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新云——我的农民父亲

祖母怀父亲只七个月，就生了他。父亲很瘦小，手和鸡爪一样。祖母没奶，嚼米糊喂他。见上门讨饭的妇女奶孩子，祖母便多供几餐饭，请她给口奶让父亲吃。无论米糊，还是别人的奶，父亲的小嘴都咂得“嘣”响。

父亲四岁时，祖母就去世了。不久，一群东洋鬼子在村里“叽里哇啦”地嚎叫。他们把铁丝穿进一个乡亲的锁骨拉着，鲜血在乡亲赤裸的胸前奔涌，乡亲的裤子血糊糊的。屋内一只鸡，头颈伸直，向外飞冲。鬼子正闯近家门，“嗖！”地挥起又长又白的刀，“嚓！”地砍下鸡头。鸡颈“咕咕”地喷着血，向前蹿了一段路，才栽倒在地。祖父浑身打颤，旋即搂着父亲，钻进床底下的薯洞里。祖父的嘴凑在父亲的耳边：“别哭！”父亲瞪着黑亮的大眼睛，牙齿咬着嘴唇，嘴唇冒血了，也没出声。

父亲六岁入学。每天清早上学前，后祖母总怂恿祖父，老早赶父亲起床捡粪。大冬天的，父亲穿着露大洞的单袄，缩着脖子，跺着脚，捏耙提篼在黑乎乎的村巷里转。有时看不清是猪粪还是泥团，他鼻孔凑近去闻。天还没亮，父亲常常捡了大篼的粪回。他轻轻地推开门，悄悄地拿起书包去学校。父亲放了学，也得先捡一大篼粪，才能吃饭，并且只能盛饭中的麻子茅芋头。这芋头，尽是结巴团，又硬又涩，只咬一口，嘴就麻半天。父亲把饭瓢往白米饭上舀，祖父大叫：“谁该替你吃芋头？”父亲一哆嗦，随即把瓢里的饭倒掉。他大口地吞芋头，浓黑的眉头皱都没皱一下。父亲如没捡满一大篼粪，回家罗罐便是空的。他低头找半天，才在灰箱里找到小半碗冰冷的芋头。

那时的课文，都是之乎者也，父亲不喜欢背，只记得《孟子》中的“威武不能屈”。他常在路上玩，八岁便离校放牛。而他写得一手刚劲的毛笔字，特别是小楷。多年后，父亲还嫌我们兄弟的毛笔字欠功夫。每年阴历七月十五，他悬腕写包袱，令我们瞪眼咋舌。父亲上坟，用大块肥肉，在墓碑正中端端庄庄地写个正楷“毛”字，下次我们拿肥肉在现字迹上重写一遍。浓厚的猪油字迹，长期是青湿的。过路的人，老远就知道这是毛家的祖坟。

父亲十二三岁就推磨。四月新麦出世，磨了准备端午发粑。父亲一前一后地张开两脚，双手握着五六尺长的活动把手的横柄，一推一拉，直径尺多长的麻石磨的上扇，就转动起来，雪白的麦粉纷纷洒落在磨凳下平坦的竹匾内。轻风能吹跑麦粉，父亲便关门。在低窄的磨房内，父亲的身子，随着对磨的推拉而柔韧地作圆周晃动。他又累又闷，大滴的汗顺着两腿往下流。他两脚的脚跟和脚尖，老在原地轮流起落，把地踩出两个水荡。而后祖母发了粑，藏进衣柜。父亲找出来，嚼得干硬的粑粉直掉。

父亲十四五岁时，六月天还穿着角子大的补丁连成厚厚的青大布褂，捂得满身绯红的痱子密密麻麻，像锅巴。父亲有烧热病，挑着大担的稻，在毒日头底下走，身上一滴汗都不出，只得张大嘴喘气。他放下一担稻，刚站到稻堆旁的阴处，解开烫手的褂襟扇风，祖父就吼：“再不走，老子一扁拐捅死你！”父亲赶紧低头跑了。他边跑，边掬起田沟的水，往大布褂上淋。可沟里的水被晒得冒气泡，泼到身上“嘁！”地起烟雾。

与我家田地相连的邻村的外公注意到，父亲国字脸，天庭饱满，浓眉大眼，在全垸的孩子中做事最麻利，并且一天天磨炼得手臂凸起结实的肌肉团，便把母亲许给父亲，还叫父亲跟他学泥瓦匠。

母亲兄妹十个，外公养不活，原把幼小的母亲送给我垸石横做童养媳。石横的父亲要八九岁的母亲在地里干活儿。母亲挑着大篼的土，跌了一跤。不等母亲爬起来，他就踢母亲，外公遇到了，只得流泪拉母亲回家。后来母亲长大了，见石横尖嘴猴腮，更看不中。听喇叭喊，新政府婚姻自主，她立即丢下塘岸上正洗的衣裳，甩着手，一阵风去乡政府，开回盖着大红圆印的条子，从衣柜底下找出外公与石横父亲交换的红纸帖，两下撕碎了。

父亲十七岁与母亲成亲。后祖母见母亲回娘家了，饭中的芋头便放得少些。有点什么好吃的，后祖母老避着父亲藏起来。夜里，父母饿得睡不着，父亲就爬起来，钻到床底下，拱起床，把坛子扳倒，倒出一葫芦瓢爆米花。母亲缩在被子里：“我不吃，娘会骂。”父亲说：“不怕！她骂，俺爹会打她。”母亲买来轻薄的洋布，自己裁剪缝制衣服，给父亲穿，还在野外采黄黄菜，给父亲垫肚子，父亲才慢慢着了些肉。

母亲笑谈，父亲原订过亲，姑娘嫌父亲黑瘦，便算了。父亲说，那是很早就订的亲，后来姑娘的父母没生儿子，要父亲倒插门，而父亲是独苗，这亲事便告吹了。吹时，几个老人带父亲去姑娘家。一个老人伸手去拔姑娘头上的金簪子，父亲立即说：“算了！”起身就走。这老人跟在父亲的身后：“你这败家子，金簪子哪是大水淌来的？”父亲只顾加快步子，头也不回。几年前，那姑娘已是老妇人了，到我垸卖桔子，走到我们兄弟的楼房下，问这是谁家的楼房这么高大？别人说：“是新云几个儿子的。”她“哎哟！”一声，红着脸脚步连连地走开：“我几个儿子种庄稼，没得用。”

评家庭成分时，石横被评为贫雇老子，后来当会计、队长。因祖父年轻时与别的女人有瓜葛，祖母气得上了吊，祖母娘家整个垸的人冲到祖父家，曾祖父卖地杀猪，办流水席谢罪，把祖宗勤扒苦做的一点积蓄，消得只剩下巴掌大的薄田，祖父便被定为中农。

特别是父亲身强力壮，泥船陷在烂泥田里，父亲抓住船头拖起来。大伙儿打赌，看谁最有劲，在代销店拿发饼当奖品，父亲小指挑起大秤砣还伸得秤杆一样直。挺棍时，父亲一只手握着桑树扁担的一端，另一端顶在石横的肚子上，石横的弟弟紧靠在石横身后打桩。父亲只“嗨！”地一声，石横两兄弟就四仰八叉了。

外公也是贫雇老子，二舅斗地主积极，当了乡长、区长。还有别的干部正直，父母才不致于被石横踩上一只脚批斗，而是石横多派父亲干重活儿，少记工分。后来，石横还扣大哥和姐的工分，老找碴儿。

大哥十三岁在队里做工，一天两分工。一次扯秧，他刚随手把秧田边的几根草带进去，石横就注意到了，立即叫大家开会。石横把那几个秧往稻场中间一丢：“大家看看，这也是个种庄稼的干的！”父亲的眼瞪得像酒盅底，射出红光，“嗵！”地一拳，把大哥砸倒，随即喝令他：“站起来！”母亲说大哥还是孩子。父亲咬着牙，从牙缝里迸出：“做事，就得做好！怎能留话让别人说？”

从此，无论什么事，大哥从不马虎半点。大家比赛背《老三篇》，大哥白天歇间掏出“红宝书”看，天黑煤油灯下默诵到半夜。结果，他一口气背下来，没错一个字，全大队第一名。

姐十二岁时，在全垸出工的姑娘中最小，但秧插得最直最快。你看不清她手指的分秧插秧，而觉得像鸡啄米，只听到一片紧密相连“叮！叮！叮！”的水响声。父亲这才抿嘴微笑。而石横还捏造姐出工晚了，在大会上批评。姐气得流泪，父亲只得找别的干部评理。

我割谷时，直着腰随手把稻乱丢。父亲摆头瘪嘴：“看不得！”特地扭过身子，统统摆齐。他切沟也是先拉一根绳子，切得笔直。父亲的锹，擦得雪亮，锹口锉得锋利，还配上一边伸的铁脚踏，一脚踩下去，再板结的地，也和豆腐一样好切。乡邻都来借用。

父亲一年到头，从不缺工，还时常加夜班。到荆竹挑水库，去长江对岸山上砍柴。要十天就十天，要半月就半月。大担的土挑起来飞冲。那次与石横轮班驾船，石横只弄两下，船就摇晃起来。眼看水从船舷往舱里灌，石横越手忙脚乱，柴堆成小山的船，在激流险滩中越晃得厉害。父亲一个箭步跨过去，一下把石横从船尾丢到船舱。父亲只掌一下舵，摇两下橹，船便悠然平稳前行了。本想混父亲卖柴钱的石横，脸色惨白，浑身颤抖，捏着瓢，把舱里的水往外舀，再也不敢随便混。

每年大队评劳模，从没漏掉过父亲。我家堂屋的正墙上，总是满墙“奖给：毛新云”的红旗奖状，过年不用买年画。

后来，石横连大哥当兵寄回的信，都偷偷地毁掉。邮递员一般把信送到小队干部家，再由小队干部分送。我梦见去石横家，问有我家的信么。石横的老婆头发凌乱，呲牙咧嘴，把一茶缸白气腾腾的开水，从我的头顶往下一倒。我遍身麻木，内心绞痛。大哥把信寄给舅爷转，父亲才封封都收到。

小弟与石横的小儿子吵嘴，石横的大儿子细头捏着锹追杀小弟。小弟跑回家，闩严门，躲到楼上草堆里。细头撞门，父亲叫小弟开门，摊开手掌对细头摆动：“你进门试试！”细头气哼哼的：“明天出门就晓得老子狠！”父亲又叫小弟出门，站到细头面前。父亲瞪着细头：“你杀一下试试！”细头扭头离去。父亲揪着小弟的耳朵把他拎起来：“你今后惹他们，老子一气打死你不歇间！”小弟嘟着嘴，擦着泪：“是他先欺负我。”“先让他几次，最终一定得想法搞倒他！没得用该死！”

大弟平时言语不多，从不与人争执，而在大街上表演拉拉力器，让众人惊呼。一次，一个老人挑担米在街道上换肩，扁担一横，差点碰到一个飞车而来的小伙子。老人慌忙说：“对不起！”小伙子吼道：“你差点撞瞎我的眼！”路过的父亲连忙说：“小老弟，算了⋯⋯”，可小伙子脸红脖子粗：“我不是随便能‘算了’的人！”父亲搓着手，脸上僵着笑。大弟只张开蒲扇一样的巴掌，在小伙子背上一拍，他的脸立即煞白，低头弯腰缩脖子。父亲望着大弟，眯眯地笑。

1954年，大哥出生只几天，长江就破堤。垸里的房屋都冲倒了，水淹到树梢。树梢上站着鸡，缠着蛇。我们全家搬到山上搭棚。父亲整天在外挑坝。后祖母每餐是大罗罐的干薯藤叶麦炸粥，见父亲回了，便揭开罗罐盖，拿大瓢连连地往里加水。父亲望着四面八方透风漏雨的破棚内，哇哇哭的大哥和瘪着奶的母亲，急忙说：“娘，你少加点水，我少喝一碗。”碰巧，发大水有时有鱼赶浪头。父亲拿网出去，天黑提回半鱼箩活蹦乱跳的鲶鱼、黄鸭鱼。饭桌上，母亲便能见几个鱼头。

多年后，每到早稻灌浆时节，天下连雨，湖田很快就淹了。而长江正涨水，往往比港里的水位高很多，就是勉强用抽水机、排水泵，把湖田的水排到港里，也流不出去。那港坝又单薄，看坝的人常雨夜跑向垸，大喊：“破坝了！”立即听到全垸各户的开门声。大家都奔向坝，用草袋灌土，去堵缺口。草袋拉扯几下就破了。有时闸口堵不严实，只得用蛇皮袋装黄豆去堵。黄豆在水中发胀，能把闸口堵实。

