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恩师

我今生有幸，上帝赐我好多位恩师。目前已写出的，仅这几位——

吴柳云恩师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语文老师叫吴柳云。他一直教我到初二。吴老师是城郊的人，他家离我校二十里。听说他是公立老师，因成份高，才下放到我们乡下来。每两个星期，他就回家背点米和菜来校。他一般不多话，什么课都带。

大队批判地主李金发，叫他把李金发过去怎么剥削劳动人民，如今怎么放鸡猪糟踏生产队的稻谷，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等罪行，画出来。他擎着毛笔蘸墨汁在白纸上画出很多画，用麻绳牵着挂一大排，让大家观看。

开门办学，破除迷信，挖坟，有的同学捏着没烂完的棺材板边走边敲打，或拿骨头向天上抛，还往饲养场的猪嘴撒尿猪喝。吴老师摆着头，小声对他们说：“如果这是你家的祖坟，你会这样么？你们从小就该干正事，长大成为有用的人才。”

吴老师给我作业本封面写名字时，把我名字中的“朋”写成“鹏”。我一见“鹏”，就感觉有气势，他的字写得雄壮有力，像钢铁铸造的。但我不明白“鹏”的意思，有时习惯性地写“朋”。到我高中毕业，决定学高尔基，当一名伟大的作家，这才明确地定了“鹏”，一直用下来。现今，我才醒悟吴老师对我寄予的厚望。

每次出墙报批林批孔，评《水浒》，吴老师总把我的作文贴到墙上。好多句子是吴老师教我们的，比如我们文章的结尾老用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吴老师每节课讲一个《水浒》中的故事，我们都睁圆眼，盯着吴老师，课后争着复述。吴老师还给我们看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文章：“风中的雪，瓦上的霜，反革命小丑命不长。王张江姚搞复辟，一枕梦黄梁。”

记得一天寂静的午后，突然听说“毛主席死了！”我大吃一惊，更惊奇：“毛主席也会死？”我原与小伙伴们在村旁池塘边吹：我细舅当兵时，毛主席来我外婆家吃席。他太高，进不了门，就把八仙桌抬到家门口吃。我还比划着：如果毛主席站在这池塘岸上，向塘里一倒，掉不倒塘里去，因为他太长，头在塘对岸扛着的。小伙伴们都眼睛发亮地咂嘴：“对！是！”

随后每天一大早，大家站在操场上，低头向镶着黑边的毛主席相默哀三分钟，连续好几天。我们同学站长了时间，便扭头瞄别人。我见有人低头抿嘴，脸上的肌肉扭曲，一脸苦相，样子很滑稽，不禁“噗哧！”一声。而大家还是照旧默哀不动，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可怕，立即咬住嘴唇不作声，担心吴老师整我，甚至判我为“现行反革命”。因为有人把《毛泽东选集》撕了擦屁股，就被抓坐牢。而吴老师只叫我“今后注意！”

我读初二时夜里上自习，常常肚子饿。有的老师同学去学校菜园扯白菜萝卜煮着吃，没油，只放点盐，大家蹲着围成圈，吃得吧嗒吧嗒响。吴老师主动把他从家里带来的菜拿出来给我们咽。学校菜园一般是吴老师做，他常在课余滴粪，泼水，扯草。

那时课本缺乏，吴老师便借一本来，教我们抄。一次，吴老师扬着一张《黄冈报》说：“这篇文章是我们校新来的喻老师写的。”我非常惊喜：“原来报纸上的铅字文章，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能写！”吴老师常和喻老师说我的作文写得好。

大队评模范老师，我代表同学们投票。校长提前把我叫到旁边，让我投他的票。而会场上，我投了吴老师。校长的脸耷拉下来。我母亲向他说了好几次：孩子不懂事，你别计较。

张忠慧恩师

我揣着《长江文艺》编辑老师写给我的信，坐船去武汉，从东湖边走过，找到一幢高楼内一扇棕色的房门上，白纸绿字“长江文艺”，下面是红字“小说组”。我弯曲指头敲门，先敲一下，似乎怕烫，没敲响，只听到我的心“嘣！嘣！嘣！”再敲，听到“请进！推门。”我推不开，正焦急，门开了一条缝，伸出小伙子微笑的红润面孔：“你找谁？”我嘴唇打颤：“我⋯⋯也不知他是谁⋯⋯”边说边抖抖地掏信。

这时，房里响起有些粗的声音：“送稿子吧？放在那里！”我立即想：怎么这种态度？我坚持掏出用稿通知：“我找写这信的老师。”红润面孔笑着说：“就是她。”我指着笔记本上早抄好的《长江文艺》所有的编辑名单：“哪位？”他点着“张忠慧”。“啊，张老师。”

