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我年到半百，在世间活了近两万天。而我常多年重复做同样的事。我一生，只能算活几天。

今天

我感到浑身酸胀，睁开眼：旧床单做的窗帘，遮在木方格玻璃窗上，透着粉红的亮光。窗帘上的花朵，正在盛开。窗帘旁的木立柱上，圆形石英钟的时针，指向5点20分。

我扭动头，眨眨眼，见十多平米的顶棚，像孕妇的肚子，过一夜又凸突了些。早已拉扯得纵横交错的铁丝，如捞着大鱼的网，根根丝都绷直了。我昨天请修房的师傅看了，他说这是北京的百年老屋，过去盖时托瓦下泥土的芦席，现今烂了，土掉到顶棚上，压得顶棚发裂下沉。这裂缝能插进手指，顶棚中间下沉快一尺，似足月的孕妇临产，随时会砸下来。我给房东打电话，房东说过两天来瞧瞧，我只得又加固了几根粗铁丝。

再看身边铁架床上层的妻子和女儿，下层的大儿、小儿和从老家来的妻侄，都盖着单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轻轻按着褥子，慢慢撑起身，从地铺爬起来，折叠被褥，抱着放到电脑桌上，缓缓揭起贴地那面沾满小水珠的尼龙纸，凸凸凹凹的地上，印着青湿的“大”字，仿佛我还在湿淋淋的梦中。

我蹑手蹑脚到小厨房，抿着嘴刷牙，拿毛巾醮水抹脸。随后把装有《鲁迅经典》和活页纸的手提袋，放进电动车篓，抽起插在门扣里的筷子，一点一点拉开歪裂的房门，推车出房，关上房门。

我正起脚，西厢房北京大爷屋檐下摆的几盆花中，有一枝带刺，拉扯着我的褂子，我便与它握手分别，随势鼻子凑近半开的小白花，吸了两口气。

刚走两步，碰到：东边低矮小屋门旁发黑的空木架，像呆立在路边的老弃妇；大爷墙边，盖着满是尘土的破旧尼龙纸，数年保持同一姿势的自行车车把伸向过道，仿佛捡破烂的老头去搂那老妇。我便侧着身子，左右扭动龙头，弯弯曲曲地把电动车从两位正要亲近的老人之间的空隙挪过。

再走两步，得拐弯，脚下要避开大爷屋角地上的石板向外刺的尖角，而另一边墙又摆着扫帚、铁桶什么的。

来到院门走廊，又拐弯。走廊西侧，靠满了白塑钢框镶玻璃的门窗。我不得不一手捏车把，一手提车后架，弓着腰，踮起脚，左右摇晃着小半步小半步地移。

到院门，抽出门闩，拉开厚重的紫红漆剥落的木门，再关上，旋转门外的小铁耳，把门内小横木嵌进木槽，我才推车走在胡同里，伸直脖子，长吁一口气。

加快步子，进厕所，见有空位，我心一喜，迅速蹲下，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从本皮里抽出剪短的圆珠笔芯，写道：“住北京胡同，早起，匆匆入厕，有空位，不必憋着久等，不亦快哉！”抬头，见两人捏着手纸站在门口。一个穿着裙子样大裤衩的胖子，探头扫视，咬着嘴唇，脸正发红。我赶紧起身，有高干提前退休让位于人的高尚感。而这胖子竟站着不动，向一位拄着拐棍，颤抖跌撞来的老人拱手微笑：“您老先请。”

走过几间屋，路边一个女人系着泛黄的白围腰，油亮的手捏着尺多长手指粗的竹筷，竹筷焦黑的尖下端，在冒着青烟的油锅里翻着方块薄油饼。她望着来往的人叫道：“刚出笼的包子、现炸的油饼、豆浆豆腐脑、大米粥小米粥，都──有。小菜免费！”我在散布着汤、渣的桌边坐下：“来一碗小米粥、一个糖油饼。”我吃一口香脆的甜油饼，喝一口小粒白米和金黄碎玉米粒的粥，浑身舒畅。吃完，交两块五角钱，骑上电动车，觉得人活在世间，根本上并不要太多的钱。清风从全身抚过，飘来女子幽婉的歌声：“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想你想你想得昏天黑地⋯⋯”

前面路旁，一架圆鼓鼓的搅拌机，“嚓嚓”地转动着。几个人弯腰推着一车车堆尖的灰泥，他们的黄塑料壳帽、黑衣服和紫红的脸颈上，都沾满灰沙。还有几个人站在高高的铁架上，一下一下往墙上抹灰泥。破烂的防护网上，拉着红布白字横幅：“便民工程给您添麻烦了，敬请谅解！”我不禁翘起嘴角笑。

到大栅栏西街，我昂头看街两边的青砖楼房，楼上凉台木栏杆，屋檐下吊的红绸布灯笼，门楣上的木匾，刻着粗而有劲的手迹“京味贾家”、“青云阁”等。

横穿新扩建的宽直煤市街，见大栅栏街口的楼房墙上，贴着人一样大的字：“爱囯 创新 包容 厚德”。大栅栏内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是“同仁堂”、“瑞蚨祥”、“步灜斋”等名响中外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医馆门前，排了长长的队。穿着各种衣服的人，高矮胖瘦，其中夹杂着黄发髙鼻的。

转入南北方向、与前门大街平行的小巷，巷口横空的大麻石条上，刻着涂金色的“珠宝市”。细看，石条两端麻石样的立柱，是水泥和石子混合凝成的。向北走，到一幢青砖木架二层楼，踩麻木的师傅指着这楼旁的小胡同，对坐靠在麻木上的游客说：“这叫钱市胡同，是北京最窄的胡同。过去这里是钱庄，怕强盗抢劫，特建这么窄，只容一人走过。胡同两头出口，都站彪形大汉把守。”

我掏出小摇控一按，这胡同口南的一扇转闸门就缓缓转起。我把塞满大大小小塑料拖鞋的窄长铁架，拖到门边，把挂着花花绿绿老北京布鞋的铁丝网挂到门头旁，抓起昨夜弄乱了的成人儿童的胶鞋、布鞋，丢到板子上，抱着板子放到店门旁，随即用湿抹布擦干净手，拿出《鲁迅经典》，坐在店角落，面向门口，抬头举书看起来。庆幸这最早最清静的时光献给终生痴爱的文学，有姑娘把贞操献给心上人的幸福感。

一位大爷进门，我盯着书说：“要什么鞋？”“看一看。”我站起身，还盯着书：“这柜台上摆的，有合适的，你就买去。如要找鞋，我不清楚，只有等八点卖鞋的人来，我是看店的。”老人走了，我又坐下看书：一般店还没开门，我来店主要是为看书。

再来一个中年妇女，拿起一双鞋：“多少钱？”我扫一眼，估计进价二十元左右：“四十元。”“便宜点。”“三十五块钱。”“二十元。”“最少三十。”她还说二十，二十五，我依旧盯着书：“我没时间讨价还价，说的是批发价。大商场一般贵得很。不信你去转转，问问价再来。”怕忘了讲过的价，我在账本边角写：“30元”。 她站了一会儿：“二十八。”“不能再少，只赚这两块钱。”“八、八、八，发，发，发！一大早的，给你开张，保你今天大发！”我便笑：“你真会说。不赚钱，也开个张。”我觉得这是意外收入，记在账本上，更畅快地看书。