眼看快到手的稻浸在水里，父亲和乡邻便起早摸黑，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一把一把地捋稻穗，往浮在水面的木澡盆里放。以致每年初夏，天一下雨，父母就皱着眉头：“要是发大水，这么多张嘴吃什么？”我们兄弟姐妹都瑟缩地挤在一块儿，盯着四处漏雨的瓦缝，巴望老天出太阳。

几次，人们误以为长江决堤了，都拚命往山丘上跑。父亲挑着大担的谷跑。连续往返几趟，把衣被、锅碗等要紧的东西，都抢到山上后，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即使家里还有金子，我也只能让水淹了！”后来，姐妹找对象，父亲也提醒她们，尽量找山村人家。

还有一次，人们大喊：“地震了！”父亲也是累个臭死，把家里的东西都抢到村前的空地上，才知道是误传。全村人在村前的空地上搭尼龙纸棚。父亲在空地上挖圆坑，把大缸嵌在坑内，叫我们如来不及跑，就钻到缸里躲。

1958年，麦炸粥都没喝的，好多人吃树皮、白土，拉不出屎，活活地憋死了。父亲上有老，下有小，越焦急，越想吸烟，越吸越想老吸，只得卷干荷叶当烟。他长长地吸一口，吸得“吱！”响，伸长颈深深地吞下去，抿嘴憋半天，鼻孔才慢慢地放出气，而没见一丝烟。他经常呛得连声咳嗽，鼻涕眼泪直流，但鼻涕眼泪还没擦干，手上的干荷叶烟又往嘴里塞。

三九天，父亲拿着有一排倒挂须的铁钩耙，在湖边港汊扒鱼。有时，父亲邀几个不怕冷的乡邻，只穿条裤衩，把石头系在猪血浆过的粗长麻绳的两端，横着在港底浮泥上拉动，赶起委泥的鱼，拿大篾罩子罩，伸长赤裸的手臂，在罩内搅着圆弧抓那冲撞的鱼。父亲偶尔抓起背脊立着一排刺似尖刀的锯鱼，手被割开了大口子，还连连从水里“哗”地提起罩子，又“扑”地按下去。随着父亲手飞舞的水成了彩带。

父亲的手掌常裂大口，像伢儿嘴。他在煤油灯旁烧“猫儿粘”，烧化的大团滚烫的液体，带着“吱吱”叫的鲜红火焰，“嘶！”地滴进裂口内的嫩红肉上。父亲飞地一巴掌，颤抖着捂紧剧痛的裂口，咧开嘴唇，咬牙吸冷气，缩着脖子蹦跳。一会儿，他张开手掌看裂口粘上没有。没粘好，他再滴滚烫的液体，再咧嘴咬牙吸冷气，缩脖子蹦跳。

三伏天，父亲身上往往生疖子，有时生在肩头，高高耸起。父亲挑稻时，把两头翘起，弯成“V”形的扁担拐弯处，往疖子上一压，紫血立即从肩头涌出，疖子平下去。父亲还挺着腰肩，“嘿哟！嗨哟！”哼着简短雄浑的调子，一步一步，走得高高翘起的稻捆，一上一下地舞动，谷粒有节奏的“沙沙”响。

远远望去，田埂上长长的一大阵闪动的金黄稻捆中，翘得最高，舞得最悠雅的，就是父亲挑的。乡邻都知道父亲的翘扁拐省力，但很多人借去，一上肩就翻，斫痛了颈。

父亲的赤脚，不时被田里的碎玻璃，或碗片割破。一次脚跟割得露出骨头，父亲用布片包扎着，穿上高统靴继续耕田，一拐一拐的，但扬鞭赶牛，“得！叱！”的吆喝声，还照样清脆响亮。后来汗水、泥水把脚跟浸透了，父亲觉得碍事，叫我拿剪子剪。看着那翻着的裂口内，一层一层浸涨了的白皮肉，像切开的竹笋，也像山谷口的风化崖层，我剪一下，“嘁！”地一声，至今“嘁！”得我心绞手颤。

港里长着又扁又长的鸭舌头草，港有多深，它就长多长，在水中随波飘动。父亲用细绳把两根一样长的修长竹子，并排拦腰系在一起，做成剪竹。父亲站在岸上，两手握着剪竹一端的两根竹竿，掰开，另一端的两根竹竿相应地张开，插入鸭舌头草丛中，随后夹紧，旋转剪竹，鸭舌头草就紧紧地缠在剪竹上，缠成一大团，再一拉剪竹，青青的鸭舌头草和它们白皙的根，带着几丝浑黄的泥浆，便浮现在清亮的港面上。

几剪竹下去，就是一大担鸭舌头草。父亲有时撑船，站在船里夹鸭舌头草。父亲把这草挑给猪吃，也堆在地里沤肥。其实，它没啥营养，猪吃了只是度命；堆一大堆地里，只沤一点轻薄的灰泥，肥力有限。但没别的办法，父亲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挑了多少担，装了多少船。

我上小学时，父亲天天是队里收工后，挑担窖泥水去自留园，摸到月上中天了，才回家。大热天夜里，他用两根篾片弯成的篾络儿，挑起几个大冬瓜，吱呀吱呀去二十里外的县城。作年豆腐时发酵的豆渣，几分钱一碗，父亲常起五更用大碗盛给城里人。有时起得太早，到街上天还是黑古隆冬的，不见一个人影。父亲怕我冻坏了，便带我到工厂的火炉房，双手敬烟给烧炉工人。

母亲常生豆芽，让父亲提到街上卖。城里老少妇人，一大群，穿得漂亮极了，却闹哄哄地抓抢。本来秤杆翘上天了，有的还要抢一撮豆芽，父亲装着忙得看不见。有的甚至拿走豆芽说马上送钱来，却不再露面。父亲等一晌，又问旁人，最后只得摆头离去。

父亲在街道上遇到两个人，说父亲的豆芽，他们单位食堂全要，叫父亲跟他们去。到一间小房，他们从口袋里掏出红袖章，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把豆芽都扣下，随便开个白纸条给父亲。父亲气得眼睛充血，但也只得咬牙气呼呼地走开。

一次，父亲到百货大楼买东西，掏了半天，上衣口袋里七借八凑的八十块钱不见了。父亲想起有几个留卷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在他身旁挤撞过，便一下子腿发软，颤抖到大楼角落，一屁股坐下：“年纪轻轻的，怎么不干点正事？”

父亲一天没吃没喝，跌撞回家的一路上，他反反复复地掐指计算着：八十块钱，买种子能买多少斤，买肥能买多少袋，买油能买多少瓶，买盐能买多少包⋯⋯算一笔账，他就捏拳“咚！”地砸一下头。回到家，他的头，都砸得鼓起包了，但他叫我们别说出去，让邻居“笑落下巴！”他抓起铁耙，在门口的石板上“砰！”地一磕，大步踏向野外。

妹幼时手脚僵硬，父母今天请这个医师抹，明天求那个郎中蒸。小弟气管炎，憋得半夜哭叫：“你们都睡觉，只我一个人喘。”给秧田打完水的父亲，刚回家在门板上躺下，又爬起来，坐到小弟旁边，睡着了自己不知道。我生骨髓炎，三年脓血未干，父亲把我背到这里，抱到那里。一次五更，父亲想赶回队里上工，只见眼前是白路，但他背着我走到天亮，才知道在原地打转。

母亲下身大出血，头发晕，长年用手帕缠着头。有时深更半夜母亲头晕，抓着床板哭喊病故的大哥保佑她，叫父亲去大哥坟前烧纸钱。父亲急得打头：“你小点声，吵得隔壁邻舍的都睡不成。就是上坟烧纸钱，也得等天亮吧？”

姐的对象是祖父提议，父母同意的。1954年发大水，我们家在山上搭棚时，祖父的朋友就在附近山村，接我们全家吃了几餐饭。那朋友有个独生子，相貌还行，但好吃懒做，脾气很暴。姐婚后受不了，要离婚，但父亲说：“爹孙几代的老交情，不是开玩笑的。过去那饭就是命根子。人要脸，树要皮。”父亲多次去劝教那独生子，却没用。最后，姐实在忍受不下去，说宁愿钻到汽车底下，也不去他家。父亲只得长叹一声：“无脸见人！”不再去那山村。偶尔路过，也低头弯一脚。

我读高中时，每两个星期回家拿一次菜钱。父亲为了那两三块钱，常常急得团团转。有时卖苦力，有时搓草绳卖，有时卖本来不够吃的米，有时东挪西借，有时提前给大队书记帮忙干活儿，再找出母亲治病的药费条，求书记批了，领回几个少得可怜的报销的钱。父亲从没让我空过手，他对母亲说：“哪怕拆屋，也要供孩子上学！”

那夜，我们兄弟和妹围在堂屋大方桌旁煤油灯下做作业，父亲同母亲在房里小声商议半天后，坐到大门边连抽几根烟，干咳几声，强装笑脸对读小学三年级的妹说：“妹，不上学，回家捡粪行么?”妹低头做作业，咬牙不吭声。父亲连忙把烟往嘴里塞，划了几根火柴也没点着烟：“你想上学，就上吧!”父亲还说他明天帮人做屋，叫大弟跟他去搬砖：“那红砖又不是搬不起，嘴总混出去了。”

母亲说姐已出嫁，为了能供我读高中，我们家实在没办法。妹低声说：“那我就捡粪吧。”几天后，妹与伙伴比赛，天不亮自己爬起来捡粪。她歪着身子提大篼的粪回，坐在椅子上张大嘴，喘一晌粗气，呆呆地望着面前的地，愣半天。父亲闭紧眼，跌到一旁去抹泪。

父亲的烟瘾更大了，每天一包烟还不够。母亲说他一年又一年，吸掉多少钱！听说有个女人，见男人买一包烟，她就藏起与烟钱相等的钱，后来把这钱拿出来，做起一栋房子。母亲要父亲戒烟。父亲戒不了，说那个男人后来没吸烟，他的女人便没藏钱，他们家还是没钱，那男人又捡起烟来吸。父亲只得找最便宜的烟吸。父亲帮人做事，别人给他三毛二的“游泳”烟，或两毛的“圆球”烟，父亲一直换最便宜的七分钱的“红花”烟。连一毛五的“大公鸡”烟，他都舍不得抽。别人说差烟伤身子，父亲笑道：“总比干荷叶强。”

每年大年三十，母亲拿竹篙绑扫帚扫屋梁上的灰尘，父亲用石灰水刷墙。他们边做边说着七事八事的，就争吵起来。一次吵火了，父亲气呼呼地找粗绳子，没找到，就在门角落扯轭头上的犁藤吊颈。祖父后祖母边手慌脚乱地解犁藤，边嘟囔：“过日子，怎能这样？”母亲流泪挎篮，跌撞去菜园。父亲喘着粗气，扛上铁耙去地里。西斜的太阳，苍白地照着桶里石灰沉淀了而清冷的水，我的眼泪打碎水面的太阳。

而大年初一，我们起床，堂屋墙上是洁白耀眼的。我们一年来摔到墙上的斑斑泥点、鼻涕不见了。父亲在祖宗牌位前，满脸虔诚，双手插香，双腿跪地，“砰！砰！砰！”地磕头。磕完头，父亲又满脸泛红地带我们去拜年。

每年正月，父母总是小铁锅堆尖招待亲戚，不断往亲戚碗里夹肉。亲戚一放下碗筷，父母就把剩肉夹起来。他们连汤都舍不得喝一口，老咽腌萝卜、辣椒。父母每年还要请我们的老师。一群老师有说有笑地进屋，出门时脸庞红得发亮，拿稻草剔牙，夸父母礼节周到。父母搓着满是裂口的手，说我们淘老师却没什么孝敬老师。

六几年，大哥从学校带回“红卫兵”袖章，说学校明天不上课，而批斗老师。父母连忙说：“儿呀，斗老师有过！我们去割谷。”

大哥一天天地长大，越来越英俊。考兵时，母亲赶着给他提褂领，拉褂后摆。接兵的首长指点着大哥：“这小伙子不用考。”我们大队民兵连长说：“新云哥生的孩子，个个是好苗子！”父亲望着高大的大哥，笑得眼眯成缝。

可仅两年，大哥二十岁，在部队正要入党提干，却突然病故。父亲乌黑浓密的头发，一下子粘在枕头上、脸盆里，父亲的头顶显头皮了。但他在人前从没流过泪，还小心地把边沿没脱的几根头发，往秃顶上遮盖，把印着鲜红“劳动模范”、“贾家大队革命委员会奖”的白汗衫下摆，扎入染过还隐约能见“日本尿素”字样的黑尼龙袋长裤，腰间系着大哥那宽厚发亮的棕色皮带，照常挑呀驮的，并摸夜给生产队仓库粉水泥门框。

大队干部夸父亲刚强，照顾父亲到大队林场自由看管树木，还派人给他当帮手。父亲自己带头干，说那帮手不该做事拖拉。帮手咕哝父亲把他当童养媳，父亲便独自一人干，大冬天的，照旧脱下外衣剪枝，挖沟。

