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沧桑岁月

不知不觉，父亲离世已整整一年。父亲走时九十五岁，高寿而逝，顺其自然，没有太多的忧伤与泪水。然而一年来，我内心深处对他的思念却未因时间的流逝而丝毫减弱。父亲一生的近百年岁月，正是新旧交替，沧海桑田的年代。他饱经苦难的一生，那种顺境逆境都泰然的人生态度，给我留下了许多清晰而又零碎的记忆，常常产生出深深的遗憾与绵绵的伤感。

仅上了三年小学的父亲喜爱读书，闲时常常书不离手。那个年代的农村人里，父亲应当算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熟读中国古典名著，说起三国水浒故事绘声绘色；精通珠算，懂得会计业务；酷爱象棋，九十多岁了还在研究棋谱；写得一手好字，记事记帐的整齐美观曾让不少村里人惊叹；喜唱南音，不管生活多苦多累，都能听到他快乐的口哨或低吟的南曲声。在父亲老年的岁月里，我常常好奇于我所看过的古典名著与小时候他讲的内容是如此高度一致。有时甚至产生疑问，一个只上了三年学的人，怎么会懂得如此之多。然而他的才华，在艰难困苦时期，常常被当作游手好闲的代名词。天生我材，无以为用，贫困与孤独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

一九二八年腊月，父亲出生在闽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南安金淘绍前村。时当乱世，爷爷在父亲出生不久就漂泊南洋谋生，从此幼小的父亲与裹脚奶奶相依为命。在父亲留下仅有的一张爷爷的照片上，那是一个全身白色西装礼帽、气宇轩昂的潇洒小伙。尽管后来我认为爷爷照片上的装束或许是相馆的道具服，但从笔直的身板和镇定的神情上可以推断这不是一个作田人。父亲与奶奶依靠从海外寄回的费用，生活算不上优裕却也丰足。父亲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命运的巨变是在父亲十岁那年，从南洋回来的华侨乡亲带来了噩耗，爷爷在乘船返乡途中遭遇海难，人和随身携带的珠宝财物全部沉没。奶奶哭干了眼泪，一次次颠着小脚到华侨家里挨个打听，大致知道了爷爷是在菲律宾做珠宝生意，这几年置了店面和资产。至于海难的细节，回乡的人说不在同一艘船，也说不出所以然。在那段失魂落魄的悲伤日子里，奶奶常常怀着一线希望，拉着父亲一次次到村口向海边眺望，但回应她的，只有呼啸的海风。

爷爷遇难后，同族伯父分了两间窄小的祖屋给奶奶和父亲居住，从此母子俩依靠几分薄田度日，幼小的父亲也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十三岁那年父亲开始跟随伯父加入了挑夫的行业，经常从南安挑粉干行走山路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外的乡村换大米。为了对付拦路抢劫的土匪，挑夫都是十几个人结伴而行。父亲后来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和伯父一行人在大田地界遇到拿着鸟枪土铳的几个土匪，负责押运的粉干作坊老板吓得“哎呀”一声，先自撒腿就跑。其他挑夫见状也扔下担子作鸟兽散。父亲个小走不动，站在原地大哭起来，惊吓中将尿撒在了自己装有粉干的麻袋上。也许土匪头子看到父亲个头与担子差不多高的可怜样，又嫌弃那担沾了尿液的粉干，动了恻隐之心，再看看天色已晚，便用闽南话交待一个小娄娄将父亲连同一担粉干送回了村口。父亲回到家，正伤心哭泣的奶奶悲喜交加。那晚，那碗略带尿躁味的粉干让父亲终身不忘。

父亲二十岁那年，奶奶过世了。按传统习俗，父母去世，家中有婚龄的男女青年要么在百日内成婚，要么等待守孝三年后才能结婚。于是在伯父的主持下，父亲匆忙娶了邻村的一个童养媳，就是我的母亲。父母是同龄人，两根苦瓜拴在了一根藤上，婚后同甘共苦，恩爱有加。父亲后来和母亲开玩笑时常说，第一眼看到象灯芯草一般瘦弱的母亲，心里真是凉了半截。年青时期的父亲瘦高个，有文化，是村里小有名气的小白脸。当时前来提亲的还真不少，最终女方家长都嫌弃父亲家穷而作罢。母亲是省新南厅尤氏人，小时也因家穷，外公外婆便将唯一的女儿卖给了邻村寡妇的儿子作童养媳。母亲到新家不久，养母的独子十岁就夭折了，从此母亲受尽了饥饿和虐待，二十岁出嫁时羸弱得跟十来岁的小姑娘一般瘦小。母亲每次听了父亲的玩笑话，总是毫不客气地回击说，多亏了我，要不谁嫁给你这样的穷光蛋!

