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一切终会逝去

很多逝去的

连记忆都没留下

童 年

——《人间记忆》之一

天大的糖团

我最早的人间记忆，似乎是两岁时的一天中午，我摇晃着跑向野外，仰头喊叫：“我要吃奶！”五岁的姐姐，在后面甩着黄细的辫子追：“别去！外面有老虎。”那田埂很窄很滑，像泥鳅背，我跑几步就摔倒了，爬起来又跌撞着跑。两旁密集的稻秆，树干似的，排成两堵又高又长的铜墙，挤压得我迈不动步子。头顶的太阳劈头盖脑地泼下火来，灼得我喉管发干，缩小，张大嘴喘气。

姐姐很快追上我，捉住我的膀子，倒退着往回拉。我扭头咬了她的手一口，她“哎哟！”一声，跌坐在田埂上，摸着深深的红牙印，哭起来。我立即前倾着身子向外跑，嘶哑着喉咙：“要吃奶哎！”这喊声，被两堵高墙挤夹住，在这稻隙中蹦跳，撞窜，而听不到母亲的回音。

前面路上横着很大的缺口，浑浊的水快淹到岸上，浮着草渣和泡沫，旋着涡儿流。我倒腾着脚，顿，跳，一个劲儿喊“要吃奶”。姐姐抹着泪跑来，蹲下身子背我。我胖乎乎的，向她瘦得显骨架的背上一扑，压得她趴在地上。“弟，你先起来！等我蹲好。”她背着我颤颤地站起身，翘着脚往前探两步，就倒在水中。附近耕田的乡亲立即冲来，拉起我们。

我终于跑到远离村庄的湖滩，奔向正在闪烁的热气中，收割滚烫的稻子，浑身沾着尘土，汗水直淌的母亲。母亲脱下贴在我身上的湿裤褂，摸着我的头，叫我别乱跑。村里两个小孩，落水淹坏了。有的父母把小孩锁在屋里，怕小孩玩火，或掉进水缸，只得用绳子把小孩系在桌脚上。小孩饿了，抓自己的屎往嘴里塞；哭累了，倒在尿水流淌的地上睡。猪狗来舔，把小孩的嘴咬了。

我扑进母亲的怀抱，闭眼哼唧。我好像看见——

天大的一颗糖，金灿灿地悬在眼前，凑在嘴边。浓郁的香气，直钻鼻孔。我闭上眼，大口地吸吮，甜津津的糖汁，润入心肺。

一会儿，不用吸，糖汁自动涌入口中，喉管，肚里。肚里装满了，腿脚发胀，我便蹬脱袜子，任多余的糖汁，顺脚指往外流。我浑身畅快，从发梢至脚根。我好像坐在热乎乎的汽船上，升向天空。空中浮满了五彩缤纷的气球，挤挤撞撞。我坐着汽船，在气球丛中飘来荡去。

突然，我觉得屁股痛，天大的糖团从口中溜掉了。我睁开眼：母亲那裂满口、裂口中嵌着草屑的骨瘦棱棱的长手指，在颤抖，干瘪的奶耷拉着，奶头滴着鲜红的血。母亲的眼中汪着大团的泪，喉咙发硬：“儿呀，娘吃的是菜粥，哪来的奶啊！”

初春的早晨

那天清早，母亲从堂屋走到门外粉红的霞光中，浑身上下拍打着，说去接萍儿姑出方，我立即蹦出家门。

太阳像烤透的红薯饼，夹在村东筷子样的古树杈间。地面散落的金黄稻草上，布满洁白细碎的霜花，仿佛神仙撒下的白糖粉。巷里不时炒豆似的爆出一阵炮响。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和醉人的酒肉香气。家家灰色土砖门框上的红对联，如我们旧棉袄上罩的新褂子，干净、鲜亮。我拉着母亲的手，一路跳跃，哼唱。

“呀，娘儿俩冻坏了！快进屋。”萍儿姑一见我们，就跑过来。“萍儿姑！”我连忙叫道。“哟，我银儿的嘴儿还蛮甜呢！”萍儿姑飞快地一捻，拆了一颗花纸包裹的糖，放进我嘴里，另装一颗我的口袋内，拉我到堂屋墙边的灶旁，把我的手往半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按。她那满头的乌发，在宽阔的肩头披散开来，飘闪丝丝亮光，好似展开的黑缎子。

母亲望着我们，眯眯地笑：“叫银儿做你儿子算了。”萍儿姑马上说：“好哇！──啊，不⋯⋯”

这时，房门“吱”地一声，闪出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启开红嘟嘟的小嘴，清脆地叫道：“桂舅娘！”母亲抱起小姑娘：“怪不得叫铃儿呢，声音比响铃还好听！”

“怎么样，相得中么？”萍儿姑笑吟吟地望着我母亲。 母亲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没说的！这个婚姻，我包办了！铃儿，快叫我：‘娘！’”铃儿头一低，红着脸伏在我母亲的怀中。母亲掰开铃儿的头，很响地亲一口，轻轻放下她：“不难为我铃儿。一时难得改口，今后再叫。”

铃儿跑到墙边，拉来绳子上干硬的毛巾，往脸盆里放。毛巾站在热水盆中，软涨着往下蹲，一会儿就躺在盆里，荡漾着。母亲捞起毛巾，给铃儿抹脸。霞光斜射进屋里，照得铃儿的脸更显红润、白嫩，在缕缕热气中，连小小的绒毛都看得清。

萍儿姑把我拉到她的怀中：“铃儿给你做媳妇，要得么？”铃儿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我，乌亮亮的大眼珠中，清晰地印着我的影子。我看见我咧嘴笑了：“要得！”萍儿姑又问铃儿，铃儿含笑望着我，点了点头。羊角辫颤动着，辫上的一对花蝴蝶，也随着飞舞。

母亲微笑着说：“银儿，你凭什么接媳妇？”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笔直地举到头上：“我有一颗糖！”

“真是男子汉！”萍儿姑和我母亲笑得前俯后仰，互相拍打着：“我们这玩得睦义的姊妹，现在成亲家了！”母亲大笑着：“银儿，把你媳妇接俺家去！──从大路走！”

我和铃儿牵着手，轻巧地跨出很高的石门槛，嘴鼓嘟着糖，“嗞嗞”吸溜着，一摇一晃地踏向村前的大路。

太阳攀上树梢，累得脸儿通红。田野上，盖着很厚的雪。地边显着青翠的麦苗或碧绿的油菜，两支细嫩的油菜花儿，钻出洁白的雪被，披着朝霞，黄灿灿的。几只羽毛光滑的喜鹊，在田间轻飞，踱步。

“哟，天生的一对伢儿！”一位白胡子爷爷，头戴棕色大绒帽，身穿青棉袄，挑着一担花花绿绿的小百货，摇着红色小圆鼓，从灿烂的阳光中，向我们“咚咚”晃来。

“托您老的福哇，仙伯！”母亲连忙说。萍儿姑也迎向仙爷：“您老好勤快！”“担子不重。一点小玩意儿，正月间的，出来凑凑热闹。”母亲说：“看看什么小玩意儿合适，给小把戏们买点儿。”

“谈啥‘买’字？”仙爷放下担子。担子的一头是小木箱，箱面嵌的明亮的玻璃下，木条隔的小方块中，摆有纽扣、花线、口哨和玉镯⋯⋯仙爷抹一把白胡子，俯下身，问了我们的名字，便一拍大腿：

“妙！──银儿，铃儿，银铃儿！”仙爷从方格中拿出一对银光闪耀的铃铛，穿上鲜红的丝带，系在我的鞋后侧。

母亲盯着我笑：“银儿，给你媳妇买点什么？”我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眼都花了。见铃儿正看那清纯得叫人想舔一口的玉镯，我便手一指：“这个！”

“好！一个脚铃，一个手镯。”仙爷拿来一只火红一只碧绿的玉镯，递给我：“就这一对大的吧，一直可以戴到老。”

我拉起铃儿胖乎乎的小手，她并拢手指往玉镯里伸。玉镯太大了，晃荡着。我捏紧铃儿的内衣袖子，把玉镯往上套。铃儿望着箱格说：“那有红丝带。”我便拿来，把玉镯系在袖子上。

“哈哈哈！这对小把戏⋯⋯”仙爷摸着胡子，爽朗地笑。旁边地上探头望着我们的喜鹊，拍起翅膀来。

萍儿姑掏出钱来。仙爷瞪大眼睛，翘动着胡子：“我可要生气了！──昨夜我梦见王母娘娘送我一对金童玉女。‘银’跟‘金’相连，小把戏要的又是‘玉’镯，这不正应了梦么？”

“受您老的太多，我会落头发。”母亲说。 萍儿姑还要给钱，母亲接过来，塞进萍儿姑的口袋，笑得眉梢一扬一扬的：“儿子定亲，我这当娘的能不给点定亲礼？”母亲边说边去扛担子：“走，仙伯！我家没啥好吃的，肥肉却有几块，酒还有几盅。”

仙爷连忙抓起扁担：“我得赶桃园的戏场。等银儿和铃儿今后成亲，我一定去喝喜酒！”“那时我们再接您老。”母亲动手抢起扁担来，样子就像打架。 萍儿姑大着嗓门：“仙伯赶紧和我们一路去吧，桂儿姐上次接老舅妈，把膀子都拉脱了！”我和铃儿一人扯着担子的一头，往我家拖。仙爷笑得咧开缺牙的嘴：“好，好，我去！小把戏们带前走！”

我们手舞足蹈，把路旁冻裂了的干土块，踢得像谷粒一样飞散开来，落在雪上，好比白糖上撒了芝麻。铃儿袖子上的玉镯，红光绿彩一闪一耀的。我鞋上的银铃，“叮当！叮当！”响得欢。

几只小鸟，在地边“啾啾！啾啾！”地叫，色彩斑斓的长尾巴，拖在身后，一翘一翘的。我和铃儿同声唱着：“秧鸡儿叫，尾巴儿拖，三岁伢儿会唱歌。不是爹娘告诉我，是我聪明自作的歌⋯⋯”

从此，母亲每年接萍儿姑出方，都要叫我：“把你媳妇牵俺家去！”我和铃儿渐渐地红起脸来，各自溜开。

后来，萍儿姑的丈夫，在“双抢”时，不幸中暑身亡。别人给她介绍的后夫，个头矮小，腿脚不利索，在河对岸山那边煤矿当工人。

他们走的那天下午，西北风“呜呜”地叫，把枯黄的树叶刮下地，又旋上天。萍儿姑的后夫一走一跌的，背上两个包，有节凑地起伏。萍儿姑一手挽着洗得发白、满是补丁的被单捆成的包裹，一手牵着铃儿，磕磕绊绊地跟在后面，一步一回头。

突然，铃儿跑回来，绯红着脸，把一个红软的柿子，往我手上一塞，转身跑开了。铃儿外公家的小黄狗，蹦跳着追在她们脚边打转儿。铃儿抚顺它背上被风吹翻的毛，它舔铃儿白嫩的小手。

他们的身影，伴着“沙沙”旋转的枯叶，在西下的夕阳中，惭惭地小去，最后，被昏黄的晚霞呑没。

母亲说，他们是去县城赶夜里九点半的船，还得坐火车，钻长长的黑魆魆的山洞⋯⋯我感到手指手心粘在一起，抬手一看：我把柿子捏化了，鲜红的柿汁从指缝间往外冒，热乎乎的，好像手心在流血。

萍儿姑和铃儿这一去，几年没能回一次。即使听说铃儿回了，我也只好早早地跑出去玩。因为我的伙伴们都爱唱：“银儿，铃儿，银铃儿。”以致我不知铃儿长成什么样子。

萍儿姑与我母亲拉起家常来，常叹气，甚至流泪。萍儿姑说：铃儿的成绩蛮好，可惜，她刚读完初中，继父的腿病恶化了，她只得接职上班。

我高中毕业，便回乡务农。后去县城做临工，开店，结婚生子。

“银儿！” 一天，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放下正在谈的生意，见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向我走来，嘴角眉梢堆着笑。

“啊，萍儿姑！”我稍一愣，就认出了，连忙端凳子请她坐。“好，你做生意！”她坐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

等我生意做完，萍儿姑走过来，问这问那。离去时，还要几次回头望我。萍儿姑再路过我店，总要坐一晌，谈一晌。听说，现在铃儿的继父去世了，萍儿姑跟铃儿过。铃儿嫁给我们县城一个大她好几岁、杀牛的知青，生了女儿。那知青爱酒爱牌，酒喝多了，牌打输了，就搞得铃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日，我正坐在店里看书，无意中抬头，见门前的路上，一双大眼睛正对我闪亮。我刚感觉到，这亮光就转移了。只见比较高瘦的背上，拖着乌黑的长辫。瘦长的手提着一蓝红湿的牛肉。手腕上戴着一个缠发丝的手镯，手镯的半边是红色，半边是绿色，光滑闪亮。

我站起身，走到店门口。那背影匆匆地远了，在转入小巷的屋角，乌亮的光又向我一闪，就消失了。我似乎熟识这眼光，但想不起是谁。

呆了一晌，我使劲眨着眼睛，再望那转角，只觉模糊的人影来来往往，甚至连男女都分不清。我才想起自己的眼睛，早被生活磨成了近视。这更使我疑惑：刚才我是不是睁着眼睛，做了个梦？

随后，我在一位当小学教师的同学房里玩。见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送来一叠作文本，红嘟嘟的小嘴，乌溜溜的大眼。我差点失声喊出：“铃儿！” 同学说她叫钱银铃，作文写得不错，并翻给我看：