为了感谢大队干部，父亲把年底我们垸抽塘分的仅有的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放进水桶，提到大队书记家；把母亲杀了准备过年的一只鸡，用碗端给大队长。

父亲经常无偿地给大小队干部、老师、亲戚六眷、孤寡老人、乡邻等，做屋、打灶，从五更摸到半夜，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双抢时，父亲更是日夜连着挑稻、打水、耕田，眼睛血红，吃剩饭，没菜咽，不时渴了喝田沟和港里的水，一年又一年，他竟熬过来了！

酷热的夏夜，遍处和蒸笼一样，低矮的屋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父亲把大门卸下来，平放在堂屋里靠近大门口。他把麻袋展平，吊在楼方下，麻袋里放一块木板，用长绳系在木板的下端拉动扇风。开始，我们一拉一放的，轮流嘻哈好玩。夜深了，我们疲倦了，父亲便接过绳子拉到天亮。

父亲有时扛着竹床，在村旁打转，遍处唤风，口哨吹得刺破天，也不见一丝风。他把竹床放到塘岸上，塘水散发的热气冲人。他想去井边，井边早围满了老人小孩。他把竹床扛到村旁土墩，蚊子抓成把。扛来扛去，扛到太阳出来，父亲骂道：“娘的！这老天不要人活！”他只得把竹床扛回家，拿锹出去。

双抢缺水，父亲整夜地车水。他把长长的木制水车，一头斜放进水塘或港里，另一头靠在岸上，往田里车水。父亲在岸上安好架子，手扶胸前的横杆，屁股坐后面的扁担，脚连连地踏那安在水车龙头上高高伸出的木踏，带动长长的车水抱，拉起塘里或港里的水。

我人小腿短，时时得屁股离开扁担，歪着身子踏木踏。有时踏空，木踏撞痛脚骨。我生怕没抓住横杆，掉到龙头那四叉的小木板上。踏熟练了，我才有心思观望天上密密麻麻似痱子的星星，擦去头顶大团凉湿的像汗珠又像泪滴的露水。

父亲伏在横杆上，发出粗长的呼噜，盖过吱呀的水车响和哗哗的水声，以及此起彼伏的蛙鸣，而他的脚还在均匀地踏动。与父亲并排的我，有时踏空，父亲的脚照样连连地踏动木踏，带动长长的车水抱，把塘里或港里的水，源源不断地车到田里。

水车往往被别人用着，父亲便盆舀桶提，更是一夜忙到亮。有一夜，父亲叫大队抽水机打水，他赤着脚跑来跑去，七个小时过去，水还没到田，都在半路渠道坝洞里漏了。

一天傍晚，蛇咬了父亲的脚一口，他满不在乎继续干活。我立即请医师给他放血，扎紧。一会儿父亲的脚就肿得很粗，痛得嚎叫。第二天消肿了，他一拐一拐地又去干活。见那小蛇是竹根蛇，几锹就斩碎了。医师说邻村一个女人，也是蛇咬一口，不在乎，第二天就肿到胸口，没救了。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一年冬天，父亲与乡邻到别垸挖藕，回家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摔下来，耳朵流血。医师叫父亲躺直拍照，别动。如动了，得重拍，重花钱。父亲咬牙捏拳，硬挺。拍完了，他还问是否颤动了自己不知。医师说他转好快，变坏也快。我想父亲一直刚强，定会快好，果然不久出院。尽管父亲的嘴还歪着，他扯动着嘴角，说慢慢会蓄好，后来真的恢复正常了。

一次牛脱了鼻，好几个人吆喝着赶到这里，追到那里，半天穿不上。父亲路过，一下抱住牛头，飞快地穿上了。而牛拱了他一下，他的胸口喘不出气来，抹很久才好。

七几年，毛主席号召根治血吸虫病，国家出钱。父亲与几个农民住在宽敞的房里，洁白的墙壁，白净的床单，白净的护士侍候，还有白米饭、白豆腐块。父亲连续几天坐靠在床头，与同房的人聊天，不用日晒雨淋，不用烦心，不用劳苦，竟能吃好住好，每天还得整个的工分，他惊奇：世间竟有此等福享！父亲不禁竖起大姆指摇动，连声咂嘴：“毛爹真了不起！”

几天后，父亲脸上的黝黑似乎淡了些。别人老叫那药难进口，又苦又涩，吃了绞心。父亲也瘦了些，但他的脸上，整天洋溢着微笑，口气温和，俨然在天堂里当神仙，不时地叨念我们在尘世受苦，寻找机会，让我们送衣服什么的，也去享受他的白米饭、白豆腐块。

后祖母很早就说“提不起大罗罐的饭”，单独过，而父母还拨工分孝敬他们。我们超支，称不回口粮，向进钱的他们借，他们不肯，再向别人借，才称回口粮。

后来分责任田了，父亲在稻场打谷，每次是把谷装得箩口堆尖再挑给祖父。母亲说讲定了几百斤，堆尖一担不止一百斤，而我们家大口阔，吃粮的多，打仗的少，要减点尖。祖父说一担没一百斤，便在稻场上追打父亲。祖父气喘吁吁，父亲脸颈红紫，他们都一脸的愁苦无奈。

我说：“这不非常简单吗？”拿来秤，平息他们多年就有的争吵。父母却对我说：“给东西上人，只能凭心，不能用秤，用秤有过。”

祖父去世时，坐在椅子上，拄着拐棍撑着头，张大嘴流涎。父亲一见，就涌泪变腔大哭：“我爹呐！什么解哟？”我粗声说他：“爷爷还是好好的，怎么可能死？”后祖母望望门外乌云翻滚的天，说起风暴了。祖父连忙催父亲去捆稻。

父亲只捆两捆稻，就丢下稻往家赶：“我回去！搞不好送不到你爷爷的老。”他还没到家，祖父就停止了呼吸，父亲一下子瘫在地上。多年后，父亲还说自己不孝，祖父只他这个儿子，他在家竟没送祖父的老。

父亲再碎谷，总是把米扇得干干净净的，大插箕堆尖的放在后祖母的门槛上：“娘，这米你拿去。”后祖母说还没吃完，父亲说：“多拿点，你换点豆腐块咽。”父亲再忙，也要把后祖母的水缸挑得满满的。

八十多岁的后祖母，去世前病了五六十天，也遇双抢，父亲白天时时抽身去看，夜里整夜守着。后祖母大小便失禁，父亲从田地里回，每次是先把手插到后祖母屁股下，摸被单弄脏没有。一点脏湿，就换干净的，还给后祖母擦屁股，轻手轻脚。后祖母怨自己不早死，父亲劝她：“这是命定的寿数，做儿子应该的。”

后祖母临终前，眼定着，气还在喘。有人对父亲说，抱着她一抖，她就断气了。父亲瞪着那人：“催命鬼到了？”父亲给后祖母穿好寿衣，守在她面前。连续三天三夜，父亲眼都没闭一下，一直守到后祖母断气。连后祖母的娘家人都说：“亲生的儿子，也没这么孝道！”

1982年，分责任田。双抢季节，几家共一头牛，这家解落轭头，那家又套上，白天黑夜连着干。牛倒在田里，鞭子又抽它起来。父亲见牛起不来，共牛的人还挥鞭猛抽，父亲立即大骂：“你真是杀牛的心！牛也是条命呀！”

父亲牵起牛，坚决要让牛休息一天：“如果把牛累死了，谁也别想用！”见牛背上的一块皮磨掉了，露出鲜红的嫩肉，在冒白血，父亲把正准备贴自己手上伤口的胶布，贴到牛背的伤口上，还轻轻地揉牛那肿起的肩峰，再拿棉花纱布包好轭头，连碰牛脚处的小横杠也包纱布。

轮到我们家用牛，父亲与牛并肩拉犁，扭头对牛说：“你比我还吃得苦！”父亲看着笨重的老犁，再寻找合适的歪脖子树，最终自制了小巧的犁。他自己先拉，觉得轻快多了，不禁笑起来：“这才差不多！”然后让牛拉，并教乡邻学做这样的犁。

夜里，父亲顾不上吃晚饭，饿着肚子给牛添草，点草把熏牛栏里的蚊子。草把熏不走大麻蚊子，父亲便在草把上撒一些“六六六”粉。浓烈的毒药气味，使人喘不过气来，父亲又拿来大蒲扇，往外赶毒气和蚊子。

一次，父亲同一大阵的人挑稻。我们与别人共的那头牛，被人系在路旁的树下。它见父亲来了，就“哞——哞！”地叫。父亲开始挑着稻没在意，后来转身，那牛又对父亲叫。父亲见它昂头眯眼，张大嘴，叫得悲切，树下没一丝风，就牵它去塘边。它低头“咕！咕！”喝了半天水，才抬头长吁一口气，伸鼻头来蹭父亲的手。乡邻笑道：“这牛晓得新云哥心疼它！”

父母早就办了屋场，他们起五更睡半夜，去几里地外的荒丘挑土升屋场。当时垸旁生产队田地里的肥土不准挑，别人夜里偷偷地挑，大担的，而父母从没偷挑过一小团土。人多高的屋场，就是他们从几里地外捡黄土，一点一点地积起来的。后来，我和弟弟们的屋场，父亲更是乐呵呵地全包了。

建房买不起砖瓦窑烧的红砖，父亲便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割稻时，平泥地割，不留稻桩，让田泥晒干些，再赶牛拉石磙碾压，压得结实干展，和滑冰场一样，用切砖机切土砖。

切砖机上系着几根犁藤，几个壮劳力把平直的铁锹板，拉进泥土，父亲一人掌握木柄，用侧劲翻起粘湿沉重的土砖块。一般人只掌一会儿就放下了。父亲一天下来，夜里也觉膀子酸，但第二天照掌不误，有节奏，很响亮地翻起一块又一块有棱有角，闪着阳光的青湿土砖。

母亲帮在社办企业当领导的四舅抚养孩子，四舅帮我家买平价的红砖和杉树屋梁。等土砖晾晒干硬，父亲终于用土砖做内墙和外山墙，红砖做前后墙，建起三间房子。父亲望着他一手一脚建起的新房，长吁一口气：“孩子们今后找对象，就可以说‘有三间两面红砖的屋’了！”

有些人刮女婿，我父母从不要姐夫和妹夫的东西，说他们自己也要过日子。爱儿连媳，爱女连郎，只要他们好就行，我们只能靠自己。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请四舅弄轻活干。我跑了多次路，替四舅挑了无数担粪去菜园，但“轻巧事儿”还只挂在嘴上。父亲说我小时生过病，身子骨弱，重活干不了，轻活想不到，求四舅得赔小心⋯⋯说着说着，父亲哽咽起来。母亲摔着鼻涕骂他：“老不中用。”父亲哭着腔：“我心里难过哇！”

我决定搞文学，选脏活重活，抓紧时间干完，便坦然地回房看书。父亲见我看书，就摔东西：“看书，讨得到饭吃？”我问他：“祖父和你，一生劳苦得变了形，得到了什么？”他愣半晌，才吐一句：“祖祖辈辈都这样。”“我绝不走你们的老路！”“有本事你就考上大学嘛！”“我自学！”“滚出去！”“滚就滚！”外面滚不开，我又挨回家。在家里与父亲吵得不可开交，我又滚出去。

乡邻在我家门口聊天，说世上没有不爱钱的。父亲立即指着房里看书的我：“我家就有不爱钱的！”有时我正与文友或小弟在房里谈文学谈忘了形，就放开喉咙“侃侃而谈”。房门突然被撞开，父亲板着脸瞪着眼：“谈得禄位高升！碗里扒的不知哪里来的！吃屎要人屙！”我认为父亲是我文学的死敌，便写小说《杀父》。

我多次与父亲针锋相对，顶撞得他躺倒了几次。时间不长，他爬起来，看到脸皮耷拉，眼眶青肿，就洗个脸，再出外干活儿。遇到乡邻，他还是响亮地打招呼。母亲说大哥去世后，父亲的脾气彻底改了。要是过去，早动粗了。弟妹们见我老坐在房里看书，便偷懒贪玩。

那天一大早，父亲把保温瓶里小半瓶热水，倒一点打湿毛巾，擦擦脸，随后舀一瓢糠放进猪食盆，倒热水泡一下给猪吃，才披着育秧用过的尼龙纸，扛上铁耙出去。

父亲冒雨在田里搞一天，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摸黑跌撞回家，见我们正拿碗筷，他用那被雨水浸得发胀发白的手，一下按住罗罐盖，瞪眼吼道：“不做事，哪来吃的？”

见我们都愣住了，他便走开，边脱贴在身上湿透了的衣服，边说：“我一个人在外一天做到黑，死了还没人晓得。我就是头牛，也要喝口水吧？你们都这么大了，不能只晓得吃饭，应该晓得饭是怎么来的！”这时，邻居喊有鸡猪在我家稻田旁糟蹋稻谷，父亲拔腿往外跑。