一个小伙子进店，说上班要穿一种圆头黑皮鞋。我放下书，从后转到前，从前转到后，摊开双手：“找不着。”他弓着腰，在码着的鞋堆里，这个盒扒拉一下，那个盒翻翻。“这不是？”他敲着指头：“我都找到了，你还当老板！”我笑着说你真不错。小伙子说他的同事在我店买过这样的鞋，三十五元。他掏出钱，放到我手上就走了。想到姜太公拿直钩钓鱼，我不禁眯着眼笑。

突然，我的脑海闪现十多年前，我初到北京时的情景：

“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到啦！”

火车“刺——”的一声，摇晃几下，停在北京西站。我背起被子，拎起包，叫六岁的儿子拽紧我的衣角，叫挽起包袱的妻子跟着儿子，我们夹在人丛中，挤挤撞撞下车⋯⋯

我连忙从手提袋里拿出纸笔，写起来。

“听出我的脚步声了吗？”我放下笔，张开双臂笑道：“贤妻，拥抱一个，再看‘毛选’。”幽香醉我的妻子，搂着我的脖子，翘起两脚。我抱着她的腰，旋一圈，把账本给她。她点头笑道：“不错！早餐搞回了。”我又拿起笔：

随着人群，沿麻石台阶，一步一步地登⋯⋯

妻子到门口，把板子上堆着的鞋，先选大人的，挑色搭配，鞋尖向外，并排摆齐，随正方形板子边沿，摆成一圈，再压着这圈鞋的后半截，往上叠着摆儿童鞋，一圈圈往里缩，往上叠，眨眼间，板子上乱七八糟的鞋，成了一朵肥硕的鲜花，灿烂地绽开在斜射的霞光里。

妻子抡起鸡毛帚，挥舞着拍打鞋上的灰，拿抹布擦店里柜台玻璃，边拍边擦边摆鞋。“啪嘁”声中，一经过她的手，就──玻璃明净了，一双双女鞋闪着柔美的光彩，一双双男鞋亮出了雄姿。她边连连地动着手，边对我说：“批货去，快去快回。”我还在写：

来到地面，天黄黄的⋯⋯

妻子粗起嗓子：“你干什么吃的？凭什么活在世上？我把你那祸害东西撕烂！”她抓起一只鞋挥动着要砸过来。我立即心惊肉跳，只得笑着说：“走，走，马上就走！”赶紧收拾活页纸，带上书出店。我脑中蹦跳着明晰的字句：

我们刚把包袱放在一个柱子旁，就有面孔黝黑、衣服打皱沾灰的人走近来：“去哪里？我送你们”⋯⋯

我便到路旁，坐在车座上继续写。不时有人从身边擦过，我还写我的，只是写字的手转动着，缩闪着，避让行人。

写完这个片段，我的心一下轻松了。骑着电动车，沿北京中轴线前门大街往南，到天桥。老舍写的耍杂，林海音写的摆摊卖货等热闹，一丝痕迹也不见了。这里已是一幢幢钢筋水泥大楼，路边围起几百米长的塑料布，印着放大的各国美女翩翩的舞姿，还有几平米大的字：“北京的天桥 世界的舞台”。再往南，路东是自然博物馆，内展多少世纪前整尺长的大脚印化石，还有石头中群鱼的游动姿态。

到永定门公园，两层楼高的树的繁枝青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摆，似乎老朋友向我招手；树下的红花绿草在晃动，仿佛梦中情人对我微笑。我便把妻子的“天天回货晚，丢了多少钱！”抛到脑后，深吸花草的香气，把车锁在公园门旁，拎着手提袋进去。

我走在公园的林阴大道上，顺着一棵棵树伸向路的枝叶望过去，向树丛中偏着头，使自己望不到树丛的尽头，想象着这是莽莽的原始大森林。听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想象着大森林中的松涛阵阵。看到草坪上的青草叶尖，修长的剑样斜刺向空中，挑着一颗圆溜透亮的露珠，我弯腰低头凑近去，伸出舌头，刚一沾上，一股清甜，像触电似的，从舌尖，分传到耳根、头顶、指尖、脚跟，浑身每个细胞都清爽透了。我不觉双腿一软，跪在草坪边，鼻子钻进草丛，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吸着泥土和花草的芬芳。我抬起头，见花红得要滴落，树绿得荡漾，天蓝得深不见底，不禁放开喉咙，长长地“啊──”

我到树下清凉的麻石凳上坐下，公园周围的人影车影，总从树空处向我眼角冲来撞去，便仰着躺下。一下子，我的满眼，只有树枝树叶了。探望一层层向天空伸展的枝叶，越看越觉树枝繁多粗壮，叶子茂密青翠。透过变动的绿色的枝叶缝隙，见那细碎的三角形、圆形的天空，格外高远、湛蓝、纯净，我双手举着书，似乎身子一轻，飞到天堂。

看着看着，书上好像有字在移动，仔细一盯，是只蚂蚁。“你想登高望远？”我把书挨着树干，让它向树上爬去。我继续看书，感到浑身筋骨“嘁！嘁！”地舒展。手机响了，传来妻子的声音：“再进一套鞋⋯⋯你在哪儿？”“我在批货。”“骗你自己吧！批货市场这么静？你这不要脸的！又钻小树林了。”我忙起身，向园门走。扭头看几只小鸟追逐着“枝儿枝儿”地叫，时而站在这个枝头，时而飞到那个枝头，我心里喊：“来生，我要投胎成你们！”

骑上电动车，继续向南边的沙子口鞋城驰去，迎着清甜的风，我随口哼唱：“夜朦朦，望星空，我在寻找一颗星⋯⋯”仰望天空，深蓝的空中浮着几片白云。东边圆圆的太阳，把白云镶上粉边。我想象着青碧的夜空中闪烁着一颗明亮的星星，心里酸酸的。

到沙子口，我一进鞋城，浓浊的劣质塑料气味、胶味、霉味、臭味⋯⋯如刺球扎入鼻孔。沿灰黑的水泥台阶，一步步往下走，到地下批发市场，那些气味更浓浊，铁棍一样凿进喉管。地下厕所门口排着扭曲的蛇似的队，各条走廊里，挤来撞去的人，拎着大提的鞋，披开褂子，额头冒汗，张圆嘴巴吐气。我陷在人丛中，就像掉入了大粪池，踮脚，伸颈，扭头都没用。闭嘴屏住呼吸，马上就头昏眼花，只得张开嘴。这气一过喉管，就简直钝刀在绞我的五脏六腑。

遍布在头顶的喇叭，嘣响地播着：“市场管理委员会通告”，本月几号前交管理费多少，货物摆放不整齐罚款多少。一遍又一遍不歇气地重复嘣响，吵得人头发裂。一个白发老人刚进鞋城，就浑身发抖，立即转身，按着胸口，扭头望着喇叭，歪歪倒倒往外跑。整个地下室，塞满了各种鞋，顶棚压在头顶上，人踢起的灰尘，散发的汗气，呼出的热气，使本来微弱的灯光更灰暗。我觉得全身心陷入了地狱。

我捏着批货条子，脚步连连地走过一家又一家，叫老板们把我要的货拿好。赶快跑上地面，立即感到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觉得这才是人间，我连吐几口痰，猛吸几口清新的空气。想我多年只靠作生意吃饭养家，写的是自己的生意经历，又想这地下鞋城挤破头的人群，批发的老板们年复一年在这里⋯⋯心里慢慢平静些。

