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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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余华的《活着》和《文城》这两部巨著后，我得到了这样的收获：“人生就是自己的过往和他人的序曲，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其实《支离歌》也是这样一股洪流，它既是时代的洪流，也是生活的洪流。生活给予人物命运，命运也会在生活的洪流中不断被冲击，仿佛一个在激流中滚动的石子，终究要留下一地音符，哪怕是痛苦的呻吟或者是欣喜的欢歌，终将以搁浅收场。石凌的笔触在生活的深处，在洪流的深处，她将一个时代给予一些小人物的内心酸楚活脱脱地剥了开来，晒到了众人面前，让读者惋惜、喟叹，随后甚至联系起身边的某一个人，有可能还觉得这个人就是自己，这也就是《支离歌》给予读者的生活。
这篇五十多万字的宏大之作，根植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北小县，叙写了好几个小人物身在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主人公江海岩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平庸，自己选择了走向时代发展的大浪潮，而最终在无奈中锒铛入狱。袁宏涛被生活所迫，弃学打工，不得已走到南方城市谋生，最终通过自己的朴实勤劳获取了一篇新天地。玉女孙玉涵在经历丈夫外出，企业破产之后，也把希望投向了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南方城市，然而在打拼中也是十分狼狈，甚至失身于人，将作品中留给读者的本该唯一圣洁的希望浇灭。江海珍为了弟弟江海岩，选择了本不想拥有的婚姻，后又因为心怀野心而不惜一切代价成为了县城的一个小老板。如果说这些人的经历都是一个个小人物的奋斗史，那么生活给予这些人物的，也是万万千千个生活在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他们都曾想过或者实践过的一切。
石凌在写作中是一个冷峻的人，这部作品也是冷峻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曾经对眼前或者未来的一切充满希望，而又在生活经历中逐渐冷却。他们不断地接受，不断地舍弃，但是又对拥有和舍弃的一切心有余悸，也心怀不干。这恰好从深层次揭露出了人性深处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小人物之所以是小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拥有着小人物所拥有的所有感性，无法逃脱在物欲、性欲、金钱欲等一系列欲望威逼或者引诱下的一切。石凌并没有回避这一点，她把人物放在了现实生活中，用一个普通人的心智去审视了这些普通人的心理。即使江海岩和孙玉涵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无法逃脱被生活磨砺的命运，要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低头，直至对自己曾经所有的梦想产生怀疑，然后再在现实中重构自己的生活观和价值观。这个重构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一个在生活中跋涉前行的人都深有体会，但是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却给了精神世界中最容易满足的意淫。固然现实生活中需要用美好来构建希望和生机，但是正视现实又是不可逃避的现实，即使内心世界曾经构建的价值观如何高尚，也终将要和现实联系起来，才不是空中楼阁。
《支离歌》的写作应该是一个构建的过程，故事情节的发展是一个构建的过程，每个主人公的成长都是一个构建的过程，所以这一切也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哲学思想中质量互变的发展过程，是矛盾之矛盾不断碰撞的过程。石凌在《支离歌》中把这种碰撞毫不隐晦地摊了出来。她用一个旁观者审视世界的姿态，没有把人物的经历和命运安排地让读者产生充分的愉悦感。就如江海岩这个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现状有着清醒认识的知识分子，他却无法逃脱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所产生的矛盾，甚至不得不依附于几个女人而度过一段艰难和特殊的生活。包括他两次被无辜卷入犯罪行列，他的头脑中都没有清醒地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核心思想体系。这个人物，像极了所有身处改革浪潮中的觉悟者，但是江海岩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觉悟者，他是一个没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对世界有着成熟的理性认识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没有纯真的真善美，即使与孙玉涵的书信中透露着多少的想念和真情，他的生命中没有过真正的爱情，或者说，他的内心透射着狭隘和自私，他既缺少大爱也缺少小爱。又或者说这个人物并不懂得爱，包括对自己的母亲、妻子、亲戚，甚至身边走过的每一个女人。