他忙半天，才到饭桌旁坐下。吃了几碗冷饭剩菜，喝了两碗水，他又扛着锹出去。母亲说父亲之所以不倒，是他的牙口厉害，无论什么难咽的东西，他都能吃几碗。他像骆驼一样，能吃也能饿。

父母干活儿，一般一气干完这个活儿，或这活儿的某一部分，才歇间，或回家吃饭，顺便换农具带出去，干另一个活儿。他们常常午饭没吃，说“三回九转的，工夫都丢了。”就是把饭送到田间，他们活儿没干完，也没心思吃饭。

我开始想不通：老不按时吃饭，不饿成病吗？吃饭要不了很长时间呀！吃了饭再干，还有劲些。多年后我写东西时，才体会到父母的劳动，也是在创作，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了。

每当切完条条笔直的沟，割倒并摆齐了一田的稻，栽下一地碧绿的油菜，或堆起一座金山似的稻堆，扬净一堆瓜子金似的谷粒，父亲常在田埂或稻场就地坐下，掏出一根纸烟，“嚓！”地划着火柴，把烟吸得“吱——吱！”的响。在缭绕的烟雾中，有时衬着西下的夕阳，父亲眯眼欣赏自己刚干完的活儿，不觉翘起一丝嘴角，忘了尘世的一切烦恼，他那宽阔的面庞，泛出古铜色的光彩，他就像勤快的下凡神仙！

一次，我急于回房看书，把谷挑泼了点，父亲责怪了我好几次。我说他：“细米嘴的！不就几粒谷吗？”他瞪大眼睛：“谷来得容易吗？到嘴的粮食丢了，不痛心？”后来我才明白：我那是剜了父亲的心头肉。

父亲交公粮，历来是大太阳烤得干干的，大风头上扬得净净的，粒粒饱满，咬一口，谷壳“嘣！”地炸裂，米粒白亮亮的，齐整整的，像瓜子银。可那验收的人，拿个长竹扦，闭眼往袋子里一戳，懒洋洋地拉出，斜眼一扫，含糊地说不够标准，要扣秤。父亲刚开口说：“我的谷晒得最干⋯⋯”他就扭过头去，验收别人的谷，不向父亲望一眼。父亲只得叫在房里看书的我去交公粮。父亲说我不像种庄稼的，那验收的人可能不会小瞧。而我排队还拿着书，过秤时秤都没看，交完粮不知多少斤。父亲又急得打头。

见我太痴迷书，父亲有时跪在地上“呯！呯！”地磕头，有时要喝农药，有时拿锹追杀我。现在想来，我老顶撞父亲，真是罪过。我那时遭雷击，也许是上帝惩罚我。而听说我在房里看书时被雷击昏，正在野外干活的父亲，拔腿就往家跑。狂风暴雨中，父亲跌撞着倒在泥地上，起来又跌倒，跌倒又往起站，实在起不来，便往家爬。他的指甲又宽又厚，手指粗壮，像虎爪，把泥地扒出深深的、显出干硬白土的沟。

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父与子》，就是写父亲与我的矛盾。他见我写时，瞪着眼：“发极了！不怕羞！”后来发表了，他把崭新的散发油墨香味的《长江文艺》，放到鼻子下连吸几口气：“好香！”轻轻地翻开，伸直他那裂着大口、大口中填塞着泥土的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着读：“父⋯⋯有⋯⋯子⋯⋯”小弟说是“父与子”，父亲笑道：“没有父亲，哪来儿子？”妹说写的是他与我吵架的事，他却扬起刊物：“写得好，上书了！”见刊物上有“国外发行⋯⋯”父亲立即竖起粗壮的大姆指：“连外国人都看！”

供销社有个姑娘见我搞文学，主动帮我买复合肥，多次给钱我买书，父亲更是笑咧了嘴，而他自己不知道。再从门角落拿锄头铁耙，父亲都是蹑手蹑脚的，没点声响。

房子与我家在一块儿的村主任，让我当小组会计。父亲非常高兴，起早摸黑帮主任做事，不管事的大小，他都笑眯着去做。

组里开会，有时在我家。父亲连忙摆凳办水。冬天烧大罗罐的开水，拿大蓝边碗双手端给乡邻：“暖暖身子！”夏天挑来大担的凉井水，招呼乡邻：“喝点水凉快些！”会议扯长了，父亲把半担水倒掉，再去挑新的。我常在会上念乡邻的工分或上缴款，父亲总叫我：“声音放宏亮些！”见我随便，他弯着腰扯着笑，立在我面前轻言细语：“银儿，认真些！”散会后，父亲捏着稻草扎的扫帚，弯腰低头扫地上的烟头等垃圾，他噙着的烟时暗时明，照见他嘴角的笑纹，像灿烂的放射线，他像在稻场上扫拢刚打的金黄谷粒。

但我开会时看小说，连账都不愿算，更没心思管队里杂事，从没为主任拈过一根草。而细头老找机会与主任亲热，主任老婆笑着夸他：“会做事！”

主任的儿子偷偷地把我秧田的水，放到他秧田去了，父亲禁不住破口大骂。主任趁平时帮我算账之机，藏起一叠条子，说我错了账，把我当一年会计的工资私吞了。父亲明知是主任捣的鬼，却算不清账。特别是主任叫我“让贤”，把会计让给细头；在镇里当过拖拉机站站长的天佑，说我比细头差些；主任派人催逼我们还那“错账”而欠的钱，限定一天内还清，否则挑走我们吃的米⋯⋯父亲又气得躺倒了。

不久，细头带一大群人清理私自乱开荒，把不合理的收归队里。天佑见我父亲开的一小块荒地上的菜，长得油绿茁壮，不管大家说过：“这小块地角偏，丢了也是丢了，开荒正好。”大家都走过去了，天佑也要转身，伸锹把菜铲掉。

父亲立即粗起嗓子：“我X了你屋里的X？”天佑说：“我们打一架！”父亲把锹插在地上，向大家说：“大家看到了，是天佑要跟我打架。”父亲走向天佑，天佑退避，大家劝阻，父亲便算了。

母亲大骂天佑：“瞎眼狗！”“撑裤裆！”天佑说他是党员，作得主。母亲又骂他：“大家都说不碍事，你却把菜铲了。那点地角刺你眼？剜你心？”天佑说他是为组里，跑到村里找干部“为党员撑腰”。

夜里我和伙伴冼芜散步，走到仓库旁边，突然听到天佑拿腔拿调地说：“我没说银儿比细头差⋯⋯”我一看：仓库门口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人。

父亲本来感冒了，喉咙哑了，嘶哑一晌，别人听不清说什么。天佑见父亲有四个堂弟，便提前向父亲的大堂弟、我的大叔说了好话，把大叔“当个大人”。大叔此时就显出公正的气派，扯我父亲坐下：“别说了！”父亲气得歪着身子，连连地张大嘴，却吐不出音。我正气得浑身发抖，冼芜推我一下：“你去说！”

我说我父只盘泥巴，怎能说得赢天佑爹？天佑爹是当干部的，连稻草他都能说成金条。大家立即哄的笑了。天佑指着天上的月亮，扭着头：“月亮做证！”我盯着他的眼睛：“你敢对着月亮跪下来发誓？”天佑一下子愣住了。大家又笑起来。

天佑跑到喜欢做媒的承慧跟前：“承慧哥作证！”我记得天佑说我差些时，承慧在场，我便说：“承慧爹，你直说！”承慧仰在椅子上：“不记得！”我笑道：“要说直话，您老人家当然‘不记得！’不过散会后，您老人家一个人躺在自家床上，摸摸肚脐眼儿，就自然记得了。”大家又哄的笑了。

天佑又说：“我是共产党员，组里的事做得主！”“你党个屁⋯⋯”我还没说完，主任就变腔尖叫：“怎么？党员是个‘屁’？”我没料到主任这么突然插一杠子，也愣了两三秒钟，大家都屏住呼吸望着我。我咬着牙瞪主任，很快厉声反问：“我说了所有的党员是个屁吗？没有坏人冒充党员吗？‘四人帮’开始不是党员？最终不是屁？”

主任的老婆尖声说：“我知道，天佑叔确实没说那句话。”我问她：“他说那话时，你根本不在场。你怎么可能‘知道’？”

细头坐在会场的正中，拍着桌子：“别扯了！我们这是开会！”我立在他面前，瞪着他：“你开的什么会？半天扯不清楚。我把你的会开清楚！”说完，我转身走了。

天佑追着叫：“银儿，我们到土地庙去敬香，凭土地神⋯⋯”我边走边笑：“你有气力，就去多敬几炉香吧！”天佑还在叨念：“我确实没说银儿差些⋯⋯”天佑的堂哥咬牙切齿：“闭上你的X！老不中用的！”天佑才跌撞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低下头，双手撑着下巴不吭声。

一会儿，就散会了。夹在人丛中的一个老人说：“新云生个好儿子！”

冼芜见我离开会场，就与我并排走向野外，喷沫畅谈：“这些狗贼，老欺负本分人，狼狈为奸，我早就痛恨他们！”我和冼芜在田间小道上越走越远，最后在湖滩边坐下来谈。突然，听到一声发自胸腔的嘶哑声音：

“儿呀！回家睡觉吧！”

我心里一抖，立即站起来，望着白雾里稻丛中的父亲，喉咙发硬地应了一声。我从没听到这样深沉的呼唤！

改革开放，准允农民进城时，我请四舅帮忙，上街开理发店。我挣了几个钱就买书，常关理发店的门去书店。

因我痴心看书，决定先不谈对象，父母只得先给大弟定亲。承慧说有个聪明伶俐的姑娘，说大弟好伢儿苗。父母笑得合不拢嘴：“俺穷家薄业的，竟有好姑娘看得中俺儿子。”父母倾尽家里的所有，再找亲戚六眷借，终于热热闹闹地接回了大弟媳。别人逼债时，父母才觉得，娶儿媳的“礼儿”太多了！

三个月后，我结婚时，只几本破书，一沓退稿，没一分钱。已负债累累的父母，简直是过难。父亲去我岳父家，我岳父留父亲吃饭，父亲本觉礼数不到，无颜以对，但不端碗又太生硬。而我岳母说“八字没一撇，七字没一勾；一个在太白湖，一个在横岗山，不晓得你我怎么开起亲来！”使父亲不晓得自己怎么放下碗，又怎么离开我岳父家的。

我找四舅贷款，四舅特地要父亲去，当面粗着嗓子，说父亲不让我听他的安排。父亲白天卖工夫，晚上走向县城，来回四五十里。深夜我们走在漆黑的天地间，坑坑洼洼的路上，父亲低沉地说：“我受惩没什么。你现在晓得锅是铁做的吧？”结果，绝大部分结婚用品，只能借摆一下，三天一过，还给别人。

我当时正在县城开理发店，父母为了让我多抓几个钱，借东西等杂事都归他们。而堂舅怕我们弄坏了他的电视机赔不起，便给父亲一台面前转扭都掉了，而显出大洞的电视机。我骂父亲：“你瞎了眼？借个瞎眼的电视！摆相都不成？”父亲咬着牙又抱去换。

父亲怕多一个人搬箱，得多贴一餐饭，便借个小台扇。而摆看必得大落地电扇。到大家等着挑东西时，有落地电扇的人家，门上一把锁。我破口骂父母活在世上干什么？不躺进棺材？——这又该遭雷轰了！——父亲又低头跌撞着去借。大家说我不该多丑的脾气，父亲在人前笑道：“我和他娘惯坏了他。”

1989年动乱，小弟正当武警，十多天没回信，我们都焦急。大家挤着看电视，有人在父亲面前说，电视上放过：不少地方，暴徒把武警吊着打、烧⋯⋯父亲立即吼他：“你嚼什么蛆？暴徒怎么可能打得过武警？部队没枪吗？”

夜里，父亲时而蒙头躺下，时而下床打转，一遍又一遍地问：“细儿怎么不回信呢？”他一根连一根地抽烟，对母亲说：“要不是部队纪律严，我就去换下细儿！这悬心比打仗还难受！”

几天后，小弟回信了，说前些天忙于维持秩序，现在平安了。父亲才坐下，长吁一口气。看到小弟信的后半部分，拿出信纸卷着的几十块钱，父亲流着泪：“我细儿心疼我！”擦干泪，父亲端把高椅，坐到屋门口，一手捏着钱，一手展开信纸，举着看。乡邻笑问：“新云哥，细儿回信了？”父亲扬着钱，朗笑：“是的！这调皮鬼，在家是糊的，出外就理儿直甩，叫我和他娘少做田地，保养好身体！还寄钱叫我买酒喝！”父亲说武警服装雄势，小弟便买了帽子和大衣寄回来。

