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鞭炮声

文/孟胜昔

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能给我带来两样好处：一是有新衣服穿，二是有鞭炮放。相比较而言，鞭炮对我的吸引力更大。

一进入腊月，就能明显地听到“年”的橐橐脚步声。店铺里、集市上的鞭炮多起来，五花八门、品种繁多。小孩子只能玩小鞭炮，这是大人们反复告诫的；于是在兜里揣上积攒了一年的零花钱，约上二、三个小伙伴，一路蹦跳着、笑闹着，去逛集市，买鞭炮。

彼时我经常燃放的小鞭炮有三种，一种是用红纸裹着的“小酥鞭”，可以单个燃放，也可以用竹竿挑着整挂地燃放，噼哩啪啦地象炒崩豆。我是舍不得一次性听响的，就装在裤袋里，单个拆开来放着玩，很过瘾。另一种是细不过铅笔、长不盈寸，两端联有白线的“拉炮”；可以突然地呈现在小伙伴面前，双手同时扽线，“啪”地吓他一跳，然后扭头跑掉。第三种叫作“摔炮”，细粉笔粗、寸把长，没有捻子，两端用细砂粒糊堵，一般是几十或上百个粘联一起，只能掰下单放；将它藏掖在身上，与人说话的同时，冷不防地掏出一个，猛地摔在他脚前，“叭”地一声，惊得他一蹦老高；或是边走边摸出来，一路摔着玩，摔响在人家的大门上，摔响在自行车的车轮下，摔响在鸡群里，摔响在狗爪边……这些恶作剧，我没少干过，也没少挨大人的训骂，处在“狗嫌猫怨”的年龄段，喝叱声权当耳畔风。

随着年关的临近，市面上卖鞭炮的多起来，逢上集日，卖鞭炮的自发地聚集起来，形成规模化的市场，称之为“炮仗市”。我记忆里，家乡较固定的“炮仗市”有三个：一个在城关镇街，另一个在东门里，还有一个在西郊。我家离城关镇街近，因此，这个“炮仗市”给予童年的我印象最深。

除非有大人带领，否则家长是决不让小孩子擅自逛“炮仗市”的，因为那地方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炸市”的伤亡事故。卖鞭炮的摊位多、又扎堆，并且竞相燃放，观客、买客拥挤不堪，稍不留神，一粒火星就酿成惨祸。据闻，某年突发“炸市”事故，当场炸死、炸伤了十几人。

在小孩子的眼中，“炮仗市”的危险远不如它自身的魅力大，因此总想及锋而试。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逛“炮仗市”的情景，那阵势、声威，深深地烙在脑海里。天冷得伸不出手，鼻孔冻得生疼，我约上两个小伙伴，趁着大人忙年的空当，偷偷地溜到了“炮仗市”。近中午时分，正是人旺的时候，远远地就听到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看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街道边，卖鞭炮的将桌子一溜摆开，逶逦五、六里路，他们站在各自的桌子上，有的大声吆喝：七里沟的炮仗，不响不要钱！有的扯着嗓子喊：五里堡的炮仗，不响咱白送！围观者就有人喊一声：先别吹牛，放一挂俺们听听！这边就高高地挑起一挂大鞭，“咣咣咣咣”地放起来；那边也不甘示弱地“砰砰砰砰”地炸起来，颉颃不下；鞭炮声、叫卖声、喊好声、起哄声，喧阗不已。炸裂的碎纸片在空中飘荡，尤如纷纷扬扬的雪片；浓烈刺鼻的火药味，呛得人直流泪水。

集市上卖有一种叫作“雷子”的大鞭炮，约有小孩子手腕粗细、一拃长，顶端中心有一药捻子，须用针挑出，才能燃放。这时，只见从人群中挤出一精悍的汉子，高喊着：放雷子喽，放雷子喽！就跑到街道中央，将一枚粗壮的“雷子”稳稳地竖放在一块红砖上，四下瞅瞅散开的人群，狠吸了一口手中的烟卷，然后将火红的烟蒂凑近药捻子，药捻子“滋滋滋”地燃起来。他后退几步，并不着急跑，大声地提醒捂耳侧首的围观者说：不要慌，我的雷子是先放花，后响炮的。果真如此，那细细的焰火冲起二米多高，三、四十秒钟的功夫就“咣当”一声巨响，震得大地抖动起来。再看垫在下面的那块红砖，早已断裂成几块了。人群中有人喊：好哎，再放一个听听！

听大人们讲，卖鞭炮的讲究“卖鞭卖响”，谁扞制的鞭炮响，谁就卖得快；如果卖挂鞭的一次带两麻袋货的话，那么至少要留出半袋的鞭炮放给围观者听，跟今天商家追求的所谓广告效应相类似。那天，我们几个玩伴从“炮仗市”的这头溜到那头，在人群中挤进挤出，不亦乐乎，真个比过年还兴奋。福兮祸倚，岂料其中一个伙伴在捡拾哑炮时，不幸被炸伤了手，好在没伤着筋骨，但已肿得象馒头一样。我们都不敢回家，直捱到散市。