这时，房门大开，房里靠窗一个穿黑毛线褂的背影缓缓转动，慢慢从那条桌上堆得高过头顶的稿子中抬起头，显出齐耳短发，白净面孔：“找谁？”红润面孔笑：“就找您。您给他发了稿子，他叫毛银鹏。”“啊，毛银鹏！请进，请坐。”她立即站起身，走到旁边，指着她刚才坐的椅子。我笑着说：“您坐吧，张老师！”她红脸望着我，指向桌上堆着的稿子：“稿子太多了，我们确实忙不过来。”我笑着走近她：“啊，那是⋯⋯”张老师又指着她的椅子：“你坐。”我见房里没多余的椅子，又对张老师笑：“您坐，张老师。”她伸手把我往椅子上拉，按，我只得坐下，仰望着她笑。

她站在我面前，清秀的面庞微笑着，明净的双眼看着我，眼角几丝鱼尾纹，小巧的嘴翘起，温和地问：“你来送稿子？”“我主要想看看给我发稿的是哪位老师。”

我拿出早准备的一篇稿子，她接过去：“我看后给你写信。留地址了吗？”“留了。”“在哪里？”“在后面。”她翻到后面，点着读：“啊，‘广济县石佛寺公社贾家大队毛垸’，不错吧？”“不错。”我拿出一叠信，理出一位李老师写在我稿后的信：“这位老师的信，我看了有点不舒服。”她边接信边笑：“你有什么不舒服？我们给你写了这么多的信，说明你不错。我们一般不写信。现在不用铅印信，只把稿子装进信封，就退了。”她看完信，微笑着：“李老师这是对你的爱护。”

这时，进来一位灰白头发的大个子女老师，显得有些娇小的张老师笑着说：“李老师就是她。”我连忙起身：“啊，李老师。”张老师把信递给李老师：“这是你写的，他说看后有点不舒服。”我连忙说：“您可能认为我的情况和小说中写的一样。其实，我的情况还可以。”

李老师看到稿后的信：“邮局不准稿中夹信，我就没用信纸，在这稿子上写了几句。”她看完信，面向张老师：“好多人干别的，会更好。”张老师说：“他还行，我给他发了一篇。”李老师口气有些生硬：“发了一篇，就想继续写。”我说：“李老师可能怕我和小说中的那样惨，我会注意把生活搞好。”李老师看着我：“你干什么工作？”我说：“做零工。”李老师温和着口气：“多看点书。写东西要有感而发，别硬写，硬写写不好。”我点着头，喉咙发哽。

我们三个围成圈儿站着，中间一把空着的椅子。李老师叫我坐，我叫她们坐。张老师又把我往椅子上按：“你坐。”我只得又随她手坐下。两位年长的女老师并立在面前教导我，我年轻伢儿坐着太不像话。仰望着她们，我手脚不知怎么放，手心冒汗，脸上的肌肉突然剧烈地抽搐，急忙低头，抹了几下。等她们没注意时，我连忙抽身站到一旁去。

张老师看着我说：“你在图书馆多借些名著，好好学习。今后，你认为写得好的稿子，可以⋯⋯可以再寄给我们。”她向李老师看了一眼。我连忙说：“您们忙，我回去，耽误您们了！”边说边往门外退。“没关系。”张老师还是对我谈个不停，和李老师并排着跟近我。

到关严着的门边，我脑子一下闭住了，不知怎么开门，只得硬起头皮，把手伸向闪亮的圆溜溜的门把手，一接触，就感到把手是活动的，一拉，不开，随即一扭，门立即开了。我很欣喜：没在我敬爱的恩师们面前太显笨！

我退出房门，张老师还是对我滔滔地说。李老师谈了一会儿：“你们聊吧，我有点事。”转过高大的身子走了。张老师还是微笑着：“李老师的担心有道理，好多人搞文学弄得生活很糟。你要好好生活，注意观察人，多学名著，有感受就写。”

我看着张老师：“嗯！您忙吧，张老师。”边说边往后退。“小心！毛银鹏，后面是楼梯。”我连忙立住，扭过身，扶着楼梯栏杆：“您忙吧，张老师，我走了。”她还走近我，加重语气：“你一定要先把生活搞好，再记下感受，多学名著。今后有啥问题，给我写信，合适你就来玩。”“好！张老师！”我感到眼眶发胀，赶紧转身，匆匆下楼。我还听到张老师的声音：“小心点！”我闭眼回答：“知道。”高一脚低一脚到楼下门口，我扭头望楼上的一排排窗户，不知哪一扇是张老师的。

走了好一段路，我突然想：我刚才说的是老家话？还是普通活？老家话，他们一定听不懂。而说普通话，我怎么没觉得拗口？我的普通话说得好么？我也不知张老师属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我感到天是从未见过的高、蓝，东湖边的花是从未见过的红，垂到白亮湖面摇曳的细长柳枝是从未见过的绿。