小弟退伍回乡，在稻场表演气功，招收徒弟。父亲早早地拿大杂帚把稻场扫干净，披开褂子，一手拄着杂帚柄，一手叉腰，看小弟赤脖仰躺在钉板上，凸起的肚子上放着大青石，叫人挥大锤，砸碎青石。小弟起身，背上布满深深的圆圆的小凹窝，一会儿，和气球鼓足了气一样平复了。小弟拍拍石渣，拿来刺刀，喉顶刺刀尖，刀柄顶吉普车，一口气把吉普车顶出几十米。

在稻场四周，围满了远近乡邻，都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看，不时发出惊叹声。石横挑担窖泥水，从稻场边过，脚步匆匆的。有个姑娘捂着鼻子，她身旁的小伙子盯着石横：“这老头不自觉！”石横低着头，加快步子，大幅度地晃荡着尿桶。乌黑的窖泥水夹杂着黄草渣、白纸屑，溅到他的头脸上，他也顾不得擦，急忙跌撞离去。父亲用眼角斜了他一下。

表演完毕，主任的老婆说：“新云哥，你细儿真是不得了的硬功夫！垸里人都来观看了，应该每户出点钱，给你细儿买东西吃。”父亲连连摆手：“他只是好玩儿，怎能要众人的东西？就是大家送来东西，我们也吃不下去。”

我家有块田二亩七，每年双抢时，割谷，捆稻，挑稻，打水，耕田，插秧，父亲总要连续忙几天几夜。后来，姐妹都出嫁了，我们兄弟都结婚分家了，父母的年纪也大了，父亲把田耙完，累得实在受不了，坐在田岸上，叫母亲出钱请人插田。别人都不肯来，他们知道父亲做事太认真，谁插了绵水秧，或插稀了，父亲都要一株一株地拔起来再插。他要每株直立，每行笔直，株与株、行与行的距离相等。

母亲抱怨每年田地的收入，顾不了土地费、化肥农药等的开销，还有每年冬天的水利建设等义务，承担不起。最后，父亲只得把一田金灿灿的稻谷，送给乡邻收割，才把这块田转给乡邻做。

父亲这才少做田地，常买纯谷酒喝。父亲去世前，说他享了十八年福，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正月间唱戏，父亲出面搭戏台，统一用大油桶做墩，上面铺门板。大家都说扎实，谁想捣乱，掀都掀不翻。大家知道我父母不但不私拿东西，还倒贴东西，便放心地让我父母弄饭招待演员。

那天，通向我垸的大路上尽是几寸深的稀泥。我推车往回走，老远就见一人戴着黄绒帽，披着黄大衣，一摇一摆地近来。他高昂着宽阔红紫的面庞，挺着身板。我正眨着近视的眼，猜想：这是哪位退休的将军？没想到，高亢的声音传来：“银儿回啦？”我立住脚，迟疑地问：“父？你哪里去？”他与我擦肩而过，却目不斜视，继续一摇一摆着高大雄伟的身影远去了，只丢下一句：“我有事！”我回到家，母亲和姐妹都笑着说：“俺父当戏头了！”

一次，父亲提着酒壶去打酒，乡邻五喜翘着嘴角：“新云哥，你做么事？”父亲挺着腰板：“我打酒哇！”“你钻土哇？”父亲盯着比他小十多岁的五喜，响亮地说：“你钻了土，我还没钻！”五喜偏着头：“我们打赌？”父亲当即拈起地上的稻草，掐了一长一短的两根草筒，上端摆齐，捂着下端，叫五喜拈。五喜抽出一根，父亲亮出另一根，五喜是头阄，父亲朗声大笑：“我说你先钻土吧？哈！哈！哈⋯⋯”父亲挺直腰，一摇一晃地走了，手中的酒壶摔成花儿。

不久，五喜真的病了，瘦得皮包骨。父亲慌忙买了冰糖、罐头去看他。五喜望着父亲流泪叹气。父亲赶紧握住他的手：“小弟，我们那是开玩笑！别当真！你比我小十多岁呢！你绝对能好！”母亲怨父亲老爱打赌，父亲抡起巴掌扇自己的嘴。

后来，五喜康复了，父亲拍着他的肩：“我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父亲还特地建了灶屋，打了大灶，置了大锅、蒸笼。

过去年底做年粑，全垸共一个大灶、一副蒸笼，拈阄按班来，日夜连着蒸。我们老去转，巴不得早些到我们面前。父亲常整夜不睡。

大冬天的，瓦檐掉着几尺长几寸粗的冰条，而父亲只穿单褂，高高卷起袖子，裸露着粗壮的手臂，双腿叉开，靠在我们家特制的、桐油油得黄亮的大木围桶外围，上身弯在热气腾腾的桶中，先伸直手掌，插入桶底，翻动米粉，搅匀粑糊，随后捏拳，连连狠凿，像玩魔术一样。别人一袋烟还没抽完，就见一大桶均匀、紧密粘连的柔软粑团，像刚生出的白胖小子。父亲在白粑团上“啪！”地一拍：“好了！”直起腰，抹去鼻尖上，不觉掉出的一滴亮点。

我们坐在大灶门口，把扎成小把的棉花秆，用火杈叉着往大灶里送。望着舔着圆圆的大锅底，时而通红，时而金黄的火焰，我们浑身暖烘烘的，上眼皮老往下掉。忙得团团转的父亲，不时地叫我们好好烧火，说粑快熟了，等会儿吃起来柔软香甜，也可以把一个蒸熟了的枕头粑，丢进灶里，烧得外层黄硬，特别香脆。可惜，瞌睡使我们丧失了胃口。父亲扒开我们的眼皮，我们的眼皮又软软地合上。父亲望着我们沉睡中口角流出的涎水，长长地叹气。

粑蒸熟，摊开晾硬后，父亲把粑捡进箩里，披着棉袄，挑起大担的粑，在深更半夜结冰的地上，走得“吱嘎！吱嘎！”的响。

而今，我们家有了灶屋，父亲高兴什么时候蒸粑、打豆腐，就什么时候畅快地干起来，还任随乡邻借用。石横也来借用，父亲照样把地扫净，工具备办备全。父亲常主动帮忙，比干自己的事还卖力。乡邻夸他热心肠，会做事，干劲不减当年。他笑盈盈地说：“没做好！”神态比喝了蜜还甜。

不少乡邻力气不够，粑没揉好，蒸后还有生粉，吃在嘴里像泥巴，留不了几天，就变臭了。而父亲做的粑，越嚼越有味，挑来井水，浸在大缸里，到插秧时节，再捞出来吃更香甜。

母亲用大碗给父亲盛粑，放在堂屋大方桌的上方。父亲坐下，把粑条夹起又放下，放下又换角度夹起。几个来回后，看着舒服了，父亲才把粑的一头放进嘴里，咬下一口，细细地嚼，慢慢地吞。他嚼时，眼还发亮地看着筷子上的粑，不觉之中，嘴便嚼得“吧嗒！吧嗒！”地响，惹得从门口路过的乡邻流口水：“新云哥吃粑——真有味！”

我上街开店不久，赚了点钱，在垸里建起楼房，顺便在房后空地围小院儿。细头邀几个干部作伴，不准我围，要我申请办证。我围我的，没向他斜一眼。那几个伴一直远远地站着，不吭声。细头转半晌后，翘着嘴走了。他说当这小组干部太花不来，赚不到什么，反而得罪人，便丢了这干部，上街做临工。

我带两个弟弟在县城开店，三年之内，在村东连竖三幢楼房，占了村东的一角。因小弟做屋没拍主任的马屁，主任便以没批为由，不准小弟建。主任原来私得了大弟的四百元钱，便让大弟的房没批却在良田中建起。而小弟只是拆旧屋稍移地基重建。

主任整天推着个破自行车，请组长、村长、乡长、镇长、土地管理所所长、土地局局长、法院等，开小车，拿红文件本、白记录纸，甚至下了“石佛寺镇人民政府”的《停建通知》，还准备开两车武警来⋯⋯

我找县里当干部的老师帮忙。小弟正带一大帮徒弟，腰系红带，赤着脖，在门口“哼！哈！”踢打沙袋。特别是父亲，蹦跳起来，向吊在两棵喜树间的大沙袋，飞起一脚，随即伸出大锤一样的拳头，猛烫一拳，结实的大沙袋，便“哗！哗！哗！”往下掉沙。父亲摇晃着指骨凸突的老拳：“我六十多了，那杂种也不是我的对手！只要他敢动我屋一块砖，我就要下他的头！”

土地局局长私下问主任：“这屋没么大碍，拆了会出大祸，怎么办？”主任咬着牙：“拆！”局长说我们回去商量。此后，再没见一个干部的影子。而主任的老婆在外面说：“已拆了！”周围几十里的农民们，纷纷赶来看。

父亲一挥手：“放电影！让大家看个够！”父亲把好几丈长的春雷，挂在靠近主任屋的树梢上轰。那天，主任正嫁女儿，亲戚们躲在房里不出门，小孩却蹦跳着：“我要看电影！”不少外乡人，把自行车停靠在主任门口，大声议论：“那老农民厉害！”

我们的房子，当时在村中最高，父亲老登到楼顶平台上晒谷，乘凉，观野景。见有乡邻从下边路过，父亲大声干咳嗽，惹得乡邻仰起头：“新云哥，你儿子这楼房，我望得头发晕！”父亲压低声：“一般般，你儿子的楼房，今后会更高。”

后来，父亲七十岁了，做不了那么多的田地。而那时谷不值钱，土地费却很高，乡邻都做不下去，很多田地抛荒，父亲也只得抛荒。但主任还让组长给父亲送土地费条子，说父亲年轻时做的田地，永远记在他头上。父亲把条子撕个稀巴烂，拿扫帚往组长面前一丢：“我拈根草你捉着，你要得到我一分钱，我伏在你胯下嗦X！”组长慌忙转身飞跑。

主任又请来乡里逼款队。父亲一见他们进门，就向母亲大叫：“老太婆，拿犁藤来捆我，我跟他们坐牢去！”随后“嗵！”地坐在地上，用老拳猛砸自己的头。“砰！砰！砰！砰！”额头立即凸起蚯蚓一样的青筋。那铁腕队长连连摆手：“算了！算了！”瞪大眼睛：“这老人，怎么这犟的脾气？” 赶紧出门。

再后来，主任又借口小弟生儿子与女儿的出生没隔五年，要拆小弟的屋。在外地开店的小弟打通主任的电话，叫主任的儿女们都回，他独自一人与主任全家人打，要下他们的头。主任老婆嚎哭，主任跑到小弟门口，在地上打滚，自己打自己。

父亲赶紧闩门，不向他望。主任滚打半天，弄得满身泥土，脚在石头上碰得鲜血直流，但没一个乡邻望一眼。主任只得自己爬起来，说我父亲：“你好狠的心！不牵我起来。”父亲说：“我自己也糊了！”

主任跌撞回家，躺了两天，托组长叫父亲去说句好话。父亲昂着头：“我没么理赔的！”组长说主任的脚肿得动不了。母亲送三十个鸡蛋去，主任老婆又送回：“不要东西，只要和解关系。”父亲连忙说：“那好！五代以前，我们还是一家人。”他立即去了，并一定要主任收下三十个鸡蛋：“打点汤喝！”

父母年纪大了，便把与主任田地相挨的一块菜园让给主任。主任老婆说主任不会白捡便宜，我们家的田地少五六分，他给我们弥补了。母亲立即问她怎么弥补？我们已做了二十多年，大队多收了二十多年的土地费，应该退给我们。主任和老婆都不吭声。父亲说算了，我们现在不做田地，大队已改为村，不少干部换了。后来，好多乡邻发觉自己的田亩实数，比登记册上的少，也只得埋怨几句罢了。

主任退休后，在小弟门口的空地上打黄豆，说自己往日是发糊。母亲说父亲的脾气不好。父亲去世，主任夫妇特地送二十元钱，叨念父亲帮他们做屋、耕田等。

父亲原叫我别忘了：我被雷震昏时，急需打一针什么药。主任连忙说：“我家里有！”飞奔拿来给我打。打后一会儿，我就能动了。

父亲还教我们，邻里之间，牙齿和舌头免不了相碰，但见面和顶人的牛一样，瞪着眼，日子难过。应该一个呵，两个笑。

我们的屋基，邻居三华早就想要，但终被父亲批来，三华的脸色，便不大好看。而见三华雨天路滑，在墙角碰破了头，血流如注，父亲立即跑去捂，喊母亲扯絮来包扎，赶紧骑三轮车冒雨送三华去医院。

三华的妻子送罐头、大礼包感谢父亲。父亲又送给三华，说三华头碰了，我们应该看望他。他们的好意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的心意。父亲去世，三华埋头找事做。