再进地下室，我到李老板摊位：“货拿好了吗？多少钱？”李老板把条子给我，对他妻子说：“收二百二十三块。”我盯着鞋点数，一手接条子，一手掏出三张一百的票子给他妻子。她望着他：“找多少？”“找七十七。”她数出七十七元，正准备给我，李老板凑近我手上的条子一看，就大叫：“蠢货！找错了！”她手一抖，飞快缩回，睁大眼望着他：“找多少？”他瞪眼喷沫：“七十二！”我看条子：“总计228元”，便笑：“你自己弄错了，还怪老板娘。”她低头低声：“他是这鬼脾气。”他掀起白褂子下摆，擦额头的汗，裤腰翻卷着花内裤。

这时一个顾客来拿货，李老板说：“等会儿。我去拿！”他推了一下站在摊位门口的妻子，气呼呼的：“自己不看条子！”小跑着离开。他妻子向旁边一跌，眼里涌出泪：“他老嫌我没上学。”“你没上过学？”“我家困难。那时老家女孩，一般不上学。”“老家哪里？”“安徽。”“你老家是不是很多人有老思想？”“是的。”“那你别生气，我看李老板其实蛮关心你的。”她马上咬着嘴唇微笑。

她抹一下脸，拿起一只鞋：“这是刚到的新品种，四种颜色都好看。卖疯了！”我笑：“我不要疯。怕卖不掉。”“卖不掉我都吃下去！”望一眼她瘦小的个子，我还是笑：“你吃得下去？”她眼睛发亮地盯着我：“来四套？最低价给你！”“多少钱？”“十四块。”“十二。”“拿不了。只挣得五毛钱。”“那加你一块。”“多少？”“十三。”“添五毛。”“别说了，超过十三不要。”“老主顾不赚钱给你。”“我没问别人的价。如果你贵了，我就不再拿你的货。”“贵一分，我翻倍退你！”“来两套。哪两种颜色好卖？”“这红的、粉的。”“别把不好卖的往我家塞。好卖，我就配其它的。不好卖就退换别的。”“那拿黑的、粉的吧。负责好卖！保证你还要配其它的。”“那就好。快点拿货。家里等着卖。”“你帮我看摊，我去仓库拿。”

一会儿，她歪着身子拎两套鞋来，张嘴喘气，一绺头发掉在眼角。她掏出纸条看一眼，嘴角一扬：“一百六十五。”我一看，分明是“156”，便笑：“你真会糊弄人。”她斜眼一扫：“啊，看错了。”我还是笑：“你怎么不看成一百零六呢？上次你把一百二十三，说成一百三十二。原来你是以没上学来糊弄人。”“哪里？你大哥多精明，谁糊弄得了？”“我最笨，你原来不知糊弄了多少次。”“看大哥说的。”“今后别糊弄。”

我到张老板摊位，他把条子给我：“七百四。”“怎么这么多？”“鞋一大堆，钱这么点儿。”我一看，上次我带来换的鞋钱又没减：“你又想把我带来的鞋抹掉？”“啊，忘了。你带来的，我都得亏本处理。”“你自己说好卖，介绍我拿的。”他在条子上划几下：“减掉啦。”我接过条子。我刚进的货中，明明七双鞋，每双三十元，30×7＝210，他却写成270。我把条子丢给他：“你怎么老多写？”原来30×5＝150，他写成250。我当时没注意，后来发觉了，把条子装到裤兜里，被洗衣机洗模糊了。我拿去，怎么说，他都笑眯眯不认账。

这次他又眯着满是紫色皱纹的眼笑：“错了？不要紧，改了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有错就改，改了还是好同志。”“你是好同志？”“我们都是好同志！”他捡起条子，睁大突出的眼珠，涂划几下咧嘴笑道：“现在不错了，只五百五十四块。”我也笑着大声说：“零头四块钱抹啦！这么大的老板，丁点零头还值得说？”“不行！就只挣个零头！抹掉我就亏了！本来就是最低价给你的！”

我故意掏出五张一百的票子，叠在一起给忚：“别这么抠。我多进几双鞋，你早赚过头了。找我五十！抽一张整张的，一下了事，免得多费力！”我伸出手，装着要抢他包里的五十票子的样子。他边喷唾沫：“四十六。六六顺，路路顺多好！”边颤抖着手指，连忙翻看一下我给的这叠一百的，随即塞入钱包，从包里一张张地抠出四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一元的票子。走出张老板摊位，我又翘起嘴角笑。

我到美须爷老人头摊位，拎起早选中了的一提鞋，掏出钱来给那年轻女老板。她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启动着薄薄的嘴唇，清朗地说：“你已给了钱。”我张大嘴巴：“我忘了。你真是好人！”“我只得本分的。”“今后在你家进货就放心了。我这人忘性重。”薄嘴唇又启动着：“那你今后定个规矩：一律拿货时给钱。”“对，你这办法很好！真要谢谢你！”

有的老板家我拿的货不多，他不愿送货，有的老板没时间送，我便一边腋下夹一捆鞋，一手拎着两三捆鞋，晃荡着一步一步登楼梯。阴暗的水泥台阶上，有网样的乱绳子，我心一惊，慌忙抬脚跨过去。上去后，我想：等会儿别人被绊倒在这棱角耸立的台阶上，就惨了。我连忙转身，捡起这绳子，丢进垃圾桶。

我把拎到地面门旁的鞋都拴在一块儿，再去地下批发市场。拎完鞋，手提袋不见了──天呐，我的稿子！我感到后脑勺被掏空了！赶紧跑进地下批发市场，一家一家地问：“老板，你看到一个旧黑手提袋么？里面只几张纸、一本书。对别人没用，对我很重要！你如等会儿发觉，帮我留着。”

我到张老板摊位，刚开口，他就凸着蛤蟆眼：“值得这么撞？有啥值钱的？”翻起的乌嘴唇向墙角一翘：“刚才捡破烂的翻半天，气呼呼地丢到垃圾堆里。”我拔腿奔过去，在苍蝇飞舞，馊饭盒、破鞋盒、烂猪肠似的乱包装带堆里，翻半天，看到黑袋子上流着乌水，我“哗！”地打开袋口，掏出弄得乱七八遭的稿子和包装完好的《鲁迅经典》，庆幸我特地选不起眼的旧塑料袋，里面没放钱。

我捏着稿子和《鲁迅经典》，来到地面，一阵风吹来，我才发觉自己满身是汗，褂子贴在身上。我把一捆捆的鞋，往电动车上码，绑，鞋高过头。骑车带着堆成小山的鞋，在人车丛中，扭来扭去，按着喇叭，不时刹得车尖叫，自己和车子、货齐齐地一栽。路过革新里小巷，见包子铺的蒸笼白气腾腾，我时常立在铺子前，几口吃完四个香喷喷的肉包子，一气喝干一杯豆浆，一抹嘴，给妻子带两个包子、一杯豆浆，掏八块钱，继续骑车。两三分钟就解决了午餐。今天太阳还没当顶，我肚子也不大饿，便没停车。

到永外十字路口，红灯亮了，我便扶稳车把，坐在车座上，双腿呈“八”字叉开，脚探着地，喘气，抹流到眼睫毛上的汗。绿灯一亮，我就缩起双脚，踏在电动车踏板上，扭动车把，加速前行。见永定门公园那些起伏的青翠枝叶，觉得是清水潭，我想纵身跳下去畅游。

