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吸心大法”

毛生平 

这是一个“快餐式”阅读的时代，人们对于报刊杂志多是匆匆一翻，信手一丢，最终成了废品站的回收物；这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很少有人对报刊上的文章字斟句酌，探究其主旨，品味其韵味；这是一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人们热衷于阅读微博微信中一些段子，却忽视了对经典作品的通读细读。祝允明书斋联云：“每闻善事心先喜，得见奇书手自抄。”我固执地坚守着这种传统的笨拙的阅读方式——抄读。每每遇见奇文、美文、妙文，总是忍不住要动手抄一抄。

记得上初中时，受语文老师的影响，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文学梦”。每年暑假里，帮父母干完农活之后，我便在老家的古银杏树下支起一张旧火桌，做作业、抄写自己喜欢的文章。那是一棵三、四个人才合抱得下的银杏树，冠盖如云，像一把巨伞撑在头上，时而清风徐至，暑气全无，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文章意境里，甚是惬意。那时候，我拿来大姐读师范的教材《文选与写作》，用稚嫩的笔迹抄鲁迅的《两棵枣树》﹑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闻一多的《死水》等。那时抄过的文章竟成了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上了师范后，课余时间，我坚持到学校阅览室里读书看报，作读书笔记。我清晰地记得曾经在一个月里抄了厚厚一本的笔记。文学、教育、书法等，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全抄或摘抄。那时候，我就像一头饿慌了的牛，一头扎入了水草丰茂的原野。记得恩师胡文超曾教诲我说：“拼命地往自己的脑海里塞些东西，这些东西会慢慢自化的。”我觉得自己记忆力差，悟性也一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这样笨拙的办法——抄读，来弥补天分的不足。

师范毕业后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教学之余我依然坚持摘抄。几乎每半年都抄上两三本。教育教学、文学艺术、民间文艺等，只要是自己觉得值得一抄的，都动笔摘抄。我抄古典诗词，觉得理解诗词，除了诵读外，抄写也是理解诗词意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抄经典美文，悉心地揣摩其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久而久之，也忍不住“手痒”，动手写上一两篇；我摘抄《毛泽东选集》，深感伟人见识的卓越；我抄《曾国藩家书》，效仿他的方法，去治学、去做人，去处事；我抄从民间艺人手抄本，倍感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真切动人。我曾见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全文抄录了朱光潜的《选择与安排》，觉得写文章的秘诀都藏在那里面。

苏轼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每当在阴雨绵绵的日子或是夜深难眠的时候，我会像乡下的妇女翻捡自己的针线“样包”，信手地翻看自己摘抄本，有时候忍不住拿起笔来，在旁边批注自己新的经历和新的感悟。有时，我觉得又觉得自己像一头牛，在不停地“反刍”着。渐渐地那些东西被我吸收，化为我的精神食粮。而今历时十余年，我的摘抄本已有三十几本。那些曾经抄过的文字就如石匠用錾子在石头上錾过一样，在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读书或写作的时候，那些抄写过的东西会不经意地从记忆的深海里浮泛起来。

梁启超曾说：“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对于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在《襄阳日报》发表的《漆树的眼睛》是受摘抄的《白杨树的眼睛》的启发而写的，还有系列的关于民间文艺的文章，都是多年手抄的恩惠。曾经有朋友问我能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近百篇作品的“秘诀”，我告诉他没有什么绝招，主要得益于“抄读”之功，而这“抄读”之功，就像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的“吸心大法”一样，能将别人的功力转化为自己的功力，而写作就是“亮剑”，敢于亮出自己的积累之“剑”，阅历之“剑”，感悟之“剑”而已。

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练好“吸心大法”，搜练古今，博采沉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盈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