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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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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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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纤纤结

       一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对汾局的诞生地富家滩滋生了一种寻根情结。

   随着岁月推移,年轮更迭,此种情愫愈加浓烈,久之,在心底竟悄然暗结了一个意惹情牵大大的“结”。情牵于此,不仅仅是因为富家滩是汾局的起源地,是汾局的根,而且此地与自己的身世之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情之所至,执笔撰之,为寻根,也为祭奠怀念与自己生命之源有过磨难的多舛人生。

我的生身父亲姓王,叔叔却姓李,而我又姓傅。至亲血脉的姓氏如此不同,令人费解,其中缘由自然有离奇、有曲折,也不乏有酸楚坎坷。

我打小就知道,自己是养父母抱养的孩子,亲生父母与养父母的栖居住所相邻很近,就是那种出门不见抬头见的距离。与别家抱养孩子不同的是,养父母既没有刻意去掩饰有关我的生命来源,且也没有忌讳我与血脉至亲的日趋往来。现在想来,我对养父母的这种大度豁达除了深深的感激,还有着按捺不住的感动久萦于心,这是我的姓氏来由。

 从我记事起,在心里对给予自己生命的双亲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知是怨还是恨的情结。以至于多少年来,对近在咫尺的生身父母采取了刻意躲闪回避的态势。尽管如此,还是常常会在自己的眼角余光处,捕捉到生身父母投来的爱怜殷殷的关切眼神。为此,我心里纠结无数、自我矛盾了经年累月。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有关自己身世的信息积累,我知晓了当时生身父母生我时的窘境和无奈,渐渐在心里冰释了对他们的抱怨与前嫌。继而还获悉了一些有关这个李姓家族的曲折故事,弄清了生父兄弟俩的姓氏渊源,也洞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老干部的凄苦秉直的悲悯情怀。

李一舟是我的李姓爷爷,老富家滩人该都知道此人。打一九五六年汾西矿务局挂牌成立,至一九七二年谢世,李一舟爷爷一直工作居住在富家滩,在大营盘化验室旁的独门小院里,沉积了他那些年来酸甜苦辣的人生轨迹。 真正引起我对这个李姓家族刨根溯源的好奇是源于生身父亲的改姓。习惯了人们对父亲叫李祥星的称呼,突然间改姓了,唤王祥星,为此心里别扭了许久,总感觉不顺溜,同时也萌生了诸多疑惑。诸年下来,终于粗枝大叶弄清了这个家族的脉络经纬。

   原来,以李一舟爷爷为主干的家庭是个后组家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夺去了我的王姓爷爷的生命,撇下了年幼失怙的仨孩子和孤立无援的妻子。接下来一组还原过往的凄楚画面令人心颤唏嘘;新坟前,寒风凛冽,四野荒凉,枯枝黑鸦,一倦容少妇领仨褴褛幼子恸泣发颤;茅屋破旧,残毁矮墙,豆灯摇晃。八岁细伢的小姑娘哭闹着、挣扎着、哀求着,终还是被媒婆强行拽走,昏暗的灶台上留下了二斗玉米面的聘礼;古道朔风,弱妇将雏,简陋背井,异乡辗转,母子仨人沿途苦求生。

   就这样,孑然失倚的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和叔叔,一路几近于乞讨似的在山西潞安的一个煤矿上搁浅落了脚。奶奶在那里谋得一份井口料石场缝补麻袋的营生,年仅十岁的父亲领着五岁的叔叔在矸石堆里捡煤核,母子仨人以此过着举步维艰的日子。 也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从河北到潞安打工的青年时期的李一舟爷爷。一舟爷爷那时也就是二十五六岁,身形高挑,五官清瘦,不善言辞。石料场是他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久之,父亲母子的窘迫状况引起他的关注。宅心仁厚的他心生恻隐,便时常对其母子给予帮助和照顾。父亲母子对他的善意义举甚是感激,自然也会回馈帮他缝缝补补,嘘寒问暖。时历一年下来,他们便顺理成章组合在一起了。