杨晓升恩师

2000年的一天，我走下阴暗的地下室，见一扇斑驳的木门上，贴着发黄的白纸条，四角卷起，模糊显出泛白的黑字：“北京文学”。敲开门，低窄的房里，散堆着书刊，或开或关的几扇门更低窄。我弯来拐去挪步进去，买了几本《北京文学》，双手送上稿子，接稿的人叫我过三个月再来。

过了三个月，稿子没看。再过三个月，稿子还没看。我想还等三个月如不看，就永远不来，偏要把稿子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这时，卖刊的大姐叫我等会儿。她敲开一扇门，出来一个穿白净短衫、戴大片眼镜的白胖青年，眯笑着说他叫寇挥，稿子找不着，让我再送去。五天后，寇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梦》写得不错，新调来的杨晓升主编约我谈谈。

我进堆满稿子的内室，凸着大后脑勺的小屏电脑前，一个瘦长的身子，“唰”地随椅子旋转过来，几绺乱发耷在宽阔的额前，他穿的皮鞋起皱沾灰。“请坐。”他微笑着给我一张名片，眼睛发亮地盯着我，口气轻柔：“你能帮忙推销正改版的《北京文学》吗？”我搓着手：“开店卖鞋忙。”他前倾身子：“你有没有合适的熟人来推销？”“我刚来北京，没熟人。”“能否把《北京文学》摆在鞋店试卖？”我还是搓着手：“怕没多少人看。”

他坐直身子：“我们准备发你的《梦》。这是对文学青年的鼓励。”我立即说：“我不需要鼓励。”他愣了一下，面对我，指着旁边红着脸的寇老师说：“你跟寇挥聊吧。”边说边旋转椅子，转过身去，又面对电脑，敲起键盘来。我和寇老师同时起身往外走。

到门外，寇老师还是红着脸：“你怎么这样？你应该说‘谢谢’。”我梗着脖子：“我不是文学青年。”“他是主编，常说鼓励文学青年。”我还是梗着脖子：“稿子过硬，便发。鼓励发的，没味。”寇老师大镜片后的眼眯成线，笑，摆头。

后来，我在图书大厦，见改版的《北京文学》洁白的封面上，有名作家黑色漫画像，觉得庄重高雅。而作家像下的名字是铅字，我认为改为作家的手迹较好。翻开内页，看到“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作家人气榜”和“新人自荐”等，很有创建性，适合大众需求。但我认为精粹的短章多些为好，还有一些想法。而内页正有：“为了办好《北京文学》，敬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想起寇老师说过，编辑部的人都说杨主编，一切是为了办好《北京文学》，不分上班下班，没日没夜，是“工作狂”。“这样的工作狂，办事不成功才怪。”我不禁抱愧自己无能推销《北京文学》，只得提点浅见，便把想法一股脑儿写出，寄给杨主编。

我再去图书大厦，拿起新出的《北京文学》，见作家像下的铅字改为作家手迹了，目录增加了不少陌生的作者名字，而我的信竟赫然刊登了！称赞杨主编的话都删了，其他的意见都照登。

这时，寇老师已回老家工作，打电话对我说，《梦》想象奇特，他已写了推荐语，输入了电脑，叫我与主编联系一下。“鼓励是领导的口头禅。他们也想交朋友。”我便说：“那送一双鞋主编？”“你先打电话与主编联系。”我给杨主编打电话，刚说：“我想送一双鞋你⋯⋯”电话中立即传来大声的：“这事不谈！”我感到脸被摔了一巴掌，火辣辣的。

随后我想这信，杨主编没对我说就发了，可见他一心只为办好刊物，我便把我流泪写出的《故人西辞》，送给杨主编。发行部的代先生说主编不在，他转稿给主编。

三个月后，我去编辑部，代先生说稿子已给主编，但主编忙得很。代先生送我出门时，碰到在门旁小厨房切菜、面部湿湿的白连春老师。代先生说我是他的朋友，白老师便说：“这位朋友写东西吗？拿来看看？”我立即说好。

我把《梦》给白老师，他说语言不流畅，写了两页纸的意见，还分一、二、三。我见还没杨主编的回音，便把《故人西辞》寄给白老师。十天左右，白老师打电话我：“《故人西辞》写得好，我送审了。”我连忙说：“我不急于发表，主要想你提意见，看怎么把稿子改得好些。”电话里没声音，一晌后，还是开始的口气：“《故人西辞》写得好，估计会通过。”我想起寇老师的教导，便说：“谢谢。”

两个月后，杨主编打来电话，说决定近期发表《故人西辞》。我立即说等改好了再说，先请老师们提提修改意见。

我一进编辑部，杨主编就说：“《故人西辞》写得很美！幸亏白连春发现了。对不起，毛银鹏。我早就觉得，你送了一篇稿子来，我得看，但一直没抽出时间，差点儿埋没了。”我说：“好多人不喜欢《故人西辞》，说太沉重，看了绞心。”“沉重也是美，绞心就是力量。我们要的，正是这样。不痛不痒，不是艺术。幸亏《梦》没发，那篇太虚了，这篇才扎实。”我说：“寇老师说《梦》是艺术想象，《故人西辞》太实了。”他微笑着问我发过作品没有，我说只十多年前在《长江文艺》发过一篇小小说。他一挥手：“哦，那没事，这篇发‘新人自荐’。”