进前门大街西侧的粮食街，我连忙减速。一间饭店门旁，站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对来往的行人鼓着眼，粗壮的大姆指直立向店里摇着挥舞，哑着喉咙喊：“这是老──北京，百──年老店！正宗老北京炸酱面！”几个顾客向店里走，老人大叫：“三位！里边坐！”对门饭店矮胖的年轻人，挺腰站到路中，脸颈泛着棕色的油光，瞪了老人一眼，随即扭转头，对路人张开厚实的手掌，向店里扇动，和赶鸭子一样，尖着喉咙：“这──才是老店！六必居！”几个客人进店，他拉长声叫：“四位！里边请！”

老人盯着年轻人的后脑勺，暴起喉管的筋：“改革开放──三十年！”行人多停住脚，向老人张望。老人掉着的一脸厚肉和石壁一样，更直立着大姆指，快速地摇着向店里挥动：“改革开放新成果！”又有几个客人笑咧着嘴进店。年轻人从玻璃门旁拿起喇叭，学老人的腔调：“改革开放──”老人瞪眼喘粗气。路过的人望着老人哄笑。

我在人流中背贴紧车上的货，手捉住车龙头，连声叫：“劳驾！劳驾！”弯七拐八往自己的店慢推。前面一个踩麻木的光头小伙子，停在路中望着老人微笑，很像骆驼祥子。我说：“兄弟，让一点。”他连忙对我笑着点头，露出满嘴整齐的白牙：“好咧，大哥！”

还没到店门口，我就大喊：“老婆！喜事！今天有免费的午餐！”妻子来到门口，我凑近她耳边，小声说：“我把张老板混俺的一百块钱，混回啦！”妻子边解绑货的绳子边笑：“应该的！明天还去混他。”“那怎行？今后注意就是。你赶紧上厕所。”妻子一手拎起三捆鞋，往店里晃：“等货弄好再说。”我推开她：“憋成病了。”“知道我憋成病了，为何不早回？”

妻子从厕所回店，拆开李老板娘推销给我的那两套鞋，眼一下瞪圆了：“早说过这鞋不好卖，又进两套！就知道坐小树林！你这傻子，不好卖的都塞给你，你就是被欺负的对象。”妻子蹲在地上，头抵着叠码的鞋，咬着嘴唇，颤抖着喘粗气：“巴掌大的店，这些鞋放哪里？你自已放！”

我搓着手：“明天换。”“天天换！没事吊颈去！”妻子把鞋砸向我，我赶快往门口跑。“哪次换鞋他们不加价？不要你多进货？你每次像贼一样，先把货选好、价讲定，再拿货去换，他们也是划得来才换。”她边说边把鞋往外踢。四散的鞋，在门口街道拥挤的行人脚下，这只被踩瘪，那只被踢远。我低头弯腰在人们的脚下抓抢，大叫：“小心鞋！小心人！”

我勉强把鞋收拾好，放在店门旁。妻子丢出一捆破纸盒，捡破烂的老太太马上奔向纸盒。“连捡破烂，你都不行！”我连忙把纸盒拿来，绑到车后座，额头的汗流到眼上，只得用污黑的手掏出卫生纸擦，叫妻子：“别破片嘴。”妻子更喷沫：“不是我破片嘴，你吃屎屙蛇！你连邻居瘫子都不如，瘫子还有低保吃！”“别乱扯。”“要想头不开花，就赶紧闭嘴！”这时，有顾客进店，妻子立即堆着笑：“要什么鞋？都便宜卖！”我赶紧推车离店。想把早上写的草稿在电脑上誊清，我匆匆骑上车，寻变动的人缝，钻挤着往住房赶。

大栅栏街口的地上，这时已并排立着一些尺多高、黄黑相间的圆筒铁柱，穿灰制服的保安站在那里，不准车过，我便走店北的廊房二条。

整条窄巷躜动的人头之上，挂满红红绿绿变幻的电子招牌：“老北京小吃”、“东北家常菜”、“江南大包子”⋯⋯令人看花了眼。巷口站着个粗辫子的姑娘，穿白短袖褂，四五寸宽的红绸金字“欢迎光临！”的带子，从浑圆的肩头到高耸的乳间，斜披下来，对行人扬着嫩藕样的手，柔软着腔调：“手擀面、牛肉面、米饭炒菜，里边请。”随后的一间饭店门口站着个瘦脸女人，小话筒凑在嘴角，扩音器挂在腰间，对着行人叫得震耳：“秘制炸酱、百年卤煮、正宗爆肚、吃两盘送一盘，店里大空调凉快，楼上单间任您选！”一遍又一遍地喊，见姑娘门口来客了，女人瞪着眼睛叫得更响。后面店门口一个人抛接着大把的小玩意儿：“从古今，到中外，看稀奇，瞧热闹⋯⋯”

这时，我脑里冒出：

在楼促巷窄

人挤车撞

尘扬声噪的城里

我渴念

万里蓝天

无边草地

茫茫森林

⋯⋯

我想赶紧记下来，但周围都是推不开的人，只好回房记。而丈把宽的巷子，还塞着自行车、垃圾桶。我接连按喇叭。前面一个男人嘴角叼着粗长的棕色烟，晃荡金镯子的手牵着卷毛狗，披长发的头左摇右摆，与他身旁的板寸发式的女人和十多岁的少年嘻嘻哈哈。他们四个并排着走，老不让，我便慢骑车，从少年与狗之间挤过，少年向旁边歪了一下。那男人竟追上来卡我的颈，咬牙切齿：“老子要你死！”我扭过头，恨不得揍死他，但觉得不能把事恶化，特别是我脑里正涌动着：

想我前生

可能是

鸟

兔

树

今世误投人

一如误入烟花的浪子

在灯迷酒醉

粉浊脂浓中

糟贱性命

⋯⋯

我感到脑里的字句，像孕妇肚里的胎儿，竭力避免碰撞，只得下车，立住，瞪着他：“并没撞孩子，你问他！”他挥着鸡爪手，破着鸭公嗓子：“死远些！”一见他那呲咧着黄牙的尖嘴、瘦瘪苍白的猴脸，我就恶心，以为转身一走，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这种东西了，想起鲁迅说的，最大的蔑视就是不理，便瞪他一眼，骑车走开。

几年前一个小青年，在我店说把我当过武术教练的小弟“废掉”，小弟却抿着嘴笑，我盛赞他可成大事。而今，我没成大事，却得忍受小人的辱。小弟早说我衣着太不讲究了，别人把我当捡破烂的。

看自己脚上的大头拖：一个顾客说他的大头拖不合脚，在我店买了一双，把他的丢下。我妻子一看，是新的，便拿回房洗一下。我洗澡时穿，觉得合脚，就老穿着。我店堆成山的鞋，这鞋批发只七块钱，而我竟捡别人丢的鞋穿！并穿了两年，底磨薄了还不丢。女儿给我买了新衣裳，我觉旧衣没破，穿习惯了，便舍不得扔。妻子常摆头：“太不注意形象了。”“别人又不认识俺，管穿什么？”⋯⋯我不禁摇头苦笑。

到樱桃斜街，都是低矮的青砖灰瓦老屋，屋旁有树有花。几个男人蹲在树下的石板上走棋，一大圈老的小的伸颈围看，有的赤着膊。几个高鼻子老外，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四合院发亮的铜狮子门环和快模糊的花鸟图案石门墩。坐在花坛边的躺椅上，戴着“治安”红袖章的胖老太太，走到老外跟前，用英语说，名妓赛金花原住这里，大将军蔡锷与美人小凤仙，原住这胡同南边铁树斜街的两层小楼。我想：这胡同西北口的琉璃厂，鲁迅老逛；胡同东北口的杨梅竹斜街，沈从文初到北京时落脚。我的朋友笑过，多少年后，人们会说我在此住过。