哑 镯

妈妈说，她小时就戴上了一对玉石手镯。一个红艳艳，一个绿莹莹的，光滑清凉，她常用小舌头去舔。它们被红丝带系在手腕上，总是说话，唱歌，跳舞，可活泼啦！

后来，它们渐渐地累了，瘦了，跟妈妈说，再瘦下去，就受不了。

妈妈便用她那乌亮的长发，制了一件光闪闪的毛衣。它们合穿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静静地过着日子。

有时，妈妈跟它们说话，它们只是眨巴着多彩的眼，而默默无声。妈妈的眼泪滴在它们身上，叫它们“哑镯”。

回到家里，我与母亲谈起铃儿。我以为我是农民，家里又穷，铃儿是工人，我们便没能结合。母亲说，萍儿姑原本问过她几次，但我先是上学，后来一出学堂门，就说要当作家，暂不谈对象。而铃儿出落成水灵灵的大姑娘，做媒的踏破了门槛。继父的腿病拉下一大摊债，那知青支助了不少。

母亲从发黑的衣柜底下，翻出一对雪亮的银铃。红丝带，已退成灰白色。我换上鲜艳的，系在儿子的鞋上。妻子说太老气，解下来，丢在杂物堆里。我偷偷拿去，收藏在书柜里。有次夜深，我看书疲惫了，拿出银铃摇晃几下。妻子眨着睡眼，说我疯了。

过后，我到外地开店，再也没见萍儿姑了。本想明年春天回乡，趁雪铺田野之时，再走儿时的村前大路，摇一回铃。可惜，现在气候变暖了，我们家乡飘一点头皮屑似的雪，一沾地就不见了。那黄土大路，已变成水泥路，找不到过去的痕迹。

村里扩建了不少新楼房。铃儿外公家那土砖房子，现在歪裂了。砖缝里光滑无泥，大块凸现的土砖，像老人稀松的牙齿。古铜色的阳光，斜斜地射过来，如老人的舌头，舔着那老墙砖。

仙爷已去世了，葬在村后的松树山上。坟边的荒草丛中，几只灰不溜秋的麻雀，叽喳着。母亲说我结婚时，仙爷离我家老远转动着。见我母亲去拉，他连忙跑了。谈起那个梦，仙爷说那天早上，他一急，就说破了，以致失灵。

村前的地里，还栽着碧绿的油菜。在这深冬，又有两支早开的油菜花儿，金灿灿地挺立着。听说，这些花儿，难得结籽。难道，早开的花儿，只是花族中美的记忆？

至今，我常在晴天白日，有时与人谈生意，甚至正经手人民币，却突然哑张着口，迷茫着眼，脑里闪现出：那个初春的早晨⋯⋯

那肉的香味儿啊⋯⋯

我五岁那年的春末夏初，三姑在我家住了几天回她的家，叫我跟她去玩。我玩了两天准备回自己的家，三姑爷微笑着准备送我，天却下起雨来。三姑爷站在门口，仰头皱眉看天。我只得在阴雨中又玩两天。

吃过早饭，我跟三姑爷刚跨出门槛，村巷里传来喊声，叫大家下午去大礼堂称肉。过几天就要插早稻秧了，这是分插早稻秧的肉，每人二两。三姑便说：“吃了肉再回去。”我立即扭转身，跳进三姑的家。两三岁的表弟妹，连忙一人牵着我的一只手，轻轻地摇晃。

三姑爷还站在门口望着我，抿着嘴。邻居小孩一大群，呼叫着：“有肉吃的哟！——哟！——哟！”“嗵！嗵！嗵！”跑向垸前山垴上的大礼堂。三姑叫我跟他们去玩。我牵着表弟妹往外走，三姑爷对表弟妹大声地说：“你俩别去！去外会摔跤。”

我正挤在小伙伴中，看几个大人，高高地挽着袖子，把刚杀的猪的脚皮，割开一个口子，嘴凑近去吹气，就听到背后一声干咳嗽。我扭头一看，三姑爷站在我身后，又抿嘴望着我，脸似乎有些板。我叫他一声“三姑爷”，他还是抿嘴望着我，脸皮不动。我连忙扭过头，再看别人给猪吹气。

瘦瘪的猪，被吹成大气球，被抬进热气腾腾的大木盆时，我瞥见三姑爷在对面望着我。大人拿木杠撬动猪，呵斥我们小孩走远些，别让四溅的开水烫着。

小伙伴们跑向旁边，抓住吊在屋梁上的粗麻绳，荡秋千。六七只小手抓着麻绳，三四个小孩悬空揪成一团，站在地上的小伙伴们齐齐地去推：“一、二！”吊在麻绳上的孩子们，便荡起来。

我正看小伙伴们荡秋千时，又见三姑爷站在我身旁，抿嘴望着我。我想着香甜的大肉团，不禁吞了一下口水，见麻绳荡到面前了，我不觉纵身一跳，也抓住麻绳，加入那一团中荡起来。

太阳快落山时，大人们拎着小块肉，晃荡着往家走，小伙伴们随着各家的大人，忽前忽后地跑，跳，呼叫。三姑爷一直抿着嘴，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默默地走。到垸边的水塘，有人刚把肉放在水面摆一下，好几个人立即喊：“猪油洗掉了，多可惜！”大家都直接把肉拎回去，切碎下锅。

窄小的灶房内，昏黄的煤油灯下，三姑爷烧火，三姑掌勺，我和表弟妹站在一旁吞口水，吸肉的香气。三姑夹给我们每人一团冒小气泡的精肉，我们抿抿嘴，精肉就飞快地滑进了喉管，我们都空嘴“巴——嗒”着。

我盯着锅里“噼！啪！”弹跳的肉团，嘴“巴——嗒——巴——嗒——”着，反复回味：

三姑夹给我的这团冒小气泡的精肉，凑近我的嘴唇时，一大股热呼呼、香喷喷的白气，冲进我的两个鼻孔，随即这香气像千万股电流，“哗——”地充满我的脑子，连我的头皮，发梢，我的全身，连脚跟，都热呼呼、香喷喷的了！

接着，我抿抿嘴，嚼这有点烫的肉团，这呼呼的热、喷喷的香，似乎是陈年老酒，熏得我眯着眼睛，晕呼呼的，要醉倒了⋯⋯

“好了！”三姑大叫一声，就把一大锅萝卜兼肉端到桌上。我和表弟妹站着围在桌子旁，把筷子伸进热气直冒的锅中夹。不用说肉团，就连这些沾了肉气的萝卜丁，也热香醉人！

三姑爷一直没吭声，我埋头吃，努力不向他望。

后来，我越长大，越明晰——一年到头，难尝两次肉味的三姑爷，脸皮不动，抿嘴望着我，而五岁的我，努力不向他望的情景⋯⋯不禁咧翘嘴角：“嘿！嘿！嘿！”

那时，人们最爱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肉炒稻草，都是好吃的！”

至今，我还常在不知不觉中，嘴“巴——嗒——巴——嗒”：

“五十多年前，那肉的香味儿啊⋯⋯”

小柳枝

每年春节，我们兄弟姐妹一大群，穿着新外衣，说说笑笑去亲戚家拜年，亲戚用笑脸、恭喜话儿和大鱼大肉招待。那是神仙日子。但去柳儿家，得走一条堆满烂泥的港坝。一脚踩下去，连膝盖都陷没了。我们两腿发软，又怕坐下，连屁股都粘住。放眼远望，不见尽头，就觉得这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走在最后，浑身燥热地晃着身子，一不小心，跌到港里去了。幸亏港里没什么水，我只身上沾了泥。我使劲地把着坝边的泥土往上爬，泥土松软，又哗哗啦啦地掉下来。

柳儿见了，连忙跑来，把手伸向我。望着她那显青筋的手，吐破絮的袖口，我想起上次在她家旁的空地上玩时，小伙伴们见她凌乱的黄发搭在消瘦的脸上，鼻孔里伸出两团鼻涕，就拍着手，齐声喊叫：“鼻涕汉，三斤半，吃不了，打罗罐。”她连忙张开五指，去捏鼻子，揪下鼻涕，往墙上一摔。小伙伴们喊得更欢了：“一对白和尚，伸出头来望，五爪龙看见，捺在墙上撞。”柳儿红着脸，跑回家了……我便说：“不用，你走吧。”

我拉着那向港里斜伸的小柳枝往上爬。柳儿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我。我张大嘴喘着粗气爬上去，却把柳枝扯断了，捏了两把绿米粒似的小叶苞。绿绿的汁水，像眼泪。

我们到柳儿家，柳儿娘连忙泡糖茶，抓花生、薯果。接着，她又抱来小黄土炉，放在堂屋的大方桌中央，点燃一把折得很短的棉秆，塞进炉膛，放上乌黑的小铁锅。豆腐、肉团、丸子，在围绕着黑烟、蒸腾着白气的锅中跳跃着。我们都捏紧筷子，抢夹精肉团。

柳儿夹了好几下，才夹起一团圆溜溜的精肉。她站起来，倾着身子往我碗里放。我看到她的筷子上沾着一粒饭，便把碗推向旁边。冒着热气的肉团掉在桌沿，滚向桌下。我们赶紧去抓，却被蹲在桌下的狗张嘴接住，点头伸颈嚼呑了。柳儿望着狗，眼中湿湿的。

后来，柳儿娘对我母亲说，她自己两岁时，正是没饭吃的荒年，被我祖母抱给做荒地的人。至今，他们那里还是荒地宽广，收入很低。长长的田地方儿，一两里远，常常一天不抬头，还干不完一方的活儿。她望着我说，想柳儿今后……

我母亲顺势笑着说，把柳儿定给我作媳妇。我立即嘟起嘴，跑走了。柳儿娘叹了一口气。

一天，母亲从生产队的田里回家，点燃一把柴，塞进灶里，抓帚扫地。一会儿，又塞一把柴，连连地搓衣裳。父亲脚步“嗵嗵”地往家跑，气喘吁吁地说：“怎么搞的？我在野外挖地，见我们屋上黑烟腾腾，还以为发了火！”父亲把塞满灶膛的柴拉出来，说母亲把柴都变成了烟。而我们这里每条田埂、坝脚的草，早被扯得干干净净；生产队的稻草分得又少。我们家的柴总不够烧。母亲更是气呼呼地说，她忙里忙外，两脚不连地。她与父亲争了几句后，流着泪，带我去柳儿家。

柳儿那里满畈遍野有丛生的杂草、荆棘，只割一条沟沿，就是几大担。但有人管，不准割。柳儿常从掩没人的高粱丛中，探出汗水纵横的脸、沾满草屑的身子，帮我们割一气。我们一般不说话。

柳儿娘买来精肉，捞起浸在水缸中的葫芦、丝瓜，下一锅面条。香甜得我们想把锅也舔干净。

几天后的下午，父亲收早点工，借来生产队的一条小船，撑到柳儿村旁。父亲和母亲把堆在别处的柴，往这里挑。我把小捆的柴抱到船上。

柳儿连忙跑来，站在岸上，大声地说：“银儿，你不用跑上跑下的！我递给你。”我见她自己的活儿还没干完，便说：“你干你的活儿吧。我自己来。”柳儿立即灰了脸，低下头，默默地抱着柴，一趟一趟地往船上送。我想说谢谢她，但不好意思开口。

月夜里，一座小山似的柴堆，钻过石头桥孔，移向我们的家。一路上，我大口地吸着被露水浸凉了的禾草香气，把手放在船舷外的水面，任随船行，激起闪着碎银的水花。手痒痒的，像鱼儿在咬。但见水中白亮的月，想起柳儿那汗水纵横的面孔，我的心，好像变成了一颗月亮，沉到水底去了。

十多年过去，我结了婚，建起新房。我给柳儿娘送请柬时，柳儿也在娘家。她现在长胖了些，头发也黑，双手粗大。她就嫁在附近垸，也建了新楼房，是和她丈夫做二十多亩责任田，一年一年省吃俭用，积攒的。

柳儿娘说我多年没来，今天一定要吃顿饭去。我急于给其他亲戚送请柬，便叫她别忙，匆匆往外走。柳儿连忙伸出手来拉我，我赶紧回避。她一心要我别走，还赶来拉。她那有些凉湿的手，一碰上我的手，就像烫了一下，我们都惊呆了。

我还是跨出门槛。但见柳儿还在呆呆地站着，眼光有些潮，我便停住脚步，用温和的口气说：“下次再来。刚吃过饭，一点都不饿。还有好多家请柬得送。”我还夸柳儿和她丈夫能干，硬是从烂泥田里抠起高楼来。柳儿的脸上露出红润。

走到那条港坝，见满坝绿草，满港清水。洁白的鹅群和棕色的鸭群，在映着蓝天彩云的港面浮游，好像鹅鸭都畅游在云天之上，成仙了。

我突然发觉一棵斜伸向港面的小柳树，和我儿时拉断的那棵一模一样，也是在这块地方。我非常惊奇！蹲下身子，扒开小柳树的根部一看：它是长在一颗巨大的树蔸上的。

夜里，我梦见自己鬓发全白，在野外一走一跌的。正要跌倒时，地里长出一根小柳枝来，我一把抓住，站稳。我感到手心暖乎乎的，仔细一看：是柳儿伸向我的手！

入 学

我刚入学堂时，老师教我学《一捆教科书》。战争年代，敌人封锁，学生没教材，指导员偷背教材。敌机追炸，指导员把教科书搂在怀里，伏在地上，鲜血染红了教科书。“我”大声哭喊：“指导员！指导员啊，指导员！”指导员再也没有醒来⋯⋯

每次读到这里，我就喉咙发哽，泪眼模糊。时常天黑了，我还坐在家门口的石门墩上，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哭喊“指导员！”这哭声喊出天上的星星，至今令我心绞。