   次年,这个日子过的虽然拮据,但总能传出笑声的屋里又降生了一个小丫头,在小姑娘刚满三岁时,他们又随着河南老乡一起迁徙到富家滩煤矿。从此,他们便在富家滩的地界上安家落户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随着汾西矿务局在富家滩的成立,这一家也就和汾西矿务局有了风雨同舟、息息相关的联系。基于一舟爷爷出众的工作能力和超强的人缘凝聚力的缘由,很快就被众人推举到基层的领导岗位上。

   那一年的腊月年底,整个矿山的家家户户都在张灯结彩,准备喜迎新年。大街小巷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肉香,天空传来炮竹声声,年味儿笼罩着汾局第一个新年的到来。

   大营盘那个小独院里,已是不惑之年的奶奶和孩子们正在其乐融融地准备着年饭。当时我的父亲已经在富家滩煤矿参加工作了,叔叔德星正在上中学。小姑秀兰是家里的宝贝,已经穿上了新衣服,活蹦乱跳的不停的在家里跑来跑去。奶奶边收拾饺子馅边告小姑:“快去外面看看,看你爸回来了没?”小姑应声蹦跳而去。没多大功夫急急复转,进门就喊:“娘,我爹带着好几个人回来了。”奶奶忙迎了出去,心里嘀咕:“这大过年的谁还会来窜门呢?”然而一瞬间奶奶傻傻地愣在了那里,一舟爷爷那高大消瘦的身后,站着的竟是她那朝思暮想的留在河南给人家当了童养媳的大女儿。母女相见,激动的相拥而泣,摸着女儿蜡黄且没有血色的脸颊,酸楚激动竟喃语不成句。半天奶奶才回过神来,嘴颤颤着问大姑:“闺女,你怎么知道俺们在这里呢?你是怎么找来的呢?”大姑泪眼婆娑哽咽着:“是爹一直托着河南老乡在寻找俺,老乡们互相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俺,知道俺过的很是不好,于是爹又给俺寄去了三十块钱做盘缠,让俺们都过来。” “一舟,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呢?也真难为你了!”一舟爷爷笑呵呵地说:“一家人还说这话多见外?要过年了,我想着给你个惊喜,现在咱家大团圆了,高高兴兴过年才是真的,啥也别说了。” 一家子就这样过了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到了初五,一舟爷爷从单位回来对奶奶说:“我在矿上给大女婿找了个工作,明天初六了,让他去上班吧,房子也给找好了,出了正月,收拾一下,他们也就在这安家了”。奶奶听一舟爷爷这么一说,泪水哗然而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用她那双会说话大眼睛饱含深情地望着爷爷。大姑闻言感动的当即就要下跪,被爷爷一把拽住,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快别这样,你妈跟上我也吃了不少苦,我没有大的本事照顾你们,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咱们一家人团圆了,你妈的心病也去掉了,以后你们在这里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吧”。

一舟爷爷不仅对这个后组家庭事无巨细关心备至,对曾经歃血为盟,一起有过摸爬滚打的兄弟也是绝对视为手足。

   随着矿务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一舟爷爷逐渐走上了矿上的主要领导岗位,在家待的时间很短,几乎全部身心扑在工作上。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晚上,已是处级领导的一舟爷爷回家后,有些神情沉重地对奶奶说:“祖耀家里过不去了,咱得帮她祖孙俩度过这坎。”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人物关系。王祖耀是一舟爷爷早些年在煤矿一同扛活时的盟兄弟,六二年在南关矿井口抬大功率电机时,因不堪重负,厥得吐血而亡。因其儿子在北京工作,祖耀遗孀便和儿媳生活在一起。