我住房院门旁的小屋门口，堆满了白塑钢。门口干净时，那矮小的江西女人坐在低凳上，撑着下巴，长时间盯着面前的地不动。门口堆满白塑钢时，她男人拿着飞转的电锯，一天到晚“刺──剌──”，刺得耳朵发痛。院内北京大爷一见那男人拎起电锯，就进房，关严门，对大妈说：“又闹腾起来了！”

我进小厨房，捏铁锅铲刮高压锅里的粥。大妈在她家说：“什么声儿？”我立即换塑料饭瓢，轻轻地慢慢地刮，尽量不出声。这时，手机响了，是《首都文学》编辑部的青老师打的。她说我的《人间记忆》写的是真情实感，准备送审。我连忙说：“先改好。”她说：“我已修改。”“我看看，力争再改好些。”“那你来拿去？”“我想请您到餐馆坐坐，听听您的修改意见。”“你到我单位食堂来吃吧！”“我不习惯与好多人在一块儿。”“没事儿，用我的饭卡，方便。内部食堂也比外面干净。”

我赶快热好粥，买两个肉包子，送到店，催妻子上厕所，旋即回房刮胡子，刷牙，洗澡，连鼻孔都洗干净，穿上女儿早给我买了，我特地留着没穿过的崭新平展的深蓝长裤、黑色无领短袖衫，穿上干净鞋袜。想到母亲每次去庙里之前，总要洗澡换干净衣服，我眼前跳出一个词：“沫浴斋戒”。

我把电动车擦干净，轻跨上车，抬头挺身，风掀起短袖衫两旁，呼呼地扇着，我似乎长了翅膀，飞向上帝的宫殿。

编辑部大楼门前的花坛中，微风里轻摇的朵朵花儿，蓬松地开着，有的鲜红，有的洁白，仿佛仙女们的笑脸。我浑身上下拍打几下，脚步轻快地进门。穿深蓝制服的门卫笔挺地站着：“先生，您找谁？”我微笑着说：“青玉老师。”他打电话后，向一旁电梯拱手：“请上八楼。”

透过楼上的窗玻璃，看地面的车像儿童玩具，蓝盈盈的空中飘浮着棉花似的云朵，俨然伸手可摘，我确信自己来到了天堂。

到挂着金底红字牌子的编辑室门口，见青老师在洁白的薄板隔成的方正空间内，看电脑上的文字，电脑旁的稿子堆得高过头，我压低声：“青老师！”她抬起白胖的脸，黑亮的大眼眯着笑：“毛鸿鹰来了？你先与晁老师打个招呼。”

我到主编办公室敲门，房里传出洪亮的声音：“请进！”我推开门，晁老师在电脑前扭过头，显出宽阔饱满的前额：“啊，毛鸿鹰，请坐。”他边说边倒一杯茶给我：“最近写什么了吗？”“写了些过去的生活片段，还没写好。”“你应该把你在北京开店的生活写出来。北京人口2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了700万。很多人关注外来人的生活。”十多年前，他就教我：“别人写的，多是跨国大公司的生意，你把你开小店的生活写出来，很有普遍性。”

一会儿，大家都从各室出来，拿着饭卡，走向餐厅。非常自然的，晁老师带头走，其它人跟在后面，青老师叫我跟着她。到餐厅，晁老师轻快地晃动着手，连刷两下，扭过头来，扬着卡，红润的面孔微笑着，嗓音宽厚：“毛鸿鹰，你别再刷了！”青老师柔着腔：“嗯。”

我照青老师的样子，一手拿起筷子，一手拿起布着大小方格的大盘子。看到前面的人们，沿一溜摆满各种饭菜的长台走过去，随意夹，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喜宴，每种菜都是仙菜。而我满脑是晁老师轻快地晃着手，一下接一下刷卡的情景，完全不知夹什么菜，伸出筷子也夹不住，青老师连忙帮我夹。我的脚也走不稳，跟在我后面的人便往我前面走。青老师望着我，大声地叫：“毛鸿鹰，跟上我！”我脑里浮现小时跟母亲上街，在拥挤的人丛中，母亲大叫：“鸿儿，跟上我！”

青老师走到晁老师的餐桌前，转头望我一眼说：“我们旁边去吃，免得不自然。”我似乎丧失了味觉，什么夹进嘴里都木木的。

吃完，我跟青老师进小客厅。她掏出我的稿子，拿笔边改边说：“删去不影响表达的，尽量删去。”她还教我：“你现在前门开鞋店的生活，一定新鲜多彩，你得写。再则，别人一见作品中的北京地名，眼都亮了。”一会儿，晁老师来，又教我多写，写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全身心都装满了，往外溢，便对他们笑着说：“您们都很忙，耽误您们了！”晁老师微笑着与我握手：“我们期待着你的好作品。”我扭身退着走，青老师白里透红的圆脸微笑着，乌黑的大眼亮晶晶的：“你知道怎么下楼吗？”我连连点头。

见大厅正墙耸立着闪耀金光的老舍塑像，我走近像前，双脚并齐，深深地躹躬。

来到大楼门口的花坛，树上红绿羽毛发亮的鸟儿，对我“枝儿枝儿”地叫，我不禁对它照小时玩惯的样子，捏着下唇向外拉，上唇嘬着，猛地一吸，发出清脆的：“枝儿──”

骑车离开大楼，我仰望耸立在楼顶蓝天白云中的“首都文学”四个红色大字，觉得天上出了四个太阳。

我回到房里，畅快地写日记。手机响了，传来老家高老师的声音：“鸿鹰呵，我在大栅栏。”

我骑电动车，一路按喇叭，不时捏刹，歪歪扭扭冲到高悬的“北京大栅栏”牌下，欣喜地叫：“高老师！”他盯着我的头看了看：“你怎么秃了顶？真是‘毛老头儿’？”

我一手推车，一手摸头：“去年有人借361公司打假为名，抓住我在批发市场进回的一双仿361的鞋，与法官合伙，敲去我两万元。邻店女人被敲时拖儿带女哭求，少敲五千。我对他们不可能有半句好话，搞不过就硬出钱。工商没收了所有仿冒的鞋，还要我们每间门店交五千元，否则重罚你仿冒。我们交了五千，工商说过几天给我们发票，却一直不给。”

高老师与我并肩向我住房走：“北京也这样？”“哪里都有人打着光亮的招牌，干阴暗的事。我焦头烂额，犯了痔疮，开刀花了六七千，还有别的杂七杂八开销，去年白忙一年。”“治个痔疮，要这么多钱？”“有人花一万多呢。”

我带高老师进院门，指着砖墙塌陷、门板歪裂的房子：“这是我租的住房。两间带厨房二十多平米，每月一千块钱，在前门算便宜。”高老师红紫着脸，一跨入门槛，就粗起嗓子：“毛鸿鹰，你习惯住贫民窟！”我感到突然被猛火烫了，浑身发热，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咬牙低头不吭声。因为刚才下了两滴雨，洗了的衣服都晾在屋里，雨没下透，天还闷热，屋里有霉烂气味，湿衣服碰在头脸上，我更喘不过气来，便和高老师出去。

