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喜
网站用户
李天喜
田华是甘肃省灵台县近年飞速崛起并已成长成熟的实力派作家。其小说视野大多扎根于陇东乡村，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笔调，阐释了本地特有的人文气息，尤其是在当地地域性乡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方面成绩突出。可以说，其小说创作的原发性力量来自于脚下生活的这片土地。如果用靠近生活的真实体验去把握田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均能给人质朴与真实之感，艺术形象也很丰满。
田华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大多定格在关注底层人物，书写底层人性心理和品质，彰显底层人物的真善美丑恶愚等诸多人性色彩方面。从语言特色和故事情节的构造上，也十分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特色。陇东大地的原发性素材，陇东方言的直白表达方式，陇东地区民间民俗文化的浓厚色彩，都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以田华2020年发表于《朔方》的中篇小说《桃花》为例，潘桃花、李八斗等鲜明形象均能给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些底层人物形象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品质和心理特征是底层人物感性特征较为突出的个体化聚焦，也是底层人物群体性特征的个体化表现。从《桃花》这篇小说的人性品质这一层面深入，可以认为是利欲与义礼的交织与碰撞，也是恶与善、利与弊相克共存的矛盾共生。
走近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潘桃花是核心。核心人物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潘桃花的“跑”与“留”是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纵观潘桃花的人生经历，曲折而戏谑，但成因都是她自身的选择所致。因家境原因潘桃花辍学，心随我动与刘一飞私定终身，因等待无果又嫁给了老实善良的李八斗。后又不屈服于内心对李八斗的抗拒而反复出走，在被碰得遍体鳞伤之后返回接受现实，之后平静的生活本应更加美满，却因刘一飞的消息再次出现而难以承受选择了逃离。潘桃花身上充分表现着底层人物在面对现实生活和理想信念之间发生矛盾时的无奈和脆弱，也体现着底层人物在生活旋涡中的感性和无知。
潘桃花对待李八斗的态度转变是一个由“恶”到“善”又由“善”到“恶”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与李八斗的善良浸润有关，实则是潘桃花内心脆弱、逃避现实的直接印证。钛媒体最具人气奖获得者倪叔说：“底层人的软肋就是怕丢人。”，其实“怕丢人”的内核还是心理上懦弱，也是潘桃花自身对李八斗的感情“缺氧”所致。从潘桃花对待李八斗第一阶段的态度变化中，应该可以概括为是两个核心主人公的内心善念和恶念的撞击与战胜。李八斗的不离不弃、体贴和爱让身陷迷乱的潘桃花迷途知返，是爱与善在交织和战胜中产生出的良好结局。潘桃花的觉醒也是因为自身对生活中应该追求的正确方向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是一个善念摧毁恶念的过程。
潘桃花的成长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若干个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形象中有类似命运的一个代表。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和立场上，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她的情感经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长一段时期许多农村女性的普遍经历。在传统“重男轻女”思潮的影响下，农村女性对待爱情没有充分的选择权，贫穷落后的生活现状也造就了许多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相互背离。这样也就继而生发出“顺存”与“抗拒”的矛盾问题。如果站在潘桃花自身追求爱情的立场上，潘桃花生完孩子弃家逃离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站在李八斗和孩子的立场去看，潘桃花的内心严重缺少责任感，对善与恶的概念理解十分模糊，这恰好也印证了在潘桃花的内心，其善念与恶念的占有比并不在一个理想的比例状态，善与恶的共生关系也没有处理到一个恰当的程度。
事件的开头和结尾对于李八斗来说，都是欠缺公平的，仿佛在任何时期，在事态发展中，总会有一个所谓的“老实人”来顶包，“老实人”形象也是社会底层人物中“不可抗拒”的代名词。“老实人”形象往往被公众眼光鄙夷，但其身上存在的“善”的光辉却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和点赞。李八斗用一个底层人的善与坚持博得了一段时期内的婚姻顺畅，又用善与坚持葬送了家庭的平稳与幸福。从其自身坚持的初衷看，李八斗内心的善良是事件发展的基础力量，能站在他人立场理解和处事的态度呈现出了李八斗这个底层人物潜藏在骨子里的包容性，也恰好印证了善念的包容性。在善的超范围承载中，读者给李八斗留下了伟大而惋惜的喟叹，但李八斗最后因潘桃花离去而留下的哭腔又让人不禁深感同情和不甘。
李八斗坚持让乐子认刘一飞，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李八斗内心的纠结到拿定主意可以看出，李八斗关注的重点也并非刘一飞的巨额遗产，而是出自于他内心世界中的义礼原则。从李八斗对待潘桃花、乐子、刘一飞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李八斗的内心是有原则的。这恰好与潘桃花对待感情和生活的不断迁移形成了鲜明对比。潘桃花的不断逃离和李八斗的坚持不懈形成了善恶、利弊的反复交织，也让矛和盾的主体在不断迁移和转化。乐子与刘一飞的见面并没有按照李八斗、乐子、聪子、刘一飞哥哥等人事先预设的结局发展，这一点是小说情节中并非主次的巧妙呈现。巧妙的变化反映出了人性的弱点，也让人性深处的私利与欲望被全面揭发，是利欲之恶揭露的高潮。可以说，利与欲是《桃花》这篇小说中的核心价值观，利与欲的诱惑是造成故事一波三折和悲剧结局的主要成因。
善与恶在利与欲、义与礼的交织更替被不断抽枝和升华，这恰好也证实了事物发展的两面性，道出了矛盾之矛盾这样的哲学规律在普通人身上的表象呈现。
至于杨建威和王自强两个人物的出现，只是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作用，但是作为旁观者的两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特点也有模有样。王自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潘桃花和杨建威的独自相处充满了疑虑，又在内心勾画了许多不雅画面，这恰好是好奇心包裹下的“人性之恶”的另一个侧面呈现。这一情节的塑造，很好的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也为作品采用倒序和插叙手法表现的写作思维增加了色彩。
小说情节发展中的几个关键性“包袱”，如“潘桃花与杨建威的私自会面”“李八斗偷看信件”等情节表现出了作者自身在小说写作方面娴熟的把控力。人物心理和神态刻画拥有女性视觉的细腻和饱满，质朴语言中的余味和张力，都是很值得称道的。
总之，《桃花》的最美艺术在于作者很好的把握了事物发展的两面性原则，很好地体现出了人性心理深处善恶互换与彼此纠缠交织的复杂性。同时，又借助于底层人物身上的光辉和劣性阐明了得与失相互转化的哲学规律，是很接地气又令人深思的地域性小说中不错的一篇。《桃花》书写的角度是小的，但视野是大的。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中国的核心哲学体系，中国古代哲学中也崇尚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又相互排斥的，要遵循事物发展的正确规律。同时，古代哲学的和谐思想和道德实践给了中国人对待生活方方面面的的价值观。底层人物也在社会生态和自我约束中践行着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有时，我们一致认为底层人物身上的价值观更纯粹、更真实。
印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田华小说自然也有精妙之处的相对面。比如太过直白的语言叙述导致情节发展的张力和想象空间有所削弱，人物群体关注点的片面化也可能会暂时阻碍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子，但正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一样，我相信田华一定会在曲折中创造出更加美丽的彩虹。正如其本身在不屈中前行的韧劲和《桃花》开在灿烂原野中的绚丽，让人回味且充满憧憬。
注:该文刊于2023年11月5日平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