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的天堂！

我幼小的时候，就唱“天安门上太阳升⋯⋯”把北京当成天堂。

高中毕业时，我给北京作家写信，想在北京找事做，学写作，但没盼到回音。

后来在县城百货大楼卖匾，头儿们见我生意好，就赶我走。他们请来警察，带着手铐，我吼叫：“我打算坐牢！暂不打算杀头。”他们才散开。过后见我卖处理鞋，门口挤满顾客，他们就请流氓，把我弟弟打得头破血流。我给一千元当警察的亲戚，亲戚连打几个电话，得知他们早与公安局长串通好了，便反说我不对。

这时，在我店门口，过路的女人与弟弟的朋友相碰，女人扯住他喊人帮忙，他用皮鞋“嘣嘣”地踢女人的头。我怕踢坏了，叫她松手。她说找不着他，我说我负责。

我带她去医院，她叫我给一百元算了。我说还是请医师看看。刚进医院门，她就晕倒了。她住几天院，叫我给两千元了结。随后她不听医师劝阻，带钱回家。不久她头发痛，又来医院。她的亲戚找派出所长，说她被踢成神经病，要我治好，还得把她的几个孩子抚养到十八岁。

我只得让警察抓走弟弟朋友。可所长没敲出他一分钱，就说病人躺在医院里，打她的人没钱，只有找我负连带责任。我只得偷偷到蕲春开店。

我县原叫广济，蕲春人把我当“广济儿”。我买肉，屠夫给骨头。我开自行车店，税务特地来“查税”，几千地罚我。地痞一辆接一辆推走车。民政局摸奖，叫我供自行车，可近两万元的货款一分都不给。我找法院打官司，法官把钱法到自己口袋里，还哄骗我签字了结案子。我负债九万元，利息五分。

我送大儿上蕲春幼儿园，没想到送礼给老师，她们便把这“广济孙”，放在角落坐，不理他。他一天坐到黑，不吭声，裤子尿湿又坐干。冬天老感冒，以至身子瘦小，头很大。打针的医师找不着血管，连叫：“怎么办呀？小萝卜头！”我立即想到“渣滓洞”，不禁心绞。

我满脑子蹦撞一些故去的亲友，便把他们写在纸上，取名《故人西辞》。很多熟人看后嘟着嘴：“写这么多死尸干啥？”“你心理不正常，只适合当焚尸工。”“看了绞心，看不下去。”一位朋友说写得好，而别人说他想占我便宜。

我的生意刚好点，一个蕲春小伙子就在我店旁，照我的样子开店。一次我拿黑漆喷黑车上的碰痕，觉得黑车不起眼，便喷上白点，顾客很快买去。小伙子连忙问批发的老板：“老毛的新货，黑车起白点，是在你这里进的吗？”接着，他那瘦小的妻子，不时到我店门口转，向我店里望。终于看到我在一辆红车上喷白点，他赶紧照办。后来，她在我在门口，转得更勤。几次，她把瘦长的脸伸进店里，撩开黄细的乱发，瞪圆凹陷的小眼，看到我坐在店后角落看书，才长吁一口气离开。

接到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刘海东先生，对我稿子的赞赏、催我来北京的信，“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我立即带全家来北京。原来我不知道可以来北京。

我送大儿上炭儿胡同小学，年轻的女班主任赵老师急得流泪：“他老不吭声，今后成个什么人？不行！一定得说话！”她一次又一次俯下身子，温柔着腔调，给他讲故事，带他玩游戏，终于让他有说有笑了。

我把《故人西辞》寄给《北京文学》，白连春老师说“直逼灵魂”，杨晓升主编说“绞心正是力量，不痛不痒不是艺术。”很快发表，获《北京文学》奖和老舍文学奖。老家那些原嘟嘴的人现咂嘴：“杰作！”“一般人看不懂。”

听说老家有人说，我拎一蛇皮袋鞋，从看门的发起，由一楼发到五楼，稿子才发表，才得奖。我懒得对他说，《故人西辞》的发表，编辑没吸我一根烟；得奖，评委们并不认识我。即使得奖后，开会碰到一块儿，我也不叫他们套近乎。

2007年，女儿得回老家读高中，我全家只得回去。我拿出奖杯，母亲说等你在县城买了新屋，摆在新屋里。

我一到县城，县文联正开会，被朋友哄到会场，主持人大声地说：“会议临时增加一项：现请刚从北京回的著名作家、老舍文学奖得主，毛银鹏先生，谈创作经验！”我说我算不上作家，在台下随便聊几句。大家连声叫我上台，使劲鼓掌。地区领导来与我握手谈话。大家留影时，也喊叫：“毛作家呢？请到中间来！”