在胡同，高老师缓缓地迈着步子，挥着手，腔调低沉：“我初次见你时，你刚高中毕业，一头粗硬的短发，刷子似的。一眨眼，老了。你多年开店，几次也赚了钱，只要继续干下去，就发大财。可你总是急于回家看书写作，把正火红的店给别人。没饭吃了，才重新开店。至今落得个为活命而拚命。”

高老师的脚步越来越缓慢，腔调越来越低沉：“你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你那是关注灵魂的纯文学，而当今只写脐下三寸来钱⋯⋯”高老师哽咽起来，移步到路边，背对我，掏出纸巾擦眼。我抿着嘴，呆呆地望着他耸动的肩膀，感到尖刀在心上绞。

我带高老师去我店，对他说，我店不足二十平米，奥运之前，月租金七千，现在涨到一万七。而迎奥运时，好多房子拆了，住户搬走了。前门大街也由通车改为步行商业街，把游客都吸去了。冬天游客少，卖货的人比买货的多，常常开不了张，亏得青痛。但冬天如不保住门面，春天又难租到。每年春天，全国各地，甚至外国人，成群的来北京，找门面。明知租金高，但找不到便宜的，特别是没几间空门面，便以为值这么多钱，只得硬着头皮租。不少人亏本，一两个月，就撑不住。刚装修好，就转让。

我俩走近店，见一大群浑身沾着灰土的人挤在门口，一个弯腰缩头，向店里瞅半天，才呑呑吐吐地说：“老板，有结实的、难看的、处理的鞋么？”我说：“有黄球鞋，十五元一双。”“找一双44码的看看。”我在一堆鞋中翻一晌，才找出来。另几个人说我穿43的，我穿42的。他们就近的，有的低头翻找。凑不到近前的，在人丛外昂着头叫：“给我找一双41的！”两个姑娘站在门口向里张望，我妻子喊：“你们不要堵着门，让别的顾客进来。”他们有的蹲着翻找，有的弯腰试穿，有的伸头观望。两个姑娘转身走了。

他们拿着鞋左看右瞄，里瞅外瞧，正扭反拧，弄成麻花。一个人说：“能贱点么？”我说：“最少十二元。”他丢下鞋，昂着头，倒剪着手：“走，换一家看看！货比三家！”那群人也 “啪！啪！”地丢下鞋，随着离开，有的说：“八块钱就来一双。”随手把鞋丢在门外的路边。我妻子说：“看看你们把鞋弄得乱七八遭。”那昂头的人说：“买鞋还不准人看？买根针也要看个鼻。”

妻子埋头收拾鞋：“一大群呼啦啦的，弄半天，搞一大摊，搞个空的，反而弄得能挣到钱的生意没作成。叫你别进民工鞋，怎么样？店租金还没搞出来。会做生意的，不做穷人的生意⋯⋯”一抬头，发觉高老师站在一旁，她便微笑着叫高老师进店坐，对高老师说：“黄球鞋八元进的，他们只出八元，最多十元，除运费，还是杨白劳。”妻子捡起门外的一双鞋：“如果偷一双去，就亏了。”

一个满面红光的胖老太太进店：“有跳舞穿的软底轻便白布鞋么？”我妻子说：“没有。”老太太拿起一双黑布鞋：“这双多少钱？”“三十五。”“能便宜么？”“最少三十。”“再不能便宜？”“二十九。大妈穿这鞋，长长久久。”“我过两天买，今天是遛弯儿。”老太太出门后，我妻子说：“她是来消食的。”

再来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拿起一双平跟鞋：“这鞋现在流行。”妻子笑着说：“对，全国人民都穿这老北京布鞋。”“多少钱？”“四十元。”“这鞋在我老家只二十元，你却要四十。”“质量不一样。”“一模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这里是首都北京，有毛主席，有天安门，你老家有么？你老家住房花钱吗？吃饭花钱吗？这鞋在内联升还要八十呢。”女人拿着鞋看：“有没有毛病？”“没别的毛病，只便宜的毛病。”女人的脚伸进鞋：“不舒服。”妻子说：“新鞋新感觉。”“这搞不好是一锤子买卖，还没登上长城，鞋就坏了。”“如果这样，我店早就关门了。”

“城管的来了！”门旁卖小玩意的姑娘突然大叫。我妻子一个箭步冲到门口，把鞋往店里飞快地手拉脚拨，我和高老师也抢着往店里丢鞋。眨眼间门口就秋风扫落叶一样干净，而店里就像地震了，乱七八糟。等城管的小敞车开走了，妻子又一双双地往门口摆鞋。

那女人说：“你这碗饭也难吃。”妻子说：“是啊，特别是房租太贵了。”“刚才这鞋二十五卖给我算了。”“亏本不能卖。”“薄利多销。卖的是钱，摆的是货。”

一个牛高马大的老外低头弯腰进门，妻子快步离开这女人，赶紧对老外笑着说：“哈啰！芦克芦克树士。”老外指着自己的眼：“哎，芦克芦克。”妻子看一眼老外的脚，抓起我店最大的48码旅游鞋：“有踹。”老外穿上鞋，身子摇晃着，脚尖一点一点地走几步：“土斯模。”

妻子拍着凳子：“洗当，洗当。”随即拿一双旅游鞋，塞到老外手上：“么慢么慢。”飞快地拎起老外脱下的这双48码新鞋，三步并作两步跨到店后角落，背对老外，手向外一闪抽出鞋垫，向内一闪贴上早预备的49码鞋号，拿竹鞋扒往鞋里使劲捅几下，两手捉住鞋跟和鞋尖，反掰成弓形，连掰几下，转身给老外：“比格儿，比格儿，有踹。”

老外看到“49”，点一下头，穿上这鞋，在店里来回走动，踩一踩，闪一闪，随后挥手扭腰跳起舞来。我们不禁哈哈大笑。妻子伸出大姆指：“标得孚！”老外点头微笑：“OK！好麻奇？”妻子拿出计算器，按380元。老外低头一看，随即摇头：“挪，马义！”妻子按300，老外还摇头：“挪，马义。”妻子把计算器给老外，老外按50。妻子立即：“挪！挪！挪！”她指着老外脚上这新旅游鞋，拉起自己手背上的皮：“乃得儿，乃得儿！”在计算器上按出120：“OK！”老外按100：“OK！”掏出一张大票子。妻子点头，接过票子。

妻子对老外挥手：“古得拜！”老外边往外走边微笑：“再见！”高老师笑着说：“没料到，你还有这一手！”妻子边整理鞋边说：“跟别人学的。卖鞋这么多年，只学一点老套话。现今老外也学精了，还价比我们中国人还狠。”

妻子掏出手机：“快五点了。”我请高老师去餐馆吃饭。他说现得去北大女婿家，我便送他去珠宝市北口，天安门广场南边搭车。高老师边走边对我说：“你已年到半百，应注重生活的质量。边挣钱，边写作，边享受。住房租好点，伙食搞好点，注意保护身体。路遥如保护身体，该写多少好作品。”我心里暖融融的，点着头：“您明天来，多住几天，我好好听您说。”

有我垸稻场几百个宽的广场上，年复一年，天天从早到晚，涌动着各种肤色的人。望着西下的夕阳照着人丛中，高老师有些臃肿弯曲的背影，我想起在故乡姐姐家住的老母，掏出北京一卡通，就路旁的电话亭，给老母打电话。

