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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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的诺敏河，潺潺的呼兰水，这两条丰盈的河流，日夜不停的蓬勃着我的故乡。时至今日仍生机无限，那水、那人、那小小的天地，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终于升华成心中最温暖的向往。
童年时的故乡，和大多数农村一样，贫穷，简单，安静。父母为一家六口人的温饱而日夜奔劳：母亲在镇上的中学，忙她的书本，忙她的学生，早出晚归；父亲在新分到他名下的土地上，忙他的农具，忙他的牲口，披星戴月。他们的勤勉敬业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也成了我们几个孩子成长的榜样。每天放学后，在大哥的带领下，我们兄妹四人压水，做饭，喂鸡，喂猪。能为家里做点事，看见父母的笑脸，一直都是我们兄妹几个高兴做的。
假日里，我们在家外的劳动所得是归我们自己所有的。春天里，呼兰河畔的河套里，摇曳着大片大片的黄色野百合，我们把将要开放的花苞摘下，晒干，卖给小贩———那是上等的黄花菜。夏日里，在诺敏河的缓流处，捞些小鱼虾卖给镇上单位的食堂。秋天粮食归仓后，原野里就开始有了我们捡粮食的身影了。哥几个的勤劳加上大哥的智慧，我们的“小荷包”逐渐地鼓起来。因为我是唯一的女生，大哥，二哥认为女生心细，一致同意让我保管这些财产，并约定大家都同意做的事才能动用“小荷包”里的钱。
开学了，大哥会分配给我们每人三元学费，两元书费。开运动会了，大哥会分给我们每人两元钱买吃的。只有小弟弟自律性不强，天热时大哥二哥时常来商量我，拿出一角钱给小弟弟买冰棒吃。当然，动用这笔财富最多的时候，是买小人书，四个脑袋挤在一起看小人书的画面，在心底穿越三十几年的岁月沧桑，仍“朱颜不改”。“小荷包”里的钱没有太多，但我们可以自己支配，不必向父母伸手。这足以成为我们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的资本和骄傲的理由。
记得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原野里，屋顶上到处是白色的积雪。记忆中飘扬在小货郎车上的那条红色围巾，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的鲜艳。女伴们拉来了妈妈，领来了爸爸，挑发卡、试头花，欢天喜地的笑声，终于搅醒了心底欲望的魔鬼。我悄悄从“小荷包”里拿出了六元钱买下了那一条红色围巾，在女伴们艳羡的目光中围在了头上。小弟弟理直气壮的把我的贪污行径告诉了两个哥哥。二哥一气之下生平第一次把我按在炕上打了我。“是你自己的钱吗？不是说好用钱要商量吗？”大哥给我解了围，可也要走了“小荷包”。我伤心极了，晚上在被窝里流了半宿的泪，也想了半宿：我绝不能就这样失去大家的信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揣着那条红围巾上路了，我知道小货郎今天一定在附近的村子里。我走啊，走啊！问了两个村子，终于在黄昏之前找到了他。小货郎见我要退货，脑袋摇的和他手中的拨浪鼓一样。这笔小交易可能让他获利不少，他怎么舍得轻易放手？我软磨硬泡，呼天抢地，撒泼使性，甚至坐在雪地里要挟他：我不回家了，就冻死在外面算了。女伴在家长面前耍赖的种种手段，让我一一学演了一番。小货郎也许是被缠不过，也许是无法忍受乡亲们的侧目，终于无奈地答应取消这桩生意。拿着钱又冷又饿的我小跑着赶回家。“你跑哪去了？”父母哥哥们陆续回来，因出门找我不得而焦灼的声声责备，让我在浓浓的亲情中幸福的一塌糊涂。
又下雪了，父母和哥哥们一大早就出门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小弟弟窝在热炕头上看小人书。忽然房门“哐”的一声被打开了，风雪裹着两个雪人呼啸着撞了进来，是大哥二哥。大哥浑身发抖，嘴唇发青。二哥一头大汗，挟夹着大哥直奔炕上。“快去烧姜汤。”二哥一边手忙脚乱地帮大哥扒棉裤、盖棉被，一边命令我。我跳下炕，一边找姜、烧水，一边把大哥的棉裤拧干水，翻过来铺在地上，在炕洞里扒了满满一盆尚有余热的稻草灰掩在上面。干练、麻利得一如平日的母亲。二哥说：“我俩今天去河上打鱼，准备给你买新衣服过年。女孩子都爱漂亮，咱家就你一个女孩子，也应该打扮的漂亮点的。”“大哥在往后拉渔网时，不小心掉进别人凿的冰窟窿里，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他，万幸只弄湿了棉裤。”二哥说话时仍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幸亏是二哥半夹着大哥一路跑回来的，不然大哥说不上要落下什么毛病呢！滴水成冰的风雪中，掉进冰层有半米厚的冰窟窿是怎样的危险，怎样彻骨的寒冷啊！我含泪把姜汤端给大哥，“大哥，我不要新衣服，我只要你好好的。以后我也不会再犯错了。”大哥没说什么，却把“小荷包”又放在了我的手里。我知道我终于找回了哥哥们的信任，也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我们几个孩子像蒲公英的种子，长大后被命运的风吹落到远方。冰天雪地的诺敏河上，脸被风吹的通红的两个少年在用力凿冰。这记忆中遥远的画面，冰冻了我所有的贪念和出格的欲望。让身处喧嚣、浮华尘世的我，能心静如水，简单、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着。
那个孩子可以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年代，真的令人怀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