父亲的闪婚，有如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父亲有个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婆，在我家后来陷入生活困境时给予了最大帮助的恩人！几年前姑婆跟随子女定居香港，父亲与她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奶奶过世不久，姑婆特意赶回来，准备将父亲接去香港。但此时父亲已结婚成家，姑婆也没能说什么，表示祝福之后就匆匆返回了。后来父亲笑着跟母亲说，还好结婚及时，不然我就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受苦了。

父母成家不久，命运又一次戏弄了父亲。婚后一年，我的大姐出生了。有了孩子生活压力随之增加。福建刚解放那会，县里军管会招工作人员驻守大嶝岛，父亲报了名，并因有文化，能写会算轻松通过了面审。当时工作人员只简单说了一句：“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便让父亲去军需仓库领取被褥等生活用品，要求当晚出发，等局势稳定再回家。鬼使神差的是，第一次到县城的父亲因人生地疏，竟然转了几圈没找到军需仓库，回头又找不见那工作人员，只好独自回了家，准备与母亲告别后第二天再到县里。然而就是这一念之差，让他躲过了一场人生大劫。当晚首批赴大嶝岛的十一人被金门的国民党军偷袭，全部牺牲。父亲作为唯一幸免于难的人，也因此于第二天一早被村公所民兵带到县军管会接受审查，三天后才回到家里，从此也打消了参加工作的念头。之后父亲提起这一经历，常常仰天长叹，人生如梦，福祸相依啊！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父母已生育有三女二男，家中生活来源仅靠父亲一人。尽管父亲凭着自己有一些文化技能，在村大队部还兼了文书和会计，但微薄的补贴和集体劳动所赚的口粮远远不够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一九六五年，父亲决定响应政府的号召，举家移民到人少地多的闽西北山区谋生。我家和另几家来自南安和仙游的移民落户在三明地区明溪县盖洋公社盖洋大队李家生产队。李家村，顾名思义，本地人大都姓李。好客与包容的客家传统让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很快有了归宿感。我家在十年间先后寄租了两家本地人的闲置木制老屋，善良的房东和邻居们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宽容与帮助。李家村位于公社所在地附近。父亲所以选择这里，主要还是考虑方便孩子读书的因素。他始终认为文化很重要，只要条件许可，一定要让孩子们上学。后来因生活窘迫，父亲只好有的放矢，三个女儿最多上了两年小学便辍学参加生产劳动，三个男孩（移民之后又添了弟弟）则正常上学。直到现在，尽管兄弟姐妹都各自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我内心深处仍然对姐姐和妹妹怀有深深的愧疚。

移民山区，父亲原本寄希望于当地人少地多，可以解决全家的温饱难题。但这个美好的愿望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我家都处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记得家里最穷的时候，曾经连续几天喝稀得可照见人影的粥汤。母亲为了让干农活的父亲和孩子们能吃得浓稠一些，在稀饭刚煮好时，自己悄悄盛了一碗米汤喝了，待大家吃饭时，母亲便说吃饱了。为了避免出现断餐情况，母亲曾多次打发我到十几里外的桂林村知青农场向老乡借米。老乡是一对小夫妻，男的叫天金，女的叫丽珠，为人非常慷慨，对我家借米之事都是有求必应。那时我大约十一、二岁，每次借十斤大米。女主人担心我背不动，总是陪着我到马路边拦过路的卡车。司机见到路边招手的年轻女性大都愿意停下调戏几句，我也因此免受了扛米之苦。当然秋后还米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每次把一袋十斤重的大米扛到老乡家，我都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不想起来。父亲对借米一事从来不置可否，好象与他无关，也许在当时公社高音喇叭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赞歌声中，借米与大好形势是格格不入的。艰难时期，远在香港的姑婆，也每年寄来二十元钱和一包旧的衣服裤子，及时解决了年关青黄不接的燃眉之急。记得当时我与哥哥上学有时穿打补丁的衣服，有时穿花花俏俏、很不合体的港服，以至于老师把我们当成华侨而取消了哥哥的助学金。这事很是让全家人伤心了一阵。