想起我们初次见面，我便笑：“这是杨老师对我的鼓励。”杨老师连忙说：“这不是鼓励，是稿子好。我还没见写故人写得这么好的小说。我们都觉得不错。”他拿出审稿笺，指给我看。初审的白老师和终审的杨老师都是肯定的意见，二审的肖老师说选发。我请杨老师谈修改意见，他说整体很不错，只是后面的再精炼些更好。

我完全沉浸在故人那悲惨的情境之中，逐字逐句琢磨，每个标点都不放过。半个月后，才一笔一划地誊清，交给杨老师。

那时是年底，我已有一年半没回湖北老家。登了《故人西辞》的《北京文学》，刚出厂，正散发油墨香味，我便买了80本带回去，感觉荣归故里。

过了春节我到北京，杨老师说，即将召开首届老舍散文奖授奖大会，他利用这次机会，介绍新改版的《北京文学》，等发完奖后，他开始介绍《北京文学》，我接着代表《北京文学》推出的新人发言。我只写几句发言稿，杨老师叫我写长些，谈谈我多年对文学的追求。我写了三页方格信纸，杨老师用红笔改了，叫我誊正。在会场，杨老师弯腰挤过好多人，来到我身边，叫我声音放宏亮些，别紧张。

见台下坐着的都是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我从小做梦就想拜见他们，我感到自己被杨老师推上了五彩缤纷的云端、霞光闪耀的圣殿，不由得脚步打飘，眼不知向哪里望，糊里糊涂照纸念了一遍，自己不知念的是什么。坐在台下的毛志成老师说念得好，我才舒一口气。眼光寻到杨老师，他向我点头微笑。

会后，杨老师把大家聚拢，随便围坐，像一大家子拉家常，谈办好《北京文学》的建议。杨老师又前倾着身子，眼睛发亮地盯着谈建议的人。

《故人西辞》一发表，就有不少读者写信说打动人。白老师说杨老师叫他好好关注我。杨老师说《小说选刊》的老师打电话与他商量，说《故人西辞》和一个获了鲁迅文学奖的作家的一篇小说，都行，而在同期刊物只选一篇。白老师说那作家名气大，终选了那作家的。杨老师拍着掉了不少头发的头，说他自己当时没注意，应该把这两篇作品分两期发。他叫我按《故人西辞》的样子再写一篇。我搓着手说，再也写不出了。

评《北京文学》奖时，我想都没想，《故人西辞》获了奖。北京正暴发非典，我回老家了。来北京到编辑部领奖金时，杨老师笑着说：“这次奖金，对非典的损失弥补了点吧？”我笑着说：“钱，我不在乎，而这奖，对我意义重大。”

评老舍文学奖时，我更没想，《故人西辞》得了新人新作奖。在授奖大会上，杨老师特地来到我面前，微笑着，声音宏亮地说：“祝贺你！毛银鹏。”这时，想起几天前看到杨老师的《中国魂告急》、《中国科技忧思录》和《断层威胁共和国明天》等著作，反映出他的大气魄，高境界，和刚正的人格，对人类的悲悯情怀等，早获了国家大奖，甚至帮助了国策的制订和修改，我发觉杨老师发福了，身子高大，额头宽阔圆满，脸色红润闪光，而我只为小家庭糊口奔撞，确实是矮小的文学青年，心里响着：“您这是对文学青年的鼓励！”但没说出口，只对杨老师脸发烧，傻笑。

后来，我写了三万多字的《父亲》，觉得太冗长，但我删改不了，见《北京文学》贴标必回信，便想听听编辑老师的意见。怕他们认识我，不便直指缺点，我就写上大儿的名字。没料到竟删改成一万多字，用我大儿的名字发了，责编是杨老师新招聘的王秀云老师。删改后的《父亲》，非常精炼，《爱你》杂志随即摘载。我又切身体会到《北京文学》的“只认作品不认人”，编辑老师的认真负责。我去编辑部，赞叹这位素不相识的王老师。杨老师带我见她，特地向她介绍我得过奖。

如今，杨老师办的《北京文学》，因一直坚持“这事不谈！”“只谈作品！”推出了大批文学新人，每期都有不少作品被全国各选刊争相转载。投向《北京文学》的稿件，滚雪球一样增多。《北京文学》的读者，一直稳步增长，订户遍及海内外。全国不少大中小城市，都有销售点，北京市所有报刊亭都有《北京文学》。《北京文学》现在的厚度翻了一倍，还有不少读者要求出增刊。在外国国际书展的展馆，《北京文学》书柜、书架上的杂志，竟被偷空。而杨老师还是“前倾身子”，“眼睛发亮”地听取各种意见，随时改进《北京文学》。