   一九六八年,祖耀的儿子因与其媳妇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撇下三岁的儿子撂给婆婆后,便与他人另组了家庭。无奈,祖耀遗孀便挈孙子一起生活。祖孙俩的生活经济来源只是祖耀工亡时留给其遗孀的抚恤金,小孙子没有份,如此,祖孙俩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得知祖耀未亡人的生活状态后,一舟爷爷便思忖着要想办法帮助祖孙俩。于是几番考虑后,便对奶奶说出自己的想法。他想从每月的工资中挤出点钱周济一下那祖孙二人,奶奶听后立马赞成:“咱再苦,一家子在一起也好挺,她那一老一小那可怎活呢,孩他爹,你做主吧,我没意见”。就这样,本来就不宽裕的收入,又多了一项支出。

   四十年以后,王祖耀那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孙子和我意外结识,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年一舟爷爷和司机一起去他家送米送面的情景,虽然每次数量少许,但在那个年代,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其感激之情满满溢于言表。

   遗憾的是我对李一舟爷爷的工作经历知之甚少。只能从李姓家族的亲情经历和好友之间的往来推测其的思想境界,就权以姑妄言之而抒心意了! 据小姑介绍说,他是个生性耿直,胸怀坦荡,悲悯底层,心思缜密的人,也是个不会以权谋私的主。他的家教甚严,对子女要求的信条是:“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父亲李祥星秉承本分,一辈子兢兢业业,普通煤矿工人一个。叔叔李德星学业有成,从河北秦皇岛煤矿工人学校毕业分配到水峪矿工作,并从基层做起,靠自己的学识逐步成为矿上井下机电技术力量的中坚骨干,最后是从矿机电总工的位置上退休的。最能体现他不以权谋私的是小姑当年的工作安置去向。

   六八年,全国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小姑是其唯一的亲生女儿,只要身居要职的他说说话,小姑肯定会避开去农村吃苦受罪的境遇。然而他却没有,而是对泪眼汪汪的奶奶说:我又不是一个独女,我对组织上张不开嘴。让她去农村锻炼锻炼吧,有好处。结果小姑一去,就在广阔天地间待了十五年,直至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批知青返城时才得以回来。

   他在奶奶去世后,一直郁郁寡欢。儿女们看他孑然一身,担心他抑郁成疾,便欲给他张罗个老伴。谁知一说,才知道他沉闷不语的症结所在,原来是奶奶的突兀谢世让他感觉到了自己也已步入暮年了,说不准哪天晚上脱下鞋,第二天能不能穿上都不好说。可心里始终有件事在纷扰着自己,以至于为此寝食难安。什么事?喊他“爹”的俩儿子都姓李啊,一直以来总觉得有些对不住王姓这头。于是他和俩儿子说了好几次,说趁他还活着,要大儿子李祥星把姓改成王姓,延续王氏门弟的香火。而且要抓紧时间去办手续,他担心自己去世后孩子再改姓,让人们说三道四,乱八卦,给孩子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趁他活着把这事给办了,尽管说了好几次了,可总还是迟迟不见他们的动静。

   其实,父亲和叔叔知晓了一舟爷爷的心思后,为此也甚感欣慰,觉得一舟爷爷真是深明大义之人,可总觉得立即改姓有些不妥。几十年朝夕相处的养育之情,兄弟俩早已将他视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关于改姓之事一拖再拖。直至一舟爷爷去世多年以后,父亲才改姓王,这也就是本文开头的姓氏来由。

  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在当任领导期间还是下放到山村牛棚,一家子总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舟爷爷就像一座大山给这个家庭遮风避雨,他就是一个开心引子,给这个家庭注入了欢声笑语。

一舟爷爷在富家滩煤矿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他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在工作上他总是独挡一面,五八年——六二年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南关矿工作期间,他的家始终在富家滩大营盘没动,一九六六年又调回富家滩煤矿,成了驻矿代表协助矿长工作,当时在北京煤炭部干部司任司长的王庭远多次到富家滩看望他,希望他能挪挪窝,山西省煤管局薛处长在他下放平反回矿后,找到他,要聘请他到煤管局当顾问,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他喜欢这片土地,就让他的根牢牢的扎在这里吧”

  是的,他确确实实把根深深的扎在了这个方圆不过十里,却又底蕴深厚的汾西矿业的发源地,扎在了曾经有他的爱人亲人倾情相随的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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