这老师叫毛金弟，是我们村的人，学堂就是他家那低矮平房的堂屋。他坐在堂屋北墙棕红发亮的八仙桌上方，戴着金边眼镜，拿粗长的铜头烟筒吸烟，用尺多长、寸把宽的竹板，在桌子上拍响，宣布上课。

我们题做错了，他便叫我们站到八仙桌旁，牵我们的眼皮，摘下眼镜盯我们的眼，教我们把题看清楚。有时，我们在野外扒地里没成熟的薯和花生，或上树捉知了，忘了准时上课，他便要我们张开手掌，放在桌子上。他拿起竹板，叫我们看着。他先高高挥起竹板，“啪！”地拍响桌子，再更高挥起竹板，“嘿！”地大叫着往我们的手掌上拍，我们的心抽得极紧，而手不怎么痛。他说再不长记性，就用烟筒磕我们的头，一磕一个大包。但他从没磕过，只是有时拧痛我们的屁股。他冬天总捧着炭炉，弯腰咳嗽。有时教训我们时咳出了眼泪，手还颤抖地指着我们。

老师常带我们到巷里，或大树脚下读书。我们常抠巷子墙缝里的泥土，或看卷曲的树叶掉到小沟水面上，被风吹动，想象船在大海上航行。他叫我们拿他柴角落的稻草掐短筒，学算术。我总细看稻草的金黄发亮，闻稻草暖烘烘的香气，而忘了加减。做算术作业时，我不会做，做错了就撕一页作业本纸。见有的同学作业本做完了，父母没工夫买新的，这同学可不交作业，我便故意写错，连撕作业本纸，以致一个本子只剩几页纸。“父母的血汗，你这么糟贱？”老师让我尝了竹板的滋味，流出泪来。

老师还带我们去生产队地里扯草，我们常扑蝴蝶。队里有时给我们一顿白米饭、炒青豆辣椒。他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筷子都拿出来用。我们伏在他堂屋的课桌上吃得冒汗。他拿着瓢，转动给我们添饭加菜：“慢点吃，别被青豆噎着了。”

老师夸我《一捆教科书》背得有感情，还夸我扯草猛，坐在地上一气扯一大堆。

寿 连

我最先感到突然不见了的人，是寿连。

那时，我刚入学堂。村里的学堂，是老师家的堂屋，四壁无窗，大门低窄，亮瓦狭小、模糊，光线不足。老师常让我们到学堂边，两幢房子山墙间的走廊里读书。现在看，那山墙并不高，而且歪裂。但当时，在孩子的眼中，是笔直入云的。我们总仰看头顶的一线天。

我们读书，多是摇头晃脑，粗声大嗓的。只老见寿连瘦白着脸，睁着大而显水的眼，微动着薄的嘴唇，发出姑娘样的小声，身子不大动。

我们便去搔他的痒，摇晃他，才发觉他身上很硬，瘦得一身的骨头。于是，我们一齐摇头晃脑，粗声大嗓地嚷着：“寿连呐，干腊麂哎！”寿连先是脸红，眼光湿湿地望着我们。我们大多却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琅琅书声”中。寿连只得咬着嘴唇，低下头，盯他的书了。

我们觉得好长时间未见寿连上学，便蹦跳着去邀他。有的同学，还没到寿连的家，就大声地喊：“寿连哎，上学呵！”

寿连的祖母，坐在灶门口，颤抖着爬满蚯蚓样青筋的手，把半湿的烂草往灶里塞，眯着皱纹很深的眼，嘟着气球似的嘴，球破漏气一样响的向灶里吹风。黑烟扭成粗绳子往外冒。

她说寿连病了，躺在灶后间的房里。房间很窄，很暗。巴掌大的木格小窗，透点儿灰朦。寿连的干咳声，在弥漫的烟雾中撞响着。床边的板凳上，放着一个缺口的碗，碗里半碗水。几只肥胖的苍蝇，时而在寿连的瘦脸上伸腿，时而爬到寿连的尖鼻上理翅。我们伸手去赶，苍蝇们打个转儿，又落在他那黄稀的头发上。

寿连躺在床上，张大嘴，喘着气，低声问我们：“现在，老师讲到哪一课了？”

我们连忙掏出课本，告诉他。他的喉管拉钝锯似的响着，还努力睁大眼，盯着书。他的眼，更显大而水汪，像是盈满泪。

一天，突然听说寿连“死”了！我们的心，“嘣！嘣！”地跳，拔腿就向寿连家跑去。

只见他家人撕心裂肺地哭，昏天黑地地嚎。他的祖母揪着自己灰白的头发，在地上打滚。哭喊：“祖孙三代的命根子都断了，我还活么子？”寿连的爹，捶打着瘦得显肋骨的胸，骂自己白活个人，连儿子都养不活。

寿连屋外的墙上，那长长的一行用石灰水写的标语大字，每个字的下端，拉下无数条石灰水线，好像字们也在流泪。墙边的地上，颜色不同的补丁连成的被单，包裹着寿连，不见他的面容。我们真想看看他，但又不敢揭开被单。

后来，寿连的爹来到学堂，把寿连的凳子，扛在他那驼着的背上，连声咳嗽着离去。三只凳脚向高而白的天空，一耸一耸的；破皮带系着的一只断凳脚，向我们一划一划的。我们呆呆地站着，痛感寿连真的“死”了。再也不能见了⋯⋯

我们想到原来乱摇过寿连的瘦身子，用“书声”笑骂过他，觉得是“有过”的，便都在作业本上写下：“寿连，我错了！你莫生气！”之类的话，还注上自己的名字，再撕下这张纸，折叠好，趁下课时间，跑到野外寿连的坟前，扒开坟前干硬的土块，把这些字纸掩埋好。

我们齐齐地站在这个土堆前。白花花的阳光，把我们的黑影子投在黄土堆上。不知寿连躺在土里是个什么样子，竭力回想他的瘦白脸，大汪眼⋯⋯但再也不能清晰了！又觉得：这厚厚的土，压在寿连的身上，不闭人么？真恨不得扒开这土堆，拉寿连起来，一起玩。但分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阵寒颤，默默地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

背后传来呜呜的哭声。我们扭头一望：寿连坟旁黑瘦的树棍上，晒得卷曲、发白的丝瓜叶，在风中耷拉着，颤栗着⋯⋯

远方的朋友

老师一说“放学！”我们就把书塞进书包，拖着往家跑。新穿上的麻绳纳的硬梆梆布鞋底，在窄长小巷光溜溜的青石板上，“啪叭！啪叭！”响得很脆。

“滚远些！”突然，一声大喊吓了我们一跳。只见大妞的门边，靠着瘦长的半大小伙子，穿着单薄的裤褂，腰间的布带上，系一双破旧的凉鞋，赤着脚，骨节凸突的手，捏着满是污垢的碗，发亮的大眼，望着堂屋小方桌上，大土钵中冒白气的饭菜，呑咽口水。

大妞端着半盆洗脸水，走到门边，向门外的窖里一泼，转身时，顺手把小伙子的凉鞋，猛地一拉。小伙子细瘦的腰，随即一弯，尖声喊叫：“哎哟！”两滴大的泪珠，涌出眼眶，从他那颧骨高耸的脸上，往下滚，在朝阳的照耀下闪着光。我们不禁愣住了，睁大眼盯着他那弯曲的腰：断了？大妞红了脸，望着他。他伸手摸着腰，慢慢地转过身，低着头，一步一点地向村外走。

我们不觉跟在他后面，走出村边的土砖围墙，绕过堆着金黄稻草的稻场，来到空旷的野外。路边枯黄的杂草上，布着雪白的霜花。风像无数的蛇，从光秃秃的田地上冲过来，钻入脖子，溜进空荡的裤管袖口。

他走到一块挖过的花生地旁，下去，红肿的脚，踢着干硬的土块，低头寻找没捡净的花生。我们争先恐后跑下地，很自然地分排在他的两侧，瞪眼扫视。捡到了一把花生，就递给他。他闪亮着大眼，颤抖地摊开手掌，捧着，咧嘴笑了。我们更起劲地踢土，鼓眼搜寻。不大工夫，就把他的两个口袋塞满了。

他站直身子，长吁一口气：“好了。你们该回去吃饭上学。”

我们争抢着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沿路讨点东西。“家在哪里？怎么讨饭了？”“家在安徽，发了水灾，田地都淹了。”他拍拍鼓鼓的口袋：“多谢你们！如果今后你们这里发水灾，就到我那里去，我帮你们。”我们齐声说：“好！”目送着他沿着长长的堤坝，一步一步走进灿烂的朝霞中，每个人的眼里都盈满了泪。

我们擦着泪花往回走，发觉粉红的阳光把我们的身影拉长，扩大，投射在旷野上。大家突然发觉自己长大了，踩在田埂上的脚步特别踏实、有力，“嗵嗵”地拍着胸膛：“今后不用怕！我们有远方的朋友！”

偷 瓜

我六七岁时，非常羡慕队长、会计、保管的儿子们，夏天放了学，就把书包背到野外瓜棚去，边做作业，边吃那大个黄亮的甜瓜。那“嘎嘣！嘎嘣！”的脆响，和风吹大片瓜叶的“沙沙！”声，风翻书本纸的“哗哗！”声，伴着清甜的香气，组成绝妙的乐曲。令我觉得那耸立在广阔的绿野上，挂着飘动鼓起的白色帐子的瓜棚，是仙境。享受这仙境的，前年是队长的儿子，去年是会计的儿子，今年是保管的儿子，明年会是与村干部亲近人的儿子。我的父亲只是起早摸黑在烂泥田里滚爬，一年到头干脏活重活，挑呀驮的，哼呐嘿哟，我从没能沾过那仙境的边。

一天午后，我喝的一碗稀粥，很快变成尿了，肚子瘪得显肋骨，裤子老往下掉。我饿得呕酸水，拿一粒盐含着，不觉走向瓜地。见那纵横的爪藤间，卧着一个个滚圆的甜瓜，我的鼻孔不禁张大，快速地深呼吸。在这低窄的地埂上，走着，吸着，我不禁脚一歪，一下歪到瓜地里，飞快地弯腰伸手摘了一个甜瓜。

我正抱着瓜起身上地埂时，见与我家有矛盾的队长老婆，从瓜棚里出来。我慌忙把瓜丢在一旁，伏在地沟里。可沟太浅窄了，矮小的草和稀疏的瓜藤，藏不住我的身子。我咬着牙，浑身颤抖，身子竭力往地上贴，双手使劲向土里抠。可队长老婆张开寸把长的尖牙，晃荡凌乱的长发，翻着白眼向我冲来。我只得赶紧爬起来，跌撞着往家跑。

“贼儿！竟敢偷瓜！”尖利的腔调，像箭似刀，在空旷的乡野上横射直杀，箭箭射向我，刀刀砍向我。我拼命连连迈腿，咬牙低头，跌撞进家门，砰地闩上，躲在门角落里。队长老婆追到我家斜对门处，顿着脚叫骂：“狗东西！贼儿！饿鬼！⋯⋯”她破着嗓子，喷着唾沫，骂了一下午。我缩着身子，蹑手蹑脚，躲在阴沉冷湿的门角落，大气不敢喘，连蚊子叮也不敢拍，只得轻轻地摸，抹。

太阳落山了，队长老婆骂累了，嘶哑着喉咙走了。我感到全身心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我觉得我应该消融在黑暗里，而我的哥哥拍门，我才低头歪身，从门角落跌出来，软着手打开门。

哥哥说，老师夸我的课文背得最流畅，最有感情，叫我明天在班上领读。我才翻开书看，看着看着，不禁读起来，越读越声音洪亮。

几粒米

我与同学们小时的书包，都是娘拿块布，缝的敞口袋子，斜挂在肩头。上学放学的路中，我们都在田野捉迷藏，打土仗，土团常钻进书包。读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让我们写日记，我便实录——

今天，我整理书包，正准备把书包里的土渣到掉，发觉黄土渣中有几粒白米，我想到《几粒米的故事》：

地主向农民逼租，农民交不起，狗腿子拎走农民仅有的一小袋米。农民扑上去抢，狗腿子抡棍子打。农民断气了，手中还攥着几粒米。

我觉得劳动果实，来之不易，理出那几粒米，吹拍干净，用纸包好，放进家里的米坛。

不久，班主任廖细毛老师，站在讲台上，挥舞着手，嗓子响亮：“公社文教站，董承续站长，来我校检查，叫银鹏儿，去校办公室！”

办公室外，土墙歪裂，砖缝的泥被我们的小手指，掏扒干净，凸现的土砖让我们的鼻涕抹得光亮。办公室内，四张断腿缺角的条桌，拼成一个大长方块，堆满大大小小的日记本。董站长方正的面庞，饱满红润，笑盈盈地望着我，拍他身旁的椅子：“来，这里坐。”他俯下高大的身子，挨近我，启开厚实的嘴唇，镶了金的门牙闪着光：“这日记，写得好！我想让全公社的学生学习，把日记本带去。你肯么？”我眼眶发胀，咬着嘴唇点头。他拆下日记本的塑料封皮：“这本皮留下，你买本心套用。”

第二天早晨，廖老师从家走向学校，见我父亲到大队碎谷，他特地把我父亲叫到学校门口的操场上。朝阳正在升起，操场旁地里的油菜花正在盛开，灿烂的红霞和金花中的老师，弯着高大的身子挨近我父亲，挥着阔大的手掌，洪亮着嗓门夸我日记写得好，被公社站长看中带走了，他将奖我一个新日记本。

我父亲红紫着脸，搓着满是裂口的手：“要老师费心了！”老师爽朗地笑道：“没什么！银鹏儿不错！” 那通红的太阳圆溜溜的，粉红的霞光照遍了整个校园，整个天空都是粉红的。