老母教我好好开店，别与妻子吵嘴，别老看书写稿伤了身体。我笑着说：“我又有文章会发表。”老母拖长语气：“写文章，要能挣几十万，百把万，能买房，有好工作就好！”从没说过半句假话的我，突然嘴角一翘，笑着说：“等我写好了，写几个字就有好多钱，还能当大官，国家奖大幢的楼房，不带钱就能走遍天下。全世界每年给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奖一千多万块钱。全世界人买他的书，钱多得数不清。我今后如得了，就买架直升飞机，接你到北京来享福！”老母立即大笑：“那好，我把电话给你姐，你叫她跟我去北京享福！”我一下子僵住了！张着嘴哈气，一晌才勉强说：“今后再说。”

我低头回房，小儿举着老师发给他的奖章，说老师表扬他有进步。我拍着他毛绒绒的头：“帅小儿不错！给爸爸争光了！”昨天老师叫我去炭儿胡同小学办公室，带数学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英语老师，围成孤形站在我面前，说小儿贪玩，各科作业都没做完，叫我一定得协助他们监督孩子做作业，使孩子成才。路过的一位老师说我是作家，上了《北京日报》。语文老师立即板着脸：“那你更该管好孩子！是你重要，还是孩子重要？不管孩子是失职！”我摸着发烫的脸：“我是没管孩子的学习，今后得管。”班主任笑着说：“你得教孩子写好作文！”我连连点头：“是！是！”尽管他们有的眼里布满红网，有的头上沾有白粉笔灰，有的身子瘦弱，但我觉得老师们都高大。

女儿和大儿原就读的广安中学的老师们，也老谈怎么教育好孩子，我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希望。只因我不是北京户口，女儿原考上北京十一中，我交六万多块钱的借读费。她读两年，为高考只得回老家读高中。在北京当班长的女儿，回全国高考尖子黄冈，交两万多块钱插班，在班上倒数第几名，勉强考个大专，现在中关村当网络编辑，两千块钱一个月。而比她成绩差的北京同学，进了北大，现今月工资过万。女儿回老家读书时，为照护她，我们全家只好回去，她高考完了，我们又来北京。大儿跟着跑来转去，耽误了学习，重复地读初中。大儿读了半年中专，打了几个月工，说没文凭找不到好工作，又得回老家读高中。而他小时的同学，快大学毕业了。

我无能，误了孩子们，一想就心绞。稍可宽慰的是，我一直把孩子们带在身边，注重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身心都健康。我低头默想，给小儿炒了碗蛋饭，再把冰箱里几个小半碗剩饭菜，倒在一个大碗里，放进微波炉热了，送到店里，与妻子共吃。

妻子做完生意，来吃饭，饭快冷了。刚吃两口，有顾客进门，她立即丢下碗筷。打发了顾客，再端起碗，饭菜都冷硬了。再来顾客，嘴里的饭菜没咽下，又对顾客介绍起生意。

店里一时挤满了人，有的试鞋，脚臭得人作呕。我站到门边，望着店里。顾客们都走了，店里气味还难闻。妻子拿着账本，嘟着嘴：“快十点了，店租金还差二十元。从清早忙到现在，劳十四五个小时，自己的碗里还没一粒米，住房钱还没捞一分。”

我感到憋闷，站到门外。门外还是黑了头的人，我只得向天上望，长长地吁气，突然脑中闪现：

我在北方

面向南方

仰望天上的月亮

在这深冬

寒冷的街巷

我的眼只盯月亮

我的心只在南方

我的身却在陌生人挤撞的

冬夜的街巷

我随即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和笔记下来。

“发什么呆？呆得出钱么？”我扭头一望，店里没顾客，妻子在看《索尔仁尼琴选集》。我拿着小本子，笑咧着嘴，走到她身旁坐下。她盯着《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说：“舒霍夫没关禁闭，还多弄了碗粥喝，没生病，挺过来了，觉得幸福。他确实比我们幸福，起码，他不用时刻愁急交不起租金。索尔仁尼琴是为了整个囯家去坐牢，而你仅仅为填肚子，比坐牢还难过。”我把翻开的小本子放到《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上。她扫一眼：“有点味儿，但空洞，应写出想故乡的具体内容。”“对！”我的脑中立即跃出：

我站在北方窄长的瓦巷

面向渺茫的南方

摸着杂乱的胡茬

仰望青色锯条样的天上

破洞似的月亮

乌云拂动的月亮

像我流过汗正被荒草掩没的田地

月中的嫦娥

如我滴过泪已与人生子的姑娘

月亮上闪现

萍浮的亲戚朋友

沙散的兄弟姐妹

歪裂的教室里含泪北望的儿女

塌陷的坟内一把灰的爹

依在别人门旁缺牙的娘

我的眼只盯月亮

我的心只往南方

我的身陷在陌生人挤撞的深巷

寒风冰碴一样

砸向我颧骨高耸的脸庞

妻子看了，点着头：“还行。只是如拿去发表，编辑会嫌太低沉。”我脱口而出：

我的脑海冉冉东升

春天滚圆火红的太阳

妻子眼发亮地盯着我：“行！题目就起《我在冬夜的北方》。”

我挥手大叫：“好！大师就在我身边！感谢上帝赐我贤妻良师！”我伸手去拥抱妻子，她拿书挡着：“洗拖把去。”

我拖完地十一点了：“关门。”妻子说：“别人关门，是赚了钱。你赚了钱么？”这时，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人，拉着一个苗条的少女进店，肥大的屁股往凳子上一歪，嘶哑着嗓门：“来一双真皮的！”他那几绺湿湿的头发，从四周往上梳着，也没盖住光光的头顶。我妻子指点着架上的鞋：“这鞋一百元，那鞋一百二。”他瞟了一眼，架起二郎腿，翘着的脚一摇一晃的：“我这鞋，你猜多少？”“猜不着。”他眼向上望：“猜不着吧？一万六千八，一路发！在美国华盛顿买的！”

我连忙推开妻子：“啊，原来是闯荡世界的大老总！俺这里没这么好的鞋。”我从盒里翻出一双进价六十元的闪亮的尖头白皮鞋：“这双适当好点儿，只一千二百块钱，大老总凑合着穿。”他穿上白皮鞋：“拿镜子来照照。”我妻子指着少女：“她就是你的镜子。”他眯眼望少女：“怎么样？”少女眨着小排刷样睫毛的眼：“还行。”他胖而短的手一挥：“干脆：八百八，连连发！”我一拍手：“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大老总爽快！”他又眯眼望少女：“我还得请示领导，领导不批，买不成。”少女启开红得发亮的薄唇笑：“你看中了就买呗！”“好，成交！”他短胖的手揽着少女细长的腰，出店。我妻子笑着记账：“破天荒地搞了个圆满的结局。”

我们把门口的鞋搬进店里，店里都塞满了，插不进脚。

我和妻子往住房走，妻子的脸上汗津津的。珠宝市不少店关了门，街道比较暗，我让妻子走在前面：“你在我眼前，你在我心中。”“别酸溜溜的。”