《北京文学》编辑部，现已搬到文联新大楼。楼旁长园，花草繁茂。洁白的墙上，嵌着金光闪耀的方正牌子，金光中凸现着鲜红的鲁迅遒劲的手书：“北京文学”。门头挂着“主编办公室”、“编辑室”等金牌的各间房，都宽敞洁净。明亮的阳光，透过几平米大的玻璃窗，射着墙边大盆鲜花，射着宽阔的桌面上，超大超薄的电脑液晶屏和摆放整齐的稿子。杨老师办《北京文学》原创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两种刊物，仅终审的稿子，每月就两大堆，可他近年来竟接连推出《红包》、《介入》、《身不由己》、《日出日落》等一部部中篇小说力作，并且被多家选刊纷纷转载，还入选多种年度优秀中篇小说选本。

相比之下，我竟没能拿出一篇有份量的作品！我确连文学青年都够不上！而今天杨老师又打来电话，教我写我十多年在北京开小店的经历等。

我只有加倍努力！

祝杨晓升老师和编辑老师们幸福！

湛明茂恩师

1979年，我在广济县大金高中读高一，与同学们站在操场上，校长说：“请新来的湛明茂老师讲话。”只见一个壮实的身体，笔挺地耸立在高台上，厚实的手掌挥动着，洪亮的四川腔，在宽阔的操场上，密集的人丛中回荡。我感觉：像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随后，我见湛老师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还是笔挺着身子，在校园后的石子山坡路上，向上登。登一下，鞋下的石子便“嘁嘁”地响着，向下向旁边飞迸。他的身后跟着一位穿高跟鞋的女子，窈窕的身子扭动着，一头黑亮的长发，扎成马尾，拖在背上，随着她登坡的步子，左倾一下，右斜一下。我脑里蹦出一个词：“俊男靓女！”但湛老师没教我的课。

高中毕业后，我决定终生搞文学。趁在县城做临工的间隙，我去向初中老师余老师请教。他说湛老师原教过他语文，叫我送一封信给湛老师，并说湛老师生活阅历丰富，文学功底厚实，我听湛老师的教导，能成才。他叫我把稿子给湛老师看，说我要想成才，今后别离开湛老师。

我到高中校园后坡的教师宿舍，见湛老师仰在竹躺椅上，举着翻开的《人间喜剧》，瞪着闪光的大眼，头颅硕大，颇像巴尔扎克。

湛老师看了我实录做临工生活的稿子，说高中生没一个能写出，但离发表还有距离，先打五年基础再说。我便借齐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到大学毕业的语文课本，从头到尾学习，每个题都做。

随后，湛老师调到县城职业高中教语文，叫我新写的稿子再给他看。我送到他家，几天后去拿。见稿上红笔修改了不少，稿后写着：“业之于学，学之于志，志之于贫。贫苦不是坏事，把做人的目标悬得高些，会加速幸福的到来。”我便照抄不少名人名言：“为文先为人。”“终生为高尚的理想而奋斗，必有问心无愧的归宿。”“金钱、美女、功名利禄，不在我的人生计划之列。我的人生信条是：人格、尊严、真善美、宇宙、未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并照做。

后来，县教师节征文：《献给敬爱的老师》。我写自己，之所以像囚徒一样苦干，像种子一样深埋，是因为敬爱的老师教我：“把做人的目标悬得高些！”很快获奖。

湛老师见我在家干农活，又累又没收入又看不成书，就让我去他在县城开的副食店干，以便教导我。我父亲想我在家早点结婚生子。湛老师对我父亲说：“天下的父母，都希望儿女有出息。孩子奔前途，做父亲的不该阻止。”我父亲红着脸点头：“老师说的是。要老师费心了。”

而一次我一个人在店要上厕所，湛老师过去的学生陈芬来了，我连忙让她看店。我从厕所回店，湛老师在店，等陈芬走后，湛老师问我怎么让别人看店。他看到陈芬站在装钱的抽屉前，一见他来了就后退，而我抽屉没锁。

我睁着眼，梗着脖子：“陈芬不是你的学生吗？我是你学生不偷你的钱，她也是你的学生，难道偷你的钱？！”湛老师立即红紫了脸颈，伸手颤抖地指着我：“你，你，你，你以为别人像你？”他边说边往店外退，还脸颈红紫，伸手向我点着：“天下没一个人像你！”

随后，师母来店，我还说湛老师疑心太重，学生绝对不会偷老师的钱。师母说我不知道，陈芬原帮老师卖窗帘，常常少钱，账对不上。后来把窗帘拿去卖，至今几年了，还拖欠本钱。我瞪大眼，皱起眉头：“有这种人？”师母说：“这种人多的是。你太书呆子了。”