纵观小说中的所有人物，现实的冷峻和生活的冷峻，甚至人性的冷峻都让我们深受触动。被生活磨砺出的无奈靠近了人性的冷漠，不应该是美好的，但是生活的考验又多少会让真正的真善美也随之流失，让一些本就经历了艰难而构建的精神世界崩塌。孙玉涵是一个例子，孔秀芳是一个例子，江海岩、江海珍都是其中的例子，许多个在小说中只是昙花一现的男人和女人也都是这个例子。石凌抓住了这些细节，她用冷峻的笔触挖掘出了在现实和生活中被消磨陨落的神圣，将文学作品有时候过于理想化的思想构建抛出了小说之外，给了小说一个清醒的世界。但是，彭雪融却是一个让我们怜惜又觉得伟大的人物，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被唤作小三的傻女人，虽然从出发点上就选错了爱情的方向，但她却爱得真实，这种真实仿佛一片泥潭中的一束绿茵茵的小草，让读者感受到了惋惜的疼和可敬的真。
生活不会眷顾弱者，但生活的过程中没有弱者。“女人，你的名字就是弱者。”石凌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了这句话，但是女人并不是真正的弱者。石凌这个女性作家她本身就不是一个弱者。弱者一般不会抗争，也无力抗争，但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都在与生活抗争，即使抗争得体无完肤，但抗争不会是弱者的态度。江海岩的宏伟理想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失败了，袁宏涛用勤劳和宽厚在与生活的抗争取得了不断胜利；江海珍的抗争之路走得让人鄙夷但我们可以认为她是成功者，孙玉涵的抗争历程是一个怯弱的过程，但却透射着一个女人抗争的坚韧。从书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面对情感与性的态度上，我们体会到了女人的弱，但从她们坚韧地与生活最终携手相约的立场上，我们又不得不佩服女人的强。这也可能就是万千女性骨子里深藏着的柔韧与刚毅。石凌在《支离歌》中表现的女性恰好就拥有了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孕育中所创造出来的女人应该拥有的特点。在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视觉、女性心理恰好是石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她懂女人的弱，她也懂女人的强，因此笔下的女人在生活中柔韧而并不羸弱。
从石凌的诸多作品中，常能感受到内心的不屈与正义，这与本来生得瘦而笔尖锋利的石凌也恰巧吻合。女性作家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把握明显更真实、更正确。但是，与女性相对应的男性人物，石凌刻画也是非常棒的，她并没有在作品中忽略中国男性，尤其是大西北这快热土孕育出的男人身上的光彩。她是站在对男性十足尊重的立场上去表现其中的男性角色的，即使是看似龌龊狼狈的男人形象，她也没有在其中过多地投入一个女人对男性的偏见，而是心平气和地叙述出了真实可见的事实。用平和的心态看待世事的美好与丑恶。男人身上的刚毅与面对曲折人生的无奈，男性身上的千金重担与孤苦绝望的呐喊，石凌都懂，所以，她刻画了一个让人佩服的袁宏涛和一个在时代发展中有担当、有思考的知识分子江海岩，还有“唯人才是举”的萧老板。这些人物从大的方向上都是正面人物，尽管情感的纠葛和性欲的驱使没有让他们变得完美，但他们依旧是行走在社会主流中的担当着，这些人也支撑着国家和地方社会各项事务的平稳运行，构成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板块化运行框架。包括那个会对江海珍施家暴的咸玉民，那个追求利欲而和江海珍一拍即合的顾贵红，那个与孔秀芳私密媾合的本家侄儿江大年，他们都是一个社会中的小角色，他们也是小说中的配角，他们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物，他们也是在社会中的某一个角落顽强生活着的个体。我们无法给他们的形象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但这些人物恰好丰富着社会百态，也是在向生活举戈的大众之一。石凌在写作中尽量地丰富了小说中的人像群体，她在努力地将面对生活的叩问融入到了不同群体身上，可能意在让读者明白那样一个时代的洪流中涌动着众多被水浪冲击翻滚的石子，不管是最终被洪流淹没还是在岸边搁浅，都是一个时代赋予某一个个体的最终归宿。