大栅栏街边成排的黑色铁柱上挂着圆白灯，散着轻柔的光。行人稀稀落落，街道显得宽阔。同仁堂医馆门前，已有人拿纸板垫在地上，坐着排队挂专家号。有人站在狗不理店门口的慈禧太后伸着两根长指拿包子的塑像前留影。大栅栏西街街边摆了烤羊肉串的、炸臭豆腐的，街上飘荡着的青烟中，夹杂着浓烈的肉香和辣椒气味。一家店面走廊立柱，是水泥做的，刷上漆，装成老树干的样子，上面还有鸟窝。走廊一端，两个黄发男女，互牵着双手，扭动着腰，伴着“嘣嘣嚓”的音乐，拉来扯去。另一端，一个肥胖的罗汉样的老外，仰在躺椅上，翘脚架手，身边玻璃圆茶几上一杯茶。我想起前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老外在街边弄得中国小女孩哭喊救命，几个中国青年把这老外打得昏倒在地。

一进樱桃斜街，就见低矮的青砖灰瓦房子那耸立着兽头的屋脊上，悬着明净的月亮。狭窄曲折的胡同内，树叶花朵在“沙沙”摆动，散发阵阵清凉的幽香。我长长地吸一口气，似乎回到了梦中的故乡，仿佛我前世和小伙伴在这里玩耍。

回到房里，我一开电脑，屏幕上就布满：某高官有情妇几百，某富商包养女大学生、空姐几十，某老师糟贱女生无数，山村老头把七八岁的女孩糟踏了丢进井里，捡破烂的把两岁女婴鼻子压歪。民工进“十元店”，四层楼都排满了。小姐要他们戴套，他们说戴套是穿袜洗脚，减钱。小姐多是乡村妇女，只得让他们不戴套。还有搞猪狗的⋯⋯这些帖子一出来，点击量就很多万。而老家文友咂着嘴：“《卖鞋人的文学梦》在《北京日报》头版发了，人民网、新华网、中国作家网等都转了。”但没多少人看，有的甚至“点击量：0”。

《北京日报》记者几天前对我说，习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我是劳动大众中非常典型的人。我笑：莫言已获诺贝尔奖了，我还只是梦。她说我获了老舍文学奖，也难得。妻子撇着嘴：“五十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黄土埋齐颈了，文学还是梦。”

我点开邮件，见“只有到今天，看了你的《望星空》，我才知道一个心高气傲的男人的内心。自从认识你的那天起，我就认定你是我心中永远的风景，一直在敬佩你⋯⋯‘走过太多的风和雨，只求与你心相通⋯⋯’”想到前天，我正写：

今生

我俩不能相见

只求我速死

你到坟前看我

⋯⋯

妻子见了，脸色发白，一把抓起稿子，“啪！”地摔到地上，尖着腔：“死去吧！我弄些药放在菜里，我和儿女们都吃，只留你活在世上！”我浑身一抖，打了个寒颤。

想到我改写的一首诗：“过了爱的季节／不谈爱／不谈思念／只道永别”，我立即删除与鲁晨星互发的邮件、她替我开的“三工鸟”QQ号等，消除一切痕迹。我掏出小笔记本，涂划她的手机号码。一个字一个字地涂，涂得一塌糊涂。

从来记不住任何手机号的我，正长吁一口气，一口气没吁完，我的眼前，却炮弹出炮口一样，清清楚楚地射出一个接一个的数字，顶天立地的巨人似的，蹦上跳下，挤来撞去，使我喉管发紧，气呼不出，吸不进。我睁大眼，盯着这些数字──它们合起来，竟是鲁晨星的手机号！我只好把它们，按顺序，一个不漏地写在纸上，呼吸才通畅。

这时，院内东边小房的人在说话。这小房只放一张床就占了大半，来了客人，主人便靠在门框边，客人站在门口。已深夜十二点多了，东北乡下腔特别响，把我女儿吵醒了。她大叫：“说话声放小点！”而他们还在粗着嗓子。我不得不出去，走到他们跟前：“你们说话小点声，吵醒孩子了。”靠在门框旁粗壮的东北大汉，布满红网的眼斜我一下。大汉背后的床边，坐着一个女人，双手捂着脸，大滴的泪水，从指隙间往外冒，细碎的抽泣声，从咬着的牙缝里喷出。

两个男人叽咕了一会儿，又敞开喉咙。北京大爷喊：“你们注意点，院里住了学生，明天得上学。你们要不进房，关上门，要不到院外去说。”站在门口的人干硬地笑着腔：“大爷，我亲戚喝酒了。”一会儿，他们就出去。房门关严了，没听到哭声。

我提着垃圾桶，到院外西南角的大垃圾箱倒。旁边北京最短的小扁担胡同内，每夜十二点左右，总有几个中学生样的年轻女性，靠墙站着，低头弄手机。有时夹杂一两个小伙子。个个显得标致。我边倒垃圾边瞥一眼，就回房。

我轻轻铺好地铺，躺了一会儿，听到孩子们呼吸均匀，我身上有些发热，爬起来，向妻子伸手。妻子小声说：“别把孩子弄醒了。”我便转身。

厨房水池下的洞口，泛出臭烘烘的气味，似乎地狱的气息。我打开房门，站在门口，咳了一下。随即听到大妈低声说：“这是在房门口咳嗽。”我连忙回房，插上门。

我揭起窗帘，脸贴在凉硬的玻璃上，看到月亮快圆了。白净的月光，透过邻院“沙沙”摇曳的树叶缝隙，在我的窗玻璃上筛动。窗口飘进几丝清凉，我不觉闭眼慢吸，仿佛看到这月光，正在我老家的窗玻璃上，像银子，明晃晃的。我想和鸟儿一样飞回家，张开双臂，感到被什么缠住了，睁开眼，窗帘挡着我的手。

我长吁一口气，轻轻走到地铺，仰面躺下，平伸双手，张开两腿，又在地上制造“大”字。胡同路灯昏黄的光，斜射到顶棚上，顶棚似乎又凸突了些。我看着这手指宽的裂缝，想到妻侄说在电视上见天安门金壁辉煌，而我这房比老家的厕所都破旧。妻子梦见我们全家住在地下大粪窖里，四面墙壁都是粪，房地也是粪。门是几块歪裂的烂木板胡乱钉成的。下很多级残缺松动的台阶，才到粪窖。

前些时下大雨，这房顶所有地方都漏，简直是四十八个天井。我把澡盆、脸盆、水桶都拿来，摆在柜头、床上、地上，高高低低都“叮咚叮咚”，确像阎王举行庆功会。盆桶不够，一会儿房地上的水就齐小腿深，床底的鞋，船一样浮起，自在航行。这北京的窄小四合院内，围成死圈，水冲来撞去，越来越高。妻子骂我：劳苦一生，受辱一生。在城里混二三十年，买不起一块瓦；身为农民，没半分田地。活着把肉体寄存在别人家，死了连葬的地方都没有⋯⋯

渐渐的，我感到倒在地上的“大”字直立起来，一点一点向上升，升到顶棚裂缝处，一抖，穿过房顶，看到千百年后，浩瀚的宇宙中，一颗璀璨的星星“嘁”地一炸，白莲盛开一样，迸出一群星星。这些白亮的星星，一眨一耀的，耀成娟秀的字，在蓝晶晶的天幕上闪射：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故

破天穿地不消恨

只图与君伴

我正想一颗星一颗星地品味，突然感到什么东西撞在脸上，飞溅开来，冰冷透湿──上帝流泪了？我抹在手掌上：黑呼呼的。这时，又一大滴在我脸上撞碎。我使劲一盯：孕了百多年的肚子的裂缝，正往外冒污水！我这才听到“啪叭”的雨声，看到斜射的雨丝在旁边小屋顶上击出雨雾，我“嘣！”地弹跳起来！

2012年夏

       写于北京前门

2013年夏