细祖父过去说过：“谁欺负我侄儿，我打得他过不了门前畈！”父亲终生记在心头。细祖父做屋，父亲给他拖土升屋场。拖到半夜，细祖母睡了，父亲自己回家吃冷饭。细祖父缺屋梁，邀父亲去偷，父亲也去了。而父亲一生，从没为自己偷过粟米大的一点东西。乡邻对细祖父说：“你这个侄儿好！”细祖父仰起脸，摸着一撮小山羊胡子：“我这侄儿，就真是侄儿！”

细祖父后来走到我家的新屋旁，扭头望天。父亲向他借秧时，他说没有。父亲一走，他就牵牛把多余的秧耕了。细祖母挑柴从我家稻田边过，横着担子，把田边的谷粒撞飞。父亲叫她打直担子，她粗声大叫：“三条大路走中间！”还气呼呼地说：“我是婶娘，柴米大人三十岁！”父亲气得要拉她去她娘家说理，她赖在地上，父亲便叹气摆头走开。而过后父亲从不计较，还诚心帮细祖父的儿子们。

大叔生病，父亲老询问。大叔夭折，父亲办丧事，边擦泪，边跑得地响。

二叔做屋，因墙脚少几尺，他如移界石，别人就要打他。父亲连忙找人求情。求情没用，二叔叫我们兄弟都拿锹去。父亲叫我们到一旁去干，他独自咬牙撬动界石，把墙脚打好：“别人打骂，我一人顶！不管怎样，屋总得做起来！”

三叔与三娘吵嘴，正要挥拳打三娘，父亲说三娘身子弱，冲到中间挡，三叔的一拳正砸在父亲那牛拱过的胸口上，父亲痛得吃了好几副中药，还不要三叔出药钱。

三叔在外打工，三娘挑的稻乱放在稻场上就回家煮饭。父亲路过见了，不声不响地堆好。第二天三娘奇怪：“怎么堆好了？”别人说：“是你那后屋真心的哥堆的！”

四叔负债累累时，偷过乡邻的猪。深夜一声“捉贼啦！”全垸人起床捏锹追杀。大家抓住四叔那十一岁的侄儿，请我父亲处理。父亲要四叔的侄儿交出猪，否则押他坐牢。四叔的侄儿交出猪，父亲对大家说：“这事就这么了结。夜里睡一觉，明早什么也没有。”而第二天派出所来人，四叔慌忙溜走。随后，四叔把侄儿打得钻床底。父亲去阻止，细祖母拍掌顿脚喷沫：“发极了！牛角向外弯！”父亲满脸红赤，使劲搓手离去。

四叔做屋请父亲作主，父亲带头干，督促大家干，大家说父亲：“和队长一样枷着我们。”

细祖父去世后，几个叔都外出打工了，细祖母在菜园闪了腿，坐在地上对旁边的乡邻说：“喊我新云驮我！”父亲说她八十岁了，不该随便出来，出了事没人照看：“不是我驮你，鬼驮你呀！”细祖母伏在父亲背上说：“总有个把鬼儿驮我。”父亲还是低着头把她驮到家。路过的乡邻都说：“要是我们，早把她丢到地上。新云哥在上人面前，多好的脾气！”

父亲去世时，二叔和三叔在几千里外开车，都停车失声痛哭，要赶回来给父亲送葬。在邻县的四叔不避债主，连夜开车赶回，“嗵！”地扑倒在父亲棺前，“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母亲说他与我父亲同辈，不用磕头。四叔说：“我这哥哇，比我父还好！”

细祖母也含着泪说：“我这老不死的，腿折了还是我新云驮回的！我新云却早走了！”

我在北京开店时，父亲去玩了几次。毛主席纪念堂父亲进去了好几次，父亲说毛主席个子长大，“毛爹把我们的毛姓，在世上叫响了。”

在长城上，父亲蹲下身子，细看了长城的排水沟，说安得巧妙，我们的祖宗聪明。他还说长城和故宫，之所以永久不倒，是因为地基打得很宽，而墙做一层往里缩一些。

父亲与我儿子比赛登长城，最后在他的孙子面前认输：“我的孙子赢了！”走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石碑前，父亲拉他的孙子并排，昂首挺胸地站着：“给我们留个纪念！”看到古代的刀剑长矛，父亲特地选最重的，挥舞着让我拍照。见身旁一个富态的美国老人笑眯眯地观看，父亲叫我把他们拍在一起。

回乡后，父亲把这些相嵌进相框，乡邻笑道：“这中国老头与美国老头蛮相配呢！”父亲豪着嗓子：“那古代重兵器，没几个人拿得起！”我垸一个老农坐了飞机，大家时常咂嘴。我们开始没在意，后来叫父亲坐飞机回家，他没带身份证，准备今后再坐，他却突然病倒了。

父亲一般穿黑布裤褂。我妻子见北京好多人穿丝绸上起金色的龙或圆形古钱图案的上衣，纽扣是老式的布纽扣，便给父母买了。父亲刚穿上身，乡人就笑：“这是过去地主穿的，你真发苞！”父亲连忙脱下来，送给亲戚，他照旧穿平常的黑布衣裳。

流动照相师给父亲晚年留影，说父亲虎眼豹睛，气势非凡，特地把父亲的相挂在自行车龙头前。别人老远就喊：“那不是新云老头？”“对呀！他的眼神看得透人心。我照相多真！你也来一张？”

我的小说得了奖，电视台记者到我家拍照。拍我说话时，父亲见我身后墙上挂的种子袋不雅观，伸手去取，不好取下，他怕影响拍照，转身望一眼就走开了。后来人们说他上了电视，可惜只露一下脸。父亲对母亲说：“早知这样，我在银儿身边多站一会儿。”

很多垸共建的庙峻工，各垸的头面人物坐在一块儿庆贺。酒桌上，一个胖老人多喝了几盅，便依仗儿子是公安局的，粗着嗓子鄙一个瘦老人无能。瘦老人咕哝几句，胖老人就挥拳打他。他慌忙往外跑，胖老人立即追赶。别人都低头喝酒，父亲一捶桌子，大喝一声：“都站住！”父亲伸出粗壮的食指，对瘦老人点动着：“你站着别动！他敢打你一下试试！”胖老人叉着腰，破起嗓子：“我把你当个X！”父亲的嗓门更大：“你还当不上我胯裆的X！”胖老人红着眼，走向父亲：“我们打一架！”父亲闭上眼，袖手直立：“我让你先打三拳！”大家劝阻，胖老人自知不是父亲的对手，便趁势回到座位。父亲敲着筷子：“比你差，别人还在这里坐？”

后屋一个女人，丈夫去世了，请父亲帮她耕田。母亲说她是老实人，可怜，便常叫父亲帮她做事，饭都不吃她的。下雨天，母亲还催父亲去帮她打草步，说玩也是玩过了，不如给人帮点忙。

父亲到那女人家，她连忙夹来一捆稻草，红着脸说：“要新云哥费力！”父亲平淡地说：“没什么，玩也是玩过了。”父亲把那捆稻草拆散，抖松，喷上几口水，让草柔软，抓起一小把草，扭成一绺，按在六七寸长的步棰粗的一端，再把那绺草分开一些，挨着地上的草，转动步棰，地上的草就通过父亲的手指间，很顺溜地缠在步棰上。父亲只转动几下步棰，步棰上就缠满了光滑结实的草步了。父亲把步棰瘦的一端，向屁股下的小凳脚上一磕，“叭”的一下，随即把草步尾按入卷曲的草步筒内，往地上一丢，就见一个光溜如辫子、紧密结实得和弹簧一样的草步了。那女人站在一旁，咂着嘴：“新云哥真会打步！”

父亲打的草步，捆稻从来不断。打稻谷时解下来，还是结实的，可以再捆稻草，能连续用好几次。

父亲堆的稻堆，稻捆紧密相挨，一层一层笔直地压上去。圆堆像碉堡，方堆似高房。堆顶起尖，斜盖稻草。圆堆顶像张开的大伞，方堆顶如长房上盖了瓦，使雨流到地上，而不漏进堆里。等双抢过了，闲时打谷，拆开没歪没裂的稻堆，谷粒和稻秆都金黄喷香。那女人眼睛发亮地说父亲比她去世的男人能干多了。

父亲帮那女人干活儿多了，她常留父亲吃饭，喝酒，看电视，父亲竟对母亲粗声哑嗓的。一次父亲挑了一大担乱七八糟的包装带，给母亲编菜篮卖。风吹得父亲一跌一撞的，父亲便说：“老太婆，我望你早死，免得我挑包装带。”母亲觉得奇怪，后见父亲常往那女人家跑，才觉不对味。

母亲说父亲：“她把你当牛，只有死做，没得吃的，咽咸萝卜。”父亲不吭声。母亲说父亲不该向那女人望，父亲抡起巴掌，“啪！叭！”地往自己眼睛上打：“这眼睛哪里瞎了？不望人？”

我在外听说，打电话说父亲七十多岁了，这么大年纪，干这种叫人小瞧的事。别人原先一直敬重他，有什么事老请他作主。他在电话中含糊，后来一直不接我的电话，对母亲说：“他算什么？管我。别人是院长，都不管老子。”

母亲说村里老太婆身体都不好，很多老头子找那寡妇，不少是过去在父亲头上玩过人的，有时几个在她门口相争。后来父亲去了，别人就没再去。母亲骂寡妇不自重，说自己好心惹个鬼。主任老婆鄙父亲：“天天坐在堂屋上方，翘脚架手‘滋儿滋儿’地灌酒，灌多了就发癫。” 我们兄弟都谴责父亲。父亲再没进寡妇的门，而是骑着三轮车，带母亲去周围垸卖他们编的篮子。

一次他们分开卖篮子，走着卖着，相互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父亲站在他们分手处等到天黑，不见母亲，便焦急地向县城走，边走边跑，去叫弟弟给母亲打电话。他们的手机在母亲身上，父母都不记得电话号码，当时他们只会接不会打电话。最后，他们在几条路的汇口处，意外相遇。骑着三轮车的母亲见父亲把夹祆抱在手上，穿着单褂跑，眼睛睁圆发亮地盯着母亲，张大嘴，边喘粗气，边大喊：“老太婆！你没走丢！”母亲眼睛发潮了。

后来，父母在县城，照看弟弟们的孩子。一有空，父亲就骑着三轮车带母亲逛公园，看戏。我给他们打电话，往往听见电话中传来锣鼓声、唱戏调，父母常说：“我们在公园看戏。”或“我们在江堤上玩。”

夏天，每到太阳落山，父母就早早地吃了饭，去长江大堤散步，看竹竿挑着的灯泡下的人唱老戏，或坐到宽阔的江滩边的圆石凳上，看露天电影。如今的江堤，比公路还宽，比楼房还高，像山一样大。靠江水的那边，严密地铺了统一的六角水泥板。靠县城的那边，长满青葱的小草。堤面上，中间是平坦的水泥大道，两旁镶了翡翠色转角花纹的瓷砖。走在高耸的江堤上，俯看白亮的江水，和另一侧的行人车辆，沐浴着清新凉快的风，举手似乎摸得到蓝天白云，就像踏上了通向天堂的路。父亲倒剪着手，对母亲笑道：“再大的水，也不用担心了！现今国家的力量太大了！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我垸那湖田，早退田还湖，养鱼了。我们的家乡，现在真正是鱼米之乡！父母常说：“俺俩得保养好自己，多享几年福。”

别人说：“生儿子不在于多，而在于有用。”父亲说：“儿子多了，自然有有用的！”

大弟媳连生好几个女儿，到四十岁了，还不见儿子，我们都以为算了，连大弟和大弟媳都作了不生儿子的打算。可父亲一直肯定大弟能生儿子。特别是父亲晚年，多次坚定地说：“等喜儿生了儿子，我就给祖人立墓碑，把喜儿儿子的名字一同刻上！免得立早了，再往上刻麻烦。”在他生病前的四个月，大弟媳真的生了个大胖小子！怀上了这孩子，大弟媳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更觉是奇迹。

大弟媳开始多年没生儿子，大弟媳的母亲听算命的说，丧一个老人就会生儿子。父母很生气。大弟媳的母亲说，不是说丧我的父母，我们还有七十多岁的后祖母。母亲吼她：“你去把她弄死？”父亲瞪眼粗嗓：“我打翻那算命的嘴！折断他的琴！”大弟媳的母亲低头不吭声。

后来这胖小子洗三朝，父亲搂着他，在他的胖脸蛋上很响地亲：“我这孙儿长得多大样！眼睛又大又亮，双耳垂肩，叫他毛文？毛武？——啊，叫毛斌！——我这孙儿一定文武双全，读清华北大！我是越活越有味！越活越有劲！越活越年轻！”大弟媳的母亲坐在一旁，满脸通红地笑望着爷孙俩，小声对大弟媳说：“犟爷会说！”

