眼瞎心不瞎，三十多年里，仅仅凭借指尖的触觉，七爷就能稳稳地拿准时分。可如今，学堂要撤了，这时分拿得准与不准，还有啥关系？这座闹钟，和七爷一样，终归会被扫出学堂，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七爷蒙着一层灰皮的眼愈发迷茫，就像两眼枯井，一滴水也抽不出来……

学堂终于撤了！空落落的大院彻底恢复了宁静，唯留下不知几世同堂的老鸹们牢牢占据着老槐树枝头，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每到黄昏时分，它们纷纷从旷野里、从庄子四处飞归巢穴，你一言，我一语，像是在激烈讨论许多闹不明白的问题：咋听不到七爷敲铁轨了？院里念书的娃儿们到底去哪里了？老师们和娃儿们还会再回来吗……这样的疑问天天讨论，但谁也拿不出让大伙儿都能信服的答案。

不像老鸹们那样聒噪，与老槐树一样静穆的，是这座空荡荡的老院。它依旧阔口朝天，只是不再与流云低声诉说那些老掉牙的历史。它的样子，颇像七爷那双空洞的眼，正失神地仰望着云天，仰望着久久盘旋在半空的老鸹们。

七爷搬离了学堂，带着那座陪伴了他三十多年的闹钟，带着他一样敲击了三十多年的半截子铁轨，还有那把拳头大小的铁锤子，回到祖屋，仍旧与八九十岁的爹娘在一起过活。继任的村干部们，也是从学堂里念书出来的，看着七爷一家子恓惶，又感念七爷是个瞎子，这么多年打铃烧水，实在不易，几次到镇上央求领导，给七爷办了个五保户，每年，还从紧巴巴的集体资金里挤出一千块钱来，算作七爷的退休工资。

七爷闲不住，心里一直膈应得慌，常常会眯着个眼，摸索着溜达到街上找人瞎聊。学堂周遭，早已不再是庄子里人们的聚集地。就连街上，半天也遇不到一个鬼影儿。这也难怪，自从1978年分田分地包产到户，就有一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实在不想一辈子困在一亩三分地，开始结伴跑到外头打工挣钱。现在，学堂一撤，如同在庄子底下又插入一根粗大无比的钢钎，撬动了那些正养育娃儿的青壮年。可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行推进的“一胎化”，论谁家也是一根独苗，也就这么一个心肝宝贝命根子，都盼望娃能有个出息；乡下人的路子又窄，不好好念书，哪里还有啥别的出路？可是，让不谙世事的娃儿们风里来雨里去，天天跑到镇子上念书，大人们又哪里歇心得下？

然而，世事往往就这么邪门，怕啥偏来啥。麦秋时分，前街口的狗蛋两口子种着几亩麦子，龙口里夺食，大意不得，赶紧抢个好天气往回收麦，哪里还顾得上接送娃儿？一大早，狗蛋家媳妇脸也顾不上洗，一把将一块烙饼往娃的手里一塞，又叮咛几句，就和狗蛋急匆匆下了田。可怜娃儿，刚刚十岁，活蹦乱跳地和几个娃子相跟着去镇上学堂，未成想，一辆拉麦子的手扶拖拉机刹车失灵，一股脑儿撞翻了几个娃。别人家的娃还算命大，有的磕破脑袋，有的蹭破点皮，都没甚大碍，唯独狗蛋家娃，硬生生被拖拉机的前后轮轧了两遍，肠子、肚子哗啦啦淌了一地。狗蛋家两口子闻声赶到，一看那样子，立马傻了眼——狗蛋媳妇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昏死了过去。大伙儿七手八脚，又掐人中又做人工呼吸，好半天，狗蛋媳妇才悠悠缓过劲来，腔子里憋的一口鲜血，“噗”地一声全喷到了路面，抱着娃子冰冷的身子可劲地嚎。狗蛋更是急了眼，跳着脚，发了疯似的要找车主拼命。大伙儿好歹连拉带拽，紧紧扯住狗蛋的胳膊，才算没闯出更大的祸事。

娃是没了，庄子后山的野地里，凄凄横吹的秋风中，孤零零的，凭空堆起了一座矮矮的新坟。处理完后事，狗蛋两口子似乎突然苍老了许多，整天蔫不拉几的，干啥都打不起精气神。

那几家娃儿受伤的，虽说虚惊一场，却也吓得够呛。狗蛋家的事，像给全庄子的人吃了个烫心火烧，膈应得人们心里难受。再说了，吃亏只能吃一次，难不成还要吃第二次、第三次？有两家人凑到一起一商量，狠狠心，咬牙从信用社取出积攒多年的存款，搭伴在镇子上买了房，随娃儿一并迁到了镇上。

庄子里的人，祖祖辈辈，自古就自带着一股子“羊儿性”，眼看这两家人为娃念书的事迁到了镇上，短短几年，举家外迁的风潮就像一股来势汹汹的传染病，迅速在庄上蔓延起来。本事小的，没奈何，学着前两家，将就在镇上租房或买房，由当娘的跟着给娃做饭；那些本事大的，压根就不愿意把娃送到镇上，索性举家迁往县城，直接把娃送进了城里边的学堂。一天天，庄子里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前街后巷，只剩下丁会计、春花婶那般掉光牙的老头儿和老太太，空守着祖宗留下的几亩薄田与几间瓦舍，稀里糊涂过活。

五

七爷叹口气，一屁股坐在学堂门口，摸摸口袋，抖抖索索掏出一根纸烟，点着，独自抽烟生闷气。早以前，七爷和庄子里的男人们一样，都是抽旱烟袋的。可这几年，旱烟袋早已变成古董，再也没人肯用，就像这座旧学堂，还有大半截身子已埋到黄土的七爷，总有一天，也会成为人们弃之不用的老古董。

不知啥时候，老会计蹒跚着腿脚悄悄踱到七爷跟前，一只手，轻轻按在了七爷肩头。

“老伙计，还在想这旧学堂？还在想着那些娃儿们？唉，想这些还有啥用？学堂没了，咱庄子的魂儿也就丢了……”

老会计的两眼有些发涩，忙从盒子里抽出一根“芙蓉王”，抓住七爷的手，将纸烟塞进七爷手指间。

“老伙计，别呕那两三块钱的烂烟了，抽根好的吧——你三侄儿孝敬的芙蓉王。这世道变啦，啥也变啦，你这死脑筋呀，也该转转弯儿了！”

烟雾迷蒙，栅栏门里，开始传来几声低沉而嘶哑的鸣叫，估摸着，应该是老鸹们要归巢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七爷耳朵里，又隐隐响起了娃儿们拖着长腔的读书声。那声音，轻轻袅袅，若有若无，就像风里裹挟着的书本油墨味，又像三十多年间一直飘荡在庄子上空的敲铃声。忽地一声，七爷猛地站起身，就像失了魂儿，根本不管不顾呆立在身边的老会计，径直摸索着朝自家走去。

叮，叮，叮……死一般沉寂的山庄，兀然响起阵阵敲击铁轨的声响。老会计、春花婶、二孬媳妇，还有狗蛋两口子，凝神侧耳，极力捕捉这久违的铃声，渐行凝成一尊尊僵直的雕塑。这铃声，泛着金属的质地，带着凌乱的颤音，在深沉的暮霭中左冲右突，于庄子上空晃悠了两圈，一扭头，一波一波，向着镇子，向着县城，向着更远的大城市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