小说的创作肯定需要一定的时代背景做依托，《支离歌》关于这个背景的选择是高妙的。首先，石凌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风云激荡的巨变时代。从求学时代到投身乡村教育工作，石凌目睹了这个时代青年身上的蠢蠢欲动，也亲历了打工热潮给大西北小县、小镇人带来的巨大影响。还有，《支离歌》的创作，我自认为一定不是空穴来风，也有一定的人物原型作为基础。从作品中根植的土壤来看，《支离歌》写的就是作者生活着的这片土地，所有的地貌、风俗、语言的根基是出自于身边这个小镇、小县的。即使虚构的文学色彩多出多少精彩的空间，但也永远逃脱不了“乡事乡音”。而这恰好为石凌能写好这部作品创造了有利条件。石凌抓住了自己熟悉和擅长的文学素材来搞创作，这是她成功的首要条件。作家不可能都是百科全书，但每个作家一定都有属于自己的百科全书。石凌作为女性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的洞察力是惊人的，这也是她之所以成为当地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的原因之一。石凌会写作，也善于用真心去紧贴身边的这块沃土和在这块沃土中生长着的一草一木，所以《支离歌》从情节与人物的丰满程度上十分成熟。
知名作家刘庆邦在谈及小说创作时，说小说创作要注重细节之美。费垃圾米尔.纳博科夫说过：“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囵吞枣地看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对大脑有好处的药剂。享用文字时必须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支离歌》的细节之美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比如落魄的袁宏涛多次与“墓地”关联一起，“墓地”类似于一个意象，在大西北的一些村落被冠以不祥与惊恐；比如江海岩在多次打击中经受的心理矛盾；比如孙玉涵与江海岩的那些来来往往的书信都是两人情感的遥远背离；比如黄土高原生出的庄稼人嘴里质朴而粗犷的语言，都是小说的细节之美。如果再将这些细节和生活与命运联系起来，那就是真正的心脏与大脑的药剂。至少我这个和石凌活在同一天地的人对这些细节是有心灵上的感知的。
批评家阿贝尔.蒂博代说：“一个艺术家，当他进行批评的时候，既表露他的好感，也要表露他的反感。”所谓的“反感”存在一定的主观意识，也可以说代表着批评者自己的一己之见。对我自己而言，我没有能力写出石凌这样的作品，也甚至觉得自己要对某人的作品发表一点评论都力不从心，但任何一部作品都是有缺陷的，就像这世间没有完美的人。石凌尽管学富五车但毕竟生在北方，要将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引进西方经济、文化、科技的窗口写到淋漓尽致，并为生在这个地方的人物赋予真实而灵动的姿态是很难的，所以她的小说也就欠缺了这一点。不管怎么看，从北方小城走到南方所经见的一切依旧贴着北方小城的标签。就像江海岩和孙玉涵结婚三年的性爱一样不够热烈。
石凌在《支离歌》中多处描写了有关于主人公之间的性与爱，这也是小说中关于真实人性和生活的一个揭示。这些真实的揭示给了作品灿烂的色彩，给了真实的生活细节上的魂魄，但是从细节上的灵魂来看，细节处理还是有很大长进空间的。因为大量的写作者都存在自身能力这方面那方面的不足，所以我们不能要求石凌完美，可是石凌可以完美。就像看过冯骥才的小说，不得不佩服它们几乎都是充满津味的风俗画；看过东野圭吾的小说，又不得不佩服他是一个逻辑推理的天才；看过《红楼梦》才知中国的国学能够博大到让我们每一个拿笔写字的人感到羞愧难当。这些能反映出细节的重要性。石凌虽写作多年成绩斐然，但石凌也并不是一个能把文化与文学融通到精致的人，我想，这可能应该是石凌今后在文学上还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
在赠予我《支离歌》这本书的衬纸部分石凌敬称我为先生，愧不敢当。从求学经历去联系，石凌是我的师姐。从文学创作这一领域说，石凌亦为师姐，甚至是师父，所以完成此文，只是一个读者对作品最诚实的尊重。
总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标识，而文学恰是时代标识中最显著的留存符号；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而文学作品就是这个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这恍如生活的支离，给了文学一个标识，也给了生活一个标识，给万万千千个读者留下了不同的标识。石凌在今后一定还是一个把笔尖像犁头一样扎进生活土地的歌者，而我依旧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坦然跋涉的普通教员的一员。但我相信，不论是石凌与我，还是每一个视文学如生命、如生活的人，我们都依然会像珍惜残损的手掌一般珍惜生活的支离，也会像珍惜生命中的支离一般珍惜生活中的文学。
（石凌，原名张惠灵,20世纪70年代生于甘肃灵台。在《北京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奔流》《边疆文学》等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评论三百余篇,十多篇散文入编多部书籍,曾获“芳草”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盛大文学网站首届“白金书评人奖”“西柏坡散文奖”“散文世界杯”征文奖等奖项。已出版散文集《且行且吟》《素蓝如瓦》、长篇小说《支离歌》《蝶衣》。）
李天喜，笔名木头。甘肃灵台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出版有随笔集《浸润心灵的支教之旅》在各级刊物发表作品20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