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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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生活在黑土地的一个农村小镇上。父亲是农民，母亲是教师，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因为母亲每个月都有工资，有现钱发到手，感觉家里的日子要比别人家宽裕些。母亲养在房后的一大群鸡鸭鹅，产的蛋不必全部卖掉贴补家用，让我们时常有禽蛋可吃，很多小伙伴羡慕这点，我们自己倒没甚在意。
一个远房亲戚来东北，住在我家几天。老家来人，父母自然热情款待。早餐，母亲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个水煮鸡蛋，大弟弟如往常一样，推三阻四的拒绝吃水煮鸡蛋。这个被我称为什么姑奶奶的长辈，突然愤愤地批评起大弟弟来：“这孩子怎么娇惯成这样了？鸡蛋都不吃，你想吃什么？家里是什么条件？这么难伺候？在老家只有长辈人才能吃上鸡蛋，小孩子哪有的吃……”父母从没在餐桌上这样狠的批评过我们，连我都觉得难堪了，大弟弟更是头都快低到饭桌子下面去了。
看着她理所应当的恣意而随便的指摘着大弟弟，再看着最终那颗鸡蛋被母亲剥好皮放进她碗里，她心安理得地吃掉的那一瞬间，被母亲教育多年的一定要尊敬长辈的认知，瞬间打了折扣。被人尊敬着而不自重的所谓尊长，真的存在，
母亲淡淡地讲起了一段，我不曾记得的关于大弟弟的事。
父亲转业，领着三岁的我、一岁的大弟弟，一家四口人来到黑龙江。最初的几年，真的是很穷，很苦。好在安定下来后，凭着父母的勤劳和精明，日子慢慢的有了起色。
那年春天盖了房子，养了鸡。母亲看到广袤肥沃的黑土地上秋天到处都是草籽，还有秋收后遗落在地里的粮食。只要肯付出辛苦，鸡的饲料是不愁的。母亲想着再多养些鸡鸭鹅，增加些收入，也给正长身体的我们增加营养。
母亲的家庭重视文化教育，母亲原是家中长女，姥爷姥姥对她在学业上寄予厚望，一路读到高中，1961年高中毕业后直接走上了三尺讲台，一直专心于学业、工作，不曾事农桑。对种地、孵化鸡雏之类的劳动一窍不通。好胜的母亲买来了书，借来了种蛋，再请教有经验的老人，自顾自在炕头上孵化起鸡鸭鹅来。
母亲一直叮嘱我们，藏在炕头棉被里的蛋，是要孵化小鸡小鹅的千万不要动。听母亲的话，我姐弟俩一直都离那一堆各种蛋远远的。
农历初七是大弟弟的生日，前两天又是端午节，母亲在那几天早上都煮两个鸡蛋，分给我和大弟弟吃。大弟弟学会了把鸡蛋在炕沿上磕一下，再扒掉外皮，里面白白的黄黄的，都可以吃了。以往印象中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也大概是饿了，大弟弟在下午的某一刻，突然想起了早上的美味鸡蛋，忘了母亲的叮嘱，掀开了炕头的棉被，挑了个个头最大的鹅蛋捧出来，学着母亲扒鸡蛋皮的样子，先在炕沿上磕一下，满心以为这鹅蛋个头大，扒了皮就有一顿美味了。哪知道鹅蛋磕下去，从蛋皮裂缝处竟然流出了血，吓得大弟弟“哇”的大哭起来。闻声赶紧跑过来的妈妈，一边抱着大弟弟安抚，一边找来饭粒嚼碎抹在鹅蛋壳的裂缝处，再用纸粘好。
过了两天，棉被里鹅蛋的蛋壳被陆续啄破，我和大弟弟惊奇的看着一只只小鹅破壳，摇摇晃晃的亮相，高兴的直拍手。那只被大弟弟磕在炕沿上的鹅蛋，最后有的动静，它无力自己破壳，是在母亲的帮助下出生的，无法站立，因为它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血包，是被磕破蛋壳时伤到了。大弟弟一直关注着这只可怜的小鹅，可它依然没活过两天，父亲拎出去埋掉时，大弟弟哭的那叫一个惨。
从那以后大弟弟就不再吃水煮蛋了，什么蛋水煮都不吃，母亲知道大弟弟心里有了阴影了，每次煮蛋的时候，仍然都有大弟弟的份儿，总希望着哪一天他能忘掉阴影，重拾煮蛋的美味。尽管几年来大弟弟的那份大多都进了我的肚子里，母亲仍坚持着。
后来发现大弟弟对蛋里的小生命格外关注，面对小小的生命时，他都会显得特别的温柔。我们去呼兰河河套里采黄花，看见野鸡蛋、野鸭蛋，他从不会像别人那样赶紧捡回来。房檐下的燕子窝、麻雀窝里的蛋，他也会看着不让比我们大许多的孩子们来掏。
即使长成大人一样高大了，也没改变。你能想象出一个膀大腰圆，可以从两伙打架的人手中夺下刀子的大小伙子，手捧着从窝里掉下来的小燕子，踩着梯子小心翼翼的，给送回窝里，却被误会的大燕子攻击，跳下梯子抱着头狼狈地逃进家门的画面吗？我印象相当深刻。
记不得大弟弟长到多大又开始吃水煮蛋了，但不经意间他会问出的那句：煮熟了吗？仍让我心生感叹：小孩子的心幼小、脆弱，一定要好好守护，伤到了，也许要好多年才能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