卖莲蓬

那时，我们别说想糖吃，连菜粥都不够填肚子。每天只有两餐，还要早早地躺在床上，别动弹，避免菜粥很快消化，拉瘪肚子。有时肚子瘪得裤子老往下掉，便大碗地灌凉井水，撑得肚子圆圆的，发亮，一走动，就“咣咚！咣咚！”我们穷兄弟多，互相把耳朵贴在对方的肚皮上听，比谁的最响。饿得呕酸水时，我们就偷偷拿几粒结晶的盐，放一粒嘴里含着，慢慢地舔，吸，看谁含得时间最长。

这些都不济事，我们便猴子似的爬上颤悠悠的树颠，摘乌黑的桑枣。我们常整天在树上，嘴唇乌紫着。淋透雨水、蛀满虫子的桑枣，弄得我们肚肠绞痛。来不及去厕所，树上就“唏哩哗啦”，竟“哗啦”到路过的女人夹在腰间的菜筐里。“搞什么鬼？”女人慌忙闪开，仰起头，瞪着眼。我们赶快缩在密密的枝叶间，夹紧腿，一动不敢动。等女人走了，我们便滑下树，扑进荷塘，摘莲蓬。

一次，我去小镇姨娘家，见窄长的街道旁，灰土整寸厚的地上，铺着蛇皮袋，摆有拳头大的青翠莲蓬。一问，“一分钱一个。”我大为惊喜：莲蓬竟能卖钱？还一分钱一个？而铅笔三分钱一支，糖一分钱一颗，随便摘几个莲蓬，不就成了？何必老讨父母的骂？

我们蹦跳着奔向荷塘，齐声呼喊：“水里一个桩，桩上一个碗，麻雀生蛋生一碗。”

大人阻止我们下塘，说摘个莲蓬损支藕。我们便呼叫着跑向湖滩那长满野荷的港汊。碧绿的荷叶，像玩杂技人倒举着张开的伞。粉红的荷花，红透云彩。那长长的宛延的满沟荷花荷叶，在微风的吹拂下，似乎天仙抖动彩带。

我们跑到港汊，看到荷丛中的莲蓬，有的老黑了，莲籽松动着，像子弹；有的莲籽青绿地鼓凸着；有的还长着一圈嫩黄的小须。它们争着伸长脖子，向我们点头。密挤的荷秆，笔直地立在水中，长满密密麻麻尖利的小刺。水里那一段，粘着乌黑的尘垢。港水清亮亮的，我们掬起喝一口，有些麻嘴。港底平滑的细泥上，生着绿绒的螺蛳，在悠闲画地图。细长闪亮的小鱼，在清澈的水里飞快地游来游去，好像银箭在空中射过。晶莹的水珠，从荷叶上滚入水里，犹如天上的星星砸下来。瘦长腿的秧鸡，双脚在水面连连地点着跑，“叮咚！叮咚！”牵起一线洁白的水花。

我们连忙脱去裤衩，赤条条的，“扑通！扑通！”下汤圆似的跳入水中。脚刚踩入那凉软的浮泥，一个接一个冒起的气泡，从腿边擦过，痒痒的。只移动几脚，水就混浊了。

一会儿，我们就觉得腿上火辣辣地痛。一摸，肉麻麻、圆滚滚的：蚂蝗！它的两端，像钉子，牢牢地钉在腿上。我们捏着它往外拉，它的身子，如皮绳，伸缩弹动。我们咬牙“哼”地一声，拉下它，腿上的皮，圆圆的两小块不见了！鲜红的血，立即冒出，在水面漫开。成群的蚂蝗，黑云似的涌来。那牛蝗，宽皮带一样甩过来。它的一端，高高举出水面，一下一下甩近我们。我们慌忙向岸边跑，身子一挨荷秆，荷秆上的刺就把我们的皮划破一大条。

我们逃到岸上，水中的莲蓬又向我们招手。我们便从家里，拿来厚厚的长裤褂穿上，褂子下摆塞入裤腰，用巴根草系紧裤管口，坦然地踏入水中。水深处，快淹没头了，我们连忙把蛇皮袋，放在水里浸湿，再吹足气，系紧袋口，像气艇，我们把拉着，很快浮起，游到浅处。而手还是常被蚂蝗和水蛆叮咬。那水蛆像小虾，白色的，它的尖嘴一沾我们的身，立即弹一下，我们就火辣辣地痛，抹都抹不掉，不由得咧开缺牙的嘴，吸冷气。

我们顾不得多想，抢着摘下一个个老黑、青绿的莲蓬，放进蛇皮袋。有的莲蓬离我们很远，够不着，我们便就近扯起一根荷秆，伸过去拨，拉。有的莲蓬就在手边，而我们的视线，被眼前的荷叶挡住了。旁边的人看到，就大叫着告诉我们。说笑中，袋子就结实地鼓起，浮在水面上，我们伏在袋子上，推着向岸边游。想着这些莲蓬，将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一分又一分的钱，再变成铅笔、本子、糖⋯⋯我们便笑眯了眼。爬上岸，觉脚颈（小腿下部靠近脚的那一圈）痛，扒开裤管一看，缠绞着大圈黑呼呼的皮绳──都是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蚂蝗！

听说县城里人多，比小镇的生意好，我和伙伴冼芜便去县城。这是我们第一次上县城，仰头看公路两旁的杨树，觉得特别高大；侧耳听树上的蝉声，也觉非常响亮，此起彼伏。我们光着的头，被太阳晒得冒汗；赤着的小脚板，在尖利滚烫的沙石上，一蹦一跳的。二十多里的路，我们还是觉得眨眼间就到了。

进街时，我们更吃惊街道两旁的大树，参天耸立，伸向路中间的浓密树叶，交接成拱形的绿色长洞，越远越小，而无尽头。我们进入其中，觉得浑身凉爽，额头的汗，不觉干了。这里的蝉声，特别悠长，回声不绝。

路过国营食堂，我们不禁撮鼻吸溜，咂着嘴：那肉香、饭菜香味，太浓烈了。付食商店门口，也飘荡着清甜的糖果味儿。

一些长得又白又胖的小孩，在这乌黑的柏油街道上，拖着一条黄色的长龙，沙沙地响。原来，小孩手中捏着铁丝，铁丝的一端系着细长的麻绳，沿街道捡那扇子似的发黄的梧桐树叶，穿在这绳子上，一路拖回家。炉膛的火，便狗舌头似的，欢快地舔着漆黑的锅底了。

我们在街道旁选一处空地，铺开蛇皮袋，摆出莲蓬，蹲在边上，望着来往的行人。好一晌，没人望一眼。我们商量：是不是别人没注意？应该叫喊？而我们从没卖过东西，不好意思开口，便商定先长吸一口气，再齐声喊：“莲蓬！”

还是没吸引大人的眼光，却招来一个拖着梧桐树叶的小孩。他凑近莲蓬，抢了一个就跑。他屁股后拖着的粗长黄龙，扭动着，飞舞着，搅起一路灰尘。

我准备去追，冼芜立即拉住我：这城里大街小巷特别多，四通八达。如果那孩子把手指插在嘴里一吹，各条路上的孩子，都会蜂拥而来，我们便跑不掉了。

那小孩抢一个莲蓬跑后，我们怕他又邀人来抢，想回去，却一个都没卖掉。于是，我们换个地方，提心吊胆地蹲在一旁。

蹲长了时间，我们便膝盖发酸，脚颈发热。一摸脚颈，有些凸起的小巴巴，红红的，痒痒的，不觉搔几下。这一搔动了，更痒得难受，不禁抠起来。抠轻了，不止痒；抠重了，皮破血出，又疼得慌忙用手按住，用纸贴上。一个路过的老人见了，叫我去医院买点紫药水：“只要两毛钱。”我说：“没什么！”

老人停住脚：“你们卖莲蓬？我的孙子还要我抱！”他掏出一枚五分的硬币，价都没问，塞给我们。我们连忙颤颤抖抖地选了八个最大的莲蓬递给他。他放下三个：“太多了！我知道，一分钱一个。”笑着点头走了。我们想说谢谢他，但开不了口，低着头，红着脸，捏着那五分硬币，大半天，手还在抖。幸喜后来又卖出了六个。

看到太阳偏西了，才想起我们只早上出家门时，匆匆地喝了半碗粥。顿时，我们觉得又饿又渴，便把没卖掉的莲蓬装入蛇皮袋。还有大半袋莲蓬，我们轮流背着，很爽快地去百货大楼，花六分钱，买了两支铅笔，一人一支。我们再进厕所，不用掏钱，扭开自来水龙头，“咕咚”地灌一气。最后，我们到国营食堂，用那五分硬币，买一个热气腾腾甜香扑鼻的大白馍。再想吃糖，却没钱了。

一路上，我们一点一点地撮着馍吃，把这饰有竹叶、熊猫图案的铅笔，抛向空中，又准确地接住，说着笑着往回走。又圆又红的太阳，坐在西边山凹。我们的脸庞上，也爬着两个小小的太阳。

弟妹们早在村边踮脚伸颈，叽叽喳喳，一见我们，就欢呼着奔来。我们已留着大半个白馍，任他们分抢。我和冼芜商议：下个星期天，早点去县城，分两处卖⋯⋯还没商议好，我们就觉得脚颈发酸，发胀，发痒，发痛⋯⋯不禁坐在潮湿的地上，伸出手，晃动着，不知该搔？该揉？还是该抠？该摸？⋯⋯

我们再次下水，蚂蝗更能轻巧地叮吸脚颈的破皮烂肉，甚至一沾上，就钻进肉里。

此后，整个夏天，我们脚颈的破烂处像泉眼，又粘又糊的白水，一直在汩汩地流。绿头苍蝇们，老是致以挥之不去的问候。我们坐在自家门口的青石板上，对又痒又痛的脚颈，弯着腰，咬着牙，时抠，时摸。对劲头十足的苍蝇，只能无力地动动手。

秋风吹来，火燥的脚颈，才感到凉意，红巴巴呈灰黑色，蔫了。

天上飘雪花时，脚颈的破皮才长拢，可以穿上袜子。

第二年夏天，随着太阳的燥热，我们的脚颈，又春枝似的发苞，粥煮开了一样鼓泡。又圆又亮，轻轻一抠，就像掘开了井，不断往外涌白糊的水。我们又坐在自家门口的青石板上，低着头，又摸，又抠，又挥手，忙得专心致志，额头冒汗，不已乐乎。

大人说我们如果治脚颈，卖莲蓬的钱，还不够药费。但我们对莲蓬换来的铅笔、作业本和白馍，乐陶陶的。再也不随便撕下作业本纸，折飞机了。摸着巴痕累累、凸凹不平的脚颈，到莲蓬出世时，我们还是不禁纵身扑进荷港。

钓 鱼

看到退休老工人，坐在塘边的树荫下，拿着长长柔韧的钓杆，不时提起一条鼓腮弹跳的大鱼，我们便也忙乎起来：找出母亲纳底的针，放在煤油灯上烧软，拿剪子剪出倒挂须，用钳子弯成钩，穿上母亲纳鞋底的麻绳，系在竹杆上。还在绳上系着小高梁秆，做浮标。再去翻动墙脚边的砖头石块，捉着吐土的蚯蚓，放进用完了墨水的空瓶里，跑向水塘港汊。

把蚯蚓掐成段，套在钩上，甩入水里，一双明亮乌黑的眼，便盯着那水面的浮标了。一见浮标动了，我们连忙提起钓杆，钩上的蚯蚓还是好好的。再放下钩，让浮标多点几下头，缓缓地提起钩，钩上却光光的。有时，浮标老是轻轻地动，提起来蚯蚓还在，多次挥动钓杆，才甩起一个尖嘴的虾来。有时钩上是一个小而弯的鱼嘴唇软骨。有时浮标突然钻入水里，提钓杆时，觉得很沉，钓线直直的，溅着水珠，拉到岸边，搅起浑浊的浪花，撞塌岸边带草的泥团，好不容易把一长条白亮的影子，甩到岸上的草丛中，全身心地扑上去，按住头撞尾甩的大鱼，我们的心，好长时间还在：“嘣！嘣嘣！”

常常是一整天，我们光着头，站在太阳下，还不觉得晒。盯着随波起伏的浮标，我们的脑子里，好像看见水里的鱼儿窃窃私语，脚鱼钻进泥里睡觉，乌龟爬到岸上晒壳……太阳落山时，踩着西斜夕阳余晖的脚，似乎有些酸。夜里睡了一觉，第二又有劲了。下个星期天，又兴匆匆地捏着钓杆，跑向水塘港汊，盯着水面的浮标，想着鱼儿们，忘了太阳的升高，落下。

后见那退休工人，把吃不完的鱼，提到街上去卖，而我们常饿肚子，还遭父母的打骂，便想自己今后如能靠钓鱼卖钱，买饭吃，买衣穿就好。但自己得上学，后来的鱼塘港汊，都被人承包，无处下钩。这个生意，我终只是想想而已。

搓草绳

每年春天，我们家乡，连续好多天，大雨盆泼，秧苗就在一片白汪中伸头呼救了。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咚！咚！咚！”也只能把水挤到窄小的港里，排不进长江。长江里的水位，比我们的屋基还高。于是这些小港常破坝。大家只得用草袋灌些土来堵塞。这就需要草绳。供销社收购。

我的母亲便提一大捆稻草，放到堂屋的地上，摊开，喷上一些水，稻草就柔软些，不太刺手了；搓出的绳子，斤两也多些。而我们的手，还是很快就搓红了，发热，发烫，皮破血出。血搓进草绳，还能见纵横发白的小血管。戴上手套又不利索。母亲有时也想搞点投机，马虎一段粗粗的，卷在大团内。