我的老朋友打来电话，说县里一位领导请我吃饭。我不善于与领导打交道，便说我忙。而朋友还打电话，说饭已办好，并有好几位领导等着我，要我一定去。我去后，说现在回乡开店。身旁一位问我几个孩子，我微笑着说三个。那领导立即大声地说：“你今后别张扬。否则，一定有人搞得你倾家荡产！”我马上说：“我是没小心。”他才口气柔些：“在小县城生存，不比大都市。”饭后，朋友提醒我，应该回礼。可我请这领导吃饭，他今天说明天，明天又推后天。我每天脑子里就考虑着、预备着，无心干别的。他“忙”过六七天后，才挥手来到餐馆：“今天，我推掉了三个局长的宴请，我说毛银鹏请我多次了，再不去不行！”

店门一开，就有工商、税务、城管、卫生等收税，开口都吓人。在北京开店，只交房租，从不交税。他们懒得与你论理，丢下单子：几月几号前交清，否则罚款！朋友劝我找熟人，说别人有路子的少交，甚至不交税，而那些税都得上缴，只得加到没路子的人头上。他替我送烟给一个板脸收税的头儿，走到那头儿面前，低声和气：“你父亲──他老人家还健旺吧？”那头儿立即满脸红润的柔光，荡漾开来。

后来，文联张三通知我开会，说推介新女作家，还为我作了牌子。李四撇嘴：“你别去，那是地摊文字、裤裆文字，狗肉上不得正席。”可第二天，我正在店里忙，不知谁打电话，粗着声：“叫你开会，怎么不来？”没有称呼。即使称呼，大家也极自然地把“毛作家！”“毛老师！”改为“毛银鹏。”甚至“卖鞋的。”

我进会场，见“毛银鹏”的牌子，歪在台下后排角落的桌上。听说那会，请了省地领导、名作家。县里那些称我“毛老师”的多在坐，可他们都眼望主席台，不时向主席台深点头，带动上身前倾，弯成镰月，或挥笔快写，教你懂得：什么是“专心致志”。上次找我握手的地区领导，这次挨我身边走过，眼看地，脸皮不动。我见一个紫红的胖脸上，凸起一对大灯泡眼，对他面前只隔一条长桌、我只见披散长长乌发的头，闪射着亮光，尖突的喉结上下移动，厚嘴唇凑近话筒，喉腔声音浑浊：“长得这么年轻！这么漂亮！”

特别是，我回去不久，父亲就“肺癌晚期！”我多年在外，多次抱愧无能行孝。这次回乡，帮不久于世的父亲洗澡，自然是轻轻地遍处擦抹。父亲说母亲粗脚毛手，她帮父亲洗完澡，擦屁股时，随手一抹：“干净啦！”可穿上裤子，裤子贴在屁股上。父亲说“还只银儿洗得舒服！”我连忙又帮父亲洗澡，特别“用心细细的洗”。父亲拖长腔叫：“好过哇！──银儿！这澡洗得太好过了！”父亲说我连他的屁股都擦得干净。

可随后，我与母亲、姐姐走在街道上，母亲对我说：“你男子汉，要多搞钱。照顾你父，是我和你姐，妇道人家干的。你在外，并且是在北京，搞多年，回来还租房住，别人撇嘴！没搞到钱，别人都没眼看你！”我立即粗起嗓子：“我有眼角扫这些小人？”旁边的人们，马上围拢来，睁大眼望我。母亲还说：“古话说，只有挑箩借谷，没个挑箩借字的。”我浑身炸汗，一股热血，从心里往喉管飞冲，正要张口，姐慌忙低头拉着母亲，扯闲话匆匆走开。接着，遇到一个老朋友，他说别人说：“银儿回家，是在外混不开。”他叫我对别人说，我租住的房是我买的。

大儿到县城读初中，我送烟给老师，说大儿爱上网，他立即伸手去卡大儿的颈。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大儿没上学。我找遍网吧不见大儿，到学校，大儿就坐在教室里。他把大儿调了座位，竟没认出来。

2009年女儿高考一结束，我全家就又到北京。大儿到广安中学读初中，班主任也是年轻妇女的王老师，叫大儿当学习委、升旗手，让他到天安门前站荣誉岗，还在他的作业后批：“你是个有潜力的学生，我要全力打造你！”还教大儿注意身体。大儿渐渐长得高大漂亮，暑假在西单服装店打工，很多姑娘找他买衣服，呼他帅哥。

我写了三万多字的《父亲》，觉得太冗长，但删改不了。想听编辑老师的意见，而怕《北京文学》的老师们认识我，不便直指缺点，便写上大儿的名字寄去。新调来的素不相识的王秀云老师，竟删改成一万多字，用大儿的名字送审。杨老师很快发表它，得知是我写的，他又教我写在北京的经历。

现今，我常穿着旧布衣，骑着电动车，从大栅栏去沙子口批货。路旁花草树木繁茂，空气清香。我顺便进永定门公园，坐在树下看书，改稿，仰望碧绿叶隙上高远的天空，心里响起：

“我的天堂──北京！”

2014年12月22日至30日

写于北京大栅栏樱桃斜街32号

                                                     本文原载《北京文学》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