后来，父亲让我回垸当会计。我回去的头一天夜里，在湛老师家，他教我，回去先把会计工作搞好，再抽空看书写稿。他谈了好几个小时，我出他家门时，他坐在低沙发上，罩了绿罩的台灯旁，绿色的光照在他下端掉下很长的脸上，“一脸的沉重”，对坐在他身边的师母，拉长低沉的腔调：“他今后怎么生活？⋯⋯”

一年后，也就是1984年的夏天，我把与父亲的矛盾，写成小小说《父与子》。湛老师一看，就说：“这篇留下，我改一改。”秋天，我收到《长江文艺》的用稿通知，连忙送给湛老师看。他说：“你别高兴。这是编辑部缺稿。”我心里立即反驳：“你是神仙？”但我咬着嘴唇没吭声。冬天，真的收到信：“版面紧。稿未能用。请原谅。”我不禁惊叹：“湛老师真是神仙！”1985年春天，邮递员送来两本新出的《长江文艺》，《父与子》在里面占了一面。我想：这是版面又空出来了。

随后，我与供销社一位爱看书的姑娘小鲁的恋爱，反反复复，极其磨人。我脑里一团乱麻。湛老师盯着我：“你当不了作家，她不会嫁给你。你当了作家，比她好的姑娘多的是。”我脑里的乱麻一下理顺了。湛老师继续盯着我：“再不猛醒，把好光阴糟踏了，你便一文不值！”

我扭着手指：“我不知道怎么了结合适。”湛老师拿来纸笔：“给她写信，直说你要把精力用在文学上。”我拿着笔，还是不知怎么写。“我说你写！”他极清朗地说出一、二、三条。我感到捆绑得我喘不过气的缰绳，被湛老师斩断了。我出湛老师家门时，他还说：“再路过供销社，先禁住不望，后力争不想。”不望，我立马照办。不想，我一生都没能办到。

我一心迷在文学书上，讨厌数字，痛恨算账，勉强干完一年会计，错了账，把一年的工钱抵进去，白干一年。而我竟赖在家里，没日没夜，埋头看书写稿，穷得裤子都没穿的。

父亲咬得牙响：“正是出力咆哮的时候，却整天躲在房里，一分钱都不搞！”我对父亲斜着眼：“你和祖父，一生在烂泥田里，滚爬得变了形，得到了什么？”父亲对我吼：“祖祖辈辈都这样！”我对他吼：“我绝不走你们的老路！”父亲趴在地上，向我“砰！砰！砰！”地磕头。我捏一本书，去野外看。

姑爹、舅爷、老表等劝我丢下书，我昂着头：“我不想和你们一样，平平庸庸过一生。”没一个人能劝动我。而湛老师只说：“你不用狡辩。读书是为了生活更好。如果越读越穷困，越读越倒霉，越读越要死，那绝对是读错了。”我一下子心明眼亮了。湛老师加重语气：“读死书的结局是，读书死！”

我便走出书房，上街做临工。见理发师忙时聊天，闲时看书，我觉得正适于我搞文学，便学理发。我勉强能理男人的头发，便赊来破棚料、旧理发工具，在城郊开店。而我办执照的五元钱都没有，湛老师立即借给我。他特地叫我试剃他的头。他望望镜子，点头：“还行。只是这地方太偏，你应搬到市中心去，顾客多，再精手艺，招徒，扩店，发起来。”

随后，我结婚，转开书店，搬到街里，再搬到市中心。批书时，见有人带着批画，做匾卖，我很快照办。结婚只两年，我就做起当时垸里最高的楼房。我再干一年，不止赚一幢楼房的钱，便把正发财的店送给大弟，我准备去武汉大学作家班旁听。湛老师说：“店是你开的，你弟只能得工钱。”我仰头向天：“我赚了钱，也让我弟赚点。”湛老师摆头。

武大作家班没再办，我想在中文系听课，但见几个女大学生进餐馆，有的要肉丝面，有的要青菜面，有的要粗面，有的要细面，而我批货忙时，遇到包子吃包子，遇到馍吃馍，并边走边往嘴里塞。我觉得与他们不是一路的人，便回乡野看书。

逍遥了一年，我的钱不多了，只得再上街开店，还得贷款进货。湛老师说我不该草率丢店：“开店得坚持。就像生长的树，你老移它，就会死。你得让它一直在原地，根往土里，越扎越深，根系庞大，才能树干粗高，枝繁叶茂，遮天避日。”

我原在百货大楼厨窗卖匾，大楼头儿见我生意好，便请来警察赶我走。我吼叫：“我打算坐牢！暂不打算杀头！”他们退了。后来我卖鞋，主任说我妻子不该在大楼边停自行车。我妻子说别人都停。他俩争起来。我妻子骂他，他便赶到我店要打她。我立即冲出去，我小弟也追进大楼，当众多的职工面吼，他如敢吭一声，就立马要他倒地，爬不起来。