而供销社的人更精：叫我们自己拆开，或干脆除秤。除得我们倒吸冷气。这生意，不用说是不划算的。父亲说，稻草本身就值钱。卖草绳的钱，只给我买了几个作业本子。

满塘的鱼

村后的塘，白茫茫一大片，都只齐腰深。密密麻麻的鱼嘴，伸出水面，咂吧着，满耳尽是“吧嗒”声。我盯着水面咂动的鱼嘴，弯着腰，轻轻地把手从水里伸过去，慢慢向鱼靠近。往日一般快靠近时，鱼就沉没了，而现在信手一捞，就是一条老实的大鱼。鱼身子长而圆实。想到菜碗中松黄喷香的大块鱼肉，恨不得生的也咬它一口！我抓了一条又一条，可身边还是浮满大鱼，总也捉不尽。

我赶紧搂几条，放到岸上，叫小弟看好。我正准备再跳下水时，感到颈上火辣辣地痛，一摸，肉麻麻圆滚滚的皮绳缠在颈上，使劲扒拉下，是条大蚂蝗！它的嘴像大筛子，白而圆，布满小孔，正在吸动着。我皮肉一紧，顿时觉得耳根、腋下和裆下，都在剧烈作痛。

我嘣地跳起来，才明白自己站在床上，几兄弟横七竖八躺在透湿的床上打鼾，肚子像瘪气的皮袋，一上一下鼓动着，肋骨分明地凸现着。我浑身上下，燥热奇痒：苍白瘦瘪的皮肤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红巴巴。一群苍蝇似的蚊子，在迷漫的尿气中嗡嗡乱飞。

我顺手一抓，就是一大把蚊子。每个蚊子的肚子，圆鼓鼓的。我咬牙切齿：“娘的！”使劲一捏，响起一片“叭叭”声。

割荷包

我九岁时的一天，觉得胯下一阵一阵发痛。母亲问是不是玩时摔了，我不清楚。父亲给我抹几下，抠几下。我甩甩腿，感到轻松些。

而第二天，我胯下的筋，痛得一拽一拽的，似乎短了一截。父亲请来大队赤脚医生、祖父的老朋友世岭爷，把画着红漆“十”字的黑木箱，“啪！”地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母亲连忙把鸡蛋煎得松黄，堆在一大碗面上，端到八仙桌的正上方。祖父捧来乌黑发亮的细颈瓷酒壶，微笑着说，没啥吃的，酒多喝一盅。世岭爷大口嚼吞着鸡蛋，点着筷子，笑眯眯地说我母亲做菜的手艺不错。吃完，他又给我抠抠，揉揉，弄得我麻木了。

第三天，我觉得屁股也隐隐作痛。世岭爷又背来木箱，母亲又是一大碗面卧蛋，祖父又捧来酒。世岭爷说可能得开刀，先看看血变色没有。他叫我脱下裤子，伏在床上。他“叭！”地掀开箱盖，夹出银光闪亮的针，上在粗长的针筒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破裂的长指甲，在我屁股上的一处，按一按，像刀在划：“痛不痛？”我偏头紧盯那对着我屁股的锐利针尖，赶忙说：“不痛！”他换个地方按一按：“痛不痛？”我颤抖着：“不痛。”再得到几个这样的回答，他睁大眼睛：“怎么不痛了？”站在一旁的父亲看着我：“是怕开刀吧？”

世岭爷从中山装左上方的小荷包里，抽出一根粗大的钢笔，扭下笔帽，把笔放在耳朵上夹着，捏着针，在我屁股上扎下去：“痛不痛？”我咬起牙：“不痛。”他拉动把柄，随后拔出针头，把玻璃针筒中的一点血，凑到眼镜底下看一看，挤到地上，再在屁股上换个地方扎下针：“痛不痛？”我双手紧紧抓着被单：“不痛。”他又抽出一点血，看看，挤掉，扎针。我这边屁股都被扎遍了，布满红肿的针眼，如马蜂窝。世岭爷望着这马蜂窝，再瞪着地上一滩淋漓的鲜血，搔着灰白的头发，发黄的大门牙咬着下唇，呆了一会儿，从耳朵上取下钢笔，在我屁股靠近腰的地方，画出了凉凉的黑“X”。

世岭爷抹一抹额头细密的汗珠，长吁一口气，收拾好东西，关上箱盖：“明天再来。”我的心悬挂着，曲着身子，躲在被子里，一只手擦那“X”，一只手按胯下，鼓着眼到天亮。

白花花的阳光，从敞开的大门斜射进房里，照见细密的灰尘颗粒飞舞，俨然放电影。世岭爷弯腰背着黑箱从银幕上闪过，我仿佛看恐怖片子，浑身打颤。世岭爷拿出雪亮的尖刀，在灰不溜秋的破布上擦了擦，又送到沾着浑浊水珠的花胡子中间，吹一吹，比划着，对并立在床前的祖父、父亲和大哥扫一眼：“捉紧呵，不能松手！”

父亲、大哥和祖父，捉脚的捉脚，捉手的捉手，搂头的搂头，齐齐把我按在床上。我拚命挣扎，嘶喊。只听“嘶！”地一声，屁股就火烧一样地疼，一股热流奔涌出来。大哥小声说：“这血没变色呀……”世岭爷横了大哥一眼。祖父搂着我的头，柔声说：“好啦！别动！敷上药就好啦！”世岭爷捏着尖嘴钳，从瓶里夹出浸得黄湿的药棉，一点一点往刀口里塞。拿大块白纱布盖在上面，再粘胶布条：“好啦！”

我感到火在屁股上烧，铁棍一下一下向刀口里戳，尖刀一下一下在屁股内绞，不禁张大嘴，连声叫唤。吞了世岭爷给的蚕豆大、印着“去痛片”的白圆药，还痛得浑身冒汗。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贴在身上。世岭爷从箱内拿出一粒小圆药，我吞后，感到迷迷糊糊的，浑身麻软，手脚恍若不是自己的，想动，动不了，听到人说话，不知话的意思。“这样会死吧？”我赶紧呼喊，但嘴张不开。我竭力睁着眼，无声地喊着：“别死！别死！⋯⋯”等我慢慢感到能动，我的心轻松了，随即感到屁股一绞一绞地痛。

隔一天，世岭爷就来给我屁股的刀口换一次药。不几天，母亲就说我瘦了。大哥抱我到门口晒太阳时，他胸前的扣子，硌出了我的眼泪。不太久，刀口愈合了。

可第二年夏天，我又觉得胯下痛，接着屁股痛。世岭爷说，还得开刀。上次的刀口，开得太高。好比荷包里装的东西，上次的一刀，是割破了荷包口，荷包口的脓流出来了。这次只有在荷包底来一刀，才能彻底放尽脓。于是，世岭爷又说：“捉紧呵，不能松手！”几个人又把我按在床上，世岭爷在我屁股靠近大腿的地方，“嘶！”了一刀。

这次活脱刺破了荷包底，粘稠的绿脓紫血，从刀口里源源不断地往外流，就如细长的花皮蛇从洞里往外爬。随后，我常觉得刀口处刺得生痛，伸手一摸，尖利刺手，慢慢地拈出：是白生生的鱼刺样的东西！

我身上怎么出鱼刺？祖父、父母和大哥都瞪圆眼盯着这鱼刺。世岭爷捻着它，半闭着眼笑道：“这次真是捅破了荷包底，连荷包底的渣子都漏出来了！这次一定好个彻底！”可是不几天，与这屁股同边的手也发痛，脚也发痛。很快像吹气球，手腕关节处的皮鼓起一个大包，膝盖也鼓起大包。世岭爷拿来尖刀一一刺开，绿脓紫血又蛇似的往外奔，都附送鱼刺。世岭爷睁着眼睛，咬着嘴唇。接着，荷包口处早长拢了的刀口，竟也鼓起来了。世岭爷皱着眉头，又拿尖刀刺开，放出脓、鱼刺。

再令世岭爷皱眉的是，刀口处的肉，常常长拢，近乎顽皮小孩嘬着的小嘴。脓、鱼刺在皮肉内吵闹，就是出不来。世岭爷拿起剪刀，“咔嚓！”一下。不等我咧嘴吸冷气，一个红嫩的小肉环，已在地上滚动。几只瘦瘪的鸡，伸长脖子，连连飞快地划动着瘦长的腿，追抢啄食，搅起满屋灰尘，从门窗漫向外面的世界。刀口旁、刀口里，火辣辣的，红的绿的两条蛇，争先恐后顺着我的腿往下冲。

脓血不断，天天得换药。不能老麻烦世岭爷往我家跑，母亲也没法天天端出一大碗面卧蛋，我便去世岭爷家。我屁股刀口的嫩肉，鸡屁眼似的翻着，走一步，裤子就在红嫩的肉上磨擦一下，钻心地痛。我只得把挨近刀口处的裤布拉开，脚几寸几寸往世岭爷家挪。

我换了药回去，对父母说，世岭爷在他家与在我家的样子不同，脸板着，牙咬着。父母便叫我再换药时，带一包一角五分钱的“大公鸡”香烟去。世岭爷的脸皮松动了些。

不久，世岭爷换药时，不看我屁股上的纱布，有的粘结在刀口上，而用铁钳夹着纱布猛地一拉，拉下一团肉。塞药棉时，一两下就戳进去了。我咧着嘴吸冷气，简直再挨了刀。父母叫我带两角钱的“圆球”烟去。世岭爷的手轻柔了些。

几天后，我又感到铁钳的冰冷“铁”硬了。我想：这回得三角二的“游泳”烟了。但父母每次给烟的手总在颤抖。我只得扭过头去，闭眼咬牙。后来努力睁开眼，望门外树上虫蛀了的青叶飘落，看屋里鸡公赶鸡婆。

这脓把裤布沾染浸透，夏天的太阳，又把裤子上、我腿上，脓流过的地方的两边，晒硬、结壳，形成两条堤岸。两岸间的脓，河水一样起皱奔涌。

苍蝇总在我身边飞舞，我走到哪里，它们就追踪、围绕到哪里。老鼠也忙坏了。母亲把我的裤子搭在竹篙上，第二天早上，裤子就不见了。母亲在门角落或床底下的老鼠洞口，拉出已经破烂的裤子，洗净补好。我穿过后，母亲再洗了套在竹篙上，第二天清早一看，那几个补丁，又不见了。

这脓，从夏天流到冬天，从冬天又流到夏天，一直没干。好不容易，刀口合拢了。可再到夏天，又鸡屁眼似的鼓起来。这次世岭爷拉下苍白的脸，闭上多皱的眼皮，摊开瘦长的双手，喉头滚动着痰：“我行医四十多年，从没见这么烦难的。我拿不下来，别人更没法。只有去省城大医院。”而父亲东挪西借，仅弄到一点钱，只得送我去镇卫生所。

“再来晚些，孩子就残废了！”一位五十多岁胖胖的女医师，姓陶，灼亮的眼光射过圆圆的眼镜片：“鱼刺样的东西，是骨头烂成的渣！孩子患的是骨髓炎，开始一发痛，就打青霉素，便把炎症治消了，根本不用开刀。今后还会发痛，还得赶紧打青霉素。”

很快，陶医师就把我的骨髓炎治好了。摸着屁股上三个深深的、薄皮贴在凹陷骨头上的洞，想到世岭爷说的“割荷包”，我不禁打寒颤！

吴老师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叫吴柳云。他一直教到我们初二。吴老师是城郊的人，离我们校二十里路。听说他是公历老师，因成份高，才下放到我们乡下来的。每两个星期，他便回家背点米菜什么的来校。他一般不多话，什么课都能带。

大队批判地主李升发，叫他把李升发过去怎么剥削劳动人民，如今怎么放鸡猪糟踏生产队的稻谷，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等罪行，画出来。我见他擎着毛笔蘸墨汁在白纸上画出好多画，用麻绳牵着挂一大排，让大家观看。画上一个蜘蛛网很大，是过去我们穷人家破房子上的。

学校开门办学，破除迷信，挖坟。有的同学捏着没烂完的棺材板边走边敲打，或拿骨头向天上抛，有的同学一放学，就去猪场向猪嘴拉尿猪喝。吴老师教我们别乱搞，力争长大成为有用的人材。

吴老师给我作业本封面题名字时，把我的名字写成：毛银鹏。因为我大哥发大水时生在山棚里，而父母想富裕，便叫他金棚。后觉朋友的朋字好些，并且那山棚也是祖父的朋友帮忙搭在朋友家附近，便改为金朋。随后生我就叫银朋。我一见“鹏”字，就觉有气派，老师的字也写得特别雄壮有力，像钢铁铸造的。但我不明白“鹏”字的意思，有时还不免习惯性地写“朋”字。到我高中毕业，决定学高尔基，当一名伟大的作家，这才明白地确定了用“鹏”字，以至一直用下来。现今，我才醒悟吴老师对我寄予的厚望。

每次出墙报批林批孔，评《水浒》，吴老师总把我的作文贴到墙点。好多句子是吴老师教我们的，比如我们文章的结尾老用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当时并不真懂这些话的意义。吴老师每节课讲一个《水浒》中的故事，我们都睁圆眼睛，盯着吴老师，竖起耳朵听，觉得精彩极了，课后我们还争着复述。吴老师还给我们看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文章：“风中的雪，瓦上的霜，反革命小丑命不长。王张江姚搞复辟，一枕梦黄梁。”

记得一天寂静的午后，突然听说“毛主席死了！”我大吃一惊，更惊奇：“毛主席也会死？”不是说“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么？我原与小伙伴们在村旁池塘边吹：听说我四舅当兵时，毛主席来我外婆家吃席。因他太高，进不了门，便把八仙桌抬到家门口吃。我还比划着：如果毛主席站在这池塘岸上，向塘里一倒，他掉不倒塘里去，因为他太长，头在塘对岸扛着的。小伙伴们都眼睛发亮地咂嘴：“对！是！”