今年七月中旬，我刚回乡，父亲骑一三轮车装着稻草，在村旁的小沟处翻了，胯摔痛了。请乡邻抹不见好，上街找医师越治越痛，夜里跪在床上哭爹叫娘。小弟带父亲到武汉同济医院检查，医师对小弟说：“肺癌晚期。没治了！”小弟不信，再请专家诊断。专家一致断定肺癌晚期，是烟吸坏的。只得开点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

小弟刚出医院的门，坐在门口的父亲就立起身，迎着小弟：“怎么样？”小弟气呼呼的：“叫你莫吸烟，你老吸。肺熏黑了一大块！”父亲的脸立即惨白，慌忙掏出上衣口袋里的半包烟，飞快地一摔：“我再也不吸烟了！永远不吸！”

他随即解开手提袋，掏出整包的烟要摔。小弟连忙和缓口气：“医师说现在吃消炎药慢慢治，只是得好长时间。你那整包的烟丢了可惜，可以送给别人。”父亲望着小弟，口气像孩子一样柔软：“送给别人哪？那就不丢。”颤抖着手，把烟塞回手提袋。三年前就开始干瘦弯腰的父亲，更显瘦弱弯曲了。

我接父亲到我租的房子住，打吊针方便。在他不太痛时，我请他谈谈他的过去。他认为过去吃的苦，没什么不得了的，只随便谈几句。他说他的肺，是1958年点干荷叶吸伤的。

几年前，父亲就在菜园的土墩上，为他和母亲修筑了墓基，石头砌外围。土墩早被雨水冲洗得发白，阳光晒得干爽，轻风抚摸着墩上的小草，令多年在遥远的闹市尘嚣中挣扎的我，迈不动步。去年冬天我回乡，抚摸寒风中的墓基石头，一股暖流，“嗵！”地涌遍我全身。

父亲生病时，老叨念立墓碑。但田里的稻还没黄，父亲怕抬碑时踩了乡邻的稻，只得等秋收后。而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他生怕此生不能完这心愿。

父亲病一个多月后，刚打完吊针，小弟用电动车带他去石匠那里。他走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本来拄着拐棍，而他只拄几下，就把拐棍往旁边一丢，硬挺着腰，倒背着手，大步迈向石匠，清朗地与石匠谈价：“这你骗不到我，我内行得很！你这两副三门的大理石，最多只值四千块！”石匠红着脸，柔声说：“当然，对您老师傅，可以优惠些⋯⋯”

父亲一再申明，他和母亲健在，立的碑文应是“寿藏”。但石匠打印纸样时，还是错成“之墓”。父亲瞪着眼：“怎么搞的？难道我真的会死？”

终于等到秋收之后，可以立碑了。立碑那天，父亲已倒床一个多月了，而他硬要起床，在我们的搀扶下，拄着拐棍，一步半步地挨到坟地，坐在椅子上，挥动着棍子，吩咐怎么立。嫌别人做事不利索，他不觉站起来，丢掉拐棍，自己亲手把关键处立好，他才感到有些跌撞，又坐到椅子上。

望着没安完的墓碑，父亲瞪圆的双眼内，似乎喷出火来。眼珠凸出眼眶，像子弹要射出去！最后，一声“哎哟！”盈满眼眶的泪，淹熄了火。父亲低下头，颤抖着伸手，去按那最痛的胯处。

墓碑按父亲的心意立好后，耸立在空旷的乡野上，令人刮目仰视。大理石板上电脑雕刻的标准字体，鲜明漂亮。乡邻眼睛发亮：“新云哥会办事，不给后人留麻烦。这墓碑，多雄势！”“它和镜子一样，照得见人！”

父亲双手按在膝盖上，眯笑地望着立好的墓碑：“这下，我就放心了！”父亲叫我们今后清明上坟，提前一两天，把拜台扫干净，放一挂响炮，别人会说：“这家后人孝道！不忘祖宗。”

立碑后的几天，父亲的身体似乎又硬朗起来。他端凳子，到村前并排的两棵大枫树下，全村的祖坟地，观看了祭祀大典。听老人说，这两棵树一公一母，是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江西瓦屑坝搬来时，开荒种下的。为防备别垸人破坏我垸的风水，夜里偷锯，我们的祖先把锅铁钉入树干内。现在，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枝繁叶茂，遮盖好几亩丘地。远远望去，就像大片森林。秋天一阵风，摇下几担枫球。父亲深深地呼吸着树下清新的气息中，伴着的鞭炮和香火的香气，不觉站起，走动。祭祀完后，父亲竟扛着锄头，去菜园锄了一晌草。到夜里，他才感到胯痛。

父亲病两个多月后，叫我拿镜子给他。他仰躺在床上，枕着两个叠起的枕头，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按按脸庞、下巴，说脸塌、下巴尖、眼凹陷，是死人相。我说是他这么长时间没吃饭造成的，好人不吃饭也要瘦，何况他病了。

我拿来热水给他抹脸，还给他刮了胡子，再拿镜子叫他看。我说只是瘦了点，他似乎默认。我劝他咬蛮吃饭，身体才能好起来。他本已好几天没吃一点东西了，而此时，他说肚里发烧，几大口吃下大半碗冷井水浸的饭。

父亲病三个月后，侧卧在床上拉大便。常常没垫好，流到被单上，沾到手上。母亲有时对来看望父亲的客人说：“糊一手，两天后还臭得刺鼻。”父亲紧闭眼，假装睡着了。等客人走后，父亲叫母亲：“今后别说了，我羞得钻地坼！”

亲戚们提礼物看父亲，父亲都要他们带回去，说只聊一聊就好，东西他吃不下，也吃不完。堂舅特地拿罐头等东西来，说父亲心肠好。四十多年前，堂舅那患肺病的父亲临终时，寿衣没穿，堂舅不在家，别人怕传染，父亲连忙跑去给他穿。我们乡俗认为得在人临终前穿好寿衣，死后穿的衣裳带不到阴间去。还得趁早把要死的人抱到椅子上坐着，否则，死后僵硬坐不了。父亲在他面前给他扣纽扣，他正断气的一大口臭气，都“扑”地喷进父亲的嘴里。有人说父亲的肺癌，可能是这臭气致的祸。而父亲毫不在乎，要堂舅把东西带回去。

大姑的大儿子买超市里最贵的牛奶，拆开包装，双手送到父亲的嘴边，说他装修房子，父亲笑呵呵地帮忙，七十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样挑驮。后来，他的妻子和我们一起抬预制板，放到父亲的坟后拦土，笑谈他的相貌、脾气、做事的样子等，都像我父亲，有时她与他拌嘴，刚说“你和你舅爷一样⋯⋯”他立即喝住她：“我舅爷是皇帝！谁说半句都不行！”

二姑和二姑爷买的莲籽粉，父亲一定要他们各冲一碗喝。他们说不用，刚吃过饭。父亲还要他们冲，急得哭。见他们各冲一碗喝了，他才咧嘴笑。二姑说父亲从没说过她一句重话。五八年父亲饿得受不了，二姑偷大食堂的麻根粑给父亲吃。

细姑和细姑爷几乎天天来看父亲。过去细姑刚与细姑爷定亲，承慧说有比细姑爷条件好的小伙子。父亲粗着嗓子：“亲，一旦定了，就铁钉弯了脚！”细姑婚后非常幸福。细姑爷原把别人送给他的两百多块钱一瓶的酒给父亲，父亲一直摆在桌上，舍不得喝。现在父亲也要细姑爷带回去，说他们心意尽到了。父亲去世后，细姑爷要把这酒拿到父亲坟前祭父亲。

五喜来看父亲，说自己先重病，父亲说能好，后来真的好了，父亲也能好起来。父亲坦然地说：“我是想多享几年福，但事不由人想。不过，我有这么一把年纪了，死是顺头路。”

父亲越来越吃不下饭，只喝点牛奶、糖水，咬蛮吞止痛药，药更绞心。细姑说打吊针会好过些。我请来附近卫生所的医师。母亲说抽针麻烦，打针么用？要死不如趁早些，过些时地结冰，我们天天夜里往家跑，更不是事，病人健康人都受罪。

我说我们尽力而为，让父亲最后的日子宽心些，今后我们问心无愧，总不能催父亲早死。论说怪我们这些儿子愚蠢无能。如我们聪明些，几年前，一见父亲瘦了，就检查，早根治，可能治好了。就是肺癌晚期了，如我们大富大贵，把父亲送到最高级的医院，用最好的药养起来，还活几年也有可能。小弟说父亲这是凭他体骨刚强在挺，体弱的早痛死了。母亲红着脸说：“他的寿数还没到。”我说：“既然有寿数，那我们更得耐细烦。”乡人说，父母去世前，生病，乱拉屎尿，麻烦儿女，是怕儿女们舍不得，而故意的。

一个深夜，父亲闭眼抿嘴，呼吸微弱，只下巴靠颈处有轻微的脉动。我赶紧打电话，叫两个弟弟回去。母亲连忙在父亲床前烧纸钱，说赶紧送钱他用。我觉得火燎烟熏的，连健康人都喘不过气来，怀疑开始兴这做法的人，是催病人早死。我立即叫母亲拿远点，一张一张地烧，别有烟。

弟弟们站在床前叫父亲，父亲才慢慢地张开眼，渐渐地呼吸强起来，说我们不该都回，乡邻见了，会说：“新云老头没狠了，会死。”

几天前，母亲准备把父亲留着做的几块菜园给别人，父亲也这样阻止，并说：“我做了一生的田地，不是上交公粮，就是交土地税。眼下做田不交税，反而有补贴，我却老了！”政府给父母每人每月的抚恤金，过去只一元两元，如今增加到三百多，基本上可以供养他们，而父亲却不能消受了。父亲还说现在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餐餐有鱼肉，天天比往日过年强。

父亲几天前还叫母亲找出坏了的喷雾器，花一块钱买来零件。母亲随便敲，插，父亲立即拉过来，慢慢地修好：“这喷雾器，我下回还要用。”

父亲做过的田地，当前乡邻个个想要，种什么长什么，没一根草。过去竹叶排挤满秧田，父亲连根抠起，大篼地提给猪吃。一年又一年，终于抠净竹叶排，只见绿油油的秧苗，和秧苗间隙的水面上蓝蓝的天。

几天后的夜里，父亲说他会去世，叫两个弟弟回。父亲望着并立在床前的三个儿子：“你们怎么这么孝道？”母亲说父亲不该大冷天的深更半夜叫大家回。

父亲平静地吩咐我们：他下葬的石灰适当买多些，在阱的外围多放些，预备给母亲的那边少放些，今后把母亲的寿方与他的挨在一块儿。父亲还叫我们给抬寿方的八仙们的白球鞋、白毛巾、烟等，都买质量好的，酒席也办丰盛。

这些钱，父亲都要归他掏腰包。我们兄弟已出了父亲治病的几千元钱，可父亲坚决拿出他和母亲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还给我们。丧事的费用，父亲早办好了，不要我们出一分。只是乡俗认为立墓碑谁出钱谁得福，父亲才让我们意思一下。

我问父亲还有什么愿望，有什么要紧的话，趁早说，免得病危时想说说不清楚，我们想听听不明白。父亲声音清朗：“我一生活得硬气，很满足！你们兄弟间别算账，都凭心，自己吃点亏更好。保本分，就是过分。”

妹在外地作生意，特地回来，把父亲接到县城她的房子里打吊针。两个弟弟家没妹家方便。母亲一再声明：“这是女儿家，你晓得么？”父亲说：“晓得。我只歇三夜，自己走回去！”乡俗以为父亲死在外人家不吉利，女儿算别家人。

我很生气：“你别给父亲增加精神负担！住一下，有什么不得了？要不，去我房！”母亲说：“你房是租的！别人不高兴。”这时，我才真正地咀嚼起我一直鄙视钱的恶果。

在妹家，父亲真的独自挣扎着坐了起来。连续几天吊针打下去。妹每天变花样炖荔枝汤、熬红枣粥，端到父亲嘴边，用汤匙喂父亲吃，劝父亲多吃身体好得快。父亲本已吃了大半碗，说饱了，妹还说：“只剩两汤匙了。”边说边向父亲张开说“算了”的嘴里倒，父亲又只得嚼吞下去。不几天，父亲的脸色又泛起红来，似乎胖了些。他思维敏捷，嗓音洪亮，和健康人一样，还说等病好了，同妹一路坐飞机去外玩。

自从武汉回来，父亲一直日夜不停地吃止痛药。开始见效，后来加药量还止不住痛。没别的办法，只得再加药量，而不顾更伤他的身体。妹说我们三兄弟白天忙事，晚上照护父亲又想睡觉，便给止痛药父亲吃。而止痛药只会坏身体，她叫父亲别吃，忍一忍痛。父亲立即叫妹把药丢到垃圾桶去。后来，他整夜不吃药，竟也度过了，痛时忍一会儿就不痛了。妹送他再检查，确信他是肺癌晚期。

