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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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天喜
甘肃省灵台县作家安杰刊发于《清明》的小说《去大理》具有一定的隐喻性，以人物的内心独白作为小说的主要发展线，表现了我、林晓树、胡莉荭、鹿伊敏之间的情感纠葛。从林晓树的自杀引出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而扩展到林晓树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再从林晓树的情感生活中逐步浸润到“我”的加入，以“我”内心的矛盾、纠结、怯懦恐惧等心理状态来映射和生发出作品中所有主人公的心理暗影。从写作思维到写作技巧，《去大理》都是值得称道的，作者高妙把控小说情节的显性元素和隐性元素，让两者的融汇如入无人之境，这样的小说很耐读，也值得读者细品。
忧郁是小说中人物的核心心理，忧郁心理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主人公的人格特征。纵横比较，《去大理》中所有人物的人格特点具有普遍的统一性，具体来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实现了营魄抱一。这种肉体和灵魂上的牵绊与割裂是小说人物人格背离的显著表现，也是反映某个社会群体和人性现象的隐性聚焦。当然，忧郁不是普遍的人性心理特征，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造就了不同情感和性格的人性特征表现。其中“我”、林晓树、胡莉荭、林晓松在面对生活和情感中的灵与肉不能统一的矛盾和苦痛，是人性深处潜在的欲望和理智相冲突的显性表现。
林晓树是作品中最忧郁的人物，这源自于他从小难以接受父母的情感经历所产生的悲剧，也让自己的情感经历最终走向了悲剧，他自己的人生因为情感的左右走向了终结，其中他患有的抑郁症并不是直接原因。情感挫折导致的性格背离是林晓树人格方面难能同一的基础条件。追求胡莉荭而又不去维护家庭和爱情，是林晓树人格背离的一个表现。有钱但从来吝啬是他自身人格背离的又一表现。浑身是才华却邋遢的生活与他自身从事光鲜的舞台表演形成鲜明对比，又是他自身在内心境界上的又一个背离。依据小说的情节发展看，林晓树的这种人格背离似乎是必然，因为他在情感阴影中的受挫导致了他自身的性格变形，心理诡异。但深层分析，不难看出，林晓树其实是一个不愿接受现实，活在自我认知中的自私而又懦弱的形象。这种形象恰巧类似于在生活中不能直面和接纳自己，却在他人身上寻求慰藉的“两面人”，是一个人性群体的代表。
其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更值得细细品味的形象。从显性的角度看，“我”对自身的内心认识十分明确，对自我的定位和评价也很具积极意义，似乎对自身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知十分明确，是非分明、对错明晰。但却最终顺着欲望卷入了“好朋友”的婚姻风波，成为了间接造成林晓树生命走向终结，和胡莉荭的婚姻最终走向结局的导火索。在面对鹿伊敏和自己的婚姻上，“我”又含糊不清，不明真伪，却体现出一副全然清晰的样子，“我”内心的纠结、疑惑、恐惧等特点和自身的做派并不同一，也深层揭示出了“我”的人格背离。从作者对“我”的内心世界刻画的主观性上，将“我”放在了一个比较正面又无辜的立场上，但“我”自身常借酒买醉的生活状态，以及借着酒劲和胡莉荭发生关系的看似被动的做法，却从另一个层面反应出我的精神世界上并不明晰的价值立场。“我”和妻子鹿伊敏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否因妻子的出轨而导致并不明确，但“我”内心的牵绊实则是因为自身心理的预设假定，体现出“我”内心本来就存在着若干有关于感情的内心阴暗。“我”的自我弘扬始终是站在自我立场上的弘扬，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我”本身也是一个内心和林晓树存在类似心理的阴暗者。
林晓松是故事情节中“我”的立场和心理变化的转折点，也是揭穿“我”内心“保护伞”的一根导线。林晓松的敏锐和洞察力是故事情节中不可忽略的一笔。但林晓松也是一个缺少立场的助推器，他的忐忑经历和内心透出的“善念”也体现出了林晓松在人格方面的背离。一段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约谈，只是一段倾诉，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是接轨的，但同时又透漏着其在精神世界和社会势态中的怯懦与无奈。所以，林晓松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悲剧人物。
相比较而言胡莉荭和鹿伊敏对待感情的立场倒是直爽的，真实的，与“我”和林晓树的表里不一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但从称呼“赵晟”这个名字的字眼上来看，打通电话的应该是其妻子鹿伊敏。好歹有可能“我”自身会有可能在后来完成一场心灵上的救赎。但不管怎么说，林晓树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形象，不能不给读者留下许多遗憾和惋惜。而“我”却更是一个在矛盾中难能释怀的“墙头芦苇”。
“敏感神经”是小说人物中人格背离的主要催化剂，无奈和渴求又拷问了许多在工作、情感中纠结的普通人内心最柔弱的神经。
大理在哪里？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地名，而是梦和远方。“梦和远方”是《去大理》中一个比较高妙的设计，既是人物精神心灵的寄托，又是现实意义上的追求。因为大理既有林晓树的梦，又有他的物质积累。于我而言，大理也是我在心灵和肉体上有憧憬的实物载体。如果说人格背离是精神与行动的两重矛盾，其实《去大理》又反映出了在当今社会一些浮躁和虚妄的人的内心世界所潜藏的虚伪、自私和不为人知的阴暗，这些阴暗以表里不一呈现出来。把《去大理》中的人物形象扩大化，这篇小说其实拥有博大的现实意义，还有以小见大的真知与道理。
从人性心理学的观点上看，人都应具备生物需求、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三个方面的基本属性。《去大理》至少有力地揭示了当今社会一个群体性人物在这三者心理之间的矛盾和纠结，从一定层面给了读者一定的警醒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想，这也有可能是作者在作品中想透射出的呼吁吧！
注：发表于2023年7月《平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