随后每天一大早，大家站在操场上，低头向镶着黑边的毛主席相默哀三分钟，连续好几天。我们同学站长了时间，便扭头瞄别人。我见有人低头咬着嘴唇，脸上的肌肉扭曲，一脸的苦相，样子很滑稽，不禁失笑，并笑出声。而大家还是照旧默哀不动，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可怕，立即咬住嘴唇不作声，担心吴老师整我，甚至判我为“现行反革命”。因为有人把《毛泽东选集》撕了擦屁股，就被抓坐牢。而吴老师只叫我“今后注意！”

我们读初二时夜里上自习，时常肚子饿，有的老师同学便去学校菜园扯些白菜萝卜来煮着吃，没有油，只放点盐，大家蹲着围成圈，也吃得很香甜，吧叭吧叭地响。吴老师主动把他从家里带来的菜拿出来给我们咽。学校菜园一般是吴老师做，他常在课余滴粪，泼水，扯草。

那时课本缺乏，好多人没课本。吴老师便借一本来，教我们抄。他还把报纸上写得好的文章读给我们听。一次，吴老师扬着报纸说：“这篇文章是我们校新来的喻老师写的。”我非常惊喜：“原来报纸上的铅字文章，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能写！”吴老师常和喻老师说我的作文写得好。

大队评模范老师，我代表同学们参加投票。校长提前把我叫到旁边，让我投他的票。而会场上，我投了吴老师的票。校长的脸耷拉下来。我母亲向他说了几次好话：孩子不懂事，你别计较。

大 哥

大哥病故时，我十一岁。两个部队的干部，把军帽挂在我家土砖墙的钉子上，不多言语，开口不外是劝我父母保重身体。

大叔等一群年轻人，抬着桌板厚实、四脚粗大的八仙桌，放到村前古老的大枫树下，把漆黑闪光的小方盒，摆在桌子正中。盒子正面安着玻璃，嵌着哥哥那英武端庄的照片。我们左瞧瞧，右摸摸，不觉弄开了盒盖。瞅见盒内是系紧了口的黑色丝绸小袋，颤抖着手赶紧盖好。

父亲在人前咬着牙，没流泪，还特地帮生产队粉了仓库的水泥门框。大队书记说他坚强。但他每次洗脸，毛巾上都沾着不少头发。不久，人们看到他的头顶发亮，秃了。

母亲一直号啕大哭，常提一篮纸钱，哭到大枫树下，捡起枯枝，在大哥坟前的地上对坟划插箕口，把一沓又一沓大印纸钱就插箕口内点燃，用枯枝拨动着。纸钱都化成灰，被风吹净了，母亲还坐在坟前，哭诉着。母亲说大哥出生三天就破坝，全家上山搭棚，她搂着大哥，坐在遍处漏雨刮风的破棚里打颤。

母亲责怪父亲不管事。曾祖母出殡时，别人把两岁的大哥抱在棺盖上坐着，哄抬出门，惊吓了大哥，沾了阴气。父亲有时申辩，这是“孝子坐棺”，“抬我状元出门”，图吉利。但父亲终究低头不语：一棵茁壮的大树，毕竟被一炸猛雷轰了，天塌了下来。

母亲还时常数落父亲无能，脾气坏，六七岁的大哥每天放学后，放下书包，还得捡一大篼猪粪，才能吃饭。

大哥在五里庙上小学六年级时，学校常不上课，而开批斗会。每次他说：“娘，今天学校开会。”母亲说：“儿啊，斗老师是有过的，我们不能干。今天你别去。”大哥便跟母亲割谷。小小的手，总向母亲这边伸得长长的，帮母亲多割几株稻。

扯早稻秧的时节，天还很冷。清晨赤脚下田，干惯了农活的大人都感觉泥水冰冷刺骨，咧开嘴倒吸冷气。还是嫩伢的大哥，便穿上高统靴。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扯秧的凳子，向九岁的大哥腰间砸去。大哥“哎哟”一声，倒在水田里。从此落了恙，变天下雨，他的腰就发疼。母亲常责骂父亲，不让他再碰我们一根指头。

大队学毛选比赛，大哥总得第一。他往往半夜还亮着灯，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

一次开会，与我家有矛盾的队长，故意从大哥扯的秧中找出几个，提到稻场中间一丢：“大家看看，草都夹在里面，一个大泥团。这也是个种庄稼的干的？”母亲埋怨父亲不申辩：大哥当时还只十四岁，也只是扯秧边时，马虎了一点。而从此后，大哥不管干什么，都不声不响地干好。大家谈他，都禁不住咂嘴。

大哥十八岁参军。人们惊奇：泥里水里，起早摸黑地干，餐餐清菜粥，竟能养出一米七的个头，一百三十八斤，长得有红有白！接兵的首长，拍着大哥的肩头：这小伙子不用考。

大哥在部队喜欢看《雷锋日记》，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寄回的信，常不能到达父母的手上。父亲问队长，队长说：“不知道。”后來，通过舅舅转，才收到。而大哥还劝父母别与队长计较。

中午休息，别人睡两个小时，大哥只睡半个小时就起床，悄悄地把那营房边山野的竹子，劈成篾，编出大菜筐。司务长问他：“你是篾匠？”“没学过。在老家时，也是自己弄着玩儿。”大哥还用剩竹枝扎大扫帚，把营地的条条道儿，扫得干干净净。

领导很爱他，叫他带着大伙儿跑步练操，准备培养他入党。

大哥入伍的第二年，领导就决定叫他七一建党节宣誓。可他四月份就病了，五月份就去了。

他开始是头突然发疼。领导送他到巢湖军医院。母亲去医院时，他起了床，说不久就会好的。抹澡时，还拍着背叫母亲看：“都长得厚实了。”没料到，不久又躺倒，去了。

临去时，他还挣扎着，抓紧母亲的手：“实在想争气！”气断了，眼还睁着。母亲用裂满口的手掌，抹了又抹：“我一定教弟弟们学你争气，有出息！”大哥的眼才闭上。

母亲奇怪：部队这好的条件，天天大白馍、白米饭、大鱼大肉，大哥总是笑眯眯的，常唱歌，竟故去了！

母亲刚去部队时，大哥没见大嫂，便问母亲：“凤呢？”“慌忙得很，没带她来。”大哥没说什么，把头偏向床里，抹泪。

大哥十七岁与大嫂定亲，逢时遇节，就接大嫂来玩几天。他在大嫂家，见水缸空的，就满上;遇地没翻，便拿锹。大嫂在我家，大哥总把洗脸水倒好，还连连往大嫂碗里夹菜。大嫂回去时，大哥总要送她很远。一路上，他俩不远不近相跟着，相敬如宾。

大哥病故后，大嫂常来我家，搂着母亲，哭肿了眼，哑了嗓。后见她来一回，母亲就得多哭一回，便没再老来。但四十多年过去了，她现在已是兒孙满堂，见了我那当时给她做媒的姑妈，还是一口一声：“姑妈！”叫进肉里。

部队领导本来说，我家可派一人顶大哥的班。但我当时太小，我的头上，又是姐姐。

大队每年给我家一些工分。母亲不时五十、一百的买鸡蛋，或提一包米，换回当干部舅舅的补脑汁，给我吃。我没学费，民兵连长叫我父亲把那病故军人证书，拿到县民政局，看能否有点帮助。

民政局每年给我父母一些补贴，开始是父母每人每月两块，后来是五块、八块，现已加到一千多块。细想来，我们这些兄弟还有些脸红。

我的写东西，开始还是从大哥的信里学的。他每次回信，父母总叫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还仿他信的样子给他写信。见他受了什么奖励，我也向他汇报我学习的长进。就是我们弟兄几个，现在混得可以，村里有些人说是大哥的坟葬得好，占了风水。

多年来，母亲坐在大哥的坟前，总免不了唠念：“保佑几个弟弟。”母亲多次梦见大哥升了什么干部，显得很忙的样子。匆匆地来，一晃就走了。

余老师

我读初二时，班上来了一位老师：头颅硕大，前额很宽，粗黑的短发，根根刺向天，中等偏下的身材，很壮实、笔挺，好像一段生长着的粗树干。他说：“我姓余，名诗。同学们可叫我余诗，或⋯⋯”边说边拿粉笔在黑板上写着：“余师”。“‘诗’和‘师’，念法都一样，叫的都是我，同学们随便叫。”

他微笑着，我们也微笑着，甚至笑出了声。他拿出崭新的化学书，照着念起来。念长了，有的同学便做小动作。他瞪了那同学一眼，再读。

不几天，语文老师拿来一张《黄冈报》，站在讲台上念：“《人勤春来早》──春寒料峭，塘里还结着冰，乡亲们一大早就为生产队挑塘泥育秧。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卷着裤管，肩挑手提，比起赛来干。扁担的‘吱吜’声，大家的谈笑声，汇成一片，热火朝天，好一派大干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景象⋯⋯”语文老师扬着报纸说：“这是我们的化学老师写的，你们看，这里有署名：余诗。”

我们从没听过报纸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更没见过报纸上有我们认识的人写的文章。再见余师时，我觉得他似乎是一座墩实的山。当批评同学们不认真听讲时，他笔直地站在讲台上，向上伸着手，说我的作文写得很不错，在坐的这么多，今后最有出息的是我。我立即热血沸腾，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几乎是顶天立地的巨人。

余老师再来上课，又翻开书本照念。同学们便东倒西歪，嘁嘁喳喳。我想着余老师发表的文章，端端正正地坐着，盯着他。看他那宽阔而红润发亮的额头，直立的短发，笔挺着偏矮而壮实身子，一举一动都显得特别带劲，很像鲁迅。

余老师突然闭口不念，瞪着大家，等教室里的嘁喳声都停息了，他才开口：“别看这里坐这么多人，今后最有出息的，是毛银鹏！”他还背了我作文中的四句顺口溜。

下了课，喻老师常到学校前排的知青宿舍，与那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谈天。我时常去，站在一旁听他们谈。

不多久，余师进厂了。听说是因为余师的文章写得好，还在报上歌颂了住队干部的工作负责，住队干部便弄了个指标，推荐他吃起商品粮来。

枣 儿

枣儿是我邻村的，小时我们常在一块儿玩。读初二时，我们不在一个班。因为课本缺少，相互借用，同学开玩笑，我们便不好意思，见面回避着眼神。而在课堂上，我有时听不进老师讲的话，脑中却闪现着她的影子。不知她的作业是否做得来？如果做不来，我该告诉她。不知她有没有钱买作业本？如果没有，我这里积攒的有大把硬帀。

于是，她的弟弟成了我们的传递员。信是用作业本纸写的。信上的称呼先是“枣儿”，后来增为“我的最亲爱的人枣儿”，意为“我的爱人”。帮母亲在灶房烧火时，我望着灶旁并列摆在一块儿的油罐盐罐，便在作业本上写下：“但愿我们像油罐和盐罐一样，永不分离。”再撕下来，传递过去。

放学后，我常走过那条通向她垸的长长的林阴道，向她住的屋望，看她在干什么。有一次，我透过她屋外菜园边浓绿的树叶缝隙，见她脸上生了疖子，半边脸肿得高高鼓起，红紫放光，我似乎痛得牙齿打寒颤。摸着自己的脸，想把那疖子移过来就好。后来，我额头生了疖子，总回避着，不让她看见我变了样，心中为她没有疖子而庆幸。

我见一对年轻夫妻，牵着胖儿子，并排走在这林阴道上。夫妻不时低下头来与在中间走的儿子嘻笑。笑声中，这娇儿拉着父母的手，缩着脚，荡起秋千来。我立即把他们想成我和枣儿，还有我们的胖儿子。我似乎看见我们的笑脸上，洒满阳光，更加灿烂；我好像听见我们的笑声，伴着鸟唱，更加悦耳。

我给枣儿一封信，她马上回一封，不久我们就各有十多封了。她的每一封信，我总要看好多遍。突然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同学们都望着我笑：“油罐盐罐，永不分离！”我赶紧低下头，走到自已的座位，翻开书遮住脸。

同学们交头接耳地传开了：银儿在“谈恋爱！”这“恋爱”，似乎是最没出息、最不光彩的勾当，简直就是耍流氓！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并知道，有的同学因此被学校开除。

下课后，我问伙伴小宝。他笑着说，昨天枣儿在塘边洗完衣裳走后，乡邻发现塘岸上有纸，捡起一看，是我写的信。我按着蹦跳的心，觉得她太大意了。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写信。

不久，各大队初中合并，初三到公社去读。一考试，我差七分，而有的同学故意说我差二十七分。父亲骂我不好好读书，把两端上着铁刺的扁拐，往我面前的地上一插：“挑稻！”

生过三年骨髓炎的我，站在田埂上，只觉得天地间到处是火辣辣的，白晃晃的，我连眼都睁不开，头皮发紧，浑身冒汗。汗水一掉到白亮的地上，就被“嗞！”地吸干了。天，好像是一口烧红了的大铁锅，倒扣在地球上。我是这锅中渺小的一棵嫩豆芽菜。我瞥见一位白发乡邻，拄根拐棍，挑着一担稻，掉下尺多长伸缩闪亮的涎水，拖着废车外胎改成的硬梆梆的凉鞋，一跌一撞的。裤屁股上的一块破布片，一走一扇的。我似乎觉得我老了就是这个样子⋯⋯我快要闭过气去！

回到家里，我爬到热烘烘的、木板稀薄的楼上，翻出枣儿的那叠信，咬牙切齿：“女人害人！”一把火烧了。

后来，父母去求我那当干部的姑爷。学校也说我哥哥在部队病故，可以照顾，才迟迟地发给我入学通知书。而同学们看过后，又交头接耳：“假的，没编号！”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枣儿又与我同校不同班。老师把我放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坐。我总是低着头，不吭声。下课也在座位上看书，晚自习后还要学一晌，放学回家也是一个人匆匆地走。