随后，书记来我店，说我们赤了主任的面子，得陪理。我大声问：“别人都放车的地方，他不准我妻子放，还赶到我店要打她。若是你，你不吼他？你教我，这理，怎么赔？”书记说他儿子不会罢休。我更大声地叫：“我等着！”

但我没时刻准备，两个弟弟突然被一帮小流子，打得头破血流。我跳起来，要还击。小弟的朋友竟在我店门口，碰掉过路女人的鞋跟。女人揪着小弟朋友喊人帮忙，小弟朋友用皮鞋“嘣！嘣！”踢女人的头。我怕踢坏了女人，叫她松手。她说找不到他。我说：“我负责！”我岳母正在旁边，说我不该。我叫她别管。结果这女人说是被踢成神经病，小弟朋友被抓进牢里，却没一分钱，派出所所长要我负连带责任，把神经病治好，还得把她的几个孩子养到十八岁。我只得偷偷地收拾店，人和货都东躲西藏，成了十足地逃犯。

湛老师瞪着我，口气沉重：“你开店，是求财！不是斗气！”

随后，我偷偷把鞋搬到蕲春。看到卖鞋挣不了钱，我便贷款开自行车店，被蕲春民政局人骗去近两万元的自行车。我遍处贷款，出五分的利，却绝大部分人说没钱。湛老师瞪红了眼，唾沫横飞：“你不是人！是个变态的！好好的财不发，弄得现在这个样！”我这才低下头，深感自己太愚莽，咀嚼湛老师多次批评我的：“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

湛老师二话不说，给我两万。我笑：“你不怕我还不起？”湛老师口气平静：“你不可能还不起。”我还笑：“我整天武穴蕲春反复撞，你不怕我被车撞死。”湛老师还是平静的口气：“不会的。你别乱说。”

我还钱时，给利息湛老师。他只收本钱。我说我还所有人的钱，都给了利息。我给他的利息最低。他钱放在银行也有利。我放下利息就走了。

在蕲春熬过天昏地暗的四年，我整天血红着眼睛奔撞。湛老师笑我：“上了古罗马大斗兽场。”到了2000年，我终于还清债九万元，也就是四幢楼房的钱，再挣了七万元，来到北京。来京前，湛老师连声说北京发展空间大。

2002年，《北京文学》准备发表我在蕲春写的《故人西辞》。湛老师在我写完时，就说前三章精炼但不丰富，后三章丰富但不精炼。此时，湛老师逐字逐句地读，改。他把借钱还债，改为“过坎”；把屋墙发裂，写成“呲牙的鳄鱼嘴”；把苦命的龙保哭唱：“奴本得，一根绳子梁上挂，丢不下，三岁两岁的小冤家，没人照看他。”后面续上一句：“啊呀呀，没人照看他！”我每次看，都不禁想到《北京文学》奖评语中的：“很是讶异文笔的老炼。”

2003年，北京暴发非典。我回县城，给不少师友打电话，他们的回答，不是出差了，就是忙。我奇怪。去一位朋友家，刚进这朋友的家门，他就立在我面前，睁大眼，问我检查过么。我这才知道他们都惊恐非典。我抱着玩笑的心态，给湛老师打电话：“湛老师，我从北京刚到武穴。”湛老师随即说：“到我家来玩！”我进他房，他放下正炼字的粗大毛笔，拍了几下床：“床上坐。在这里住几天，我们好好聊聊！”我还是站着，望着他微笑：“我没检查。不知有没有非典病菌。”他挥着手：“坐下。不会有的！”

湛老师谈到，解放前，他父亲是四川的名中医，母亲善于经营。他们家在长江边开了一大排店，母亲与各种头面人物喝酒，聊天，应付自如。解放时，他家成了地主，家产全部没收。没饭吃，父亲带五岁的他讨饭。

一次狗追他，他摔了一跤，背篓里讨的几个红薯乱滚，他的头碰破了，出了好多血，留下了伤疤。一次冬天，他起早，埋头捡别人门外，丢弃的煤碴里，没烧透的小煤团。突然别人泼脏水，泼了他一身，从头到脚，臭得作呕，冷得打颤。

他大哥大姐在大学里参加革命，寄钱让他上学。他高中时，成了造反派头头，有红卫兵带手枪保卫他。后来他当老师，与女学生恋爱，被与他作对的造反派抓住，判为流氓，关在牢里拷打。

后来他与师母结婚。他大哥在我们广济县当教育局长，招聘老师，他考第一。他带师母来广济，一无所有，从筷子买起。他借钱在学校开小店，卖作业本、笔、小副食。后在县城开副食店，办餐馆，养美国青蛙，研制火车、飞机等用的，柴油増效剂。后来，他承包学校幼儿园，自己开幼儿园。幼儿园被别人占去，他重新开。