太阳落山的时候，围观者逐渐散去，卖鞭炮的挑担、推车，一会儿消失殆尽，空留下一地厚厚的、白花花的鞭炮皮，西北风吹来，卷起千堆雪。回家后，等待我们几个的是各自的“家法”。这是我第一次私自逛“炮仗市”，印象特深，并不是因为伙伴的手被炸伤，也不是因为回家挨揍的缘故，主要是那“咣咣咣咣”绵延不绝的鞭炮声，令人耳热目眩、荡气回肠。及至上学后学到诸如“震耳欲聋”“振聋发聩”等词语时，都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炮仗市”的火爆场景。

我家每年春节都要燃放很多鞭炮，其中绝大部分是父亲买的，乡下的一个亲戚再送几挂鞭，余下的小鞭炮由我来买。那时我家经济虽然拮拘，但父亲购买鞭炮却出手大方。我负责将所有鞭炮按大小顺序码放在一个大纸箱里，搁在远离灶火的地方，每天早晩还要认真地检视。由此，我可以乘父母上班之机，偷偷地拆解下几个大鞭炮，在自家院子的空地上燃放，自得其乐地听那声声震响。

上了小学，我就盼望着放寒假，寒假一到，年也接踵而至。等上了三年级，许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原因，父母也疏于管理我了，我可以放心大胆地逛“炮仗市”，燃放鞭炮了。我经常和同学一起，到离家不远的一块旷地上，比试一下谁的鞭炮响，谁的鞭炮炸得碎。其中有这样一个比赛项目，就是将一个小破铁盆罩在单个鞭炮上，并不完全盖住，要留出缝隙，让药捻子伸出头来。然后用火柴点燃，捂着耳朵迅速躲开，只听“嗵”的一声闷响，小铁盆被爆炸的气浪顶向空中。谁的鞭炮炸得高，谁就获胜。高人一筹的自得感、成就感挂在每个获胜者的脸上。

我们当地有“君辞三，民辞四，棵子王八辞五六”的说法，就是关于辞灶王爷上天的民俗约定。“君”指帝王将相，“民”指普通百姓，“棵子”指的是土匪流寇，“王八”当然是骂人的话语。有一年辞灶期间，我禁不住鞭炮的诱惑，手痒难耐，就在腊月二十五的当夜，在旷野上燃放了一挂鞭炮。之后，被母亲发现，狠狠地责骂了一顿。母亲是本份、善良的普通百姓，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作“棵子”或“王八”的，当然也怕邻居说些不中听的闲话。

腊月二十以后，我们这里几乎天天都能听到鞭炮声，声势也日甚一日。辞灶要放鞭炮，过小年要放鞭炮，贴春联也要放鞭炮……要说放鞭炮的隆重、爆烈，尤以大年三十的午夜时分和正月初一凌晨四、五点钟最甚。放鞭炮的重任落在父亲、我和弟弟身上，父亲负责将鞭炮用长长的竹竿挑起，我负责用一根香点燃鞭炮，弟弟负责输送一挂挂的“弹药”。零点钟响前半个小时，我们就将一切准备停当。差一分钟零时，父亲站在院子制高点，用力举起了竹竿，沉甸甸的长挂大鞭将竹竿压弯了腰。在倒计秒的嘀嗒声里，我从容不迫地点着了药捻子，“咣咣咣咣”，全城同呈沸羹之势。放完一挂，又接上一挂，鞭炮的电光闪耀，映红了母亲虚弱的笑脸，声声炸响舒缓了她劳瘁一年的身心。十挂长鞭放完，没有一挂截捻，没有一个哑炮，母亲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年又是顺顺当当的一年！然后就催着我和弟弟赶紧上床睡觉，好积蓄一些体力赶早起来放鞭炮、拜年。

屋外的鞭炮声渐远渐歇，但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就一遍又一遍地摩娑着母亲放在我枕边的新衣服，心里感受着母亲的温暖。迷迷糊糊中，急骤的鞭炮声将我拽醒，我叫起弟弟，来不及穿新衣服，飞快地跑到院子。这时，天还黑着，父亲已在院子里踱着步，等着我们放鞭炮。“咣咣咣咣”，“啪啪啪啪”，几挂鞭炮放下来，全城已被鞭炮声湮没了。飞火流光，照如白昼，我和弟弟蹦着、笑着，互相庆贺又长了一岁。

天刚蒙蒙亮，拜年的人们就陆续来到我家，他们踩着院里厚厚的鞭炮皮，惊问：放了几十挂吧？父亲非常高兴地说：不多，不多，快屋里坐。我们全家人喜不自禁，因为这厚厚的鞭炮皮，象征着家境的殷实，也预示着新年的富足。地面上的鞭炮皮照例要保留到大年初六，父亲才有些不舍地扫去。

上了初中、高中后，我对鞭炮就逐渐淡漠了，年龄的增长是一方面原因，而居住条件的改变、娱乐生活的多元，是更重要的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一座座高楼次第崛起，一条条街道宽展整洁，钢筋水泥的挤压使得鞭炮已无立足之地，“炮仗市”自然而然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传统意味的“年”也淡化了许多。但无论如何，那火爆的“炮仗市”在我的一切往事中占据着重要的篇章——清晰的画面、繁盛的感受，那浸润着无穷乐趣的“劈哩啪啦”的鞭炮声仍会在我童年的世界里回响，并幻化成了生命褶皱里的美妙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