一次，我发觉路上有张相片，捡起来一看，竟是枣儿在笑出两个又大又深的漩涡。我觉得这漩涡正吸着我的手，把我往里拉，一股冷气通过手指，直钻心窝。我赶紧丢下照片，快步走开。

我原来最爱说话，最爱笑，老师和同学都叫我“喜雀儿”。而现在，连我自己都吃惊，我竟能几天不说一句话，变成了“闷头鸡”。

老师出的第一篇作文是：《升上初三的打算》。我一气呵成。老师在班上念时，我低着头，红着脸，心怦怦地跳。同学们寻找是谁的作文，见我神态不自然，便投来奇怪、鄙视的眼光：你能写得这么好？

老师把作文本发给我。我翻开一看：“文章写得情真意切，还巧妙地运用了排比、夸张、想象等手法。如果真出自己的手笔，文科前程似锦。”

不久，我的语文全校第二名。语文老师把我调到前面第二排正中，与他女儿同桌。同学们发出惊呼声。我从来不向她望，更不与她说话。她向我借圆规什么的，我摊开文具盒，推到桌子中间，让她自己拿。

没日没夜，昏天黑地的一年过去，我考上了重点高中。枣儿考上普通高中。我上学的路远，与枣儿同一段路。

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小宝一路上学时，枣儿娘早早地挑来米、书包，站在路旁等我，叫我们一块儿走。我慢呑呑地走在后面，低着头，不吭声。小宝连忙去挑枣儿的担子，眯缝眼晴望着我笑。枣儿坚持自己挑，带前走。

半路上，小宝又翘动嘴角，说我们男子汉应该显出男子汉的样子。我见枣儿咬着牙，扭动身子，把担子换了一边肩。瘦硬的扁担，在枣儿那单薄的肩上压出凹形。我真想去接过来，但怕一旦沾上，就推不掉，便咬紧牙，眼盯脚尖了。

母亲教我上高中

1979年8月31日

窗外蒙蒙亮，母亲就起床，点亮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去灶房煮饭。父亲把昨夜借来的板车，从堂屋拉到门口，把装了我衣服和书的椭圆木箱，抱到板车上，还把鼓鼓的大蛇皮袋米，搂到板车上。

东方露鱼肚白时，母亲叫我起床吃饭。她把粘稠颤动的薯粉丸子往我碗里夹，边夹边说：“丸子丸，我银儿在外结人缘！读书进学！”

吃完饭，母亲朗笑着对我说：“银儿，从大门出去，从垸前走。大门面子大，前门前途广。”

外面凉丝丝的，浮着淡白的薄雾。乡邻有的站在村前井旁打水，有的蹲在塘边青石板上搓衣裳。他们望着我微笑：“银儿上学哇？”“在大金高中吧？”“重点高中。一定能考上大学！”父亲满脸放红光：“托您们的福。”

我和父亲一出村，就见母亲从村后快步踏来，跟着我们，说我现在是吃十七岁的饭了，要认真学习，争取成为有用的人才。她跟了好远，连连地说。我再三说“晓得”，她才停住脚，望着我们上公路。

一路上，父亲又教我要听老师的话，争取考个好大学。

我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父母。

9月18日

今天上午我正坐在教室听课，见教室门口一个人走过，我一看，是母亲！我连忙向老师请了假。母亲拎着毛巾包，站在隔壁教室外，一见我就笑着走向我。我带母亲到寝室，她解开毛巾，一大碗扁豆和鱼，还有十支油条，说特地买给我补身子。我说她不该花钱。她问我被子洗没有，我说没洗，她连忙拆被子，把絮抱到外面去晒。我叫她坐时，我去上课。

上完课回寝室，寝室的地干干净净。母亲说：“这是谁的鞋，我见湿的就放在外晒。”母亲问老表在哪住，我和母亲送一半扁豆老表。过了一会儿，母亲收回被单、絮，铺好就回家。我给母亲四支油条，叫她自己吃点，再带点弟妹们吃，她说给外婆吃。

她说来时搭了大队拖拉机，我叫她回去还搭车。她说抖得过不得，就提着空碗盘和几支油条，一步步走了。临出校门时，母亲转头叫我多买些学校食堂的肉吃，把身体搞好，用心学习。我连连点头：“晓得。”

贵金爹摆地摊

1980年2月4日

昨天下午吃饭时，我看见大礼堂屋檐下的地上，铺着一张报纸和半张报纸大的塑料袋，上面摆满多样彩色像。一个人蹲在墙与报纸之间，他脚前地上放着一个黑皮包、两个塑料袋，一个袋里放些银分币。他的头发细而发黄，脸又黑又瘦，布着几小块伤巴，嘴尖长，身子瘦，篾片样的双手有些颤抖。他像我垸贵金。但贵金只有二十二三岁，他似乎三十多岁。我怕叫错了人，便对他笑。他看见我就苦笑着扯动脸皮叫我。我说我在这里读书，我走向食堂买饭他吃。他尖声叫我别买，说他堂侄女在附近医院工作，他去她那里吃饭。他说夜里来我这里睡。我把我的床铺告诉了他。

天快黑时，他还没吃饭在卖演员相片，一角钱一张。他说在上海买来的，六分钱一张。现一张赚四分。今天下午在我校卖了八块钱。他说这事好，既轻省，又赚钱。今后做个玻璃框嵌着好些。他还叫我：你要用心读书，读书出路大。

夜晚我上自习，他第二节课就到我床睡了。今天早晨，我起床洗了脸，端了热水，给牙刷挤了牙膏，叫他洗脸洗嘴。我叫他还睡，现在同学们上早读，没人买。他蹲在床上，洗了脸嘴，我帮他泼了水，他又睡了。

我下了早读回寝室，他已走了。我想：垸里人都说他从小就好吃懒做，前年在果园场工作，后在武穴做零工，今卖相片和气球，可怜又可嫌。我得勤劳好学，成为祖国的栋梁。

6月5日

昨天下午，看见贵金爹拎着一提网袋，在我教室外转，我便出去。

他说这次没人买，大多买够了。比起上次一气赚上十元，这次他显得伤心可怜得很。他说这次买来是一角三分钱一个，我买了三个网袋，给了他两元钱和半斤米饭、五分钱豆腐块他吃，他想又不好意思得钱，不肯要，我坚决地给了他。

他吃过晚饭，跟我去教室，我给一本《珊瑚岛上的火光》他看。

下自习后，我们一阵到我床上睡。他说如有谁再供他上学，那就是进了天堂，他要日夜不歇气地学习，坚决考上大学。

我记得他小时读书很调皮。他是独生子，父母对他娇生惯养，他好吃懒做。父母去世后，他就到处乱漂，果园场的工作丢了，爱人走了⋯⋯

今早我端热水他洗脸，办牙膏牙刷他洗嘴。他睡到我们放学吃早饭时，才被我叫醒。我又叫打饭的同学在班上剩的饭中（有的同学没到校）打了一碗饭约半斤多，又买了三分钱的包菜边（我们也是吃包菜边）他吃。我要到班上学习，叫他吃了饭把碗放在箱上⋯⋯

他吃完来到我班，说碗他洗了，放在箱上，他下半年再来补鞋补袜。他说现在要到别处卖网袋。在我凳上坐了片刻，走时眼睛发亮地望着我，有些变腔地说：“慢慢忙！”

我目送他走出教室，觉得我要加劲学习。

理 想

1980年2月25日

今天夜晚，我和胡巨波同学聊天。他说今后想当秘书，我说：“我的理想，还是人民的文学家。”他说我夸大话，又斜眼望着我笑：“你的理想会实现。”

我觉得文学家不是天生的贵种，别人能当，我难道就当不了？只要我看准目标，长期坚持，一定能达到！只是我今后别多说话，应该埋头苦干。

4月15日

今天下午，我们班语文老师程桐松老师，把我写的作文：《读〈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班上念给同学们听，说我这篇作文写得比较好，写作有进步。

我觉得这个学期写了六七篇作文，却只一篇可以，很不理想。我本是读文科，特别是今后想吃写作的饭，我得更加努力。

4月18日

今天中午，历史老师胡老师问我今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想写文章。他说：“那不就是想成为作家？”

他说当记者、作家，是不容易的，但要有决心、恒心，有行动。我觉得我是有的。

治 眼

1980年6月11日

今天下午，我的眼睛很难受，望不清黑板上的字，就到大金卫生院的凤妹姑那里去。

因为为了眼，我麻烦过她多次，两合地黄丸没给钱她。她说不要钱，是她私拿的。再麻烦她，自己也不好意思，我便在大金卫生院陈医师那里看病。

我拿了药单一看──2元4角4分几个字，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身上只有一元钱，这得马上买菜票，我哪有这么多钱？虽说能报销80%，但好几个20%加起来也不少。眼前手中无钱，家里父母也是钱少得可怜。

我便到凤妹姑房去，想借口向她借钱，看她说不说：“把处方给我，我拿药你。”而凤妹姑说：“来！我就给钱你。要多少？”“一块五角钱⋯⋯”

我边说边想起上次在武穴治眼回家，用了两块五角钱，父亲长叹一口气：“我捉两夜的黄蟮，还供不到你用一下⋯⋯”再说，花了两块五，眼好十多天又是个“视物不清”。我心里难过得快要流泪但强忍着没流出来，因为在凤妹姑面前。

我吞吞吐吐地说：“要这么多钱，又诊不好。刚才那医师说吃了药可能好几天，看来⋯⋯算了⋯⋯”“算了怎么行？诊了总要强些⋯⋯”凤妹姑也难过地愣着。

我走出她的房门，拖着沉重的脚步，垂着头，转着泪，向学校走去。凤妹姑跟在我后面，走到医院屋角叫住我：“银鹏！买一合地黄丸吃一吃，这是大合的，吃了总要好些。”我还是说：“又诊不好，算了！”

这时，一个医生叫她，她才进了医院。我继续盈着泪，向学校走着⋯⋯

除了加劲学习，我没别的出路。看不清字的时候，我便闭上眼，默诵东西⋯⋯

放假回家

1981年1月2日

前天吃过早饭，学校放假。

我走到家，后门一把锁，前门闩着——母亲哪里去了？

我摸到钥匙开门，把书包、菜瓶放在桌上，准备去挑水。见缸里有大半缸水，就收拾好东西，准备做作业。我正看相框里亲人们的相时，只见相框玻璃上闪现出人影子。我一盯：姐回了。

姐说母亲到山里大姑家去了。我问：“做么事？”“探望。”我皱起眉头：莫不是母亲又身体不好？我见堂屋地平展光滑，像是水泥筑的，地上有草渣、土团，就拿起帚子扫。没烧透的纸钱和灰，戳在眼前——啊！母亲身体又不适了。我便猜想母亲的病⋯⋯

姐说：“母亲清早去的，她说走得就今天回，走不得就明天回。”姐又说：“你洗澡么？你去换我挑土，我来烧水。”我去顶姐挑火粪，乡亲们都微笑着看我。

“银儿现要得，前几年病多重。”“明年毕业吧？”“一定考得上大学，在大金读嘛，学习又不是不用心。”“俺这些人家没钱，儿女也跟着吃苦。你母亲叹惜说别的同学吃什么，你没么吃的。”

我心里翻腾：“我白费了父母的一片心血。成绩在班上占不到尖子，明年怕会名落孙山⋯⋯我不管怎样吃苦，比俺家人还是太享福了。”

姐叫我去洗澡，她来挑。我回家一看，她把衣服、澡盆、毛巾、热水都办好了。我洗完澡，她又叫我去挑土，她来给我洗衣服。

我大担大担地挑，来往如梭，挑了两担乡亲们还没挑一担。她们都教我慢慢挑：“长拳慢打嘛，像你这样挑，一两天就会累坏的。”“你们应该慢慢挑，我只挑得一时儿。”

我们回家吃午饭时，姐洗完了衣服，外婆来了。姐拿点面下，说剩饭少了。

吃完饭，我开始做作业。

下午两点左右，弟妹们才回来。他们说：“老师说现在天晚了，早晨上一节课，中午上五节课，下午不上学。”

他们赶紧盛来饭。妹铲来姐留的较大一盆面，大弟小弟抢着咽，妹也抢着咽。一碗饭，一会儿就吃完了。大弟乘小弟和妹盛饭去了，就把剩下的面夹了一半。小弟赶来，一边说大弟不该，一边将碗里的饭往面盆一倒。妹嘟着嘴说：“你们都倒去了吧？”我劝解：“算了，还有酱。”妹便端酱来咽。

吃完饭，大弟上学去了，他说五年级老师抓得紧些。小弟和妹围在桌旁做作业。

天黑了，姐煮好饭，我们吃起来。不多一会儿，腊梅姑和春芳姑，先后来邀我姐，去全珍姐家玩，因为全珍姐明天出嫁。姐吃完饭去了。

一会儿，父亲回来，问母亲回家没有，姐哪里去了。他全知道后，就低沉缓慢地说：

“你娘这几天，特别是晚上，头昏、身上痛。前夜还说了糊话。她怕今夜又难过，清早又去大姑那里一个女人家诊病。你姐昨天也去了。你娘现在瘦得不像人，哪里走得动？这么远，不是实在没办法？

“我今天到有生家帮他做屋，还不是想弟妹们学习好？因为有生是校长嘛，做了又没钱给的。你娘这些时用了几十块，现在哪里有钱？昨天我估计你今天回家，就到你爷爷那里借了十元。上次还不是俺家的一点花生，卖了换点钱。你爷爷前几天，把家里半大的猪，卖给别人了。这次你要多少钱？”

