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国库券

小时候没有电视，还时常停电，在漆黑的寒冬长夜里，最高兴的莫过于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听父母讲过去的事情。

母亲讲过她爷爷———那位受人尊敬的私塾大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党员。讲过她叔叔和小姑姑出去读书，直接参军走上了革命道路，直到解放后才回家探亲。讲过我姥爷姥姥都是十七八岁入党，做革命宣传工作最远去过青海。家族光荣的革命历史，让母亲分外自豪。母亲对党对祖国的深情。深深感染到了我们姐弟。

父亲给我们讲过，他十几年的部队生涯种种，讲军人对国家的忠诚，讲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的信仰。

父母讲的大道理，我们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出于对父母的崇拜，却也都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后来，戴上了红领巾，正式接受学校的爱国教育时，总能与父母播撒在我们心田的爱国情相融共振。爱祖国、爱党于我们姐弟是那种自己都能感受到的热血沸腾和虔诚。

前几日，翻动母亲旧物时，发现了母亲保存的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就此翻出了一段经流年洗礼变淡，藏在经年深处的岁月。日记本里夹着的一张一九八四年的国库券，这是一件往事存在的证据。

母亲在一日晚饭桌上郑重宣布，她决定要买一百元钱的国库券，家庭一切开支收紧。父亲种地，农闲时还随工程队进城务工，吃饭肯定是没问题，可是一百块钱啊！在做中学教师的母亲每月只有三十元左右工资的一九八几年，这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晚饭后一家人围在炕上盘点钱币。父母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摆在炕上，最大面值的是三张十元的，剩下的都是五元、两元、一元的，甚至还有几个钢蹦。可怎么盘点都是只有八十七元，我问母亲国库券是啥，为啥要买。母亲告诉我，国家有困难，需要我们的支援。

我和大弟弟对望一眼，默契地拿出了我俩的钱箱子，父亲给做的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匣子，拉开顶封，把里面的钱全倒了出来，都是五分、两分、一分的钢蹦。我们盘点出了十三元钱，我把剩下的十几个钢蹦赶紧装回了木匣子。看着母亲把我姐弟俩的钢蹦和那些散碎的钱币，一起都包进了手绢，我禁不住哭了，这十三块钱是我和大弟弟一分一分攒下的呀。

这里有我们夏日里打鱼摸虾卖的钱，有去镇上有食堂的单位推销菜的钱，有在呼兰河河套里采黄花，回来晒干成黄花菜卖的钱……更有开运动会都舍不得买一根冰棍，省下来的钱……

“舍不得了？”母亲摸着我的头，轻声问。

“你不是说国家有困难吗？不是舍不得，就是有点舍不得。”话都说不明白，我哭的更甚了。

“算我借你俩的好不好？下个月开工资了，我就还你俩。”

“不好”，我边哭边干脆地回答“那不等于你自己买的国库券吗？你自己给国家做贡献了。”

“这十三块钱算你姐弟俩给祖国做的贡献，也算我借你俩的钱。”父亲也安慰着我。

“不行，我俩吃你的，穿你的，还跟你算钱的帐，那我俩成啥人了？”我边哭边条理清晰地反驳着，父母都被我气乐了。在此嘲笑一下，当年那个别扭、矫情的我！

“姐，你别哭，以后咱俩再攒！”大弟弟过来拉我的手说的这句话最好听了！

国库券发下来的时候，母亲给了我和大弟弟，每人一张五元的国库券，我郑重地把这张夹在了日记本里，不想今日它以依然崭新的面容重见天日。它承载了很多岁月的沉重，也承载着我成长的一段往事，意义非凡，我不可能拿去兑换。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孩子，再留给他一段往事和一种朴素的爱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