如今他幼儿园是全县最好的，被地区、省评为优秀幼儿园。他写的《怎样教孩子》，获全国征文一等奖。他现是教育家、书法家。

我说他的经历实录出来，就是一部厚重的大作。他说等今后有时间，一件一件地写出来。

2005年，我的小说获老舍文学奖。从北京，到故乡，不少报纸、电视宣传。不少人称我作家、老师。而湛老师还是清朗地说：“你如不再拿出力作，哪怕把你吹上天，也照样完蛋！”

后来，我实录出二十年前与小鲁接触的那段生活，取名《望星空》。《北京文学》王秀云老师看了，特别感动，修改，送审。湛老师看后，语气低沉地说：“我得向小鲁道歉，告诉她，那绝交信是我口述的。”随后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周老师说，发表前得让小鲁看看，怎么改得好些。而小鲁看后，流泪，做梦，谈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不禁激动得颤抖。

我告诉湛老师，湛老师立即大声地说：“你不能越离池半步！不是一步，而是半步！都不能越！现今已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而是你们两个家庭，那么多人的事。稍不注意，惨祸就发，祸及父母儿女们等。”我只得使自己冷静下来。

我想起湛老师早就多次对我说的：“你妻子和牛一样，全身心地扑在你的家上。你应珍惜她。”我便对妻子更好了。

我对湛老师说，王老师把我改不了的《父亲》，从三万多字，改成一万多字，极其精炼。我很感激她。但与她聊天时，我竟说，如不是她在自然投稿中发现并改好了《父亲》，我不会关注她。她笑着点头说是。湛老师立即粗起嗓子：“你这是放屁！你怎能这样对编辑老师说话？你只该向她学习！你看人家多谦逊！越成熟的谷穗越低头！”

我还是痴迷于看书写稿。2006年我有36万元，北京一环天桥处有一套新二手房七十多平米，要34万元。我觉得买了房，便只剩两万元，我就看不成书，又要贷款开店，我就没买房，而租破旧便宜房看书。

湛老师来北京，一见我就瞪大眼：“你怎么秃了顶？真是毛老头？”我带他去我租住的房，正连声笑说：“这房很便宜，三十多平米，一般每月租金得两三千，而我只花八百元⋯⋯”“毛银鹏，你习惯住贫民窟！”湛老师突然粗声吼叫。我一下僵住了。

这时，天下起雨来，我连忙把晾在门口的衣服拿回房挂。小厨房水池泛出臭气，房里更是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便撑把伞，与湛老师到院外胡同透气。我把伞举到湛老师头上，他掏出纸巾低头擦泪，哽咽着：“你都活老了，竟还穷困！”半晌仰头望天，长叹一口气：“你本来几次都要发大财了，你却迷在书上，轻率地把财给别人去发。你文学上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又吃不开饭⋯⋯”他低头哽咽。我不禁心里绞痛。

随后，他加重语气：“你要趁现在保护自己的身体，吃些补品。租好点的房住，孩子大了，挤在一起也不合适。弄不好，一生过去了，还没享受过。”

谈到今后，湛老师教我：“要不，强大自己；要不，培养孩子有出息。否则晚景凄凉！”我便教初中毕业就在餐馆打工的大儿，去读高中。我更是加劲学习文学经典，努力多写力作。现在大儿高考完了，考得出乎意料的好。

去年春节，我到湛老师家向湛老师拜年，我们谈到余老师。多年前，余老师借了湛老师的几百块钱，老欠着，结果离开了湛老师。湛老师问余老师现在怎样。我说还很困难。五十多岁，还在温州打工。是厂里最老的打工者。别人都嫌他老，工资最低。湛老师的眼里立即涌满泪。他来不及擦泪，就掏出三张大百的，叫我给余老师。

突然，湛老师低头盯着脚下的地，拖长语气：“你那时那么难，我竟然得了你的利息！”我笑：“你钱放在银行还不是有利？你不得利息，不是要我占便宜，使我难堪么？”湛老师还是低头盯着脚下的地，拖长语气：“你那时那么难，我竟得你的利息！”

刚才，我给湛老师打电话，问他近来怎么样。他说正在魏高邑村买了大块地，筹建文化乐园。等弄好了，把我解放出来。别一生被闹市中的小店绑住。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呼吸新鲜空气，畅快地写自己的人生。我笑说他的人生，确是一本丰厚的大作。他哈哈大笑：“丰厚的大作！”

我奇怪，湛老师已年过古稀，说话竟还是四十年多前，我初次见他时的口气。我想，他长期读书，看报，炼书法，写文学作品，唱歌跳舞，健身，还注意吃穿住用，一直充满激情，充满斗志，忙于干实事，也善于科学享受艺术人生，从没老的感觉，他应能活百岁以上。我的耳边又响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