我说：“没有钱就要四块。”“我在你爷爷那里借了十块。”“那就给五块，我助学金还没发，不知发不发。上个月的助学金，奖给成绩好的了。”“啊，还奖了，你还不用心学习⋯⋯”

祖父来了，我叫他坐，他与父亲同凳坐了。父亲对我说：“你要用心学习，现在又不是不懂事，争取也要明年考上，考不上多⋯⋯”祖父说：“他哪里不想考上？要有那个能力。”“明年考不上，还对得住人？我还没钱⋯⋯天天用心读，哪有个考不上的？”

父亲对祖父说：“若不是在你那里借了十块钱，这次就没钱给他。现在，米也不多。”祖父说：“不要你还，谷我过些时称一箩给你。银儿读书要用，不要你还。我现在还顾得开。”父亲喉咙发哽：“只能我养你，你还养我么行的？”

谈了一晌，祖父起身准备回去。我说：“看得见吗？”父亲说：“送爷爷一程。”“不用送，看得见。”

一会儿，父亲也出去了。我们兄弟妹四人围在桌旁，在电灯下做作业。我拿着笔，写不到什么，脑里总想些杂事。

姐回家，带腊梅姑到她房睡，把电灯牵去了，说：“你们也是好玩，去睡觉，明天再写。”我们兄弟三人去睡觉。姐叫我们在父亲床上睡。妹跟姐睡。

弟弟们都睡着了，我的脑子还思七想八。我睡得迷迷糊糊，听到父亲说：“你明天又要钱，我来把你娘吃药用的钱的条子寻来，请中成批，再到水儿哥家把钱领回。”他寻来叫我看，有五元多钱，如果报销80%，就可领到四元钱。

他说好像还有一张没寻到，他坐下来吸烟。刚吸一口，就猛地咳起嗽来。我说吸烟对身体有很大坏处，别人多禁烟。他说：“禁不住。”我说：“慢慢禁，一天少抽一根。”

昨天早上，父亲起床，我也起床，他说：“你不穿皮鞋为什么？”我说在校坐着不动，冻得脚指头发痛。他长吸一口气：“我又穿不得，脚背厚了。你穿着多好，又说冷。给喜儿穿又大了。现给你娘穿。”我没寻到棉鞋，皮底单鞋更冰人，只好穿起皮鞋来。父亲看着：“你这穿着多好。这鞋是细舅爷特地送我穿的，他还叫鞋匠上了新底，把破处补了。”

我们各倒了点热水洗脸，留下的热水，父亲倒在猪食盆里，搅点糠给猪吃。他连忙又出外。我问：“你又到有生家做屋么？”“是的。”

不一会儿，他又回了，微笑着说：“中成批了。昨夜我在水儿哥家坐了好一夜，他先说没有钱，见我说实在没钱用，他只好叫我请中成批来领钱。”他接着去水儿哥家，一会儿又回了，说：“水儿哥没起床，等会儿起床了，你去领来。中午领也行，反正明天你上学要。再加上我还给你一块钱，不就有五块钱，你不就够用了。”他又叫我早上煮点薯汤，把剩饭炒了吃。他赶紧说完就去有生家了。

姐起床，叫我等她收工回家做饭，她马上要出工。

姐回家加了点米，煮了饭，煮了点萝卜汤咽。

吃完饭，姐叫我在家做作业看屋，她上工，弟妹们都出外玩了。

上午十一点左右，母亲夹着四、五刀草纸，用手帕包了一点东西提着回来。她脸色苍白，缠着头巾，颤抖着，教我写那给她诊病的人教她要写的东西。

一会儿，她开始做饭，问我吃面没有。她拿来面，把仅有的七个鸡蛋拿来。说是要下三个我吃，四个细祖母吃。她说细祖母帮她诊了病没叫细祖母吃饭。

元爷用锹扛一个树蔸放到我家，说是大弟挖的，还有两个。我连忙去接回了。

母亲盛了一大碗面给我，上面有三个蛋，要我都吃下，说我一个月回一次，回来家里没什么吃的。她盛了一小碗面给大弟，叫姐自己盛。她又盛了堆尖一碗面，内有四个蛋，端到细祖母家，还带了我写的那纸条去烧。

约半个小时，母亲拿着空碗回了。她舀半碗面汤喝了，就去菜园。

一会儿，她提回一筐菜。外婆来了，说刚才打牌，还没吃。母亲说用这菜下面外婆吃，外婆要走，我们拉住了她。母亲很快就把面下熟了，盛一大碗给外婆，盛一大碗给我，她自己又是一小碗。我说不饿，她说下午不再煮饭，就只这一餐，我只好吃了。

母亲看着我说：“你有点冷吧？”她把我哥的棉衣拿来，颤抖着手帮我穿：“穿着哥的衣裳，哥保佑你百病莫沾身，读书进步，考上大学。”

傍晚，母亲又不舒服。我和小弟去祖父家玩，祖父祖母询问母亲病情。

电灯亮了，我们回家做作业。母亲坐在椅子上，头靠着椅靠。

天全黑了，父亲才回来。他看着靠在椅上的母亲，沉着脸没说话。

全兰来叫我姐到她大娘家去吃饭（全珍姐前天出嫁，她的伙伴送了她），父母也催姐去了。

父母都围在我们写字的大方桌旁，先谈母亲的病，后谈到我的现在学习和明年高中毕业是否考得上大学。父亲又说家里没钱用，哭着腔，强装笑脸对妹说：“美珍儿，今年准备不把你读书，叫细舅爷把你弄到别人家做杂事，俺家没钱用，行么？美珍儿！”妹埋着头，不吭声。

父亲问我钱领来没有，我说今天没见到水儿哥。父亲就叫我把条子给他，他自己去领。过了一会儿，母亲叫我们睡觉。

我们兄弟三人睡在后房的床上，母亲点着灯，躺在前房的床上。两个弟弟很快就睡着了，我的耳朵里总有小闹钟，一直在“嘀哒嘀哒⋯⋯”

我在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的声音，他说钱领来了。我睁开眼，房隔墙处的门，是一个昏沉直立的长方形。父亲说把钱给我，母亲阻止他：“银儿睡了就让他睡，不要把他弄醒了。”我连忙说：“么事呀？”父亲连忙把钱塞到我手上。母亲问：“你钱放在哪里？”我连忙答：“棉袄荷包里。”⋯⋯渐渐的，我迷糊入梦。

“你搞瞎！现成鸡一天生不到几个蛋，好长时间又不生，七个蛋，你就这样给他们吃了⋯⋯”我在梦中，突然听到父亲粗着嗓子的话语，又听到母亲的病腔：“你晓得个么事，人家帮我诊病，我不给东西她吃么行的？银儿一个月才回一次，回来俺屋里又没什么他吃的。”“你身体多好哇？叫你每天冲一个鸡蛋吃，多就冲两个，吃了身体不就强些⋯⋯”

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小声地哼起来，越哼越变腔，接着，哭起来，哭着说头发晕，晕得难过，边哭边叫喊我去世的哥哥默佑她好。父亲急得在窄房内打转，脚步“嗵！嗵！嗵！”粗着嗓子：“像个什么话？深更半夜的，吵得别人睡不成觉⋯⋯”

母亲变腔急促地说：“快些！把那符烧了，泡在开水里给我喝。”父亲连忙烧符，赶紧泡了。母亲两大口就“咕嘟”着喝下去，那灰烬粘了些她的喉咙里，她吐了几口痰，紧接着又是剧烈地咳嗽，哭叫：“要到俺大儿坟前烧纸，烧⋯⋯”父亲气呼呼地说：“天哪里亮了？等天亮了去烧纸呀！就是天亮了，也不能这么样⋯⋯”

我睁着眼，望着昏沉的、直立的长方形，几行热泪，流进枕头⋯⋯

渐渐的，母亲的哼声，终于小了。我转眼望向遮着尼龙纸的窗户，窗户像房门。鸡接二连三地啼起来。我感到头有些昏，便用被子包紧头，闭着眼，又昏沉入梦⋯⋯

“喜朋儿，上学哇！”我睁眼一看，房里大亮了，原来大弟的同学邀他上学。我们都开始起床。母亲穿着棉袄，坐在床上，靠着墙，转着凹陷了的眼睛，脸色苍白。

“称猪饲养料哇！”全友哥喊乡亲们称粮食了。父亲说：“俺有一百斤猪饲养料，银儿去称。”他又准备去有生家帮忙，对大弟说：“喜儿，跟我一阵去，你搬砖，混口饭吃，红砖你又不是搬不起。”母亲也叫他去，大弟说要上学，还是上学去了。

一会儿，母亲咬着牙，撑着床起身，慢慢地舀米煮饭。

我把谷称回，母亲问我：“错么？一百斤，谷么只这一点？”“没错，我看了秤。老九太称得一两也不多，一两也不少。”我说。“假惺惺地叫我看秤，他称金苟爹、世高爹的秤杆快要竖起来⋯⋯”这话我想说，怕母亲心里难过就吞下了。

“上次廖宗太你姐夫哥，送点肉来辞年岁，我留了点肉，今早兼面下了你吃得呵。”“你自己吃得嘛！留什么？我在学校又不是没吃肉。”

面下熟了，母亲用办席的丰菜碗，盛了堆尖一碗面兼肉要我吃。大弟一小碗面上，有两团半精半肥的肉，妹一小碗面，小弟也是一小碗面咽饭，姐一大碗面内有几团肉。

母亲自己端点面汤来，边喝边说：“细哥在校一个月回一次，回来俺家又没什么他吃的。上次哥送肉来你们还吃了，这是留给细哥的。喜朋儿有点肉，那是他昨天挖了几个树蔸。”

我把碗内两块肥肉夹给母亲，她立即说我：“叫你吃就吃得嘛！现成的没什么你吃的。”后来，母亲见我碗内有很多精肉，我如果吃完就充足得很，她才说：“那两块肥肉，吃不下就给弟妹吃。”我把它们分给小弟妹，他俩把肥肉两口就吃了，只剩点肉皮。

吃完饭，我又摆开书，小弟也跟着拿来书，坐在我的身边看、写。母亲浆衣裳，准备去洗，姐有两套衣服，说要把全部衣服拿去洗。母亲见水冰人，就不肯让给姐，后来还是各洗各的。我对妹说：“俺娘头发晕，你去帮她洗。”妹头一歪，不理。

母亲把衣服洗完后，料理了一下家务，就说：“银儿，现在去称面。”她见我在看书，又说：“我自己去。”我把父亲给我称面的五角钱给母亲，外加一角，叫她买两合蛤蜊油，我和大弟各一合。

很快母亲把面称回了，把那一角钱还给我。我叫她留着用，她说：“你拿去，学校有鱼肉就买点吃，有多大个肉量就买多少，像一角钱肉，不要买多了丢了。”她又说：“你父给了多少钱你？”“五块。”“少么？”“不少。”接着她问我：“你这次回来吃了几餐面？”“四餐。”“还下点你吃行么？”“不用，已吃够了，吃点饭还好些。”

母亲又教我帮她做事（昨天她去的那个灵姑，教她要做的纸小人，她自己用纸做小裤子）。做好后，就叫我跟祖母说，叫祖母午饭后拿到野外烧掉。

后来，祖母来我家，搓着手说：“唉，细女泼（我细姑）生个女儿，她家没人照顾。”母亲连忙说：“那你赶快去，生人正要人照顾！我等会儿叫银儿爹去。那灵姑说，要家里上人办。”祖母走了，母亲开始做饭。

饭快熟了，母亲又舀一小桶热水，叫我抹澡，换件贴肉褂。抹了澡后，母亲叫我把东西办好，早点到校。

她把一碗青菜、一碗酱、一碗腌萝卜、一碗鱼兼萝卜丝，摆在桌上，叫我们吃饭。她自己把鱼（上次大弟在门口垅，捞的一条较大的鲤鱼，母亲把鱼头尾去掉，中间的留给我）兼些辣椒，往罐头瓶里装，还把炒好的一碗酱，装进一个大瓶，准备给我带校咽。装好后，她才来吃饭，把早上弟妹没吃完两片肉皮，夹给我，要我吃了。

吃完饭，母亲叫我把那中午做的东西，叫祖父拿到野外烧掉。我送去，祖父看着我，听了我母亲教我说的话，说吃完午饭去好好地做。我又跑回家。

我把菜往网袋里装，姐见我身上的、哥生前在部队穿过的棉袄，就笑着说：“银儿，我去把我用黑毛线打的领子，给你订在褂子领上，好么？”母亲连忙说：“好，订在棉袄领上，既保棉袄里干净，又暖，天冷就把领竖起来。”我也说：“好。”把棉袄脱下。

姐很快就订好了。本来有点热，把棉袄披着，姐姐还要亲手把我褂领扣好，一看，拍着我说：“不晓得几好！”

小弟已经把我的两瓶菜、几本书、一双棉鞋和一件棉背心，装在网袋里，用父亲特地为我做的小扁担套好，准备我上学。姐姐望着小弟那抿着薄嘴唇、翘着小嘴角、眨着黑亮的大眼睛的样子，笑了，我们都笑了。

母亲见我褂后边翻着，棉袄显出来了，连忙把我褂边牵平展，说：“今后穿衣注意，不要让褂边翻起来了。”

我挑好担子，走出大门。母亲连忙打开后门，弟妹们也跟着拥向后门，目送我转过后门上学。

我走完一段路，趁转弯时，扭头向家一望，望不清亲人们，只见金色的太阳，照耀着——父母和姐亲手做的三间整齐、高大的房屋，好像亲人们的一双双眼睛，在闪闪发光，如黑夜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路。

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我要好好地挑着它，走向似锦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