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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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天，我在蕲春开自行车店，大盖帽微笑着抄走存折，翻几十倍加税；闪着油亮的光头，三天两头推走自行车⋯⋯我觉得天昏沉沉、冷飕飕的。接到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刘海东先生对我稿子赞赏、催我去北京的信，“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我立即感到出太阳了，全身心霎时温暖明亮。
我马上带妻子儿女到北京，在六里桥租房住。转遍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西南侧的大碗茶商场，租了三个柜台卖鞋。
我的生意刚好点儿，旁边柜台卖鞋的小伙子，就塞钱给商场经理。经理挥手赶我走。我迎着他说，合同没到期。他伸手卡我的颈：“老子的商场，叫你滚，你就滚！”把我的鞋，踢到广场边的路上。我打110。警察一会儿就来了，用警棍指着经理：“跟我走！”警察对经理说：“不少北京人欺负外地人，外地人打了就跑，最终吃亏的是北京人。”我觉得再干下去，没脸没皮，只得把鞋摊转给了小伙子。
随后，我在珠宝市租半边门面，请服务员卖鞋。接着便租下了整间门面。前门上半年游客拥挤得走不动，我开店卖鞋；下半年游客稀少，我丢店看书。兴浓时，才动笔写稿。后来，我租下楼上楼下几间门面，叫来了老家的弟弟和姨妹。
我抽空把之前写的《故人西辞》，寄给《北京文学》。白连春老师很快送审，杨晓升主编立即安排发表，而后获《北京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老家的报刊电视连续宣传。我无论走在街道，还是村巷，都有人对我脸红眼亮：“恭喜您！”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北京的阳光。老夸我的高中语文周老师，翘起嘴角笑：“你出了口恶气！”我笑着摇头。
我刚挣了点钱，北京迎奥运，不少地方拆迁，我店也被拆了。
那时，北京天桥有套房，70多平米，卖34万元。我有36万，买了房就得丢书开店，我便没买房。
2007年，我正准备再找门面，可女儿得回老家高考，我只得带全家人离开北京，眼巴巴地看着千年难遇的奥运发财良机丧失。
2009年，女儿高考一结束，我又带全家人去北京，又在珠宝市开鞋店。可我租的不足20平米店面，月租金由奥运前的7000元涨到17000元。而前门好多居民都搬走了，顾客少多了。20元进的鞋，由原来卖60元、80元，后来降到40元、30元。我一年干到头，连干八年，也只略有盈余。很多老开店的，只混了张嘴。我去年白干了一年。今年上半年亏本，我只得在9月份甩货不干。
去年沙子口鞋城外，挂起了“缓解北京拥堵”的红布白字大横幅，批鞋市场被通知拆除，地下仓库被关闭。今年10月，珠宝市店门被砖堵了半截。不少店老板流泪与城管拉扯。本来网购就冲击大，我们实体店大多亏本。而我们干老本行多年，突然失业，不知干什么合适。特别是现在很多行业都在喊：“萎缩！”
小儿今年8月，就被动员回老家读书。9月份，公房一律不准出租，很多人找不到私房。10月底，我回乡，别人接租我在樱桃斜街租住的私房，主动把月租金由1100元涨到3000元。
没料到，现今的房价翻倍疯涨。没买房的我，成了穷人。
女儿原在北京上小学、中学，老师让她当学习委员、班长。而她到老家县城高中考试，分数倒数第几名。老家的学生起五更睡半夜，专读教材，老做作业。女儿勉强考个大专，刚工作时，月工资只2000元。而她的北京户口同学上北大，一毕业，月工资就20000元。
幸喜北京老师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女儿从小就被北京老师教导得纯正大方。县城大群同学去隔江的庐山游玩，代理大家买摆渡票时，都低头红脸往后缩。我女儿主动轻快地走到售票窗口，微笑着清朗地说：“阿姨，买X张去对河的学生票。”女儿工作几年，挑选了几次，工资很快就整万元了。而今她已与踏实能干的对象结婚，都在北京工作，买了房。
原来我们时而回县城，时而来北京。北京与老家的教材不一样，正读初中的大儿，只得反复读初一。他在县城老上网，老师把他丢到教室后排角落。而北京的网吧，18岁以下的人不准进。北京老师让他当学习委员、升旗手，叫他“领头羊”。最后大儿还得回老家上职业高中。考上大学后，也被鄙视。他比同学大两岁，难交朋友。