父亲想下床走路，下不了，心里急。我妻子送桂圆汤他喝，他拉着我妻子的手哭：“儿媳呀！”我妻子望着他哭，他又哭：“你好孝道！”弟媳们和孩子们都去看他，和他握手，他笑咧了嘴。我对父亲说：“你原叫孩子们别把你的相片丢了，我准备把你写到书上，相片也印上去，力争永远流传下去。”父亲没说什么，一脸的平静。

妹在家一个多月了，父亲催她出去，说外面生意忙，别耽误太多了。妹刚准备走，父亲就浑身发痛。妹说不走，父亲又好些。妹最终得走，父亲又发痛。妹上午离县城，父亲下午就要回乡下：“我如死在女儿家，别人会道议我‘不在行！’”父亲原说到我们兄弟店各坐半个小时，而此时痛得只望早些到家。到家只一个星期，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的头一天夜里，我照护他。他浑身痛，我给他揉摸。揉重了点，他更叫痛，我只得弯曲指头试探着，轻轻地摸。从一根根硌手的肋骨，摸到瘪下去贴在背脊骨上的肚皮，我的心一“嗵！”好像从悬崖跌下深谷。从贴在背脊骨的肚皮，一点一点地往尖耸的胯骨上摸，我喘气艰难，似乎在攀山峰。

父亲的手脚更是骨头，连屁股的皮都贴在骨头上。我不知人竟能瘦成全身没一点肉，只剩一张薄皮包着一具骨架！前几天我抱他洗澡，他还问我抱得起么。我开始也以为难抱，没想到抱着他像是抱一把芦柴！

我太摸轻了，减缓不了父亲的疼痛。我便边摸边问：“这样行吗？”他不时地抓着我的手，往最痛的胯处按。见他太难受，我问他吃不吃止痛药，他说吃就吃。吃了两粒烈药，他还痛。我问他塞不塞屁眼药，他说塞就塞，我又给他塞一粒。他才渐渐不叫痛，闭着眼，呼吸有些粗。

我一觉睡去，睁开眼已是天亮了。而父亲还是闭眼躺着，呼吸粗重。我觉得不对头，便对母亲说：“我今天不上街。父亲呼吸反常，会走。”母亲说一会半会走不了，催我上街开店。我便叫母亲别去菜园，要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发觉不对，就打电话叫我们。而我到街上，竟把父亲忘了。平常我也没打电话问父亲的病情，只小弟一直过问买药，叫父亲吃什么药。

母亲说那天早上，我一离家，父亲就叫我给他穿寿衣，说他要走。母亲埋怨他，我在家时他不说。父亲轻缓地细声细气的：“银儿得做生意。”

一会儿，父亲又说他要走，母亲说他先前几次说走没走，弄得我们跑进跑出的。父亲便不吭声。

下午，父亲还说要走，母亲说傍晚我们就回了，问他能不能等，父亲点头。随后父亲说楼上好多人吃饭，给人吃饱，母亲便说他瞎说。他说楼上是有好多人，闹哄哄的，母亲就害怕。几天前夜里，父亲还说，两个解差的，坐在不远的田岸上，望着父亲。我拍响剪刀：“老子下他们的狗头！”父亲说他们跑了。

整个下午，父亲嘴不停地叨念。母亲听不清他说什么，傍晚按小弟早打回的电话号码，反打给小弟。小弟听母亲说，刚给了药父亲吃，便武断地说：“没事！父亲不会这么快就死的。我等会儿就回。”

天黑了，父亲吐音更含糊，母亲更听不清。父亲连连地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又指一旁的衣柜。母亲一时没明白，打电话给小弟，小弟的电动车在半路上没电了。母亲浑身打颤，跑到堂屋哭。

等小弟和大弟到屋，父亲的眼珠不大动，气微喘。小弟叫他，他似乎微微地动了一下头。母亲慌忙打开衣柜，拿出父亲的寿衣。小弟和大弟七手八脚地给父亲穿寿衣，母亲赶紧烧纸。寿衣刚穿好，父亲就头一歪，停止了呼吸，眼还睁着，眼角似乎有泪，小弟给他抹闭了眼。

此时是2007年12月4日夜里7点50分。父亲阳寿75岁。

我傍晚坐在店门口的尘嚣中看《世界伟人谈父亲》，手机振动失灵，响声被羽绒服盖住。好半天我隐约觉得手机响，打开手机，听到小弟的粗声：“快回！父不行了！你怎么老不接电话？”我本已忘了父亲，下午竟买了车票，口袋里揣了一包钱准备去武汉进货。这时我还慌忙跑回房，丢下钱和车票，向妻子交待几句，再跑到公路上拦车。

我赶到家，只见父亲眼已闭，嘴微张，脸温热，耳朵快冷了。我摸着他的脸，握着他的手，叫他几声，已听不到他应了。此时已是父亲闭眼后的十多分钟了。我这骨子里冷漠的不孝之子，最终没让父亲走得坦然！

我们觉得不幸中的万幸：两个弟弟终于在父亲断气前赶到，算是送了父亲的老。后来，我们才明白：父亲的身体早就油尽灯枯了，全靠他的精神在苦苦支撑。撑到两个弟弟进房，父亲才罢休！

我庆幸提前问过父亲有什么要紧的话，他已说过了。但后来，我们才慢慢觉得父亲去世的那天，不住地叨念，一定是说最要紧的临终遗言。这不是平常心境能知道的，像我们写作，沉入状态后，才能产生灵感。我那提前问，是自作聪明。而父亲的遗言是什么？我们这些不孝之子，永远不可能知道了！父亲临终的泪滴，将使我们悔恨终生！

我们三兄弟望着父亲，都没掉一滴眼泪。倒是细姑爷赶来，弯曲双腿往下跪，硬着喉咙哭叫：“哥哎！”我心里才有些发酸。

我们在挺直的父亲身旁，半躺着，我叫两个弟弟睡觉，我围着被子坐着向细姑爷谈几句父亲后，竟大谈我的人生经历。转钟两点多了，两个弟弟说我吵得他们睡不着，我才住口，看看父亲，写起日记来。我觉得冷，扎紧被角。见父亲穿得单薄，只盖二十年前我给他买的尼子大衣，我准备帮他盖被子，觉得不必。我想给他买新大衣，也觉不必。

一大早，火葬场的车来了。父亲躺在抬尸板上，盖着蓝尼子大衣，闭眼抿嘴，直挺着。他本来只剩骨头，但骨架长大。满是厚茧的大手，没见消瘦，指节骨粗壮，似乎还能随时曲起，和铁钳一样，捏碎一切。

五喜抬着一角，走在村后的沙子路上，扭头望着父亲，翘起嘴角说：“你一生好强，现在没狠了吧⋯⋯”还没说完，五喜的脚被路上的石子绊了一下，身子向前一歪，差点摔倒。他慌忙立起身，炸出一身冷汗：“这家伙，死了还不服输！”

五喜又望望父亲，对抬另一角的三华说：“三华，提高点。新云哥的头，不能抬低了！” 五喜说父亲一生刚强，今年春天，父亲七十五岁了，还在八仙里顶一个，抬村里一位老人。

几年前，堂舅梦见他的母亲火化后，一脸的大泡，哭着叫堂舅给油搽。父亲听后，说火化是把人“牵去杀！”而父亲病后，从没问火化的事。开始，我以为他回避。后来，我以为他痛忘了。但还是觉得奇怪，因为他去世的前几天，我们三兄弟一路回去看他，离家时，他特地对我说：“你们一路走。”我说晓得。他竟说：“你们作生意，别把喜儿丢下。”

在火葬场，姐大哭：“父哎！这地方不是你来的！是政策大了，几个弟弟没办法！”我的心，才剧烈地绞痛，深切地体会到我在这尘世的无能、渺小、卑贱、孤独，任凭别人把父亲“牵去杀！”火化工把一个老人的尸体拉进火化室，随即“叭！”地关严铁门，两个妇女“嗵！”地在门口跪下，伏地齐声哭喊：“爷哎！快些跑哇！别让火烧到你的魂呀！”我更感万箭穿心，唰唰地涌下眼泪，茫然地望着灰朦朦的天地，似乎全世界都掉进泪海。

母亲说父亲去世的当天，她对父亲说：“俺儿子们去找人了，得花两千元，不烧。”父亲笑着说：“那好哇！”。我找当官的、运尸体的司机、火葬开票的、火化工，他们都不敢帮忙。最伤脑筋的是：有人暗中专业举报，弄得已埋下去了的人，被挖起来烧。所以，无能的我连这点孝都行不到，只得听从司机的指点，花六十元钱买六包烟，分给火化工，请他们让父亲的遗体慢慢地烧，烧过的骨头还是完整的，下葬可按原样摆好。不像一般人的，钩钩磕磕的，弄成一包杂乱碎灰。

我看见父亲笔挺地仰躺在火化炉内，通红的火舌在父亲的周围飘荡闪动，父亲像金子一样闪烁，他似乎在飞跃。一个多小时后，父亲的肉体，通过火化炉耸天的大烟囱，飘融于广漠的宇宙里，只剩下一包骨灰。这骨灰，也将与大地融为一体。

从沾满尘垢灰不溜秋的铁盘中，拿起泛白的热乎乎的轻脆的骨灰，我才知道人的脆弱短暂。见父亲所有的骨头都烧化了，唯独他老发痛的胯骨上，一团黑硬的东西，像乌黑的眼睛一样盯着我，我才知道──

连火都烧不化的痛苦，父亲都咬牙忍受下来了！

我仰望着火葬场的烟囱，忽觉它变成孙悟空的金箍棒。一眨眼，它又变成我的父亲。父亲挺直的身躯，耸立在茫茫旷野之上，渐渐粗壮，高大，耸入云霄，白云在他腿下飘浮，成群的小虫蚁在他脚趾缝间攀爬，我也是其中的一只。

亲戚们都说父亲一生不简单，叫我用心写好挽联。可恨我太无能，只得勉强拼凑——

先辈终生勤劳，铮铮铁骨，气冲云天；

后代永世谨学，堂堂钢躯，力辟新地。

继往开来。

父亲早说过：“我的棺材雄势，不要买纸扎的龙材罩着。”出殡时，父亲棕红的棺材，高高地耸动在众人的头顶之上，闪耀着古铜色的光芒。

那天五更滴了几滴雨，天亮时出太阳了。乡人都说这是吉祥之兆，父亲让我们后代兴旺发达。

给父亲送葬的，是我们家的亲戚们。队伍不么长，条把田岸。鞭炮也刚够响到坟地。有些亲戚在外地，有些孩子上学。我的一些文学师友，特地打电话，说带司机，开小车来。但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平生贫贱惯了，我便谢绝了师友们的好意。

一埋完父亲，我眼前不见了父亲，我的满脑子，都是父亲在挤撞着，我便随手写出来。一位在市里踩得地动的良师，只看了我粗写的《毛新云——我的农民父亲》几页，便摘下眼镜，擦着眼睛，责怪我不该不告诉他，父亲的安葬日期，他低沉缓慢地说：“我应该，去送他老人家！”

一位深山里的老友，也只看《毛新云——我的农民父亲》粗稿的几页，就眼泪鼻涕直流，连连张嘴而说不清话。他专程到父亲的坟前，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低头细读碑文：

“公讳毛公新云乃世纯公之子承恭公之孙必达公之曾孙也 公生于民国廿二年六月初二⋯⋯”

父亲去世后，我叫母亲去公园玩，母亲喉咙发硬：“有什么玩头？原来总是你父骑三轮车带我！而今我一个人去，别人会问：‘你老头呢⋯⋯’”母亲哭起来。

父亲去世前，特地叫母亲把他们积攒的七千元钱，谁都别给，自己留着用。父亲说他生坏了病，只得早走，而母亲照护好自己，最少还能享十五年福。父亲见母亲胆小，便对母亲说：“我死后，你不用怕。我保证不吓你！你每次从街上回，推开门，我保证俺家是红红堂堂的！”

我碰巧买了电香炉供在父亲的灵位前，那两个红灯泡白天红得像火，夜里照得堂屋墙上到处是红的。母亲几次笑道：“你父亲有灵！他早说保证俺家红红堂堂，现在真的！”

父母家门口的走廊上，码了一大堆劈柴，是父亲几年前，用斧头一点一点劈野外的树篼劈的，留给母亲好几年烧不完。

母亲说，火化没烧着父亲。大弟媳梦见：父亲笑着伸手，要抱小胖孙子。母亲梦见：父亲通身闪射着金光，按着她的肩头，从床上下来。我去扶他，他避开我，很快的几步就迈出去了——

前面一个连一个的缺口，父亲一跃而过⋯⋯

2007年12月17日清早至2008年1月12日傍晚

（父亲的“二七”至“六七”）

写于武穴老公安局出租房

2008年1月13日至5月18日

补充于武穴正街童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