穷是那个年代老百姓的普遍境况，但我的印象中村里没有比我家更穷的。同时迁来的移民老乡都陆陆续续盖了土墙瓦房，唯独我家一直住在窄小的出租房里。母亲和姐妹们也因此没少报怨，但父亲从不辩解，每天收工都是乐悠悠地吹着口哨哼着南音，晚上喝点家酿米酒，又开始沉浸在三国水浒的故事里。不知不觉中，父亲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传统文化的启蒙老师。父亲在集体劳动中喜欢讲故事说笑话，经常给社员们带来了欢快的笑声。但父亲的口无遮拦也带来了烦恼。一次劳动中，他说香港的鸡鸭猪肉比青菜便宜，在香港，天天都可以吃肉。这一下如同炸了锅，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父亲的话不啻于天方夜谭！有些社员愤怒了，认为父亲纯属胡说八道，是吹牛皮放大炮！从此父亲在村里有了个很不光彩的绰号“大炮”。为了这个绰号，哥哥带我跟村里的小伙伴打了几架，但无济于事，“大炮的儿子”称号一直尾随了我们几年。到八十年代，市场上出现了冰冻的鸡鸭肉，老百姓称之为“饲料肉”，价格确实比时蔬便宜，我们兄弟姐妹才懂得父亲“吹牛”还是有依据的，但不明白他怎么在十几年前就知道这么神奇的东西。

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细究起我家的穷因，除了当时生产队大集体劳动模式的效率低下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是背井离乡白手起家的艰难。大集体时粮食产量低，所分配的口粮远远不能满足温饱需求，本地人依靠自家自留地生产的玉米、地瓜、芋头等果蔬杂粮，有效弥补了集体分配的不足。刚落户的移民两手空空，而成片平坦和水源丰富的荒地早已为本地人所有，因此只能在山边田角找一些小块荒地开垦。开荒是一项高强度的劳动，父亲体力吃不消，还好母亲有一股不服输的犟劲，硬是带着大姐起草贪黑，在山边刨出了几块零碎旱地，种上杂粮蔬菜，勉强保住了全家没有出现彻底断炊的窘况。

其次是农耕方式的不适应。闽西北山区山多地广，春夏秋冬，冒严寒顶酷暑上山下地干活，这些苦，父母都能默默承受和适应。但以种植水稻为主业的农民，需掌握犁田耙田，播种育秧，施肥喷药，耘田除草等基本技能。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父亲，因小时候缺少种田锻炼，无论在体力和熟练程度上都明显不如当地农民，特别是驾驭耕牛犁耙方面，父亲始终没能适应。大集体劳动实行工分制，成年男子全劳力每天出工最高为十个工分，妇女最高九个工分。父亲不会犁耙，插秧也没本地人快，只能勉强拿九个工分。一个大男人和妇女同等报酬，着实让家人在村里有些抬不起头。由于长期贫穷折磨，后来父亲得了支气管炎，一到农忙稍有劳累便哮喘不断，基本失去了重体力劳动的能力。幸好当时姐姐哥哥逐渐长大成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哥哥是一个争强好胜而有魄力的人，高中一毕业便掌握了所有劳动技能并拿了十个工分，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带着我乘着月色上山伐木，选择一处山脚荒地盖起了一幢三居室的土墙房子。移民十年，家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定居之所，家境开始好转。

父亲虽然体力劳动不在行，但由于懂会计精珠算，还是得以发挥所长。过去年底生产队分红时，社员们常因对分配方案的置疑而争吵不休。自从父亲出现后，将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的收支帐目，每个社员的基本人口基数与劳动工分所得情况拟得清清楚楚，并制定合理的分红方案公之于众，让村民们心服口服。自此每年年底，父亲便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本生产队的会计帐外，还被周边生产队聘请去帮忙完善帐目，因此多了一份额外的补贴。一直到八十年代，镇里对各行政村开展清帐工作，连续几年农闲时父亲都被聘去各村巡回查帐，也增加了一些收入。父亲依靠自己的所学和才能，关键时期还是撑起家庭的一片天，无愧于家中的顶梁柱。

到了晚年，一路同甘共苦的父母依然相濡以沫。父亲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平时看电视摆棋谱打麻将，衣来伸手，饭好了上桌，一杯酒，一支烟，脸上就写满了幸福感。母亲九十岁那年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父亲的日常生活。失去伴侣的父亲很少说话。前几年带他回南安老家探亲，他依然喜欢独自走街窜巷，寻找年轻时的伙伴和记忆。在返程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地说，走了，都不在了。我以为他说这话时会老泪欲滴，转头看时却见他一脸淡然，略带微笑。直到去年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依然面带慈祥与微笑。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父亲，祝他在天堂快乐无忧。也借此让我的晚辈们不忘祖辈曾经的艰苦岁月，珍惜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