今年春天，女儿让妻子体检，竟检出甲状腺癌！怪我无能，要妻子长年累月，起早摸黑，陷在劣质鞋堆里，与世界各地来的顾客讨价还价，时时刻刻为租金发愁。庆幸发现得早，及时手术。北京的医生医术高明，妻子很快恢复了健康。可医药费两万多块，妻子抱怨我无力报销。
父亲生前总在清明节和七月半前几天，把祖宗的坟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烧纸，敬香，放一挂响炮，磕头。他还要把祭祀的肥肉，在祖宗的墓碑上，写个“毛”字。每次祭祀，就老字迹重写。路人老远就能看到，我祖宗墓碑正中，一个大大的青湿的“毛”字，长年不褪色。父亲吩咐我们照办。而我多年在北京开店，从没特地回乡祭祖。每见有人在北京的胡同口烧纸，我都想到祖碑上的“毛”字，现已淡化，整座墓地，被杂草掩没，不禁低下头，心里憋闷。
我们兄弟和姐妹都多年在外开店，老母一直寄住姐家。老母常低头小声叨念：“兄弟三个，没一个在家。”去年底，母亲对姐说：“从五楼跳下去，不知摔得死么？”我立即惊恐。前几天，我一回乡，悬在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母亲说，去年算命的说她寿数86，还得活6年。母亲说寻死，算命的说寿数没到，寻死也死不了，母亲才没跳楼。我惊叹算命先生的威力，感谢他救了我老母，让我漂在北京，没抱撼终生。
我在北京用了多年的电动车，刚托运回县城，就被人剪断了锁扣，偷去了电瓶。我一回老家，就不断往外掏钱。小弟笑：“你回来了，还依北京的脾气，别人笑你蠢。”我这才想起，20多年的同乡兄弟陈楫宝，在北京让我见识了大批德才兼备的老乡。
有位在北京银行工作的姑娘田英芳，与同学找到我在珠宝市的鞋店，同学说她是我的“粉丝”。我问他们父母干啥，同学说：“普通工人。”小田轻声说：“早退休了。”我请他们进餐馆，小田却提前去交钱。我赶紧起身，她同学立即揪住我：“让她交吧！一样的。”小田还把螺丝肉大勺地往我碗里舀：“毛老师，您吃菜。您老说话，没吃到菜。”我说我算不上老师，他们还叫我“老师”。
她同学说买我的作品集，我没作品集，送他们几本登有我稿子的《北京文学》，同学却要掏钱。分别时，小田还与我小儿挥手：“再见！”扭头看我住房附近的标志，说下次带她女儿来听我说话，晓得怎么走。
过后我才知道，她父亲原是省领导。
离开北京前，突然想到：我前后在北京近20年，却没去北京鲁迅故居、老舍故居、大观园等，这是我做梦都想见到的圣地。我立即了却心愿。坐上回乡的火车，我感到满载而归。
前些天，在北京打包时，我把一包又一包的《北京文学》，塞进纸箱。妻子嘟着嘴：“每次搬家，总是大堆的书，抵脚绊手的。”尽管我写得不多，但这些发表的短篇小说、散文，都是我写几年再改几年，真正的生命结晶，我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我的生命不久就会消失。我高中毕业时，就决定：“把我毛银鹏的生命，炼成一本传世经典！”
当年《故人西辞》在《北京文学》发表，我买了300本。零零碎碎地送给老师、朋友、记者、文学爱好者等，而今我珍藏的不够5本。所以，我每在《北京文学》发一篇稿子，哪怕只几页纸，最少也要买100本。
说来也巧，连续好几年，我的稿子在《北京文学》发表，都是年底。我每次回乡过年，都拉大箱的散发清香气息的《北京文学》，与故乡的师友们在热腾腾的饭菜香气中分享。妻子常笑：“杨老师又让你过个好年！”
从高中毕业立志“此生献给文学”起，我常梦见接到编辑回信。我颤抖着急急地拆开牛皮纸信封，抽出白纸黑字的信，小心展开，睁大眼睛，向信盯去，一下就醒了。再怎么闭紧眼，屏住呼吸，也回不到那梦境，看不成那信。这梦，多年来无数次地折磨着我。直到我在北京，拜识了《北京文学》的恩师们，才再没被这梦折磨。
杨晓升老师教我：“别只写黑暗，人间本来有光明。”白连春老师教我：“用细节表情达意，比喻得新奇，对话得简短。”王秀云老师教我：“不影响表达的，一律删去！稿子别从头到尾一个调子。把沉闷长文分成精彩片段。”寇挥老师教我：“只干货，才能久存。”还有多年前，林斤澜先生教我：“文学有两条路。一条热闹，一条寂寞。要想作品传得久，必得忍受寂寞。”
我庆幸遇到了《北京文学》，遇到了杨晓升等恩师，尽管我一直没见到刘海东先生。在54年的生命中，我常觉身陷黑暗的地狱，是杨晓升等北京恩师，让我享受了天堂的幸福。
我打着伞，走在阴雨连绵的故乡城郊，接到杨晓升恩师的电话。他吩咐我写北漂的得失，教我：“发掘平常生活的亮点，使这亮点燃成熊熊大火，照亮生活。”我感到暖融融、亮堂堂的，收拢伞，只见通红滚圆的太阳，已在东天。
（本文原载《北京文学》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